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回看距今2500多年的吴、越争战，最终弱越战胜强吴的惊心动魄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由各种琐碎事件、各个人物串联起来的整个历史脉络，辨知导致双方成、败的根本原因。
首先，在实行皇权至上的君主制封建社会，一国之君的个性、胸襟、韬略对于国家兴衰起着决定性作用。这一点，在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身上鲜明地体现出来。吴王夫差政治眼光短浅，心胸狭窄，志大才疏，凡事妄自尊大，独断专行，又在决断关系国家前途命运大事上，好行妇人之仁，这是致使其*国亡**灭身的直接原因。
公元前496年夫差即位时，吴、越两国已是长期“互殴”的老对头了。此前，夫差父亲吴王阖闾重用伍子胥、孙武、华登等一批赤胆忠心的谋臣武将，走强兵兴国之路，威震华夏，其国力超过比邻的越国。
夫差即位后的第三年，兴兵攻越。越王听从智囊的建议，派使者向夫差卑辞示弱求和，以赢取越国韬光养晦、积蓄力量的时间。夫差受其言语蛊惑和眼前利益引诱，不顾目光如炬的老臣伍子胥的劝阻，答应了越国的求和，开始走上*国亡**的悲剧之路。而越国君臣在向吴国示弱求和计谋得逞后，又有意在关键程序环节为日后攻吴埋下一个伏笔，那就是用谄谀、恭维的话诱使吴王夫差放弃举行双方结盟的必要仪式——歃血盟誓，以免日后伐吴时落下背信弃义的把柄。通过这一点，更加反映出吴王的颟顸愚昧和越王的远见卓识。
越国因成功同吴国讲和，双方暂息干戈，越国得以休养生息。
时间一长，素怀鸿鹄大志的勾践渐渐淡忘了范蠡、文种等一干谋臣“韬光养晦，以待时机”的规谏，主观认为自己羽翼已丰，攻打吴国的时机已经成熟，不顾范蠡苦谏，公然破坏与吴国缔结的友好盟约，一意孤行地兴兵攻打吴国，结果遭到惨败，一路丢盔弃甲地溃逃至会稽山上。
绝望之中，越王不得不再次故伎重演，依赖臣下向吴王屈膝求和。令他侥幸的是，自己作为背信弃义的侵略者，竟然又一次得到吴王的宽恕。只不过这次乞和较上次付出的代价大多了，除春、秋两季向吴国进贡外，几乎把越国所有大臣、士人的女儿都送给吴国做奴仆，把越国储藏财宝的国库交给吴国掌管，越王自己到吴国负荆请罪，降身奴仆供吴王驱使。事到如今，越国君臣也只求保住身家性命和国家名分，留住薪火，再不敢有别的奢望了。
在这次由越王挑起的吴、越战争中，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的性格再次展露无遗。
越王陷入困守会稽山绝境时，脑子终于彻底清醒过来，认识到自己年少轻狂，高估了自己的才能和越国的实力，他向战前竭力阻挠自己的大夫范蠡、文种深表自责，并向他们寻求救亡图存良策，对他们的谋划言听计从。而吴王夫差再次不听伍子胥劝其乘机灭越的箴谏，听信收受越国贿赂的太宰的春秋古训，行妇人之仁，又一次接受了越国的乞和，错失了吞并越国的良机，为自己最后身戮国灭下了一着致命的败棋。
刚愎自用、目光短浅而又好大喜功的吴王夫差，在同卧榻之侧的最危险的敌人越国的对弈中，由于自己狂妄自大，对变幻的局势熟视无睹，导致一步错，步步错。越王战败后，携大夫范蠡到吴国委身夫差为仆，夫差本应认清越王不守信用、出尔反尔的险恶一面，始终保持戒惕之心，长期将勾践羁留在自己身边，或采取其它政治、军事手段钳制越国，以绝后患。但骄矜而健忘的吴王不久便忘记了越国惯于翻云覆雨的奸险，被卑躬屈膝侍奉自己的勾践的虚假外表所欺骗，很快纵虎归山，将勾践放回越国，亲手为吴国的覆灭埋下再也不可拔除的祸根。
