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卡门的提琴

编辑丨卡门的提琴

外推理论所面临的时代问题

沈清松的对比哲学和外推理论，首先是对现代性问题的正面回答。

现代性的问题，在沈清松看来是现代性范式的问题。

所谓现代性范式，主要是指西方国家依照其传统发展出来的一种文明范式。

在近代以降，通过殖民扩张和建立资本主义现代化全球市场的方式逐步拓展为在全球范围内具有主导性的现代化发展方式。

其包括一整套认识论、价值论和实践策略。

沈清松以为，现代性范式主要有以下三大预设：直线前进的世界观；不连续的历史观，偏重现代价值，贬抑传统价值；宰制的策略（理论宰制经验、主体宰制他者、现代文化宰制传统文化、先进国家宰制落后国家）。

而这些预设的背后又是以主体哲学和工具理性为其理论基础的。

其中，直线进步的世界观意味着社会的进步必然遵循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社会进化路径而不承认有另外的特殊的社会进步线路。

所以后进的文化和国家必须沿着和西方文明相同的路径从传统社会发展至现代社会。不连续的历史观。

西方文明把自己的文明经验视作是普遍的，而其他地域的文化视作特殊的。

因此，其余地方的文化接受西方文化的发展理念被视为是由特殊到普遍的进程。

这一进程实际上以特殊和普遍的标准将文化发展的连续性切割开来了，导致了文化发展的不连续性。

一般来说，后进国家在现代化的进程当中，需要抛弃自身的传统价值与行为模式，才能顺利的进入到现代文化当中，才能够成为现代性普遍文化中的一员。

由此，后进国家的传统文化被当成是进入现代性的障碍而遭到抛弃。

但文化的延续性和稳定性又同时使得这些后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与西方国家的历史进程差别巨大，最后使得后进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和文化发展陷入两难。

宰制策略是西方发达国家的自认为普遍性的现代性文化的创建者，而对后进国家进行现代化改造的一种强制性策略。

向很大一部分的现代化支持者认为，落后国家传统文化中那些不符合现代性标准的文化现象都是世界文化发展的障碍，必须要运用科学技术加以铲除。

他们也强调有必要促使发展中国家现代化，以便它们成为自己的经济合作伙伴（提供原材料和市场）。

这些预设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都对后进国家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限制和阻碍，已成为当代国际局势当中最为深刻的矛盾。

外推范式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问题的调整

在沈清松的外推理论当中，多元他者，或者说特别是他人，其实在主体的面前保持了自身的不可化约性和绝对性。

从对主体性哲学进行反思的角度来说，沈清松其实和后现代主义者保持了一致。

这在两个层面可以清楚的看到。

第一是只有绝对的他者才能够和主体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对比。这一点在上一章第一节的分析中已经很清楚地呈现出来了。

第二是主体向他者的外推并没有彻底的了解他者，他者在被外推的过程当中并没有取消掉自己的不可化约性而成为主体的一部分。

实际上，在被主体推及时（或主体被他人推及，因为外推是相互的，所以主体层面成立的结论对于他人来说也成立），他者仅仅是让渡出了可被主体“普遍化”的那一部分，这并不意味着在外推的过程当中主体能够穷尽对他者的认知。

他者在外推的过程当中，其实始终能够相对于主体保留自身的独特性，这些独特性以某些难以被翻译理解的“硬核”显现出来。

这些“硬核”虽然相对于外推来说是消极的，但是在承认他者的绝对性上确有积极的意义。

但这并不意味着沈清松的外推理论所描述的自他关系就与后现代主义者相同了。

他者虽然在主体的面前保持了自身的不可化约性，或者反过来说也成立，主体在他者面前也保持了相同的不可化约性。

但是在存有学的架构当中，他者同主体一样，都被涵摄在存有自身的开显运动过程中。

也就是说，他者不能为主体所完全理解，但是他者就像主体一样是从属于存有本身的。

也即，如果说在现代性哲学当中理解主他关系的话，将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可以表示为：“主体-主体”。

