提到中日关系，相信很多人首先想起来的就是日本侵华战争，稍微有点历史功底的大概会提一下遣唐使、留学生和留学僧们，知道晁衡、鉴真和空海，除此之外呢？对中日关系的印象恐怕多半是空白的。
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的著名中国史学者藤家礼之助先生，从中国史书中有关日本的记载开始，按时代和标志性事件或者人物，全面介绍了中日两千年交流发展的诸多事件，将中日互动中的交流、融合、动荡以及相互学习都整理呈现在《中日交流两千年》这本薄薄的书页之中，一本小书把中日两千年的互动交流史都串联起来。
这本书并没有把两千年来的有关史实事无巨细的罗列堆砌，而是把握主要线索，结合每个时期两国发展的具体情况来考察当时中日交往的状态，（写到这里突然自惭形秽，想起自己写字经常主次不分，还总犯罗列堆砌的毛病。）脉络极其清晰，史料详实，是了解东亚史不可多得的一本好书。
这本书对中日关系的评价十分客观，没有因为作者是日本人就对日本有诸多回护避讳。作者坦承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是中日交流史上最糟糕的时段，还介绍了那时因反对战争而被日本报纸恶毒谩骂的长谷川照子，让我们知道不管多黑暗的时刻，都有良心之光的存在。
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同文同种的国家，虽然在近百年中有过对立、侵略和反抗，但并不足以掩盖过去长达两千年友好往来的历史。
在过去的漫长时光里，可以说中国一直都是东亚的代表，接受周边国家的仰慕和学习以及朝贡，日本就是诸多国家中的一员，从西汉开始，就在向中华文化圈努力靠拢。
当中国汉朝统治朝鲜半岛的时代，日本才从长期、缓慢发展的绳文文化中摆脱出来，向出现金属器和水稻耕作的弥生文化转变，《汉书·地理志》就记载了日本分为百余个村落国家。
这些村落国家中一部分比较强大的、对外部向往的国家，不知道是用组团还是单独的方式，千里迢迢派使者到现在朝鲜平壤附近的乐浪郡太守那里，去进献方物，换取中国赐予的珍贵而稀奇的物品，然后满腔热情的回到日本。
在当时，中国的汉朝就像是朝气蓬勃的青年，神采奕奕的犹如旭日东升；日本那些小国家就是蹒跚学步的孩童，一脸钦慕崇敬的、跨越大海、借着进贡的方式来和中国进行经济交流，吸收先进国家的文化，再消化融汇成自己特有的文化。
到了中国东汉时期，日本遣使的对象就不是乐浪郡太守那样的边境机构，而是住在皇城中的中国皇帝。中国皇帝刘秀授予倭奴国一枚“汉委奴国王”金印，正式把来朝贡的日本奴国纳入中国的册封体制中。
对东汉朝廷来讲，奴国只是中华体系依附者的锦上添花，但对于奴国来说，却极具政治性，甚至超越了吸取文化或者经济交流的地步，因为中国皇帝对他的承认，无疑是对他在日本诸国地位中的肯定。
能够有这种果断的眼光，并不惜一切代价冒险航行朝贡中国，这也说明日本已经出现能够带领国民，走向微弱统一趋势的强硬领袖。到三世纪时，日本以邪马台国为中心就已经形成十分集中的联合体，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具备了统一的国家职能。
很明显，邪马台国的女王就是日本松散联合体国家的盟主，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邪马台国抢先对朝鲜半岛建立割据势力的公孙氏采取从属的姿态，并在公孙氏被消灭后迅速向新生的魏国遣派使者请求进贡，女王卑弥呼被魏明帝任命为亲魏倭王，并授予金印紫绶。
进入中国核心国家的册封体制，对提高卑弥呼在各国联合体的权威无疑是极为有效的，扯起大旗作虎皮嘛！甚至于，女王可能在朝鲜半岛南部也有经济据点，所获得的一切无疑是要借助于中国皇帝的权威和中国在东亚的威信。
随后，中国进入黑暗的五胡混乱时期，日本也进入激烈的内战，既而诞生了以大和朝廷为中心的集权国家，中日交流史出现长达147年的空白期。
根据史料和出土*物文**的相互佐证，在四世纪末，日本就在朝鲜半岛就实施了相当激烈的军事介入，企图进占朝鲜半岛或者半岛的一部分。作为近邻，日本只要想对外，朝鲜半岛就首当其冲。
为了维护日本在朝鲜半岛南部的经济权益，加大与*句丽高**较量的筹码，日本不但和百济联盟，到五世纪还极力开展对中国的外交。
