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中文系1984级校友何五元在大一下学期时（1985年3月）创作的一篇《登珞珈山赋》（后改名为《珞珈赋》），多年来在武汉大学的众多师生校友中广为流传，影响深远，堪称一篇不可多得的佳作。近日，更是得到了刘道玉老校长的极高评价：“我认为，它将是武汉大学的千古绝唱，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可能把它写入80年代的成就之一。”
笔者最早接触到这篇《珞珈赋》，是在本世纪初，正式成为武汉大学校友前夕。对于这篇美文，我甚为喜欢，时常用心品读，几乎已经到了“熟读成诵”的地步，与此同时，也对其作者何五元学长的文采与才华钦敬不已。
不过，以上所说的，是诞生于1985年的《珞珈赋》原版，而不是在2013年奉命修改、加塞了两段文字之后在武大校门广场“勒石以志”的新版——在我看来，这次修改实际上是对原作的一次极大的损害。
说实话，将一位校友在大学一年级时的习作镌刻在校门广场上，这本身当然非常值得称许，对于作者本人来说也是一种莫大的荣耀。然而，凡事都是有“代价”的，采用你的文章也不是无条件的——前提是你得顺应和迎合某些领导们的一点小心思，在你的文章中再塞进去一些能够体现某些“现实需要”的文字，于是，经过修订后的新版《珞珈赋》中，就增加了以下两段据说“更有历史时代特点和文化韵味”的文字：
仁者乐山兮智者乐水，山高水长兮流风甚美！学堂名自强，多难图兴邦。筚路蓝缕，朴诚有勇，育复兴之国士；颠沛流离，玉汝于成，培干城之栋梁。风霜雨雪途，弦歌不辍；困苦忧患时，奋发图强。壮哉！学大汉，武立国，铁肩担道义；自强魂，弘毅气，豪情兮一何滔滔！
珞珈苍苍，东湖汤汤。山川壮美，泱泱兮养天地之气；澄岚秀润，昂昂兮结青云之志。从来大师云集，兼容并包，岂分东西南北；始终树木树人，英才辈出，皆为珞珈荣光。
笔者没什么文学细胞，但仅就一点朴素的观感而言，我真心觉得这两段文字在文采方面实在是比1985年的《珞珈赋》原版逊色了很多，这种“退步”真是太明显了。而更为重要的是，从本人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的角度来看，上述文字最大的败笔便是——为武汉大学1993年以来所“发明”的“伪校史”背书！
何五元校友肯定知道2013年的前一年发生过什么事情——刘道玉老校长和笔者先后上书学校当局，要求对我们武汉大学1993年以来所奉行的“伪校史”进行“拨乱反正”，将原定于2013年举办的所谓“120周年校庆”更正为名正言顺、货真价实的“百年校庆”，结果，学校方面是如何回应我们的呢？变本加厉的学术造假！完全把一所大学本应具备的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等最基本的品格和精神抛到了九霄云外……
回到新版《珞珈赋》本身，先看看这一句——“学堂名自强，多难图兴邦”。事实上，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那所湖北自强学堂，与我们武汉大学毫无继承关系，结果却被某些人以种种不光彩的学术造假手段，牵强附会地强行认作武汉大学的“前身”，然后又将这所办学水平非常低下的中专吹嘘成中国第一所大学（或是语意相近的其他一些表述），最后再用这一极其低劣、荒唐的学术谬论，将武汉大学的数十万师生校友欺骗、误导和“裹胁”了20多年，很明显，何五元校友就是其中的一员。
