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国务院参事夏斌
文/邵轩岚 金砖财经《中国房地产金融》总编辑
近两年的内外形势表明，地缘政治、突发事件等因素对中国经济的扰动可能会常态化。“对未来十年发展结果的判断，主要取决于中美的博弈过程，结果有多种可能性”，原国务院参事夏斌日前接受金砖财经独家专家专访时表示。
在夏斌看来，历史上日、苏赶超美国都失败了，中国也不例外的“萨默斯”之说，是简单的、错误的。
夏斌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曾任国务院参事，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现为当代经济学基金会荣誉理事长，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主席、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政策、货币政策、金融监管和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有关学术论文曾获中国孙冶方经济学奖等。
在夏斌看来，未来5年及15年，5%左右的经济增速，从经济学逻辑分析上完全有可能。
宏观调控是否成功不能看一事一时，要看国民经济运行是否能保持当年基本平衡，总体上是否在收敛于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任正非与郁亮同喊活下来，表明了企业在巨大生存压力下的呐喊，但俩人呐喊有不同的背景及含义。“对于企业家而言，这是考验有否真正企业家精神的时刻到了。必须背水一战，先求生存，再谋发展，才能凤凰涅槃。”夏斌对记者表示。以下为采访实录：
一、未来十年有四种可能，核心要做好自己的“功课”
《金砖财经》：这两年的内外形势表明，地缘政治、突发事件等因素对中国经济的扰动可能会常态化，中国想要关起门来做好自己的事并不容易，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以及能否对未来10年的内外形势大致做出判断？
夏斌：我认为，在21世纪中美关系为国际主要关系背景之下，未来十年的形势发展离不开中美关系。目前一些外部因素对中国经济的扰动会常态化，但我们在政治外交、经济等领域不应该也不会主动“关门”。开放、全球化，仍是中国发展必须遵循的战略方向。至于具体的策略，可以因时而变，但那是小变而不是大变，是策略方法之变而不是战略方向之变。
对未来十年发展结果的判断，主要取决于中美的博弈过程，结果有多种可能性。最坏的结果，发生战争或局部战争，各自的经济发展受阻，但这种可能性仅为30%。较理想的结果，美对华遏制会常态化，甚至更惨烈，但仍斗而未破，天下无大战事。中美之间每年斗斗闹闹，经济发展受到了冲击。
然而经40多年巨大财富积累的中国大经济体，自有发展的空间与韧劲，若能争得更多时间，埋头发展，期间尽管曲曲折折，10年后再回顾，国民福利仍能得到很大的发展。
至于2030年或2035年GDP能否赶超美国，首先GDP不是唯一的发展目标，即使晚几年赶超美国，只要国民福利各方面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国民幸福度进一步提高，就是不错的结果。
只要我们能保持定力，做好自己的事，我对再过10年GDP赶超美国仍是乐观的。还有一种可能不能排除，是美国内斗严重，国家分裂、内乱进一步演化，还不知未来10年内会发生什么。若中国此时能稳住、持续发展，中美博弈下的中国未来经济可能又是另外一种情况了。第四种可能，目前的俄乌战争发展结果还不清，中、美、俄、欧之间关系的演变朝哪个方向发展，对中国及相关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会出现什么样的政治经济格局发展的可能性，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总之，预测中国未来10年的经济发展，不管从哪方面说，核心是中国要做好自己的“功课”，这是争取最好结果的关键。自己要渡过经济转型的难关，真正把改革进行到底，这方面仍任重道远。
二、5%左右的经济增速，从经济学逻辑分析能成为事实
《金砖财经》：有人测算，如果想要实现2025及2035年的目标，则从2021年开始的5年及15年，中国年均经济增速需要5%左右，结合这两年的情形看，您觉得这个难度是不是正变得越来越大？