与吴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经此一役，几陷灭顶之灾的越王勾践彻底认清了吴强越弱这一现实，他以对吴王俯首帖耳的猥琐伪装骗取吴王放松对自己的警惕。全身归来后，他痛改前非，卧薪尝胆，发奋图强，将越国治理得百业兴旺，兵强马壮。他所有的努力都朝着一个明确的目标：*仇报**雪耻，吞并吴国，进而称霸诸侯。他深刻认清自己才智不足及性格缺陷，以近乎自虐的“苦行僧”般生活方式，时刻惩戒、警醒自己。他从长期政治实践中，得知大夫范蠡在处理外交事务、国家大事时的谋略、见识远胜自己，且性格端方鲠介，于是凡遇疑难之事，必向他请教，且唯谏是从。越国臣民见越王如此礼敬贤臣，从善如流，纷纷效法，争相向越王献计献策，全国上下形成群策群力、共襄国事的良好氛围。
不仅如此，越王勾践还利用一切机会，向出使越国的友邦人士请教，征询他们的意见建议，供自己参考决策。他虔诚谦恭地向吴国的死对头——楚国使者申包胥讨教攻吴须具备的条件，懂得了除了自己已经具备的诸多战争必要条件外，最根本的三大决胜条件是宏观上的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智谋，三军将士同袍共泽的仁义和刚毅果决、视死如归的勇敢。
更值得点赞的是，越国的韬光养晦，并非机械地一成不变，而是时刻睁大机警的眼睛，暗中窥伺吴国的一举一动，寻找破绽。如觑准吴国大夫伍子胥因吴王夫差不听劝谏、近谗远贤而自杀，夫差率领朝臣远赴黄池和晋定公争夺盟主之位的大好时机，偷袭吴国。此举除了试探此时吴国的真实实力和吴王反应外，还隐含一种侥幸的觊觎：如果孤悬外地的吴国君臣自乱阵脚，国内民众哗变，各诸侯国乘机群起攻吴，自己近水楼台，可以火中取栗，提前完成灭吴大业。吴王幸亏于危急时刻，采纳了大夫王孙雒的计谋，成功夺取盟主宝座，稳住军心、民心，弹压诸侯，安全返回，使吴国延长了数年国祚。
就在吴国妄自尊大、穷兵黩武，越国韬光养晦，励精图治的过程中，吴、越两国强、弱之势悄然易位。越国复仇的时机终于成熟了。大战前，越王勾践同夫人及诸大夫立下的“不灭吴国不复还”的决绝誓约，劝返孤、弱、病、残从军者的恤民情怀，拿军中坐实不法者祭刀整肃三军…… 这一系列恩威并举举动，与他自吴国返回后多年来卧薪尝胆、从谏如流、恤民如子的表现一脉相承，体现出国家最高统治者政治上的圆熟。当吴国战败，派使者前来乞和，恳请越王仿效当年被吴国围困会稽山时，吴王放他一马那样，赐给吴国一条生路时，心里闪过一丝怜悯之情的勾践并不像当年夫差那样刚愎自用，而是听从大夫范蠡的规谏，由范蠡出面拒绝了吴国的求和。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吴王。在决定国家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越王勾践及时斩断妇人之仁，自然是睿智正确的。幡然醒悟的夫差死期将至，痛悼为国为民赤胆忠心、以死谏争的老臣伍子胥，奈何悔之晚矣。
从吴、越争战，最终弱越吞并强吴的过程中，我们不难看出越胜吴败的根本原因，它为后来的统治者竖立了一面儆戒明镜。然而，赓续的历史长河中，朝代兴替依然，历史周期率几成历代统治阶级打不破的魔咒，“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怪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