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人在20年间创立10家公司，哪怕并非全都成功，但是每家公司有50人，那就是影响了500人。这500个人，走出去又会不断发散他们的创业、创新力量。所以，一个人的价值早已超越了个体，这种谷歌精神是绵绵不绝的。
——李开复
谷歌第103号员工
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周哲说，他的人生中有三件事成为命运的拐点：第一件是童年时随父母举家迁到香港，使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拥有了第一台个人电脑，并产生浓厚兴趣；第二件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大学时到美国硅谷，他认识到除了朝九晚五的工作外还有另一种人生叫作创业；第三件则是毕业后进入谷歌，他见证了一家互联网公司从创业到上市并成为市值千亿美元公司的过程。“后面如果还有更重大的事情，对我来说也不过是锦上添花了。”周哲说。但如今，那个离开谷歌后轻松自由、小有名气的天使投资人周哲，却一脚跨入创业“深渊”：一边，他试图打造一个融合iOS、Android、Windows系统优势的全新平板电脑系统；另一边，他游说富士康一起撬开硬件市场。他渴望像当年由乔布斯开创个人电脑，并由IBM、微软共同掀起的产业革命一样，发动一场“超级平板电脑革命”。那么，这会成为周哲继谷歌之后的第四次命运拐点吗？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法就是发明它
亨利·福特曾说：“如果我最初问消费者他们想要什么，他们会告诉我‘一匹更快的马！’”这句话站在颠覆者的角度，可以用美国计算机科学家艾伦·凯（Alan Kay）那句名言来解释：“预测未来最好的方法就是发明它。”
关于周哲为什么要研发一套全新平板电脑系统的想法，可以追溯到2013年。当时他想给父亲购买一台具有多窗口、兼具办公和娱乐功能的平板电脑，却发现除了加载Windows 8系统的平板外，市场上几乎别无选择。这件事就像苹果落地激发了牛顿关于万有引力的遐想那样让周哲意识到，在平板市场，除了苹果iPad，行业几乎不存在一个真正的领头羊。从销量上看，品牌分布分散，iPad占据几十个百分点，其他品牌都不足10%；从实质上看，苹果虽然娱乐功能强大，但系统封闭，也不能外接鼠标，并不适宜办公；微软试图以Windows 8成为从PC时代跨越到移动时代的里程碑，但这一系统的操控性却始终受到各种诟病；Android虽是开源系统，但一开始便是为小屏幕设计的，一旦应用在大屏幕上，多任务、操控效果都不尽如人意。
周哲看见的另一个趋势是，随着人们对便携性需求的提升，笔记本形态的产品可能将会被平板替代。虽然从办公属性看，微软Surface、苹果Mac都有良好便携性，但价格高企，而在中国大多数地区，价格依然是消费者决策的最主要因素。单纯的娱乐性平板，几乎难以满足办公需要。
因此，如果具备三个条件，周哲认为将会有一个新的市场夹层出现：亲民的价格，让大多数人买得起；融合iOS、Android、windows三个系统的优势；多窗口，兼具办公和娱乐功能。在谷歌就从事移动项目的周哲，当然要通过改进安卓来实现这个理想。
事实上，已成为国内未上市公司中市值最高的科技公司小米，在过去几年就基于安卓系统成功完成了一次延伸，即MIUI：由于谷歌安卓多项功能在中国受限，小米基于开源系统打造了一套属于自己的生态。通过MIUI软件和小米手机硬件的组合，在国内智能手机市场上掀起了巨大的波澜，甚至改写了智能手机的供应链价格体系。
不过，小米诞生的定位是开发手机，MIUI的核心也是围绕手机服务开始；但周哲的思路恰恰相反。他要从软件的层面切入“办公+娱乐”功能的平板市场，并打造出一个新的生态圈：像PC时代的Windows，成为硬件厂商的中心。和富士康一起开发硬件，则是这场革命中的一次落地实验。
这种模式并非没有质疑，一个说法是，周哲想象的市场并不存在。但周哲认为，这就好比七八年前拿着iPhone或者Android智能手机，告诉别人这将是未来，得到的反馈十有八九是：“我的诺基亚挺好，为什么要换智能手机？”本质原因在于当时智能手机的用户体验并不够好。而一旦有人花费精力越过这道门槛，将像苹果手机那样改写历史。因此，周哲有信心通过系统定制，挖掘一个“平板+键盘”的新产业。“我赌的是一个趋势。”周哲说。
然而，眼前的挑战已今非昔比。微软凭借Windows桌面系统踏平天下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微软的幸运源于IBM把PC行业的硬件标准化，使得软件企业并不需要为硬件去做太多个性化。但在移动年代，统一硬件标准的时代却不会再重来。因此，除了打造一款优质的系统，还需要为用户提供长期、大量的技术支持。
周哲带着他的“赌注”甚至一路来到美国。在国际消费类电子产品展览会（CES）上，搭载其Remix OS系统的产品得到了媒体的肯定。但是，同样喜忧参半的消息还有，苹果计划推出一款带键盘的iPad；微软即将在2015年推出更适合移动设备的Windows 10，并首次开放办公软件Office给Android和iOS的用户。对周哲来说，这意味着他即将面临强大的对手和空前的挑战，但另一方面，这个趋势也许真的被他赌到了。
人生转折
作为“70后”，周哲认为自己的创业与“90后”最大的不同在于经历过时代所赋予的东西，也经历了互联网行业从兴起到繁荣的全部过程。
上小学时，在香港电力公司工作的父亲为了让儿子受到更好的教育举家搬到香港。当时中国还在改革开放初期，高考刚恢复不久，内地的应试教育体制刻板又竞争激烈；计算机教育也尚未普及；周哲虽然学习不错，但在考试上并不是尖子生，也未必能进入中国最好的大学。而在香港，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比内地同龄人早10年拥有了自己的个人电脑；1996年，又顺利考入香港科技大学电气工程专业；随后，大学期间他得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全额奖学金交换一年的机会；1999年，从科大毕业之后，考入斯坦福大学攻读硕士学位。
周哲的视野在到达美国硅谷后获得了很大开阔。他的父母是经历过中国艰难岁月的一代人，对事情的看法简单、保守、渴求安定而不愿冒险。这本没有对错，也是那个时代使然。然而，如果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周哲自己也难免安分保守，缺乏冒险精神。但在硅谷，周哲却看到另一个世界。
刚到美国的周哲，立志要在名校努力读书。然而观察周边的人，他却发现不少同学竟然退学加入创业行列。“他们放着好好的书不念，这是不是傻呢？”周哲心里有一百个问号。当时，斯坦福大学的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从PhD（Doctor of Philosophy，在美国一般视为学术学位的最高级）退学创办谷歌的事情小有名气。这更让周哲震惊：“能在斯坦福进入PhD，绝对是顶级学霸，在我看来退学简直就是不可思议，这怎么可能？”但是，当亲眼见证身边人不断离校创业，周哲开始自问，这是我的问题还是他们的问题？