夏斌：这两年受疫情防疫等因素影响，完成GDP年均5%的增长，有压力，有困难。但从中长期看，从纯经济学逻辑分析（从一国经济增长的供给与需求两方面分析），保持相对较高的增长率是完全有可能的，你提到的目标任务也是能够实现的。
从供给方看，中国具有40%左右的较高的国民储蓄率，工业体系健全，40多年积累的充裕的适合市场经济的人力资本，以及进一步的改革和制度红利。从需求方看，现在4亿中产阶级为主的大国消费市场、城乡差距、东西部差距决定的投资需求、世界第一贸易大国及一带一路中的外部需求。这一切不是其他国家所能比的。因此只要我们坚持进一步改革开放，保持社会稳定，纯经济学逻辑意义上分析的结果完全有可能变成事实。当然，在讲底层逻辑时，是包括了制度动态不断适应的大前提。要求我们不断地深入改革，不断地完善市场制度。缺乏这个大前提，则就难说了。
三、中国不例外？萨默斯的类比与结论是简单的、错误的
《金砖财经》：近期美国前财政部长萨默斯提出，之前日本和苏联也曾想过在经济总量上超过美国，但最终都失败了，中国可能也不会例外，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夏斌：萨默斯的类比与结论是简单的、错误的。理由有三点：
第一，时代背景不同。中国与日、苏赶超美国的各自背景特征，是被赶超的美国自身正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夸张地讲，日、苏两国快速发展时，美国正处于二战后自身稳定繁荣增长时期，且产业也正处于升级换代时期。特别是朝鲜战争前后，日本充分分享了美国增长的一杯羹。后经越战、伊拉克战争及美国霸权在全球的肆虐和挥霍，美国自身爆发了2008年金融危机，经济受到了重创，以此为转折，开始走上下坡路。十几年过去了，元气尚未恢复，现仍处于衰退之际。中国快速发展的40多年，正是在美国经济往下滑坡的时期，综合实力下降的时期，以往荣光的美元霸权开始出现裂缝的时期出现的。而且这一演变过程还未结束，正在上演中。这是具有完全不同的历史含义。
第二，三国分别赶超时的市场规模及经济结构不同。原苏联赶超时，经济结构严重失衡，大搞军备竞赛，轻工业严重落后，对外贸易仅主要限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系内。日本赶超时，以外贸进出口为导向，自身国土、资源有限，国内市场相对较小。中国既是人口大国、消费大国，投资大国，又是外贸进出口大国，与世界多国都有相对较高权重的外贸业务，且不完全倚重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
第三，日、苏曾经赶超的失败教训，恰恰对我们而言是极好的学习教材，是前车之鉴。大国经济的良性发展，如何保持双循环并以国内循环为主，金融开放如何自主、审慎，如何推进崛起中大国所需的本币国际化，如何保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确保市场制度处于动态的不断改革中等等。日、苏的发展史是一面很好的明镜。而他们两国在赶超时恰未遇到有这样的“上帝恩赐”。
第四，国人现在还算清醒，能认识到中国伟大复兴之路还走在半路中，能看到中国自身的问题，能居安思危，明白必须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不继续改革会没有出路。尽管我们已经取得了奇迹般的成绩，面对现在的问题与困难，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洗礼的国人不会允许谁“开倒车”。这一点至关重要，也恰恰是破“萨默斯之说”四条理由中的关键。没有这条理由托底，以上三条理由仍是不充分的。
四、保交楼稳民生，稳社会，绝不是简单“翻烧饼”
《金砖财经》：“保交楼”已经被纳入中央顶层设计框架，上升到了“全方位守住安全底线”的高度，地方政府的责任也被“压实”。如果按照短期、中期以及长期三个阶段来划分的话，您怎么看待房地产行业纾困的前景及走向？
夏斌：提起房地产行业“纾困”、“稳预期”、“房市复苏”这些词，我感觉背后似乎都有相同的逻辑，即都要重新振兴房市。
但我认为，“稳预期”、“振兴”、“复苏”，首先要明白，是稳什么样的预期？“振兴”、“复苏”什么？是恢复原来房市“快增长、高房价”的预期，还是稳住“房住不炒，住有所居”、即房市不崩、又不“翻烧饼”的预期？即通俗所说的“既要……又要”目标，这是关系到我国当前及下一步房市健康发展重要原则的选择。
我认为，“保交楼”是体现保民生、稳社会，因此对于一些“半吊子”工程项目肯定要救，但并不意味对严重经营违规、资不抵债的房地产企业，政府一定会救。对这些难以为继的企业应重组、转型甚至让其破产，由此产生的对房市发展的抑制影响，本是题中之义。
