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初年，朱右的《八先生集》选录了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等八人的作品，这多少是无意之举，却导致了“唐宋八大家”这一概念的形成。《四库全书目录》说：“唐宋八家之目，实始于此。”后来明代茅坤所编的《唐宋八大家文钞》出现了这一名称并迅速推广开来，使唐宋八大家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组合”。
苏辙是八大家中比较特殊的一位，他写了数量可观的史论文章。论古史的热心程度，八大家中无出其右。唐宋八大家以人物为主要论述对象的史论文一共122篇，苏辙写了60篇；以朝代为论述对象的史论文一共32篇，苏辙一个人写了20篇，比其他七家加起来还要多。这些史论文章历述了过去的所有历朝历代，《商论》就是其中一篇。
三苏像
（一）家学渊源
苏辙为什么如此热心史论，一方面是社会大风气使然，在宋代这个“文人社会”中，读史、论史本就流行于文人之中。北宋时期文人的政治地位较高，对社会事务极其热心，又因为当时内忧外患，因此整个北宋几乎都笼罩在“新政”、“变法”的氛围之下，士大夫论议厘革之风大盛，欧阳修、苏轼、苏洵等人都留下了数量颇多的史论文章，借古讽今，表达政见。
另一方面，这也是苏辙的“家学渊源”。 苏辙《历代论引》中说：“先君，予师也；亡兄子瞻，予师友也”，把自己写史论的一部分原因归于父亲苏洵和哥哥苏轼的引导，这倒也很能说得过去。苏洵对古史也很热心，他在《六国论》中将秦灭六国的原因总结为贿秦，他说“六国破灭，非兵不利 ，战不善，弊在赂秦”，认为秦国从受贿得来的土地比战争所获还要多，六国竞相割地求和又使得秦国愈加贪婪，他引用古语说，“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虽然其立论似乎不够准确，但观点比较新颖，论证也相当有力，堪称史论文中的名篇。
苏洵雕像
苏轼对史论更加热心。虽然如今流传下来的苏轼文章以前、后赤壁赋最为著名，但他论朝代、帝王、贤臣的史论数量亦很不少，细数起来，有《武王论》《平王论》《秦始皇论》《伊尹论》《管仲论》《孔子论》《子思论》《孟子论》等数十篇，其兴趣方向恐怕对苏辙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虽然二人的史论文写作方式有很大的差别。
父兄所引起的不止是苏辙研究古史的兴趣，可能还有研究古史的态度。苏洵在写作史论文时强调“权衡”之术，注重权力的掌控。他认为北宋的政治弊端就在于“习于惠而怯于威也”，政权力量弱，建议采取“用威”的治国之策，“一赏罚，一号令，一举动，无不一切出于威，……此之谓强政”。只要能够“审势应权”，苏洵并不反对“严刑”，甚至可以以“刑”推行“王道”，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观点。尽管在具体观点上苏辙未必和其父苏洵完全一致，但所关注的问题、所具有的高度还是有其相似性的。
苏辙史论文的特点比较突出，与苏轼的文章任意挥洒、感性意味浓厚不同，苏辙的性格比较谨慎稳重，相应地他的文章就注重条分缕析，强调说理，给人一种稳扎稳打、平和谨细之感。刘熙载评价说：“大苏文一泻千里，小苏文一波三折”，可以说是切中肯綮。苏轼说这位兄弟“其文如其为人，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茅坤在《唐宋八大家文钞》里说他“其鑱削之思或不如父，雄杰之气或不如兄，然而冲和淡泊，遒逸疏宕”，正说出了苏辙步步展开、平实厚密的史论文风。
（二）《商论》：苏辙眼中的商代
苏辙的《商论》并不仅仅谈商，实际是作的商周比较。由于儒家在先秦逐渐形成并传扬后世，宋代士人在回顾历史时尤其重视儒家发源时期的周代，对于周代之前的商代也颇多关注。
《商论》只有不到八百字，篇幅较短。与其说是“商论”，不如说是“商代灭亡原因之论”。在这么有限的容量中，也难以从各个层面全面分析商代灭亡的具体原因，只能谈其最重要的原因，而这个原因就是商代“有刚强不屈之俗也”。
苏辙眼中的商代和今人眼中的商代有很大区别。今日在想起商代时，脑海中首先浮现的是《封神演义》等有关商代的小说、殷墟等有关商代的文化遗址，而宋人是根据《诗经·商颂》《史记·殷本纪》等极其有限的古代典籍所想象的商代，这些文献中所建构的只是周人眼中的或周人想要告知于后人的商代，它是经过变形之后的商代。受到时代条件的限制，苏辙实际上也只能从史籍中获得这些“被建构的商代”的信息。因此他在《商论》中所认为的商代是这样的：
首先，商代没有周代那样的繁文缛节，追求强权与畅达。苏辙说“商人之诗，骏发而严厉，其书简洁而明肃”，这是受史籍中“周公制礼作乐”的说法影响。从西周前期的考古材料来看，周人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商代的理念和祭祀体系。如果说西周时期就“务为文章繁缛之礼”的话，那么这些“礼”很有可能本身就来自商代。今天通过大量商代青铜器、玉器、骨器，我们可以知道商代决不是所谓简洁明肃的。
西周，天亡簋
其次，商多贤君，即使在衰落期也能力挽狂澜。“商之既衰而复兴者五王”，逐渐衰落期间，商王中也出了五位贤君，而周代衰落后仅仅出了周宣王一个。实际上商代的政治组织形式很可能是方国联盟，中央政权的控制力并不如周代那么严密，所面临的政治局势也大大不同，在此形式下以商代和周代的贤君数量来判断其国家精神是不够准确的。