虽然最终认真完成了学业，但拿到学位时的周哲再次走到岔路口：是选择一家稳定、高薪，但可能一干就是10年的大公司，比如微软、英特尔；还是加入一家前途未卜但充满各种可能的创业公司？这一次，已经受到太多触动的周哲对前者已经兴趣全无，虽然拿到硅谷十几家公司的录用通知，但他选择加入创业阶段的谷歌。
有时回想自己人生的几个转折，周哲认为少了哪一步，今天的人生都会截然不同。即使他在内地幸运地考入一所好大学，也学习计算机，那么在2000年年初大学毕业，当时还没有百度等大型互联网公司，他猜自己会选择微软，很可能在那里一待就是5年、10年，即使再到10年后他希望做点别的事情，可能“别的事情”就是加入百度；另外，如果没有去美国，接触一种全新的文化，他也很确定今天不会创业，人生观和做事的方法会大相径庭；如果没有加入谷歌，伴随这家年轻的公司走向商业巅峰，他则不会实现财务自由，更不会成为后来的“天使投资人Jeremy”。
冒险家的世界
然而周哲当时加入的谷歌的确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初创公司，确切地说更像一所学校，整个公司平均年龄不过二十四五岁，周哲甚至做好了“两年后这家公司垮掉了，我再去微软工作也不迟”的打算。就算现在回想起来，周哲也觉得谷歌是个幸运儿。第一是它太年轻，如果换作今天，在激烈的市场环境下成功率会低很多，谷歌的成功和当时的时代密不可分；第二，当时谷歌内部也还没有良好的管理方式。2001年，还是CEO的拉里·佩奇，认为公司里的管理人员太多，一个早上，他宣布从即日起公司将没有“经理”职位了，所有工程师都把问题汇报给工程部副总裁，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傻眼了。后来证明，佩奇的做法并不明智，这也不过是他一时的任性之举。
拉里·佩奇也曾在谷歌推出第一代广告时认为审批是一件麻烦事，最主要的工作应是向前推进项目。然而，这一度导致*品毒**或不良广告频频出现。“这不能说是他的错，只是当时的他有点不成熟。但站在他的角度看，这不过是冒很小的险，后果相对可以控制。现在谷歌能做得那么大，正是因为他的精神，这和他敢于冒险不无关系。”周哲说。
的确，拉里·佩奇的胆识成就了今天长成参天大树的谷歌，使其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互联网公司。这位冒险家认为，如果有一个机会，它可以足够大，那么宁愿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尝试，甚至无论结果成败。最极端的例子是安卓，当时两位创始人几乎赌上公司所有资源。“如果最终安卓没有做起来，导致谷歌倒闭，那么没关系，人活着不做点事情等于白活。对他们来说，赚不赚钱不是最重要的，能不能得到公众认可也不重要，在他们眼里，‘有意思’才是最重要的事。”周哲说。
这也让他们有着不同常人的价值观。谷歌上市时，两位创始人还住在租来的房子里，不少人建议说，你们这么有钱，不如去买所房子。“买房子干吗？我住得好好的，等有时间吧！”佩奇敷衍到。10年过去了，谷歌股票的增值速度当然远远大过了房子的增值，但这个小小的例子并不是说明两位创始人在投资界多有头脑，而是他们超越了物质、成败和得失，超越了绝大部分人的世界观。
从103号员工到天使投资人
作为谷歌第103号员工，周哲在这里度过了一段难忘时光：他写下谷歌第一行Java代码，成为广告系统Adwords第一个工程师，持有谷歌的原始股权。2004年8月19日，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谷歌，市值高达230亿美元。这让年仅28岁的周哲尝到了“一夜暴富”的滋味。
周哲常说，他的整个人生收获绝大部分来自谷歌，“不能说我之前的人生白活，但那时我的世界观非常狭窄”。虽然他在中学时期就尝试过理财、购买外汇，但对投资的理解基本来自报纸和道听途说。直到谷歌上市后，他才得到系统培训：为了教这些一夜拥有千万财产的技术派年轻人管理资产，谷歌邀请大学专家、学者来给员工上课。比如，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就曾深度分析过金融投资，并对华尔街案例作解析。在这个过程中，周哲开始慢慢对此产生兴趣，并摸索出一条自己的投资逻辑来。
周哲认为，投资最重要的一点是耐得住寂寞，做长线投资。股神巴菲特经常引用传奇棒球击球手特德威廉斯的一句话：“要做一个好的击球手，你必须有好球可打。”周哲通过对巴菲特的研究也获益匪浅。他认为做投资重要的是选定一个“潜力股”，在合适的时机参与进去，不要总是“换股”。比如巴菲的特别之处就在于他的投资“永远”不变：一些股票甚至接连持有50年，这是绝大部分人认为不可思议的事情，但这也是他成功最重要的一点。2007年，周哲看中斯坦福大学校友、谷歌同事郭去疾外贸电子商务的项目，投资了兰亭集势。2013年兰亭上市，虽然外界看来这是一次成功下注，但做天使本身就是一次冒险；兰亭又是一家电商公司，需要不停烧钱，这六七年时间里，周哲经历了很多艰苦过程。但现在看来，周哲认为最重要的是选定一个方向坚持下去。
做天使投资识人也很关键。近两年，周哲将触角伸向影视，分别投资了电影《一夜惊喜》和《一路惊喜》。这两部电影的导演金依萌在2009年曾凭借《非常完美》成为第一位票房过亿的华人女导演，周哲记得自己曾对她说，“你这部电影，赚不赚钱、成不成功我不在乎，你下部电影成不成功、赚不赚钱，我也不在乎”。周哲说他看中的是两件事，第一，中国的电影市场是一座巨大的金矿；第二，金依萌导演在做电影方面有能力、有追求，并且善于运用商业元素。“我觉得她会是中国电影行业的下一个冯小刚。”
创业长路
1865年，采矿工程师弗雷德里克·艾德斯坦在芬兰坦佩雷镇的一条河边建立了一家木浆工厂；三年后，他将第二家橡胶加工厂开到坦佩雷镇西边15公里处的诺基亚河（Nokianvirta River）；1871年，在朋友利奥·米其林的帮助下，两家工厂合并为一家股份有限公司，并命名为“诺基亚”。谁又能想到，当年一家生产木浆、橡胶的企业，100多年后竟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手机制造商。1982年，诺基亚生产出第一台北欧移动电话网移动电话Mobira Senator，这部手机重达9.8公斤。到了20世纪90年代，移动电话尺寸越来越小，生产成本大幅降低，用户量开始大增，成为全球风靡的电子产品。1996年之后，诺基亚连续14年占据市场份额第一。
虽然在新的产业升级中，诺基亚面对智能手机的浪潮并未成功地把握机会，在2011年被苹果、三星等品牌超越，并最终被微软揽入怀抱。但参与硬件产业的周哲认为，诺基亚仍是他最为敬佩并值得学习的公司。和互联网行业不一样的是，传统企业的兴起往往需要经年累月的积累。即使一部看起来非常普通的手机，里面的电子元件和材料，都会形成独特的外观、内核、触感，并对成本产生很大影响。也许有外行认为，生产硬件不过是拿材料来模仿，但事实是，即使只是抄袭一款别人的产品，可能也要花上一两年时间。如何在有限的成本里面把它做好都大有学问。“我们是在向诺基亚学习，如何回归到最原始，就是你看不到手机，只有一大批原材料时，如何一步一步做起来。”
