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现代人总是将大学、学校和教育、文化混同，认为大学和学校领先的地方，教育和文化也一样发达。以此标准，全球之内，美国的教育和文化就被认为是最发达的，因为他们的大学和学校是最世界最领先的；在中国之内，北京的教育和文化也被认为是最发达的，因为这里的大学和学校全国领先。
这是大错特错的，大学、学校和教育、文化在本质上是两码事，两者间不仅不能划等号，有时甚至是背离的，大学、学校越发达，教育和文化反而越落后。
晚清的大学者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在当时中国的广泛共识。这意味着，晚清的中国在对西方的认知上，是将技术和文化分开的，认为其尽管技术发达领先，但文化却落后、蛮夷，因此，在整体上将其定性为蛮夷，是拥有先进技术的蛮夷。
李鸿章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所指的也只是西方蛮夷在技术上的领先程度，为3000年来的蛮夷所未有，因此，也需要采取3000年未有的抗击蛮夷方式，唯有如此才能战胜之。具体来说，就是搞“洋务”，实际就是工业化。
也就是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大变局”，仅仅是抗击蛮夷方式的变局，而非中国本身的变局。
这意味着，晚清时期，西方借助坚船利炮，仅仅是在战场上打败了中国，但在文化上并没有。那时的中国依然文化自信，依然用自身的文化、文明评判标准去看西方。这个标准就是华夷之辩、夷夏之辨的标准。
华夷之辩观念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这是中国历史上另一个遭遇蛮夷文化剧烈冲击的时期，其剧烈程度，不亚于近代以来所遭遇的西方蛮夷的冲击。并且，由春秋而战国，剧烈程度逐渐加深，形成明显不同的两个阶段。
尽管春秋时期，在蛮夷文化的冲击下，中国已经出现孔子所说的“礼崩乐坏”，但当时的人们依然在拼命维护已经摇摇欲坠的礼乐制度，其代表就是以齐桓公为首的春秋五霸。
在管仲的辅佐下，齐桓公成为春秋的首任霸主，但其称霸的基本纲领却是“尊王攘夷”。这里的“王”，不仅是指周天子，更是指“王道”，具体来说就是横贯夏商周的礼乐制度。这个制度的核心理念就是义理、讲理。
也就是说，三代的礼乐制度，就是以义理为核心理念和底层逻辑而设计出来的，是对义理的具体落地、落实。义理是抽象的形而上的道，而礼乐是具体的形而下的器。所以，《礼记》说“礼也者，理也”。
而外来的蛮夷文化，则是法家式的，背离义理，否定礼乐制度，有利而无义，崇尚*力暴***制专**，以吞并别国、扩张自家地盘为荣。
春秋五霸尽管内心相当法家化了，但依然是含蓄的，不敢明目张胆地表现出来，而是要做出维护礼乐制度的样子，或者说将礼乐变成达成自己法家式目的的工具，这就是齐桓公“尊王”的本质。
孟子将其称之为“假仁义”，就是以仁义为手段，而非真正地热爱仁义，也非以仁义为目的。
但齐桓公的“攘夷”却是真诚的，也取得实质性效果。
因此，孔子对管仲的评价是矛盾，一方面认为他仁，另一方面又认为他不仁。
管子仁的地方，就在于其辅佐齐桓公抗击蛮夷的丰功伟绩。“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要不是管仲，中国将被蛮夷攻陷而彻底蛮夷化了。
管子不仁的地方，就是他的治理思想也是法家化的。管子被认为是法家的始祖。
其实，法家思想并非管子所创造，而是随入侵的蛮夷而传入中国，管子是当时的中国中最早接受法家思想的人。
齐桓公的“攘夷”的同时，也向蛮夷学习和蛮夷化了。
到了战国时期，就变成明目张胆的法家化了，礼乐、仁义被彻底否定，被认为是过时的、迂腐的东西。强国通过战争吞并弱国以扩大自家领土，也成为被认同的标准模式。
春秋时期也时有消灭小国事件的发生，但是，由于那时依然认同礼乐，因此“兴灭继絶”观念依然有效，认为消灭一个国家是不道德的事。
所谓的“兴灭继絶”，就是把灭亡的国家给恢复了。譬如，周灭商后，依然分封商朝旧部的人为独立诸侯国，甚至对早已灭亡的夏朝也是如此。
但战国后，就完全抛弃了兴灭继絶的治理观，而变得反而以能够吞并别国为荣。
于是，就出现了所谓的战国七雄，再到后来的两大霸主：西方的秦国和南方的楚国。秦向东略地，而楚则向北扩张。