几年前，当笔者第一眼看到新版《珞珈赋》中的“学堂名自强，多难图兴邦”这句话时，大致的感觉就是——一块鲜美可口的蛋糕上，突然落下来一只死苍蝇……也许它还不足以将整块蛋糕都污染掉，但至少也会让人大倒胃口！对于这句本应与武汉大学没有任何关系的溢美之词，笔者平时经常以讽刺的口吻将其戏谑和篡改为——“学堂名自强，多吹易穿帮”！我觉得我完全没有说错，这20多年以来，武汉大学校方以及本校的某些不懂装懂的“学者”们不知道在自强学堂这个“假祖宗”的身上吹了多少荒唐可笑的牛皮！写几篇简单的论文都不足以完全驱散这些流毒，所以，笔者只好在不久的将来，用一部专门的学术著作，来还这所与武汉大学毫无继承关系的清末新式学堂以本来面目了。
接下来还有一句——“自强魂，弘毅气”，所谓“自强魂”，无非是利用自强学堂这个“假祖宗”的名号做一点肤浅的表面文章而已，再配上舍弃了“明诚”之本心的所谓“弘毅气”，这种建立在扭曲历史的基础之上的莫名混搭，说白了也就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完全失却了历史的本真。
另外，笔者还注意到，在先前发布的新版《珞珈赋》征求意见稿中，还有一句“百廿薪传兮山高水长”，不过在最后的定稿中已经被改成了“山高水长兮流风甚美”——要不然，便又多了一处败笔。
谁都无法否认这样的一些基本事实——何五元校友在武汉大学就读期间（1984－1988），不论是学校官方还是广大师生校友个人，在谈到武汉大学的校风、精神与文化传统时，没有任何人动不动就把“自强”这两个字挂在嘴边上当口号喊，学校每年的“校庆日”当然也不是什么11月29日，在他入学前的1983年，学校刚刚办完“70周年校庆”，在他1988年毕业离校几个月后，学校又举行了“75周年校庆”，当时武汉大学对本校校风的概括，主要采用的是刘道玉校长1982年给77、78级学生的题词——“诚实朴素，勤奋刻苦，严谨治学，勇于创新”，而直到此时，也从来就没有任何一位武大师生校友曾经使用脱胎于自强学堂的“自强”二字来描述过本校的校风……
这些事实，本身就充分证明了，所谓的“自强魂”，不过是后来的某些人在错误地篡改了本校的校史之后，为了能以一种“循环论证”的方式来“自圆其说”，自欺欺人，便刻意拿这两个字来做文章，以人为“植入”的方式来对广大师生校友进行生硬的灌输，而完全不是武汉大学本身所固有的优良校风与传统一代接一代地自然传承下来的结果。
总之，虚假的东西，不是说你把它刻进石头里，它就能变成真的了，事实上，这种行为本身更像是自己把自己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这句话并非针对何五元校友，而是在批评武汉大学校方弄巧成拙地玷污本校校友作品的这种令人深感遗憾的行为。
近日，何五元校友在收获了刘道玉老校长对《珞珈赋》的高度好评之后，便写了一篇题为《沐浴在自由的芬芳里歌唱——创作<珞珈赋>的回忆兼答刘道玉老校长》（以下简称《创作<珞珈赋>的回忆》）的文章作为回应。不过，有意思的是，这个完整的标题只是出现在了“武大广州校友会”的微信公众号上，而武大新闻网在登载这篇文章时，却删去了后面的“兼答刘道玉老校长”几个字——有这个必要吗？这篇文章的正标题美其名曰“沐浴在自由的芬芳里歌唱”，结果副标题却被生生地砍去了后面一半，前后对比一番，感觉还挺讽刺的，呵呵。
笔者非常乐见何五元校友和大家分享自己当年的创作心得，假如这篇文章是开门见山、直奔主题、从一开始就直接介绍作者本人在1985年是如何将《珞珈赋》写出来的，那恐怕就不会有笔者现在的这篇文章了——在何文的开头，他在网上抄录了大量关于珞珈山的地理、历史概况的一些介绍性文字，然后指出：“之所以啰嗦这么多，我想说的是，在这座神奇的山里，什么奇迹都可能发生。”
问题就出在这里了——在文学方面，笔者没有任何发言权，但若是一篇文学作品在涉及到很多基本史实的问题上出现了大量的错误，那么，出于一个史学工作者的学术与社会责任感，我就不能装作没看到了。
以下便是笔者对《创作<珞珈赋>的回忆》一文中出现的若干基本史实与事实错误的全面剖析与纠正：
一、关于珞珈山与东湖