创业过程中，周哲遇到很多实际的问题，最主要的原因是团队本身并不是做硬件出身。他比喻这就像开一家餐厅，即使大家都是大厨出身，但没有人做过服务员、收银员、店经理，也很难开出一家成功的餐厅，因为每个角色都非常重要。而周哲认为自己最有底气的地方，是见证过谷歌的成长过程，这让他得以在技术和商业上做好取舍平衡。他经常说，谷歌在成长之初，也并非面面俱到，很多产品边打磨边面市，否则直接做到极致不仅会延误时机，也会导致成本的上升。虽然在技术流中，一种是结果派，认为做出来就好，另一种则过于强调“极致”。周哲则认为：“这两个极端，不能说谁错谁对，在一家公司不同阶段和不同财力的情况下要做一个平衡。”
做天使投资人的日子，让技术出身的周哲还认识到人脉的重要性。到了自己创业，他发现人脉是影响整件事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比如，技德科技的名字就是蔡文胜帮助取的，公司推进也得到了创新工场的大力支持。2014年年底，周哲顺利拿到1亿元人民币融资。
为了搭载软件系统，技德不得不进军硬件领域。但复杂的供应链常常把大多数初创企业挡在门外。5年前，雷军曾找到富士康，希望后者代工小米，但没有得到郭台铭的支持。然而，2014年3月的一天，一筹莫展的周哲却接到了创新工场的电话。原来，郭台铭希望从内部孵化一些优秀的硬件创业项目，并将之命名为“梦富成真”。作为创新工场的投资人，郭台铭找了李开复。就这样，周哲在创新工场向富士康报告了他的项目，并被通知前往深圳和郭台铭碰面。2014年下半年，富士康决定入股技德科技。
技德科技的另两个创始人也和周哲颇有渊源。他的第一个合作伙伴叫陆韵晟，2003年毕业后就加入美国谷歌总部，后来回到中国，曾和周哲一起共事于谷歌中国团队。2013年，决定创业的周哲很快找到了他。第二个合伙人叫高恒，曾加入过两家创业公司，都被谷歌收购了。后来，高恒在美国担任谷歌软件工程师，然后又回到谷歌上海总部。2014年，正当高恒想在创业领域跃跃欲试时，他遇到了周哲，很快加入了他的阵营。在技德团队中，已有七八个员工来自谷歌，其他很多核心员工，也大部分和周哲之前就有过直接或间接的工作关系，有些来自微软、华为、百度、索尼；2014年年底诺基亚的一次裁员，则让周哲揽获了几位诺基亚工程师。
Remix平板使用的电池，正是周哲投资的安燃动力生产的，这使得产品的质量优秀和可控；而电脑配套保护套则来自一位xGoogler吴全正的品牌亿色（ESR），双方还没签合同，吴已经为周哲开工了。“这就是大家心里的信任。没有这个圈子，今天很多事情我不知该怎么办。”
虽然迈出了创业的第一步，但周哲常对同事和自己说，他们还面对着很高的风险。软件加硬件，中国和美国市场，这些艰巨的任务，都在挑战着一百人的创业团队；甚至周哲构想的这个市场，会不会有朝一日真的如他所想，影响一个行业，这仍是一个问号。
对周哲影响很深的一个启发来自乔布斯在斯坦福的演讲。当时乔布斯说，人如果知道自己很快将要去世，会发现很多事情做的选择将非常不一样。“这是乔布斯给我最大的一个启示，就是你做所有事情最坏的情况是什么，最坏的情况就是你明天会死掉。这也许有点极端，但如果真的这样，你将怎样选择你的人生？”
TIPS
已经成长为参天大树的谷歌，同样是从一棵摇摆的小树苗起步的。见证过这样的成长历程，周哲在对谷歌的发展“敬畏”之外，也获得更多自信和思考：第一，没有哪家公司一开始就有成熟的商业模式、管理流程，这些都需要在企业成长中不断摸索；第二，一个产品不可能做到无可挑剔才面向市场，在技术和商业上做好取舍平衡很关键。
坦率地讲，作为xGoogler的一员，谷歌第103号员工周哲算得上是元老级人物，但作为互联网创业者，他还是一名新兵，面对着很多不可预知的风险。尤其是涉足“软件+硬件”，周哲所构想的市场，会不会真的如期爆发，影响一个行业，这还是一个问号。而即使迎来行业爆点，其产品和战略，同样需要经历市场的考验。但是，正如乔布斯带给周哲的启示，凡事做好最坏的打算，就不畏前行。至少，他勇敢地选择了自己的人生。
附
写在谷歌上市10周年
（周哲，成文于2014年8月20日）
昨天是谷歌上市10周年的纪念日（美国时间是今天），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回想起来还感觉像昨天一样，当年的各种媒体不看好，到各种不遵守传统规矩的上市方式（荷兰式拍卖融资），都引起很多争议，但10年过去了，谷歌的股价升了十几倍，从金融的角度已经是毋庸置疑了，但这个成功的公司背后其实也经历了无数波折。我2000年进入谷歌美国总部，当时它还是一家小公司（我是103号员工），有很多鲜为人知的事情。
商业模式往往是摸出来的：我是谷歌Adwords广告系统的第一个工程师，当年刚刚进去的时候，我老板对我说：“咱们该试试把赚钱这个事情规范了。”今天广告收入占了谷歌收入的绝大部分，但是当年公司还不确定广告是个未来，甚至我们三个做Adwords的工程师都互相问了个很傻的问题：这种广告你会点击吗？我们没有一个人点击过广告，也觉得自己这辈子不会去点击广告，那这个事情还有意义吗？可是事实证明，我们不点不代表普罗大众不点！
没有完美的产品：第一代的Adwords广告系统只有三个工程师（有一个还是兼职的），加上一个UI设计师，没有产品经理，是的，那个年代谷歌还没有产品经理这个角色，很多人早期看见谷歌的产品都觉得做得很好很人性化，但这些产品都是没有产品经理去负责的，就是三种人把产品死啃出来的：UI设计师、工程师、小组经理。没有产品经理确实有很多问题，但产品照样做出来了，而且无比快速，三个月就完成了（包括测试，运维，前期还试用了PHP，中间还有Lisp的实验）！第一代产品确实有很多问题，但这些问题都不重要，因为没有太多用户！
技术很强：大家都认为谷歌的技术是互联网公司里面最强的，各种算法和数据，大牛们都爱加入，但其实在早期的时候谷歌很多技术是很差的（起码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是这样），谷歌的第一行Java代码是我提交的，当时也没有正式的code review（代码评审），没有单元测试，代码规范才刚刚开始有，而且没有bug tracking（软件缺陷追踪系统）数据库！估计今天的软件公司很难想象没有这样的数据库是怎么管理bugs（缺陷）的，但当年的谷歌也活得好好的！所以在这里给所有的技术大牛一个忠告：谷歌也只是“足够好”就可以了，用户体验才是最重要的！
交流成本几乎为零：早期的时候几乎没什么邮件来回，也没什么会议（最多也就是三个人讨论），很多事情就记录在便签上（纸质的，不是软件），因为没有bug tracking数据库，也不需要花时间去把bugs过一遍。没有报告，没有流程，我当时的老板甚至连电脑都几乎可以不用（她是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系毕业的博士）。回想起来确实有点乱，但出来的产品还是挺好的！其实很多人都不会写邮件，不是因为他们的写作能力有问题，而是邮件是一个没有发送成本的工具，比如要是发一封邮件需要发件人付款10块的话，再夸张点是每100字10块，我相信很多公司的交流成本会大幅下降，因为每个人发邮件之前都会先仔细想想自己想说什么。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发邮件花时间，其实看邮件可能更花时间，因为写的是一个人（比如花5分钟），看的可能是10个人（每人花1分钟），对公司来说就是看的时间比写的时间多。