秦和楚之所以能够成为霸主，其根源就在于他们在文化上本为蛮夷，更适合同样蛮夷的法家*制专**。在秦和楚之间，秦的蛮夷程度更甚，对法家的适应性更高，所以秦最终又战胜了楚，从而统一了中国。
贰
中原地区的国家，因为其根深蒂固的文化是义理文化，与法家文化在根本上不相容、不适应，因此无法象秦楚一样深入地法家化，从而无法象他们一样强大。
但是，当秦国统一中国后，便开始遭遇法家*制专**的反噬，因为秦始皇想当然地认为，在秦国大获成功的法家*制专**，在中原地区也一定行之有效，而大肆向中原地区推广。
义理文化起源于中原地区，是这里的人民，尤其是基层的人民，在生活和生产的实践中创生和传承了这一文化。因此，这里的人民最重义理，最崇尚讲理。
当秦始皇将背离义理、不讲理的法家*制专**套在他们头上时，立马遭遇激烈反对和反抗，纷纷揭竿而起，汇聚成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在其冲击下，仅仅维持了14年，秦朝便崩溃了。秦国也随之消失。
所以，对秦国而言，是成亦法家、败亦法家。
华夷之辩的概念，就是在中国遭遇蛮夷文化激烈冲击的春秋战国时期所逐渐形成的。而对这一概念进行提炼和总结的，则是儒家。
实际上，作为一个学派和思想流派而言，儒家本身也是出现和形成于这一时期。
但儒家和诸子百家的其他家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她是中国义理文化的最优秀、最精深的理解和总结者。
中国文化的内核是义理、讲理，中国文化就是义理文化、讲理文化。但是在遭遇法家冲击的春秋之前，中国的义理文化的存在方式是实践。三代时期的礼乐制度也是以义理为内核的，基于义理而设计出来的，它的存在方式也是实践的。
孔子的初始目的，是在礼乐制度面临崩溃的情况下，而努力继承和推行之。于是他开始历经艰辛，周游列国，对各国君王进行劝说，但他却失败了，没有人再相信这一套。
但对中国义理文化高度自信的孔子，并没有被失败所击倒。既然当权者指望不上，他就退而求其次，转向专注于整理典籍，并以此为教材，去开班讲学，去影响和教育后人。这样，儒家学派就诞生了。
从此，中国文化的传承就有两条线。一条实践线，其主体是人民。另一条则是学术线，其主体是儒家学者。但基石是实践线。
其实，孔子不仅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也是中国独立的学术和教育的开创者。在他之前，学术和教育都是内化于实践之中，并无和实践相分离的独立的学术和教育。
在华夷之辩中，华夏和蛮夷的区分标准就在有无义理、懂不懂讲理，有义理、懂讲理，就是华夏，无义理、不懂讲理就是蛮夷。
而有无义理、懂不懂讲理，又是人的内在的心性能力，即“德”，而和外在的任何东西无关。这些外在的东西包括：风俗习惯、生产方式、生活水平、血缘关系、宗教信仰、种族肤色等等。
因此，华夷之辩实际上也是开放的，即华夏和蛮夷之间是动态的，可以相互转化的。如韩愈所说：“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
义理、讲理都可以通过学习而获得之，蛮夷通过学习可以变成华夏，同样，生于华夏之地，如果疏于学习，缺失教养，也会缺失义理、不懂讲理，而变成蛮夷，但一般称之为小人。
华夏蛮夷、君子小人，其区分标准相同。中国与中国之外称华夏蛮夷，中国之内分君子小人。
叁
以上之所以花很大篇幅去讨论春秋战国，因为春秋战国和近代以来，是中国两个遭遇蛮夷文化冲击最严重的历史时期，两者具有极大的相似性，相互参照，方正确理解两者。
在这两个时期，都有一种强力的蛮夷文化传入中国，不仅让中国自身的义理式制度的发生崩溃，而且让中国文化也在学术层面被彻底否定。
在春秋战国，这种蛮夷文化就是法家文化，而在近代以来，这种蛮夷文化就是西方文化。
在对西方的认知上，晚清人是对的。依据华夷之辩的标准，认为西方不过是技术领先的蛮夷。因为，尽管西方技术和经济发达，但其文化却缺失义理、不懂讲理，而是借助领先的技术去侵略和殖民全世界。
近代以来，在西方蛮夷文化的冲击下，也象遭遇法家蛮夷文化冲击的春秋战国一样，按照其对蛮夷文化的接受程度，而分为明显不同的两大阶段。
改开前与春秋时期同，而改开后则与战国同。
改开前，当中国说工业化和发展经济时，是以国家为本位的，为了中国的强大。无论晚清的洋务运动，还是民国时期的实业报国，都是如此。改开前的新中国更是如此，因为那时的经济是全部是几乎国有制。