再次，苏辙总结出的商代灭亡原因是“夫能久者，常不能强，能以自奋者，常不能久”，言外之意是，商代的气质过于“刚毅勇果”，易折，因而不能久，国祚比周代短了数百年。而周代“行其至柔之道，以揉天下之戾心”，所以周代“优柔和易之道，可以为久，而不可以为强也”。
苏辙以商代和周代为例，认为存在两种国家，一种国家尊贤尚功，则近于强，比如商代和齐国，另一种国家亲亲尊尊，以礼乐治国，则近于弱，比如周代和鲁国。那么作为周之邦国的齐国是否能完全否定周代“亲亲尊尊”的礼乐制度，自始至终贯彻“尊贤尚功”的治国思想？齐国和鲁国的国运长短是否只是因为采用哪种治道的原因？这恐怕要经过更周密的论证才行。只能说，苏辙提出了一种比较有意思的判断角度。
（三）以商说“道”
苏辙的这些史论文章并非向壁空谈。他在《历代论引》中说，“父兄之学，皆以古今成败得失为议论之要，以期‘有补于国’”，文章用以经世致用的思想在唐宋时期相当流行，白居易就曾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指向现实治政的目的性相当强。从苏辙留下的大量史论文以及其中所流露出的态度来看，苏辙对政治的热心程度远在其兄苏轼之上。他精读历史、创作大量史论文章，是试图从中找出治国安世之方，他也确实颇有所获。
苏辙认为在历史的浮沉变换之下存在着一个基本的政治原则。他曾经写有一篇《唐太宗》，评点李世民当政时期的种种过失，认为李世民虽以明君的声名垂世，实际上“不知大道”。所谓“大道”为何，苏辙在文中简单谈到“挟数以待臣下，于义既已薄矣”，所列出的对李世民的批评主要也在于对皇室子孙、大臣的态度。苏辙所理解的治世原则恐怕主要表现为君臣关系的互信与和睦，类似于儒家所倡导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这与宋代的政治制度有关。宋代中后期比较尊重士人，苏辙强调君臣关系也是题中应有之意。
在《商论》中，苏辙的政治态度显得不偏不倚：周礼繁缛，但优易平和，可延国祚，商代刚毅，国力强盛，但刚而易折。苏辙的态度似乎是希望调和二者，在平和和刚毅之间取一个平衡，这正是苏辙在史论文中常常采取的态度：判断比较谨慎，不一味肯定或者否定。
从他作出判断的基本原则“刚而易折”来看，似乎苏辙还比较认同老庄学说。但我们也不能放大苏辙对于老庄的认可程度，他对于老庄学说的肯定仅限于其中所阐述的运转变化之理，在治世原则上苏辙坚持着儒家积极进取的理念，对老庄学说有明显的批判态度。他曾说：“乃观百家之书，纵横颠倒，可喜可愕，无所不读，泛然无所适从，盖晚愉读孟子，而后偏观乎百象而不乱也。”强烈的责任感使他更倾向于儒家，尤其认同于生活在战国时代、提倡“浩然之气”、认为民贵君轻、主张“有德者执政”而反对霸政的孟子。那么他在商周之间更认可的应该是周代以礼治国的理念。在《老子论》中，苏辙清晰地说：
老聃之说曰：“去仁义，绝礼乐，而后天下安。”而吾之说曰：“仁义礼乐，天下之所待以治安者。”
眉山市的苏辙雕像
在治政上，苏辙不屑于老庄“无可无不可”的态度，认为他们只希望“自免而逃天下之是非”，这种“泛泛焉浮游其间”的做法就像是小人在苟且偷安，远远不如孔学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理想，老庄甚至几乎等同于无忌惮的小人。他说：
仲尼有言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夫老聃、庄周其亦近于中庸而无忌惮者哉！
苏辙一生中都以儒学为根本，始终秉持以礼乐德教治国的思想，他说世间“君臣父子之间，非礼法则乱”，儒家以外的道家思想“以之治世则乱。”要注意的是，苏辙遵循“中庸”思维，对老庄并没有全然否定，在《老子解》等文章中也肯定了老子思想的部分合理性，比如孔学“示人以器而晦其道”，老子则“示人以道而薄于器”，孔老两种学说采取了两种不同的方法，老子学说也是道的体现，与孔学各有其利弊。
（四）结语
《商论》只是苏辙历代史论的一篇，他对于商代政治状况的评述也不仅仅见于《商论》。比如他在《五代论》提出，得国愈难，国祚越长，所举的例子正是商周，“始于稷、契，而至汤武，凡数百年之间，而后得治于天下。其成功甚难，而享天下之利至缓也。”
有别于史家，苏辙的史论文章虽然也追求客观公正，态度比较冷静，尽量克制自己主观情感，但作为“文士之论”，他并不着力全面地展现当时人物而事件，而表现出自身的倾向性，“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观点集中而突出，往往一篇文章只围绕一个问题来谈。也正因为是“文士之论”，所以他的立场就是文士大臣的立场，在谈到朝代兴替时，往往只强调君臣关系、治政理念，少谈甚至不谈自然状况、生产状况、经济结构等因素对社会政治的影响，这是由儒家视角和当时对于历史规律的认识所决定的。
苏辙的《商论》也使我们意识到，相对于犯颜直谏，儒家提倡隐晦地、柔和地“讽谏”，这可能也是当时史论文章流行的原因。苏辙的史论文章明白晓畅，所指出的问题往往切中时弊，这种文章的写作目的无非是“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苏辙说的是商，其意在宋，在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