管理是实验出来的：我进入谷歌的时候管理层有三层：CEO、VP、经理。后来Larry Page想试试更扁平化，就变成：CEO、VP。当100个工程师汇报给一个VP不行以后才把产品经理和管理经理这些角色给慢慢建立起来。也是经历了这些以后才摸索出来单元测试和很多流程的东西，回想起来当时真的很乱，但也没有对业务造成大问题。
对每个人要信赖：第一代的Adwords广告系统上线的时候运维基本上只有我，还有一个很有经验的运维带着我，但他只能给我一点点时间（他是每天睡四个小时的人），产品上线的流程是——没有流程！我写了个简单的文件和脚本，其他人过了一下就上线了！我当时犯了无数错误（毕竟我没做过运维），有一些公司都没人知道（否则可能当时就被解雇了，比如我曾经把一部分用户的数据不小心清空了，还好找回备份了），但是因为公司给了我很大的信任，所以我犯了错马上就改。创业公司一定是会犯很多错误，很多人的方*论法**是尽量去避免这些错误的发生，所以会出来很多流程的东西，但是当用户量不多的时候，更重要的是做好出错的准备，再想想出错以后弥补的方法。
xGoogler的创业路
汽车：第四块大屏
作为谷歌中国第一批参与安卓系统开发运营的主要代表，邸烁的两次创业都有很深的谷歌烙印。第一次是2008年10月，他创办北京乐投科技有限公司，开发基于安卓开源系统的“我派”（WowPad）软件，为平板电脑产品提供从平台移植、应用软件开发，到内容运营服务的全方位支持。第二次则是2013年7月，看到汽车在智能领域的商机，他创建智歌科技有限公司，如今，主打全局语音操控的智歌安卓车载主机产品已经推向市场。
如果说手机、平板、智能电视三块大屏的市场竞争已经进入白热化，邸烁认为，还有一块屏将成为人们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是汽车上的屏幕。通过语音，其可帮助用户更为便捷地实现导航、听音乐、查资讯等功能，甚至实现社交功能。
这套系统背后的核心技术包括语音识别、语义理解、语音合成以及搜索等，与App和系统级的模块组合在一起，实现几个价值：第一是安全，用户不用在行驶过程中转移视线和停车，有效防止事故发生；第二是友好，采用交互方式是主流趋势；第三是门槛很低，语音应用让每个人都易于操控。
“第四块屏”所属的车载电子行业，最大的特点是散、乱、小。整个车载电子行业品牌大约有300多个，虽然几乎所有厂商都首选安卓操作系统，但真正可以将这套系统掌握的却寥寥无几。因为如果将手机上的安卓系统原封不动地搬到车载机器中，无论兼容性还是操作体验都非常差。这就像林斌、周哲抓住了智能手机、智能平板领域操作系统的“软肋”一样，邸烁希望为用户解决汽车智能操作系统的“痛点”：那就是将安卓系统的基本功能搭建好，基本操作体验解决好，基本的用户交互实现好。在此基础之上再将平台公开化，未来在手机、智能电视上的App可以同样稳定地运行在智歌车载主机上，省去传统安卓系统和第三方App软件之间的烦琐操作。除了软件之外，未来还会实现通过简单的语音指令就可以控制车辆中的其他设备运行，如车窗升降、车灯开启、车内空调调节、净化器开关等等，让汽车更加智能化。
邸烁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从小喜欢钻研新奇的小物件，上小学后开始做一些汽车、飞机、轮船模型。上初中后，在河南的他又迷恋上武术。直到初三临近中考，学习成绩平平的邸烁才“突然开窍”，数理化成绩更好的他，考到全市第一，进入河南省实验中学。从那以后，他开始被学校重点培养，并参加数学和物理奥林匹克竞赛。
当时，老师们对竞赛班的激励方法就是让学生们看科学家传记。“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观念也深深植入邸烁的脑海。邸烁曾在数学、物理全国竞赛中获得两个全国一等奖，被保送到清华大学。但当时的邸烁，对科学的理解是只有数学、物理才能改变世界，因此他一门心思想进入数学系或者物理系。但是，他的父母都是计算机教授，他们认为，当时的社会风气已经不再崇尚数理化，没有人认真搞研究，未来的职业出路也不好，他们甚至请来搞数学的教授劝说邸烁，建议他选择计算机或者无线电专业。邸烁终于被说动，考虑到学计算机软件也可以大量使用数学，崇尚数学和逻辑思维的他最终做出了这个选择。
随着对计算机的逐渐理解，邸烁发现计算机的更美妙之处在于应用领域，可以真正给人类生活带来很大改变。
大三进入实验室的邸烁有机会随从海外归国的教授进行路由器方面的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初，路由器还是非常时髦的概念。这使得他几乎成为中国第一批接触路由器概念的学生，开始研究路由器的软件、算法及实现，如何高效率地在操作系统中把各种实时性、调度做好。
实验室的经历让邸烁意识到，做出好产品与技术尚有很大差别。好产品需要兼顾各种细节，并不是过去学习的理论、逻辑、算法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很多用户体验、实际限制，比如计算速度、内存、用怎么样的规模来处理，都需要工程经验的积累。意识到这一点后，本科毕业的邸烁接受教授的建议，拒绝了去深圳工作的机会，选择继续留在清华，一边读硕士博士，一边继续做项目。
在接下来的5年时间里，邸烁活跃在实验室积极写代码，也跟朋友一起做公司的项目。最有成就感的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参与开发了一套电话会议系统。当时，电话会议不太常见，也没有视频会议。他们就思考要让这个系统能够多方通话，大家都可以在里面发言，甚至可以控制会议，比如主持方可以选择让某一方发言，其他人只能听，以及静音功能等。此外，当时国内刚开始有互联网，他们还考虑，这个电话会议服务能否变成一个通过互联网购买的产品。想到这些，几个人真的开发出来这样一套系统，并卖给国内的一些电信公司。
将技术落地，并实现商业化的过程让邸烁对计算机领域有了更多思考。同时他也意识到软件与硬件结合的重要性。过去，他一度“鄙视”硬件，直到做路由器，他才发现硬件是非常关键的，软件和算法再好的应用，如果没有好的硬件架构，也运行不起来。后来做会议系统的经验，更让他理解怎样以用户思维思考问题，以及理解商业模式。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第一批互联网创业者已经在大潮中崛起，邸烁看到了更多机会。