这非常类似于齐桓公的“尊王攘夷”。不过此时的“王”是国家。在中国文化中，国家是义理式的，甚至可以与义理等同。
正如《大学》所说“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礼记》说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这是中国文化视角下对国家的定义。
即便一些人办企业的确是为了自家私利，但他也不敢明目张胆地这么说，还必须说为了国家。孟子说春秋五霸是“假仁义”，这些人就是“假国家”。
但改开后，情况却发生了变化。人们开始接受为私利而办企业、在商言商的观点。人们对这一点不再感到羞耻，甚至还以此为荣。此时不再“假国家”了，甚至把为国家而办企业的观点是假大空。
另一个例子是对富豪排行榜的态度。最初，中国的企业家和富豪们，是羞于上榜的，但到了后来却开始以上榜为荣，甚至还有人走后门要上榜，以彰显自己的实力。
这说明，改开前和改开后，中国的西化、资本化程度是明显不同的。改开前是义理高于西化，而改开后，反过来，西化高于义理。在对人的评判上，不再以品德和义理水平为主，而是以财富为主。不再讲理、讲德了，而变得讲钱和身价了。
也就是说，改开后，中国的西化程度有了质的提升。
近代以来，有两个阶段，中国的西化程度是比较高的。一个是民国时期，一个是改开之后。在这两个阶段，北京依托于其大学，都发挥着特殊的重要作用。
民国时期，主张彻底否定中国文化和全盘西化的新文化运动，就以北京大学为主要的平台和舞台。
改开之后，同样是依托于其国内领先的大学系统、名校系统，而在促进中国的西化上发挥着排头兵的作用，让民国时期的崇洋媚外之风，死灰复燃，甚至报复性反弹，并向社会散播。
它们以美西方的学术为正宗，以美西方的大学为学术圣地而加以膜拜。于是它们以自己的毕业生能进入美西方深造为荣，甚至以出国率来评判大学优秀程度的标准。
它们以在西方期刊发表论文为荣，甚至将其作为学术考评的基本标准。它们以讲英语为荣，认为使用英文原版教材、用英语讲课更能彰显学术水准。
它们的教师，以有美西方的留学经历为荣，甚至这成为一些学校的入职硬性标准。
以西方文化的标准来看，北京的大学、学校系统无疑是中国最发达、先进的。它不仅和美西方的学术属于同一体系，而且和美西方学术体系的对接程度也是最高的，成为其附庸。
从大学、学校的层面看，北京与美西方的对接程度、附属程度无疑是全国最高的，这说明其文化的西化程度是全国最高的。
而从中国的义理文化的视角看，西化程度最高，就意味着其对义理的背离程度也是全国最高。西化程度越先进，义理水平也就越落后。
肆
大学和学校的教授内容，就是被称之为科学的这套知识体系。所谓的科学，其实质就是“技学”，技就是技术，也是晚清所说的“长技”。
但是，科学偏偏说自己不是技学，其原因在于，它为技术披上了“真理”的外衣，将技术真理化、神圣化了。然后说，自己是研究真理的“真理之学”。
而这个真理，则又是直接继承自基督教的。在基督教中，真理是上帝的核心属性，甚至是上帝本身。
上帝用其智慧，即真理，去创造“自然世界”。注意，英文Nature的原始含义就是上帝所造之物的总称。因此，自然界的万事万物中也就包含着上帝的智慧，包含着真理。通过研究它们，就可以发现上帝的智慧，发现真理，从而达到与上帝合一。
科学在基督教时代已经存在，但是，那时它属于神学的附属物，甚至直接就是神学。
而在基督教神学中，认为一切的以真理为核心的知识，都是先验地存在于上帝之中。人们获取知识的手段只能是通过信仰上帝，而非通过基于经验的学习。
也就是说，基督教是否定人的独立学习能力的。所以，基督教时代的科学，这又起源于古希腊，其本质是一种促进信仰的手段，是基于信仰的，而非基于学习的。
这样以来，那时的科学不仅不会促进技术的进步，反而会阻碍之。
被称为“现代科学之父”的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就在其“经典著作”《新工具》明确地指出这一点，并加以激烈的批判。说被引入基督教的亚里士多德式的科学，让欧洲2000多年了一直没有技术进步，而处于技术落后的状态。
当说欧洲2000多年没有技术进步时，一定与另外一种技术发达的文明作比较的产物。如果没有比较，也就无所谓进步和落后。那么让培根觉得欧洲技术落后的究竟是哪个文明。答案是中国！
具体说来，是传入欧洲的以指南针、印刷术、*药火**为代表的中国技术，刺激了培根。作为“四大发明”中的三个，这些技术在培根时代依然是“高科技”。
