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而复得，重获新生的感觉是心底永远抹不去的划痕。对执着坚守信仰的人来说，每一次苦难之后必将迎来辉煌。在1945年的2月，早已"死"过无数次的我，终于等来了生命的拂晓黎明。
2月初，大概在农历春节前半个月，青柳来通知我搬家。我表面上服从他的安排，穿上"协和服"，心里一直警惕他们将怎么改变对我的监管方式。我在两个宪兵便衣的监视下，被带到了唐山市双兴里杨博民家。听说杨是冀东大*动暴**时同李运昌、佟麟阁一起作战的领导人之一，*动暴**失败后被日本收买，*国卖**求荣当了汉奸，现为1420部队高级特务，代号为"嘱托"。
我看上去是被释放了，可实际上一举一动都受到特务的严密监视。相对以前，我行动自由一些，可以接见日方指定的若干"朋友"，却不得不表面上听对方的诱降言论。经过了解，当时居住地是唐山市富商苗圃如的住宅，有十几个小院。这些小院都住着巨商富贾，是唐山有名的一条街道。我*党**原冀东军分区供给部部长谷立之，投敌后娶了一个小老婆，他是冀东本地人，就住在这里后面的一个独院。我虽然不认识他，但在被俘前就知道此人叛国投敌。敌人很狡猾，变着法的软硬渗透，把我安排在这样一个乌烟瘴气的地方，与这些汉奸为邻，实际上就是期待我能"回心转意，归顺皇军。"
杨博民叛变后并未过上多么飞黄腾达的日子。当我搬入其家中时，他已经50多岁了，妻子早已去世，同一个十多岁女儿一块儿生活。他每月可以按时领取几袋白面。我脱离了特殊的监牢生活，俨然成为杨家的一名特殊客人。起初我并不习惯，由阶下囚变成"座上宾"并不好受，敌人为了"照顾"我，还专门每月给我送来一袋白面作为伙食，而且指派杨博民负责我的一切生活起居。
杨博民对我十分客气，不时对我说："受苦了，好好在我家休息休息，散散心，要从长计议，面对现实，不必着急。"虽然是对我现状的安慰，其实话中明显透露出为日本人作说客的意图，我一直都未表态。他还主动地说他同李司令员很熟悉，并表示："当年一起参加*动暴**，现虽为日本人做点事，只为勉强糊口。有时还同北面（指冀东根据地）有往来，有什么事，咱们还可以商量，天无绝人之路。你要想开些，凡事想通看透，自有办法。"
我当然明白他的目的，每次都虚以敷衍，顾左右而言他，从不谈及任何自己对未来的想法。杨家中装有电话，每次"聊天"结束，他都背着我向他的主子反映我的一举一动。我也借故身体不适，不是卧床休息，就是翻翻旧书，看看报纸新闻，敌我双方心知肚明，无声的暗战继续着。
我到杨博民家之后，张铁安、张家声、王新民均已获悉，便分别来访。首先来看我的是张家声同志，他同杨博民早已熟悉，互有往来，而且有公开身份做掩护，故可方便到杨家行走。看见他进门时，我按压住狂跳的心，客气地与他寒暄。这是我在被俘之后第一次见到自己同志，当我俩目光相碰时，我激动的心情更是难以抑制，那是生命之光，从绝望中第一次看到了希望。在我眼里，他就是*党**，真想扑过去叫一声同志。但理智战胜了感情，这是虎口，张家声同志来虎穴看我一定是带着组织的任务，绝不能出任何差错，让他再有什么闪失。我们耐着性子，攀谈起来，而脑中却紧张准备着将要传递的内容。
约摸半小时后，杨博民起身回屋拿糕点。千载难逢，我甚至来不及握住同志的手，仅朝他点了点头，就低声向他嘱咐："我没有叛*党**，采用假供是应付敌人，请组织放心。如果假供被识破，我必死无疑，此地不可久留，希望在一周之内组织设法营救，时间越快越好。谋成于密，败于泄。"我说完后，他表示会立即与上级取得联系，并代"家里人"向我问好。说完不到片刻，杨博民就端着茶点迈进屋来，大家又回到了天南地北的胡侃闲谈之中。