不同的主体之间分享着同一套主体性理论，使用一样的理性，认可同一套宏大叙事，只是具体的境遇不同罢了。

在后现代的语境当中（特别是他者哲学的语境中），主体于他者的关系将以承认他者的不可化约性乃至绝对性为前提的，可以表示为“主体|他者”。

但是在沈清松的外推理论当中，主体与他者之间保持着不可化约性，但是主体和他者同时又从属于存有本身的开显运动当中，且这个他者是包含他人在内的多元他者。

可以表示为“（主体|他者）-存有”。

因此，可以说，沈清松处理主他关系的方式即不同于现代性的方式，也不同于后现代的方式，而是取法于怀特海、海德格尔、天主教与道家，采取了一种介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处理方法。

与现代性的处理方式比较起来，沈清松的“存有”或者“道”是不能用人为建构出来的符号学接近和理解的。

在现代性的哲学范式当中，如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或者现代性的科学实证主义，主体之间的关系可以统一在一个普遍有效的理论范式当中，不合此理论范式的他者都不被承认为主体，需要经过改造以成为主体。

而一旦理解并接受此普遍性范式，主体与主体之间就不存在不可化约性，而只存在普遍性的规则和要求。

与现代性的范式比较起来，沈清松的外推理论以多元动态关系存有论为基础架构，作为最终依据和目的的存有本身并不能够被主体的理性（符号学的建构）所直接理解和言说，因此不能够直接变成现实直接的普遍性要求和规则。

外推范式所表明的人与世界之张力关系

从人与人的关系上说，现代性提供的主体性范式导致了人对人的控制，其中尤以发达国家对后进国家的控制为最；但是在发达国家，又普遍出现了工具理性控制人，乃至“杀死”和“消灭”人的主体性的现象。

后现代性虽然强调他者相对于主体的独特性和不可化约性，但这只能缓解主体性范式对人的侵害，相对主义在面对公共议题时缺乏有效性。

而外推理论及其对比的存有学则希望能够在否定主体性范式、尊重他者的同时，提出外推的实践以在主体和他者之间形成“可普性”的共识以处理我们的共同议题，构建共同的生活世界。

因此，可以说，外推及其对比存有学真正反映出来的时一个日益联系紧密的世界图景，主体和他者生活在这个联系紧密的世界当中，既要求彼此尊重、防止侵害，又希望走向相互理解，共同建构生活的时代渴望。

现代性的主体性范式带来了问题，后现代的他者哲学没有完全解决这个问题，沈清松以天主教和中国传统文化为思想底本，给出了一种具有古典理性色彩的对比存有学范式和外推伦理学说以回应此时代问题。

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来说，现代性的范式对自然采取一种宰制性的态度，认为自然仅仅是人的行为的对象。

随着全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各国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很快造成了系统性的生态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明显恶化。

外推理论将自然页当成主体的具有不可化约性的他者，意图使人类负担起对自然的伦理责任，从而尊重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最终也使人类自身受益。

因此，沈清松的外推理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主要体现了自近代以来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生态破坏乃至于威胁到人类自身生存的地步，以及对此状况进行缓解和纠正的理论努力。

从人的认识的角度来说，科学实在论在近代以来统治了世界理论的发展。

造成了人对自身建构出来的微世界的过度迷信，也带了工具理性的盛行。

人文科学的衰弱是近代以来知识界的最大问题。恢复对人的尊重，须以对生活世界的恢复为前提。

人的生活并不仅仅只有实用性和工具性的价值，还有美学、伦理和理想的价值所在。

沈清松的外推理论，正是试图重新唤醒人们对生活世界本身意义的感知，从而在此基础上恢复一有意义的生活的度法的尝试。

因此，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外推理论所反映出来的情境是人的生活意义的工具化和实用化而导致的人的生活意义的丧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