实际上，15世纪左右，中国和欧洲之间发生了密切的文明交流，从中国传入西方的，也不仅是这些技术，还有更深层的文化，其中就包括发现这些技术的基于经验的学习方法。也就是说，中国不仅给了欧洲技术之“鱼”，还给了技术之“渔”。
培根敏锐地注意到这一点，于是决定用基于经验的学习方法去引入和改造西方的科学，并将其称之“归纳法”和“新工具”。这样科学就出现质变，由原先的阻碍技术进步，变得拥有技术创新能力。
因此，科学本身并不能促进技术创新和技术发展，具备这一能力的，是来自中国的基于经验的学习方法。因此这一“新工具”就使得古代神学式科学摇身一变，成为现代科学。
所以，现代科学实际上是由两大核心要素构成。第一个要素，就是西方所本有的真理假设，以及基于这一假设的分科的知识框架。第二个要素，就是来自中国的基于经验的学习方法。
西方所固有的第一个要素，是技术进步的阻碍者，实际上就是一套教条的神学系统，也是一套迷信的意识形态。来自中国的第二个要素，才是现代科学的可以促进技术进步的创新内核。
也可以说，科学=真理+技术。真理是属于宗教范畴的教条化的、迷信的意识形态，而技术则属于利的范畴。
真理的意识形态教人教条和迷信，而技术则教人逐利，两者都是和义理背道而驰。也就是说，科学是反义理的、不讲理的。也是蛮夷化的蛮夷之学。
义理、讲理的核心在对人的重视和尊重，而且是将心比心的尊重。这就是“仁”。
西方迷信的，缺失义理、不讲理的科学，必然导致不懂得去真正去尊重人，不是以人为本，而是以物为本。尽管他们口头上大力提倡要尊重人。他们尊重的是*权人**制度，民主制度，以及财产，而不知尊重人本身。
这导致美国实际上陷入对人的各种隔离制度，而不可自拔：种族隔离、贫富隔离。口头上追求自由和平等美国人，却心安于这些隔离，甚至捍卫这些隔离。
伍
在文化上和美国对接的北京也深陷类似的隔离制度，最典型的就是“教育隔离”。
从教育的视角看，生活在北京的孩子实际上被划为两个“种族”，或两大“种姓”。其划分的标准，就是有无北京户籍。“京籍”的孩子是优等种族、高种姓，可以在北京参加高考，而“非京籍”的孩子则是劣等种族、低种姓，禁止在北京参加高考。
2022年，北京常住城镇人口1912.8万人,其中常住外来人口825.1万人，以此匡算，在北京生活的孩子中，有43%是非京籍，属于教育上的劣等种族、低种姓，没有在北京参加高考的资格。从下面的在校生数据看，这个比例更高。
既然没有参加高考的资格，那么非京籍的孩子在北京上学就失去意义，尤其是中学。而且北京的教材和高考试卷都是自成体系的，在北京上学将无法适应其他省份的高考。
这就导致北京的在校学生数量，从高中到小学，呈金字塔形。小学数学是塔底，高中是塔尖。
以2020至2021学年为例。小学一年级的在校生为202226人，然后随着年级升高逐渐降低，到了六年级，就降至134248人。初一再降至122222人。高一再再至61423人，到高三最终降至47121人。
如果忽略每年入学人数的变化，这意味着，高三的4万多人是京籍的孩子，逐渐被被迫离开北京学校的15万多人则是非京籍的。这说明着在北京常住的非京籍的孩子远多于京籍。
这些离开北京的孩子将面临两种情况。一是，被迫与在北京工作的父母分离，孤独在外地做留守儿童，以接受教育。二是，父母被迫放弃在北京的工作和营生，被迫和孩子一起离开北京。
注意，这里统计的都是“常住人口”，即这些非京籍孩子的父母，都是长期在北京工作生活的，甚至已经买房安家的。他们在北京工作和交税、交社保，甚至长达十几年，可是就是无法拿到北京户籍，其孩子在教育上就只能做劣等种族、低种姓。
这种教育隔离制度已经存在了几十年了，而北京的教育系统却对此一直心安理得，甚至还引以为傲，让京籍的教育种姓更高贵。身为教育系统，却如此麻木不仁，不知义理、讲理为何物，对同胞的孩子和祖国花朵缺失基本的爱心尊重。
北京的大学和学校发达，反而导致其义理的落后。而以中国义理文化的视角看，义理才是决定文化高低的标准。
教育的核心也是义理教育、心性教育，要学会讲理和懂事，也就是传统说说的“学会做人”。从这个意义上讲，北京的教育也是落后的。
当然，华夷之辨是动态的，诚如韩愈所言：“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希望看到北京的大学和教育系统能够出现义理化的变革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