倭五王连续派遣使者跨越万里海洋向中国南朝朝贡，并接受中国南朝对国王的除授，从安东将军、倭国王，到安东将军、倭国王、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再到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七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
不要认为这些没有意义，倭五王冒着风险、花费巨大经费精力的殷勤进贡，就是要从当时做为东亚世界坐标轴的中国秩序中获得权威认证，他的目的就是确保在朝鲜半岛的势力范围及扩张政策得到实施。
当然，新罗和百济并不见得就真的对日本俯首称臣，日本也并没有真的获得对朝鲜半岛南部的统治权，但是，他通过中国南朝的认证，获得形式上的承认，足以让日本挟“形式”以令诸侯。
时间来到了中国隋朝，壮年时期的中国和生机勃勃的日本，因为国书事件发生小纠葛，“其国书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随后又有“东天皇敬问西天皇”的称呼，都引起隋炀帝的不高兴。
对于国书事件的解读无非两种，其一是认为词句有藐视中国的意思，因此激怒隋炀帝；其二则认为或许日本是企图站在对等的立场上同先进的中国对话，这自然引起具有中华意识的皇帝的不悦。
其实，个人觉得，或许有那种可能，日本居然不逊的自称天子，妄图和中国皇帝站在同一位置的原因，正说明了日本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所致，为什么这样说呢？
让我们把目光倒回南北朝时代，倭五王曾多次向南朝遣使进贡，却从没有向北朝派遣使者，虽然从交通便利性来说，日本与北朝通行更容易，但翻遍和北朝有关的史书，都找不到北朝和日本交流的资料。
而同样接受南朝册封的*句丽高**和百济，都是脚踩两只船，不仅和北朝联系紧密，还频繁向南朝派遣使节，政治态度是灵活又现实。
日本却相反，完全无视北朝，即便跨越万里，也只和南朝通好，这很可能就是源自日本对中国文化圈的仰慕敬仰，认为南朝继承了汉魏晋，代表了中国唯一的正朔。所以，才对脱胎自北朝的隋朝缺乏崇敬心理，居然把自己放在和中国对等的地位，从此可见日本的正统思想有多顽固。（关于日本国书事件日本态度的原因纯属个人借助藤家礼之助先生思维的yy式扩散。）
不能否认，日本人有善于学习和识时务的特点，看到统一南北、建立中央集权体制的隋朝，日本酷爱学习、崇拜强者的天性再次泛滥，积极派遣留学生，去吸取学习隋朝的先进典章制度以及中国佛法，成为大化革新后日本国家建设的重要参考。
在中日交流史中占据最重要篇章的，就是遣唐使，而遣唐使正是遣隋使的延续，日本正式派遣的遣唐使前后达13次，主要目的还是学习中国的典章制度和佛法。
而正是由于中国唐朝的强大，才斩断了日本伸向朝鲜半岛的爪子，迫使他从根本上修正对朝鲜半岛的政策，并更加满腔热忱的学习唐朝的中国文化，也让繁荣的奈良文化走向成熟。
直到八世纪中叶，日本才对遣唐使失去积极性和热情，那是因为日本已经充分学习到唐朝文化的精髓，并在自己的国家积存相当不错的学术业绩，当然，也有与大唐的衰落、盗贼太多以及花费过于庞大、平安贵族的消极思想等诸多关系。
唐朝是中日交流史上的黄金时代，出现太多耀眼的光芒，有留唐53年险些命丧大海的晁衡（阿倍仲麻吕），有历经磨难还被卷入会昌废佛事件辗转回国的第三代天台座主圆仁，有入唐40年把日语都忘记回国遇难溺亡的圆载，更有六次东渡、失明也不放弃、给日本佛教界带来巨大影响的鉴真，那真是个令人心潮澎湃黄金时代啊！
日本停止派遣遣唐使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随着官方遣使的没落，民间私人商船的往来在九世纪中叶迅速兴起，从唐船首次到达日本至唐末的半个多世纪中，唐船到达日本的次数远远超过二十次，一直到五代北宋，都有私船往来。
此时的日本，认为自己已经吸收并掌握先进而优秀的中国文化（唐文化），因此，对中国的外交态度上变得消极，甚至没有赵官家的积极性高。
而赵官家则急需恢复大唐王朝在东亚的声威，所以才积极的和日本交流。日本消极的对外政策是因为他们的锁国方针，但并不能阻拦日本人民对中国文化的继续憧憬和向往，宋日之间的贸易逐渐频繁起来。到了南宋时代，日本学习了宋船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也不再像遣唐使那样频频遇难，是故他们的商船日益增多。