尽管此原则在执行中很复杂、难以准确执行。如果在此指导思想下观察长短期不同时期的房市走势，我判断，在短期“保交楼”压力下，通过专项*款贷**的支持及引导，房市的相关指标会有所好转，下跌的趋势会逆转。但绝不应是简单的“翻烧饼”。当然，此时若政策信号不清晰，压实责任主体工作不具体，政策落实不精细，同时加上短期经济增长等各方面压力过大，我仍担心不排除短期内“翻烧饼”现象会出现。但从长期看，在人口老龄化、房屋供给总量逐步收敛于供需平衡或供大于求，同时在破解“土地财政”及改革地方投资冲动“惯性”的历史轨迹中，中国房市“快增长、高房价”的局面最终会结束。
五、与房地产不同，新能源是一个生生不息、不断发展的过程
《金砖财经》：新能源在未来十年的发展一直引人关注，甚至有人拿其和过去的房地产行业相比，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夏斌：这是两个不同的行业，有不可比因素。新能源是代表了生产力的改善与进步。在新生产能力形成之前的科研不断试错中，会有资金投入的损失，这是任何一项新生产能力形成过程中的必然。但它体现的是创新方向，是生产力不断提高的过程。而中国20年的房市发展，是中国过去经济增长模式的孪生兄弟，即与过去20年的经济结构、土地财政、货币运行、城镇化管理模式紧紧相连，存在一定的缺陷。现在，中国的增长模式在转型，土地财政在变，货币供应机制在变，保障房建设在加快，商品房需求在满足，因此房地产行业的发展模式必然也要发生转折，发展的速度会放慢。它不像代表生产力的新能源，是一个生生不息、不断发展的过程。
六、宏观经济的“周期特征不明显”？未必就是不好
《金砖财经》：有人指出，中国宏观经济的周期特征不明显，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货币政策与监管政策的扰动，从而导致自我调整机理的缺陷愈发明显，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夏斌：经济学上，不管是马克思的周期理论，还是朱格拉、康德拉季耶夫及熊彼特的周期理论，研究周期理论，就是想尽可能地烫平周期，减弱周期波动，使经济稳定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凯恩斯涉及的货币政策谈不上是一种贬义上的“扰动”。若说扰动，扰动的意义是不想让经济在发展时对稳定发展产生扰动。因此“周期特征不明显”是否一定代表着不好？未必。一定意义上它代表了人们对经济发展、经济规律的认识在深入。
至于说到我国当前，人为的货币政策是否“导致自我调整机理的缺陷愈发明显？”这是仁者见仁的问题。此问题具体回答起来话长。我只是想强调，在改革我国计划体制的40多年历史过程中，处理好市场与政府关系始终是个核心问题、是个难题。改革在过程中，决策中的有些事，我们不能从一事一时看，应从方向上、从长趋势看。看什么？看国民经济运行是否当年保持基本平衡、总体上是否在收敛于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这是判断的基本标准。当然这不排除在另一层面上国家宏观仍需有战略方向上的调整意图。
七、活下来，考验有否真正企业家精神的时刻到了
《金砖财经》：华为创始人任正非今年喊出了华为要“活下来”，4年前万科董事长郁亮喊出“活下去”，两者形成了强烈的共鸣与共振，这意味着什么？对于弘扬企业家精神，您有怎样的思考与建议？
夏斌：任正非与郁亮喊同一个“活下来”，都表明了企业在巨大生存压力下的呐喊。但俩人同一的呐喊有不同的背景及含义。
郁亮的“活下去”，是在我国2017年房市政策严格调整下喊出的。从2017年到现在，快六年了，房市还在调整。我估计再过三四年，我们还会在讲房市调整，有些房企还在经营。即使讲调整，并不是让房企全部关门，但其中经营不下去的真要关门，不适应者要被淘汰，最后调整的结果会落实在房企结构上，会有生有死。
任正非的“活下来”，是在中国政府难以顾及、是地球上实力最大的一个国家给华为一个企业“断奶”的蛮横高压下喊出的。华为产品在国内几乎没有竞争对手。国外“奶一断”是几乎代表国内一个行业的“断奶”，因此任正非与郁亮代表的不是一个量级、不是同一意义上的“活下来”问题。当然对一个企业而言，都是生存的压力。至于你问起面对压力怎么办？我认为，只有咬紧牙关，不退缩。除此没有其他出路。绝地反击抢市场，断臂求生降成本，含泪拼命搞创新或改革经营策略。对于企业家而言，这是考验有否真正企业家精神的时刻到了。必须背水一战，先求生存，再谋发展，才能凤凰涅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