狭义的珞珈山，位于武汉大学校园内，海拔118.5米，为东湖南岸临湖最高峰，山顶可远眺东湖全景和武汉景色。武大校园依珞珈山临东湖而建，在世界名校中，很少有这样依山揽湖，独拥湖光山色的大学校园。
不好意思，同在“东湖南岸”，南望山海拔139.5米，喻家山海拔149.5米，都比珞珈山高了不少。
很多人脑中的武汉“东湖”，仅仅只是珞珈山、磨山以及东湖公园（听涛景区）之间的那一大片水域，但在事实上，这只是东湖面积最大的一个“子湖”（郭郑湖）而已，其面积也就占到了整个东湖总面积的三分之一多一点而已。
笔者在网上找到了一张比较完整的东湖风景区规划图，由此可知，整个景区的地理中心无疑是在磨山一带，在磨山的山顶上显然是可以看到东湖的大部分区域的，但也不可能100％地看到“东湖全景”，至于偏居东湖西南一隅的珞珈山，我们在其山顶能看到多大的水面？郭郑湖和庙湖（又名官桥湖）的全景，顶多还能看到汤菱湖和团湖的一小部分，至于同为东湖“子湖”的喻家湖、后湖、团湖（大部分）、汤菱湖（大部分）、小潭湖、筲箕湖等这些大大小小的湖面，在珞珈山上是不可能看到的。所以，不要说什么“东湖全景”，在珞珈山上能看到的东湖水面，还不到东湖总面积的一半。
至于最后那句“在世界名校中，很少有这样依山揽湖，独拥湖光山色的大学校园”，这种明显的自矜之辞，我就不多说什么了。
二、关于“武汉大学新校园筹建”
1931年武汉大学新校园筹建时，地质学家李四光担任筹建委员会主任，他和林学家叶雅各提出并最终实现了将东湖边的好几座山，包括珞珈山、狮子山、侧船山，包括东湖很大一部分（看得见周边山峰倒影的湖面）都囊括在武汉大学校园之内。
首先，在当年的国立武汉大学筹建之时，李四光所担任的具体职务先后为该校筹备委员会委员（简称筹备委员）和建筑设备委员会委员长（简称建筑设备委员长），请问这“筹建委员会主任”是个什么玩意儿？
其次，再让我们来简单梳理一下当年“武汉大学新校园”选址和建设的时间线——
1928年7月，国立武汉大学筹备委员李四光率先提出以洪山为武汉大学新校址；
1928年11月，以李四光为首的国立武汉大学建筑设备委员会选定“卓刀泉东湖嘴一带”为武大新校址；
1929年2月，由李四光聘请的美国建筑工程师开尔斯从上海来到武昌考察，随后提议将校址改到珞珈山－狮子山一带；
1929年7月，国立武汉大学致函湖北省政府，请求其为武大正式圈定校址，并明确提出“东以东湖滨为界，西以茶叶港为界，北以郭郑湖为界，南面自东湖滨起至茶叶港桥头止”；
1930年3月，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新校舍一期工程正式开工；
1931年9月，一期工程大部完工，11月验收，12月基本竣工，1932年初全面投入使用。
由此可见，国立武汉大学选址珞珈山的具体时间是1928－1929年间，新校舍一期工程的建设时间是1930－1931年，到了1931年，一期工程的各个建筑都已经陆续建成了，就这个时间节点来谈选址与“筹建”，是不是已经有点太晚了？
最后，1929年国立武汉大学在珞珈山、狮子山一带圈定校址时，并未将任何一处东湖湖面包括在内。实际上，过了好几年之后，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武汉大学才开始收购东湖的水面，并最终收购了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左右，至于具体收购了哪些水面，当然必须以每一份具体的契约上的规定为准，而所有这些，都需要比较精准的测绘结果，不能有半点的含糊。所谓“看得见周边山峰倒影的湖面”，这种表述如果是放在文学创作的场域中倒还无伤大雅，但若是塞进这种纯属知识介绍性质的文字中去，那就显得极不准确、也不大合适了。
三、关于闻一多与“中文系主任”
珞珈山原名落驾山，1928年，时任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的著名诗人闻一多改为珞珈山。