这时候，宋日之间的交流更多在于佛法上，入宋僧并不比入唐僧少，宋朝的禅宗在日本备受瞩目，除了宗教方面，喝茶的风俗、中国的纺织技术都随着入宋僧进入日本。
因为日本的正统王朝价值观，日本对中国的汉王朝有明显的亲近感，对汉族一方的仇敌——夷狄们是反感的，所以，在南北朝时代只遣使进贡南朝，在宋金对峙时，也从不和当时东亚霸主金国交流。
等蒙古来袭的时代，或许是北条时宗夜郎自大式的无知，对外国事务的意识过于淡泊，也或许是日本人不了解蒙古人的凶名，但更可能是因为日本的正统观念、潜意识对汉王朝的亲近感，才促使北条时宗从一开始，对蒙古的态度就是拒绝的，最终引发蒙古人的两次远征。
当文永、弘安之役结束后，战胜了蒙古人的日本统治者更加自尊自信，甚至自我膨胀，终元一朝，双方都没有官方往来，只有繁荣的私人商船往来，来促进双方在文化上的交流。
正是因为蒙古来袭，引起了战争，因为战争，引起了御家人制度的动摇，在贫穷*亡流**的武士中又产生倭寇，他们最初对高丽进行侵略掠夺，随即蔓延到中国大陆的沿海地区，形成沿海地区的倭患。
其实，真正的倭寇在中国明朝和日本顺利建交后，曾经出现消亡的趋势，现实又果断的足利义满为了挽救窘迫的财政状况，也为了满足商人集团的欲望，就重新进入明朝的册封体制。 既然纳入中国秩序，就必须做出回报，所以，日本在某种程度上对倭寇进行了整治，当然，还有在明朝和朝鲜的双重打击下的原因，倭寇才暂时消失。
到了明朝中后期，嘉靖大倭寇就全面爆发，但众所周知，这时候的倭寇大半都是对抗明朝海禁政策的中国人，和前期热衷掠夺的真正倭寇性质是不同的，不管是真倭还是假倭，他们更多是武装起来的中小型冒险*私走**的商人集团，比如郑芝龙。
此时的中国已经开始步履蹒跚，日本虽然处于群雄割据的*乱动**时代，对外界却充满了野望，因此，才有丰臣秀吉的文禄、庆长之役，就是这两场战役，以及连年的倭患，在中国人和朝鲜人心中，植下对日本深深的恐惧，让他们谈倭色变。
当明朝被清朝取代时，尽管日本处于锁国状态，但对夷狄出身的清朝并没有好感，明朝的残余势力甚至向日本频频借兵，希望能得到日本出兵援助，日本幕府还认真的讨论明人乞师的问题，足见日本对中国正统王朝的唇齿之情，作为邻国的日本反而比中国人更反感统治中国的夷狄王朝，也真是让人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时间来到清末，中国在经历一个又一个的苦难时，日本则迅速的脱胎换骨走向西欧化，并再次跻身于强者秩序之中，成为亚洲的成功典范。昔日的学习对象中国却日益耄耋，终于因为朝鲜半岛的利益，双方发生战争，成为近代中日关系决裂的导火索。
战争的胜利让中日关系彻底逆转，在历史上，日本人在中国人面前有多自卑、有多敬慕，如今就有多蔑视、多看不起，这其中有日本人信奉权势主义的原因，也有日本人历来现实的特点，更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自信和自得。
日本对中国从仰慕到蔑视的原因就是这样简单，你，不再如往日般强大，已经变得腐朽衰弱，凭什么让人看得起你？
因为迫在眉睫的危机冲击，中国也在努力改变自己，一改两千年来日本向中国学习的状态，派遣留学生去向先进的日本学习，希望通过走捷径，学习正在消化西方近代文化的日本。
而师徒身份的逆转，让日本产生更大的贪婪之心，开始策划入侵中国，实施他极其蛮横的扩张政策，把小人得志之态展现的淋漓尽致。
还好，底蕴深厚的中国并没有一蹶不振，在许多为祖国前途担忧、奔走的志士们的推动下，重新焕发出新生，并再次以强硬的姿态站立在世人面前。让战争的失败者日本不得不正视昔日的老师、以及短暂的学生——新的中国。
在漫长的两千年交流史中，中日两国从官方到民间，通过各种交往方式去交流了解，有温暖的友谊，也有冲突和战争，日本从来都是善于学习、擅长顺应形势变化、能够轻易改变自己的价值观，对外界更是充满了野望，当你强大时，他急需获得你的认可，迫切向你表达钦慕之情；当你衰弱时，他就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对你极尽蔑视，并伸出贪婪的黑手。摊上如此有上进心的邻居，该怎么办呢？
只能时刻保持着警惕之心，学习一切先进的文化，让自己变得强大，让他对我们一直处于仰望的姿态，让他一直以依附中国秩序而骄傲！
不然，落后就要挨打，就是昔日的学生也会来践踏欺凌，所以，加油吧！中国！
就是这样。
图片猴格自己拍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