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品中正制是中国古代魏晋南北朝时期最主要的选官制度，它不仅承担了这一历史时期的官吏遴选重任，更造就出魏晋南北朝独具特色甚至直接影响到隋唐时期官员选拔的世家门阀政治。 虽然科举兴起后九品中正制逐渐被废除，但是它所强调的“门第”观念已经彻底根植于中国传统宗族观念中， 如韩愈常常自称为“昌黎韩愈”，即使傲骨脱俗如诗仙李白，也努力将自己的出身向名门望族陇右李氏上靠拢，可见门第观念对世人的深刻影响。也正是在这种社会风气下编纂族谱盛行，乃至今日人们仍津津乐道于“某某某祖上门庭显赫”的话题，九品中正制对中国传统家族观念的影响之深可见一斑。 那么本意为政府选拔人才的九品中正制为何会演变成为造就世家门阀政治的温床呢？

东晋王谢世家居住的乌衣巷

察举、征辟积弊日久，世家门阀初现端倪

在九品中正制确立前，汉代一直推行察举制与征辟制并行的官吏选拔制度。

所谓察举制即中央诏令郡国地方考察举荐贤良方正之士为选拔官吏所用， 察举制历史悠久，战国已有旧例，至秦汉逐步发展成为国家选官制度。并建立起 “四科取士”的察举制标准 ：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按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皆有孝弟廉公之行。在四则标准下又分为举孝廉、举茂才、举贤良方正等诸多察举科目，以期为国家广罗人才。除却选拔科目多元性，察举制还分为岁举、特举。岁举即要求地方每年都要向中央举荐孝廉、茂才等人才；特举即对有特殊才能或贡献的优秀人才特例征召。汉武帝时期，察举制已成为十分成熟的国家选官制度。

征辟制是仅次于察举制的汉代选官制度， “征”是由皇帝征召名望显赫有才学者入朝参政；辟为中央、地方官署任用属吏并向朝廷推荐。 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官员选拔制度。比较为人熟知的东汉发明地动仪的张衡就曾被征召入朝为官，史料记载“安帝雅闻衡善术学，公车特征拜郎中”。

无论是察举制还是征辟制，所遴选的人才必须具备“德行”声望，以乡*党**评议为主要参考标准。 当时士人想要得到入朝为官的机会首先需要被乡*党**认可， 而士人的声誉评价来源主要为其出身地的周遭邻里，因此为地方有威望的世家豪族提供了话语权， 向中央举荐人才的渠道逐渐被名公钜卿与地方官吏所把控。世家不仅在政治上拥有特权，在文化上也处于垄断地位，汉代以经学入仕，经学仅在上层世家中传播，长期的政治文化垄断，政出高门，至东汉末年政坛中已经出现累世公卿的现象，最典型的袁绍常自称出身四世三公，依附于袁氏宗族的门生故吏遍天下，门阀政治已经初现端倪。

不仅如此，察举制设立德才兼举的初衷本是以德为先注重品行， 但在随着绝对道德化这种极端风气的滋生，一批奸猾狡诈之徒刻意伪饰，矫揉造作，以沽名钓誉博览名望，士林风气堕落败坏。

社会动荡察举中断：九品中正制呼之欲出

直接促使九品中正制登上历史舞台的是东汉末年战乱频繁的社会环境，导致察举制彻底衰败。 黄巾起义、军阀割据，社会动荡不安，为了躲避战乱人们四处流徙迁移，出身地户籍难以考证，以道德行为为准则进行乡*党**评议的选拔制度被迫中断，直接影响到官吏选举。 九品中正制就在这种“人口流移，无法土断”的社会背景下应运而生。 《两晋南北朝史》中吕思勉也曾谈到九品中正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以长期延续的社会原因：然人士流移，非一朝可复，而吴平未几，五胡之乱复起，南北隔越，侨置之州郡县逐多，土断之法，盖终晋、南北朝之世，未能尽行；此则九品中正之法，所以相沿而不废也。

但此时的九品中正制尚在以乡*党**清议的形式孕育中。 东汉末年，官僚士大夫中出现清议风潮，所谓清议即品评人物的风气。清议出发点是为了揭露时弊发泄对现实的不满，希望得到统治者的注意革除弊政，但它逐渐与乡*党**评议相结合。汉代察举制在由乡*党**评议人的德行时常常由1-2名德高望重的人主持，与清议结合，根据做出的评论来决定被评议者是否进入仕途以及担当职位高低， 九品中正制中，中正官的设立即与此有直接联系，九品中正制已经呼之欲出。