邸烁的第一份正式工作是在微软亚洲研究院。当时李开复从美国来中国组建研究院。在校园招聘会上投递简历的第二天，邸烁就接到凌晓宁的电话，很快他见到了李开复和几位从美国回国的工程师。久闻这些名字，邸烁很期望和他们在一起工作，特别是如果李开复能亲自指导自己，更令他向往。不过，邸烁当时并没有从事过语音、文字处理方面的东西。于是他问李开复：这个我没做过，跨行您觉得有问题吗？没想到李开复说：没问题，我们都跨了无数次行了，我亲自教你怎么做，保证你很快变成高手，甚至有可能成为世界顶级的高手。这个机会令邸烁非常激动，1998年，他在李开复的项目组进行语音识别和自然语言处理，取得不俗的成绩，这一点在李开复的自传中也有提及。时至今日，邸烁进行汽车智能系统的语音识别、语义理解等研究，仍与最初的经历密不可分。
在微软工作一年半后，邸烁得到美国从事语音识别和自然语言处理公司Lernout&Hauspie的邀请，当时这家公司在此领域全美排行第一。一方面，邸烁觉得是个不错的学习机会；另外，他也看到微软中国研究院的高管们都是从美国回来，有很高的技术水平，他很想去美国看一看。还有，李开复即将回到微软总部任职，因此，他离开微软，来到美国。
赴美不到一年时间，Lernout&Hauspie公司经营出现问题，于是十分向往硅谷的邸烁从美国东部到达西部，在硅谷找了一份工作，进入美国奥维公司（OpenWave Systems）工作。2000年年初，市场上的主导产品还是功能手机，刚刚可以上网。奥维正是一家从事手机客户端软件（平台及浏览器）开发的公司，所开发的软件曾在全球范围内超过10亿部手机上安装和运行，占据市场50%以上的份额。邸烁开始在这里做工程师写代码。2011年“9·11”事件后，公司大量裁员，踏实肯干的邸烁却被老板留下，开始掌控核心代码，并成为研发经理，带领一支20人的团队。
三年后，硅谷经济回升，新创科技公司不断涌现，也诞生了一些有意思的公司。在奥维第三年，虽然手机浏览器的装机量越来越大，但是由于服务器端被各种竞争对手挤占，各种电信运营商大幅削减开支，奥维的经营每况愈下，邸烁只好再次离开。这一次他加入了一家创业公司创道（InnoPath），得到研发总监的职位，负责公司的全部产品线。他将业务调整顺畅。公司不断扩展后，决定在中国开设一个研发中心，在国外生活了几年的邸烁很想回国，于是被派回中国，主持创建创道（中国）研发中心并任总经理。从最初三四个人，做到一年半之后整个创道中国已有了80人的团队。公司大部分的研发职能也从美国搬到了中国，公司从创业级别转成了一个中型公司。
2005年，在中美两地奔波的邸烁收到李开复的邮件。当时，再次从美国回到中国的李开复，成为谷歌大中华区总裁，开始广纳人才。巧合的是，在北京东方广场办公的邸烁在这里巧遇了在酒店招聘的李开复，当时，邸烁本想纠集几个同学在美国创业，不过一方面出于李开复的召唤，一方面又觉得自己的想法还算不上成熟，于是他就想来谷歌学习三年。经过两天十轮的面试，邸烁得到了技术总监的职位。让他颇有感触的是，在面试过程中他见到一些谷歌工程师，他们非常了解技术细节，自己不仅可以跟他们交流，也可以向他们学习。在面试过程中他就已经对这家公司充满敬佩和期待。
进入谷歌后，邸烁感受到了创新的企业文化，有很多惊喜。在此期间，他参与google.cn后台的建立，并遇到了安迪·鲁宾，他参与把安卓项目搬到中国。当时在北京、台北、东京、首尔，谷歌都设立小的研发团队，把国际语言跟安卓相关的界面、内部的App管理机制以及App Store里的相关的东西做完善，使之成为国际版本。
邸烁对那段经历很自豪，谷歌在中国的运营做起来，他付出了很多心力和贡献，谷歌中国也一度达到30%以上的占有率。他参与推动安卓与中国移动项目的合作，在此过程中他觉得安卓大有前途，未来的智能设备将无所不在，手机只是其中之一。于是，2008年他离开谷歌，开始研究基于安卓系统的软件，并尝试进入硬件领域。
在谷歌工作的经历给了邸烁创业上很多帮助：第一，在视野上，他了解到世界顶尖水平的互联网公司如何做技术和架构，特别是他发现，谷歌的大规模云计算、共享内存的方法以及开源代码等，影响了许多今天的互联网公司，无论是Facebook还是优步（Uber），都带有谷歌的影子，都是从谷歌集群系统引申出来的；第二，谷歌在搜索和广告方面独特的技术、产品和思路，对理解互联网产业结构和商业模式很有帮助；第三，他在这里结识了一些世界级的牛人，比如linux创始人和以太网发明人，甚至大学人工智能课上提到的大咖，他在这里与他们不仅有机会直接交流，有的甚至还成为同事。当然，在谷歌中国，他也获得了很多人际关系的扩展，包括他曾经招聘的很多优秀工程师，如今都立足一方：有的成为互联网公司CTO，比如曾在极路由做CTO的康小宁；还有很多创业的代表，比如GIF快手创始人宿华等。
邸烁第一阶段的创业，是想做一个完全由语音操控的操作系统，没有图标和菜单，只有搜索界面。当时，苹果iPad还没有面世，他看到的机会是：相对于文字输入，语音操控对老幼都没有门槛，以此作为入口，可以直接完成各种搜索和应用调取，无论是*载下**App、听音乐，还是看电影，这些内容都是免费的。看到iPad的诞生，邸烁则又把这套系统“我搜”，移植到硬件“我派”（Wowpad）上。
时至今日，完全采用语音操控设备看起来还很超前。如今技术发展的路线是用户图形界面，但这个模式对老人小孩仍有门槛。然而，当时的邸烁却没能将他的想法变成市场主流。想起这次创业经历，邸烁曾用半年时间总结经验教训。他认为：第一是想法、概念超前，而且并没有把握机会，没有“像雷军那么牛”找到一个成熟的商业模式。“我派”当时做B2B，与中兴、华为等大公司合作，由这些公司来帮助“我派”来做直销，但这个模式并没有提升产品的影响力。第二是硬件上跌了跟头，高估了自己的能力，对产业链的投入程度不够了解，导致供应链出现问题。第三，市场环境也很恶劣，当时所有厂商一拥而入平板电脑市场，做出了很多低端产品，把价格当成唯一诉求。此外，没有找到合适的人才也是一部分原因。
而今，吸取更多教训的邸烁希望将一套更完整的安卓系统和应用带到汽车上。他看到的四方面机会是：第一，中国有超过1亿辆汽车，如果把这个领域做透应该有几千万的市场。而且汽车市场正在不断成熟：用车服务、车联网、O2O模式等，有机会把一个领域做深。第二，当时语音在平板电脑上不是必需的，是锦上添花，所以触摸成为主流；但在汽车上，触摸操控并不安全，这也是语音的机会。第三，目前行业中主要仍是一些传统竞争对手，他们大部分还在做不联网的操作系统，而智歌则与互联网紧密相连。第四，未来公司会锁定B2C方向。在产品模式上，深入研究如何更适合消费者需求；公司也在尝试与大平台合作，销售方式上会有更多借力。
自从进入微软研究院开始从事语音项目起，邸烁一直的理想是如何更好地利用语音、自然语言去操作机器，让机器去理解人的语言，进行更多个性化的服务，并让机器具有一定学习能力。他常常想到美国科幻大片，一涉及智能，都是“computer tell me something（电脑告诉我某事）”，为了这个目标，他正不断探索，试图让汽车变得更酷。
互联网金融的冒险
从计算机工程师跨界到互联网金融CEO，盛佳的人生经历了两次重要机遇。