众所周知，闻一多曾任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首任院长，这是毫无疑问的。不过，他在武汉大学工作期间（1928.8－1930.6），全校所有学系都还没有设置“系主任”一职，所谓闻一多“兼中文系主任”，完全就是子虚乌有。
直到1930年9月，也就是闻一多离开武汉大学三个月之后，学校才在部分当时已有三年级学生的学系设了系主任，刘赜教授被聘为国立武汉大学中文系首任系主任，而这与闻一多已经没有任何关系。
四、关于《珞珈筑记》一书
“伴随着武汉大学选址珞珈山，东湖逐渐被纳入到武汉市区范围之内，武汉因此也被渲染上了‘山水城市’的色彩。武昌东湖从一片普通的城郊荒泽演化为一个风景游憩地的最开始，武汉大学（就）扮演了极为重要和核心的角色，是东湖风景区建设的主要拓荒者之一。”“武大所采用的这种以绿色琉璃瓦为最醒目特色的近代建筑风格，与东湖风景区的碧水青山和谐统一。它不仅影响了武汉大学，也奠定了日后整个东湖的建筑风格基调。”“今天的很多武汉高等院校，比如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农业大学等，和历史上的武汉大学都有着非常深厚的历史渊源。民国时期的武汉大学相当于‘母体’，分化并产生了很多分支，它们共同奠定了武汉作为‘大学之城’的气质。武汉大学创办以前，武汉在全国的教育版图上是非常弱势的。武汉得以成为‘大学之城’，是国立武汉大学创办奠定的。”（摘自刘文祥《珞珈筑记》）
上面这段话由三段引文构成，最后统一注明系摘自《珞珈筑记》一书。然而，作为该书的第一位读者以及从该书的初稿一直审读到定稿、对全书内容极为熟悉的审阅者，笔者一眼就能看出——这些话根本就不是这本书中的文字！
我们一句一句地来看——
1.中华读书报
伴随着武汉大学选址珞珈山，东湖逐渐被纳入到武汉市区范围之内，武汉因此也被渲染上了“山水城市”的色彩。
这句话来自2019年10月23日的《中华读书报》上的《中国最美大学校园是怎么诞生的》一文，作者蒋渊，其原文为——
http://epaper.gmw.cn/zhdsb/html/2019-10/23/nw.D110000zhdsb_20191023_2-09.htm?div=-1
2.北京晚报
武昌东湖从一片普通的城郊荒泽演化为一个风景游憩地的最开始，武汉大学（就）扮演了极为重要和核心的角色，是东湖风景区建设的主要拓荒者之一。
这句话来自2019年9月5日的《北京晚报》责编孙小宁对《珞珈筑记》作者刘文祥的访谈《武汉大学——建筑中照见历史》一文，其原文为——
http://bjwb.bjd.com.cn/html/2019-09/05/content_12340392.htm
3.澎湃新闻
武大所采用的这种以绿色琉璃瓦为最醒目特色的近代建筑风格，与东湖风景区的碧水青山和谐统一。它不仅影响了武汉大学，也奠定了日后整个东湖的建筑风格基调。
这几句话来自刘文祥于2016年8月31日发表在澎湃新闻“私家历史”栏目上的《武大何以“最美”：打造东湖景区的拓荒者》一文（后来以《武汉大学与东湖》为题，收录于由本人和刘文祥共同担任执行主编与主要撰稿人的《珞珈风云——武汉大学校园史迹探微》一书），其原文为——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500805
4.长江日报
今天的很多武汉高等院校，比如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农业大学等，和历史上的武汉大学都有着非常深厚的历史渊源。民国时期的武汉大学相当于‘母体’，分化并产生了很多分支，它们共同奠定了武汉作为‘大学之城’的气质。武汉大学创办以前，武汉在全国的教育版图上是非常弱势的。武汉得以成为‘大学之城’，是国立武汉大学创办奠定的。