九品中正制的产生与蜕变：从为国取士到世家势力扩张温床

曹操掌权时代，九品中正制的前身——九品官人法开始推行，至曹丕当政时期，陈群正式提出九品中正制并得到曹丕认可， 曹丕推行九品中正制虽然具有拉拢世家支持曹魏统治的政治考量，但也是当时社会分裂动荡、官吏选拔停滞状况下的权宜之计。 九品中正制初创，地方中正品评人物尚能做到注意清议，德才兼举，通过中正清议也为国家选拔出大批优秀人才。但随着世家大族权柄膨胀，内部逐渐走向腐化堕落， 主持清议的中正官自身德才不济，品质低下，以至于中正官沦为世家手中的政治工具。 正始初，夏侯玄曾进言：中正则唯考其行迹，别其高下，审定辈类，勿使升降。此时九品中正制已经出现舞弊、随意升降士人品级的现象。到了西晋时期更是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政治局面，公元284年，尚书左仆射刘毅向晋帝上疏抨击九品中正制“高下逐强弱，是非由爱憎”“公以为格，坐成其私”的种种弊端，提出“罢中正，除九品，弃魏氏之弊法”。但此时世家势力已根深蒂固。至东晋，政权尚且由南渡士族与江东本土士族共同拥立，更遑论废除孕育世家门阀的九品中正制了，“王与马共天下”的东晋王朝政权已经完全为世家把持，世家门阀甚至不与寒门通婚、编修族谱形成阶级隔断。

九品中正制为何演变成世家温床？缺乏约束的权力失控

本意为国家选拔人才，却沦为培植私人家族势力的工具。以至于当时人言：今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荣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夺天朝之权势。爱憎决于心，情伪由于己。那么九品中正制为何演变成为世家培植势力的温床？

第一、中正官缺乏约束、滥用职权徇私舞弊。 九品中正制施行初期成效显著，但后来由于中正官权柄过重且权力缺乏监督约束，在九品中正制施行日久后，弊端渐显。中正官“掌选举，每以季月，与吏部铨择可否”。在选官时，中正将品评结果呈交吏部后由吏部依品状授予官职。 虽然吏部拥有授予官职的权力，但是决定授予何种官职的依据——品状却掌握在中正手中。 吏部依据品状授予符合品状的官职，官位与品状相当。因而在根据品状授官时，吏部并无过多斡旋空间。 给予士人品状评定的中正官决定了士人得授官职的高低。中正官职权过大且缺乏监督约束，导致士人仕途决于中正之手 ，欲仕途通达必先结交中正，开罪了中正，仕途必然坎坷。乃至出现中正选官“爱憎决于心，情伪由于己”的状况。而中正官多出身世家门阀，在执行中正品评职权时，从家族利益出发，为世家子弟进入政坛大开方便之门，造成上门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不公。

第二、九品中正制品第评定重家世、轻德才。 按照九品中正制设立初衷，选拔人才当以德、才为本，其次再结合出身门第品评人物品状。在最初实施时也是由中正先进行人物品第评定后再“考之薄世，然后授任”。 但实行不久即出现忽视才行品德而以出身门第为标准的严重偏差，庶族寒门无寸进之路， 西晋时少有俊才的王沈即因出于寒素进身无门。居于上品者非公侯子孙即当途昆弟，门第低微即使德才兼备也得不到较好的品状，自然无法担任要职。九品中正制蜕变成以家世为品状评定的唯一准则，自然为世家门阀大开方便之门，成为其培植私人势力的温床也不足为怪。

第三、中正品评脱离实际，为世家利用。 中正设置一般分州郡两级，州为大中正，郡为小中正。大小中正均为中央或地方官，其作为中正品评人才的职能仅为本职工作之外的业余事项。但中正又关乎国家选拔人才的大事，仅有司徒授权高级官吏方可兼任，因此中正官甚少，根本无力对本州郡内的人才进行专业的品评， 而世家门阀不仅在政治上靠近中正，舆论上又掌握话语权，十分轻易左右中正官决断， 因此在世家掌握话语权的状况下，高品评状自然沦为世家子弟的囊中之物。

结语：

九品中正制由为国家选拔人才的初衷演变为世家门阀培植私人势力的温床，其最深层的原因在于制度订立伊始曹丕便有依靠此制拉拢世家支持的主观动机；世家实力根深蒂固，牢牢把持政权，而被赋予到世家的权柄又缺乏有效监督约束，出于家族利益私心、加之九品制度的品评变为门第导向，九品中正制最终沦为魏晋时期一大弊政。九品中正制本是为适应汉末战乱频繁的社会环境订立的权宜之计，至于相对和平时期为世家大族掌控，逐渐腐坏变质成为时代发展的桎梏。任何应时代需求而生的制度均有其社会背景，而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旧的制度必然无法适应新形势下社会需要，革新也就成了人类历史上永不灰色的时代特征。

参考资料

1《三国志》

2《魏书》

3《魏晋南北朝史》

4《中国历代政治制度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