第一次是加入谷歌公司。2006年前，曾在爱立信工作的盛佳正经历自己的迷茫期。毕业于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2001年申请赴美留学的他因美国“9·11”事件而落空，只好申请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研修计算机硕士学位。毕业后，他一度思考工作到底是为了什么，成就感来自哪里。后来在和妻子的讨论中，他认为做一个能让很多用户使用的产品，获得的成就感比赚钱更大。那么，谁能有这种大的影响力？答案正是谷歌。看到谷歌招聘广告的盛佳跃跃欲试，经历了十来次面试，颇费了些周折，才进入了自己心仪的公司。虽然当时只是一个初级职位，但在这里，盛佳逐渐找到了自己的价值，无论产品研发，还是来自同事和上司的评价，都让他获得了不小的认同感。
第二次转折则是离开谷歌后，他成为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EMBA的首期班学员。在此之前，盛佳并没接触过金融；当时，互联网金融也还是比较模糊的概念。但那一年，参与云云创业的盛佳，正在思索自己的未来；同时，他渴望学习一门新知识，金融正是他的兴趣所在。于是，盛佳投入一笔“巨资”来到这里学习。在首期班中，班上学员平均年龄45岁上下，基本来自金融业的监管部门或者上市公司、国有银行证券公司的管理者。1980年出生的盛佳年龄最小，也是唯一一个互联网出身的学员。大家对这位年轻工程师的“优待”往往是求教手机如何上网和安装App。在这里，盛佳遇到了先锋金融董事长，这位一直从事传统金融，颇有前瞻性和魄力的行家，正在考虑转型互联网金融。一次与盛佳的聊天中，他谈到转型中的技术困扰。几次碰撞后，这个年轻人取得了他的信任。2013年，他们开始尝试共同跨界：一个是从传统金融业到互联网化运作，另一个则是如何用自己的互联网工具改造金融。
盛佳曾在谷歌工作4年。2006年进入谷歌中国的他差不多是第一批员工，主要从事搜索产品、社区、SNS相关产品的开发。盛佳最大的感受是周围的人都很聪明，每个人都有些理想主义，带着正能量，可以一起成就事情。在谷歌的前两三年，更像是一段创业历程，国内对互联网的理解还不如今日这般透彻，谷歌则是一面旗帜。
在谷歌有两件事至今让他记忆犹新，第一件是谷歌与天涯合作天涯来吧，这是谷歌第一次尝试与其他品牌进行合作，并且是SNS产品，还涉及过滤、敏感信息如何处理、怎样应对政府审查等问题。当时盛佳和李开复一起参与和拉里·佩奇、谢尔盖·布林的会议，甚至埃里克·施密特也参加了会议。会议全程都很紧张，但后来还是通过了这个项目。虽然产品后来并不算成功，盛佳的总结是对产品模式没有想清楚，但这个过程却让他获得很多成就感。
第二件事是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后谷歌推出的寻亲搜索产品。其产品经理正是盛佳，当时为了快速响应，他和同事做到24小时上线，并获得总部审批。这个产品获得了很好的反响，最重要的是，盛佳感受到了使命感和责任感。
2009年，李开复离开谷歌，盛佳则被派往美国，开始一段硅谷工作生涯。
在谷歌期间，盛佳获得了几个重要收获。第一是无论技术或产品、用户理念，都让他养成关注细节的习惯。在谷歌做搜索时，盛佳记得与质量相关的改变，都会有一个名叫“搜索技术委员会”的组织审核，里面有一些工程师，会为每一个改变，哪怕是一个字体跑一遍A/B测试。而在国内，当时主要互联网公司并没有做这件事情，大家更多的是凭直觉，然而直觉往往是不可靠的，尤其是对一个大的改动来说。所以这个方法对创业者而言，从一开始就是比较科学的。现在成为CEO的盛佳，仍然执着于此。
第二，则是公司运作到一定规模后会遇到哪些问题，该如何管理，如何面对成千上万的用户。盛佳认为，见识了最伟大的公司，自己总会学到一些闪光点。其中包括创始人、高级别的领导者深入产品细节，能够挽起袖子做事；还有就是以工程师为中心的文化，对科技行业的人才至关重要。
工作生活在硅谷，盛佳很喜欢那样的生活。然而此时快到30岁的他，又开始自问，我的下一步在哪里？将来会在哪里？虽然谷歌的工作稳定、舒适，但那样的生活开始让他觉得无聊。最主要的是，盛佳认为，虽然他可以把工作做到很好，但人总有文化根基的属性，他发现自己很难真正关注美国用户的心理。相反，在中国，则可以把它当成自己的东西，去用心关注，比如当年的地震寻亲产品就是如此。在美国文化上的孤独感，让他渴望回国成就一些更重要的事。
然而当时如果自己去创业，盛佳没有十足的底气和资金。恰逢此时，他得知刘骏拿到投资，正在寻找几个谷歌人一起创建云云网，对盛佳来说，这是个有意思的项目，整个团队又很熟悉，没有什么沟通成本。于是，他回国成为云云创始团队的一员。
然而，现在回过头看，创业实在是很复杂的一件事。云云的失败给盛佳的经验教训是：创业的方向选择和时间点往往是最关键的，如果这两个方面选择错了，人再聪明也很难成功。2010年，正是微博火爆的时候，云云的投资基本全部来自新浪，因此产品的方向便是基于微博的搜索。但这股热度却很快过去，2012年微信的火爆程度就超过了微博。对于这次创业，云云是被动创业，不是做出逻辑推演：是不是合适的项目和时间。而如果反过来，也许成功的概率会高一些。因此顺势而为非常重要。
这一点在盛佳加入先锋金融后也深有体会。2013年，网信金融成立，当年9月开始用互联网打法做P2P、众筹项目。然而，公司很快经历一些转型，原因在于众筹虽然看来风光，但如何找到盈利模式、怎么做，却需要经历一个过程。现在看来，这也许需要更长时间。而P2P产品上线后，一直到2014年2月前，尚没有什么太大交易量。直到先锋集团执行董事李焕香协调集团资源一起来做，保证资产供应，这时用户才开始发展，交易量持续上涨。因此，借助集团大势也很重要。
进入互联网金融领域，盛佳认识到必须保持前瞻，尤其是对掌舵人而言。初创企业有初创企业的问题，而企业做大也有做大的问题，怎样在浪潮中站在风口，则需要眼光、魄力。
技术派出身的盛佳，还发现很多搞技术的人往往比较较真，包容性不够强，看到一个人更多地会放大他身上的缺点。而现在，身为管理者，则需要更多地看到别人的长处，把合适的人放到合适的位置，在合适的时间点引入正确的人。这是一个企业最终胜出的最重要因素。
从零开始，如今网信金融在互联网金融的所有板块都有涉及，包括P2P、众筹、支付、征信、基金销售、证券等。甚至先锋还申请了虚拟运营商，未来可能更名叫网信移动。盛佳认为，网信不能说从0做到了1，但至少做到了0.5，有一定规模、行业知名度和用户，接下来的挑战就是作为CEO，这个平台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做的过程中要有自己的想法，去兑现一个大的愿景。
关于用互联网思维颠覆传统行业，过去，盛佳也喜欢信心满满地谈“颠覆”，但现在，他并不喜欢提及这个词。第一，是颠覆不掉：互联网金融本身做的就是银行“看不上”的东西。然而那些东西有意义，市场空间足够大，原来在搜索领域争夺一年几百亿的市场，在金融领域都是万亿，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第二，所谓互联网思维，个人自己怎么想是次要的，关键是团队怎样想。如何让上上下下各个环节的员工体会到在工作中、生活中、产品上都满足互联网思维定义，这是他每天需要面对的问题。作为互联网金融，既要有金融的严谨性，又要有互联网的灵活性，有时候这是矛盾的。互联网要求快，金融则需要向后拉，每天处理这样的事情，对管理是很大的挑战。如果说在互联网公司要处理技术和产品或者销售，金融则要面对更多也更大的挑战。当然，盛佳乐在其中。