这几句话来自2019年9月5日的《长江日报》记者黄亚婷对刘文祥的专访——《武大的厚重不是樱花可以代表》一文，其原文为——
http://www.cjrbapp.cjn.cn/dujia/p/116311.html
由上可见，《创作<珞珈赋>的回忆》一文中所注明“摘自刘文祥《珞珈筑记》”的大段文字，要么是该书作者刘文祥以前在其他地方发表的文字，要么是某些新闻媒体对刘文祥的访谈，要么是某些真正认真看过该书的读者所写的书评（而且该文在引用这些文字的时候还进行了不少删改），却独独没有哪怕一句话真的是从原书中摘引出来的！
虽然这篇文章并非严肃的学术论文，但不管怎样，其作者明明只是从关于某本书的各种新闻报道中简单摘抄了几句话，却还要“假装”是从原书中抄录下来的，这样的写作态度，也是极不可取的吧？这应该不是在沈祥源老师的课堂上学到的吧？
五、关于“那一年，我17岁”
1985年3月，我就读武汉大学中文系一年级下学期……那一年，我17岁。
何五元校友对外公开的年龄信息，难道不是“1966年12月出生”吗？（没有虚报年龄吧？）1985－1966＝17？？？天呐！1985年的何五元学长，明明早就已经是个成年人了，何苦还要一直假扮未成年人这么多年？！就算是要追求那种“永是珞珈一少年”的感觉，那也不应该拿自己的真实年龄这样开玩笑吧！这种“装嫩”2年的做法，与我们武汉大学“装老”20年的行为，实在是形成了一个鲜明而有趣的对比！o(∩_∩)o
我在《创作<珞珈赋>的回忆》一文中所发现的各种错误，就这么多了。再回想一下何五元校友在大段抄录了这些以讹传讹的文字之后所说的那句话——“之所以啰嗦这么多，我想说的是，在这座神奇的山里，什么奇迹都可能发生”。一点没错，确实是座“神奇的山”，神奇到让这么多在它的怀抱里生活多年的人们对它的很多基本情况都完全搞不清楚，随便从网上抄几句看似一本正经的话都是错误连篇，惨不忍睹，再也没有比这更大的“奇迹”了。
何五元校友大概觉得，在自己文章的开头多“啰嗦”这么几段话，似乎可以为这篇文章多增添一些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但遗憾的是，如此之多、而且令人咋舌的史实与事实方面的错误，只能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也正如他在2013年所谓“120周年校庆”期间“奉命”修订《珞珈赋》时应景式地加上什么“学堂名自强，多难图兴邦”、“自强魂，弘毅气”、“百廿薪传兮山高水长”之类画蛇添足的荒谬文字一样，虽然本意是为之“增色”，但其客观结果，却完全是在——“减分”。
最后，回到何五元校友的《珞珈赋》这篇文章本身，笔者的基本态度便是——我个人非常欣赏诞生于1985年的那篇朴实无华、没有沾染上任何虚假的历史谎言的原版《珞珈赋》，也就是沈祥源老师当年亲手抄写、并于2016年10月13日将其誊录手稿捐赠给武汉大学图书馆的那个版本，至于2013年刻进石头里的那个公然为“伪校史”张目的修订版，笔者唯有嗤笑与不屑而已。
沈祥源教授1985年抄录的何五元《登珞珈山赋》，现存武汉大学图书馆
几个月前，笔者在参加一次校友聚会时，尝到了由武大校友出品的“珞珈赋酒”，其包装内附有《珞珈赋》全文，并特别注明，“此《珞珈赋》长卷文字，为中文系何五元校友大一下学期原作（1985版）”，而并非所谓“武汉大学120周年庆”时“应母校要求略有修改”、“并立石壁镌刻于武大正门”的那个“2013版《珞珈赋》”。笔者并不清楚其出品者为什么要选择前者而非后者，但仅仅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我也必须要为这个选择大声叫好！
“珞珈赋酒”包装内所附文字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