互联网广告颠覆者
作为互联网圈为数不多的女性创业者，胡宁认为其性别也往往能带来特有的优势：首先，女性工程师的平均水平不逊于男性，格外杰出、优秀的比比皆是；其次，女性在情商上更胜一筹，在理解、激励团队，协调各方关系方面可以做得更好，也有更高胜算保证项目和团队的成功；此外，身为女性，往往还可以调节团队气氛，成为办公室里的潮流风尚标。
为胡宁这份自信背书的，是她令人过目不忘的履历：毕业于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毕业后前往计算机专业全美排名第一的卡内基·梅隆大学攻读娱乐技术硕士、计算机科学硕士及博士学位。此后，她加入谷歌公司，先后在谷歌纽约、硅谷总部、北京公司工作，历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主任工程师、技术总监，领导主持移动搜索、谷歌音乐及安卓服务的研发。
胡宁的勇气与果决为其人生带来几次重要转折。2004年，她从卡内基·梅隆大学毕业到谷歌做实习生，结束后因表现优异，直接收到谷歌的offer（工作邀请）。当时，由于卡内基·梅隆大学的计算机专业久负盛名，很多博士毕业后选择到学术界任教，胡宁的博士生导师也强烈希望她选择学术这条路。然而，在实习期间已经深受谷歌文化和氛围吸引的她，决意全职加入谷歌工作。因此，在没有找过任何其他工作的情况下，她就进入了这家公司。
另一次重要选择发生在谷歌工作顺风顺水的几年后，胡宁突然宣布自己将要离开谷歌和美国，加入创业公司MediaV，这几乎让她身边的朋友大跌眼镜。当时，应谷歌高层要求，她已经调回美国总部，并在安卓团队中担任重要领导职务。从谷歌到MediaV，意味着不仅要放弃丰厚的薪资和期权，还要从美国搬家到上海。而此前，她从来没有在上海生活过。然而，这个新的创业机会，却让胡宁跃跃欲试。因此，在说服并获得家人支持后，她举家迁往上海，开始自己的创业之旅。
事实上，胡宁的每一次选择都与自己的性格与年少经历密不可分。她从初中就开始编程启蒙，一直参加全国奥林匹克信息学竞赛，并多次获得一等奖。那时的她已经开始写一些小游戏之类的程序。高中毕业要上大学时，她坚持要上清华计算机系（清华的计算机系在国内公认首屈一指），别的学校或系都不要。
当时，计算机专业已经很火，考分很高。而她人在海南，由于本省人少，清华计算机系可能只给到全省一个名额。因为胡宁信息学竞赛的成绩，学校考虑保送她上北大，或者清华其他系。但胡宁却坚决不肯，一定要上这个系。“当时我有非常明确的目标要读计算机，要做这个行业。”
在谷歌的几年，胡宁从这家公司的技术环境、文化理念和管理机制中获益颇多，也信仰可以用技术产品改变世界。这使得她在创业时，充分利用在谷歌所学到的大量技术知识和管理经验，并致力于打造类似谷歌那种以技术产品创新为核心、平等公正活跃的公司文化。
事实上，早在谷歌工作时的胡宁就开始关注广告领域。搜索和广告作为互联网的两大支撑应用，搜索是互联网的核心，而互联网产业大部分收入则来自广告。可以说，谷歌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广告公司，90%以上的收入来源都是广告。所以当时在谷歌做搜索时，她就对广告很感兴趣。既然广告是整个互联网的发动引擎，肯定有很多学问、有很多事情可以做。而且，搜索和广告二者之间还有很多的共同之处，系统架构、算法等很多方面非常类似。
另一方面，参与创立MediaV时，胡宁看到的机会是，中国的互联网广告行业与世界先进水平的距离还相差甚远。在发达的互联网广告技术已经开始进入实时竞价（Real Time Bidding，每次广告曝光都进行竞价）的阶段时，国内绝大多数的广告位还在以天为单位售卖，低效而且不透明。那么，这个巨大的机会就是：用技术产品的革新来改变中国互联网广告格局。
在MediaV的几年中，胡宁的创业取得了重大的阶段性成功：其带头设计并研发的以实时竞价为核心的聚效广告平台，于2012年5月正式上线。聚效上线后发展迅猛，于2013年年底从MediaV分拆出来独立运营，于2014年5月宣布获得奇虎360战略投资。
2013年年初，聚效广告平台的DSP（Demand Side Platform，需求方平台）产品上线，很快就被确认是Google Ad Exchange（谷歌广告交易平台）上国内最大的DSP，并被公认为国内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DSP平台之一；2015年年初聚效广告平台进一步升级为Ad Exchange，现在已超过Google Ad Exchange，成为继阿里、百度之后国内第三大Ad Exchange（广告交易平台）；2015年年初开始发力移动原生广告。现在聚效已是国内最大的移动原生广告平台之一。
然而，深受谷歌熏陶的胡宁，在运营公司广告业务时，也坚持着自己的原则和态度。谷歌的“不作恶”原则，让其所做的很多决策与同行业公司不同。有些可以赚钱的模式，但如果她认为可能欺骗广告主或者媒体，则坚决不会去做。因为她更相信长远价值，而不是短期利益。长远价值也最终会有更好的回报。
聚效平台准备上线时，因其自由竞价的核心理念与传统代理服务思维迥异，在公司内部阻力重重，业务部门不愿意推广。后来，重新建立了一个新的销售和运营团队，从三个位置很一般的小广告位开始，聚效艰难起步，而后才迎来了爆发式增长。
这几年，MediaV从一家传统的广告代理公司，成功转型为以技术产品实力著称的广告技术公司，这令胡宁感到颇为欣慰。随着“大数据”概念的深入，其所从事的大数据典型应用——互联网精准广告，也成为潮流引导者。看到自己一手打造的技术产品，可以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同行媲美，这令胡宁颇具成就感。这也是其创业的最大魅力所在。
附
何以成就谷歌：Google十大信条
（原文出处：http：//www.google.cn/about/company/philosophy/）
我们首次拟就这“十大信条”还是在谷歌刚刚成立没几年的时候。此后，我们时常重新审视这份清单，看看它是否依然适用。我们希望这些信条永不过时，而您也可以监督我们是否遵守了这些信条。
以用户为中心，其他一切自然水到渠成
自创建伊始，谷歌就一直以提供最佳用户体验为宗旨。无论是设计全新的网络浏览器，还是更换首页外观，我们都非常用心地确保最终的结果能够很好地满足用户需求，而不是为了实现公司自身的目标和经济利益。我们的首页界面简单明了，网页加载速度非常快。我们从不对外出售搜索结果中的展示位置。对于广告，我们不仅清楚地将它们标记出来，而且广告内容也会与搜索相关，从而确保广告不会分散用户的注意力。在开发新的工具和应用时，我们秉承这样一种理念：设计出来的产品应该非常出色，而不会让用户产生“这个产品应该这样或者那样设计”的想法。
专心将一件事做到极致
Google以搜索起家，而搜索也一直是我们的核心业务。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研究队伍之一，可以心无旁骛地攻克搜索方面的难题，我们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也知道如何可以做得更好。由于要不断应对各种棘手状况，Google已深谙复杂难题的解决之道。我们的服务已让上百万用户能够方便快捷地找到所需信息，但我们不断探索、追求更高境界的脚步不会停歇。我们为不断地改进搜索服务所做的投入，也有助于我们将掌握到的知识和技术应用于Gmail和Google地图等新产品。我们希望将搜索所蕴含的无限力量应用于未曾探索过的领域，并帮助用户在生活中更多地获取和使用越来越丰富的信息。
越快越好
我们很清楚，您的时间非常宝贵，因此，当在网络上寻找某个问题的答案时，您一定希望瞬间就能找到，而我们的目标就是满足您的这些需求。我们的目标是让用户尽快离开我们的网站——世界上大概只有Google能这么说。我们不断精简网页并提高服务环境的效率，一次次地打破自己创造的速度纪录，现在的搜索结果响应时间平均只有几分之一秒。我们推出的每款新产品都非常注重速度，无论是移动应用还是Google Chrome（一种足以跟上现代网络速度的高速浏览器）都是如此。我们将继续努力提高所有产品的运行速度。
网络上也讲民主
Google搜索之所以能快速找到相关信息，是因为它依赖于上百万在网站上发布链接的用户，是他们帮助我们判断有哪些其他网站提供了有价值的内容。在评估每个网页的重要性时，我们采用了200多种指标以及大量的技术，其中包括我们的专利算法PageRankTM，它可以分析出哪些网站被网络中的其他网页“票选”为最佳信息来源。随着网络规模的扩大，这种方法也会越来越完善，因为每个新网站在提供信息的同时，也是另一张待统计的“选票”。秉承同样的民主精神，我们积极从事开放源代码软件的开发，集众多编程人员的努力和创意，不断推出各种创新产品。
信息随时随地可得
现在，人们越来越多地使用移动设备，因为他们希望随时随地获得所需的信息。我们不断开发新的移动服务技术，推出新的移动服务解决方案，希望帮助全球用户在自己的手机上执行各种各样的任务，从查看电子邮件和日历活动到观看视频，不一而足，更不用说在手机上通过多种不同的方式使用Google搜索功能了。此外，我们希望通过Android激发更强的创新意识，为全球移动用户谋福利。Android是一个免费的开放源代码移动平台，它将开放性这一让互联网大获成功的因素带入了移动世界。Android不仅能使消费者受益，让他们拥有更多选择余地并享受更富创意的移动体验，也为运营商、制造商和开发者创造了营收机会。
赚钱不必作恶
作为一家公司，Google有两个收入来源：一是向其他公司提供搜索技术，另一个则是向广告客户提供在我们的网站上和网络中的其他网站上投放广告的服务。在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广告客户使用Adwords推广他们的产品；无数发布商通过Adsense计划投放与自己网站内容相关的广告。为了确保最终能够服务所有用户（无论他们是否属于广告客户），我们针对我们的广告计划和实际做法制定了一系列指导原则：
●除非广告内容与搜索结果页的内容相关，否则，就不能出现在我们的搜索结果页上。我们坚信，只有广告与您要查找的内容相关时，它提供的信息对您来说才算有用。因此，您可能会发现，执行某些搜索后看不到任何广告。
●我们相信，广告即使不“喧哗夺宠”也能取得应有的效果。所以，我们拒绝弹出式广告，因为这种广告会妨碍用户浏览所请求的内容。我们还发现，如果文字广告与受众高度相关，则点击率就会远远高于随机显示的广告。任何广告客户（无论规模大小）都可以从这种针对性极强的广告媒介中受益。
●在Google上投放的广告总是明确地标记为“赞助商链接”，因此，这些广告不会影响搜索结果的真实性。我们绝对不会通过操纵排名的方式，将我们的合作伙伴放在搜索结果中排名靠前的位置，另外，也没有任何人可以购买到更高的PageRank。我们的用户信任Google的客观性，我们绝不会为任何短期利益去破坏这份信任。
信息无极限
当Google索引中的互联网HTML网页数量超过其他任何搜索服务时，我们的工程师便会将精力转到那些不那么唾手可得的信息上。有时我们只需将新的数据库集成到搜索中即可（例如添加电话号码和地址查询、添加商家目录），但有时还需要付出更多富于创造性的努力（例如增加更多的搜索功能，包括新闻存档搜索、专利搜索、学术期刊搜索以及对数十亿张图片和数百万种图书的搜索）。我们的研究人员会继续研究如何将世界上所有的信息提供给有需要的人们。
信息需求无国界
我们的公司是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成立的，但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全世界使用各种语言的人获取信息。为此，我们在60多个国家/地区设立了办事处，拥有180多个互联网域名，我们为生活在美国境外的用户提供的搜索结果量占总搜索结果量的一半还多。我们提供130多种语言的Google搜索界面，能让用户将搜索结果限制为以他们自己的语言撰写的内容；对于Google的其他应用和产品，我们也希望推出尽可能多的语言版本和可使用的形式。有了我们的翻译工具，哪怕内容是用地球另一端您完全不懂的语言所撰写的，您也可以浏览和探索。在这些工具和志愿译者的帮助下，我们甚至能够大幅改进向世界上最偏远地区的用户提供的服务的种类和质量。
认真不在着装
我们的创始人秉承着“工作要有挑战，挑战带来快乐”的理念创立了Google。我们相信，恰当的企业文化更容易孵化出绝妙的、富有创意的产品。这样的企业文化绝不是熔岩灯和橡胶球就能营造出来的。我们重视团队成绩，也推崇个人成就，因为这都是公司全面成功的基础。员工是企业的宝贵资产，我们极为重视。他们背景不同，但都活力四射、热情洋溢。无论是工作、娱乐还是生活，他们总是充满创意。我们的工作氛围可能非常随意，但就是在排队等咖啡的过程中、在小组会议上或在健身房中，新的想法不断涌现，并以令人目眩的速度在彼此之间交流、经过测试，然后投入实际应用。这些新想法往往会催生出在全世界范围内广泛使用的新项目。
追求无止境
我们始终将自己在某方面的优势视为继续发展的起点，而不是终点。我们为自己设定目前还达不到的目标，因为我们知道，通过不断朝着这些目标努力，我们可以做得比预期更好。Google的目标就是通过创新和反复探索，打造出优秀的产品并以异乎寻常的方式对其加以改进。例如，我们的一位工程师发现，用拼写正确的字词进行搜索时会得到很好的效果，于是他就开始思考应当如何处理错别字。正是这种思考促使他开发了一种直观且更加实用的拼写检查工具。
即使您也不太清楚自己要查找的确切内容，在网络上寻找答案也不是您的问题，而是要由我们来解决的问题。我们在尽力预测全球用户尚未明朗的需求走势，并开发各种可能会成为日后新标准的产品和服务来满足这些需求。以我们发布Gmail时的情况为例，与当时的其他电子邮件服务相比，Gmail拥有的存储空间最大。但现在看来，提供如此大的存储空间似乎是理所应当的，这是因为我们如今对电子邮件的存储空间有了新的标准。这些都是我们所追求的改变，我们会一直探索能够推动改变的新领域。归根结底，我们所做的一切正是源于永不满足于现状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