过了两天，张铁安来杨博民的家中看我，还带有点心等礼品，说快要过春节了，表示问候云云，我像常日一样应付。再后来，王新民来看我时悄悄告知，他与"北面"有联系，有什么事，他可以转达。我虽清楚王的底细，但又不敢直言，只好表示，我目前一切均好，有空再议。
不多久，房东苗圃如先生主动来杨家小叙，我亦去苗宅小坐，不过是为了麻痹对方罢了。虽然与杨博民形同路人，但我与杨之小女相处甚好，常教她唱抗战歌曲，她很快就学会了"太行山之歌""东北*亡流**曲""黄河大合唱"等，杨博民看在眼里，却也奈何不得。悠悠60载，不知道当年的小姑娘现在是什么样了？
2月13是农历新年的除夕之夜，在这个辞旧迎新、举家团聚的时刻，我却在特务家里迎接新年的到来，心中很不是滋味。一方面想尽快逃出魔窟，继续战斗；另一方面不得不静下心来，准备着随时到来的斗争。吃饺子过大年，毕竟是中国人，习俗难免，就是关系闹得再僵，也得吃顿饺子。我与杨博民和他小女儿三人坐在一块儿，擀面调馅，准备大年初一吃水饺。
路的距离越远，心的距离越近。不知不觉中，我的心已飘回到了陕北高原，又飞到了根据地。漂泊在外，哪个游子不想常回家看看？自古忠孝难两全，"家"字前面放着国，战争年代，又有多少革命人能常回家看看？半夜里，我失眠了，辗转反侧直深夜，直到外面街上不断地响起鞭炮爆竹声，才感到春来人间、新年来临。
在这中国传统和喜庆的节日里，作为一名特殊的囚犯，我无法欢喜，只能勉强苦中作乐地度过这么个特殊的日子。只身一人不出门，闷坐屋内，同杨及其女儿没话找话的闲侃取乐，聊以卒岁。在这之前的上午，先有苗先生登门拜年，客气一番，未多说话。
初一下午，张家声同志来给我拜年，礼节性寒暄一番后，他以暗语说道："家中老小对你的健康十分关心，我已将你的一切如实告知了，他们都很高兴，大嫂请你明日中午到我家吃个便饭，正好我二弟从北平回来过年，也想看看你，你有没有别的安排？方便吗？"我一听，知道必有内情相告，不便在此深谈。我们都知道杨博民在专门监听我同来访者所有的言谈，所以我故意问杨："明天有事没有？"杨答："现在没有接到通知。我估计不会有什么事，因为日本人不过春节，这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喜庆之日，你可以先答应下来。"张旋即告退，并说："你未去过我家，又不熟悉唐山市内交通，明日上午十点我来接你好了。"
这天晚间，杨博民多做了几道好菜，并准备了一瓶好酒。我和杨博民及其女儿三人在一起共进晚餐，我们边吃边漫语闲聊。我有意询问了一下杨的家事及其处境，一直漫谈慢吃至深夜12点左右，方才躺下，却仍难以入眠，心中焦急期待着第二天和张家声同志的见面。
2月15日，正月初二，这一天是我在唐山市春节期间最难忘的一天。我早起后，洗漱完毕，刚吃罢早饭，就听见敲门声。他来了，在相互拜年之后，家声便将我从杨博民家接去了他家。张家是一个独门独院的平房，我们到来时，大嫂正在忙碌着准备午餐。不多会儿，我见到了张家声的胞弟张家骏，他正在北平的大学学习，因放假过年，知我要来，特来相见。
进入张家，我俩仍保持着相当的警惕，直到未发现有跟踪、监视后，才开始交谈。首先，我把被俘的经过向他说明，希望他向李运昌同志如实反映。接着，我详细讲述了从被俘到如今被秘密监视的过程，并估计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太久，敌人还会来找我麻烦，一旦查出我是假供，必死无疑。请组织考虑。
我大概讲了一小时，张家声同志一直细心听着。在陈述即将结束时，我说："今天来此，一来向你们拜年贺喜，二来向你说清我的处境。目的是要抓紧时间，希望组织设法营救我出城。至于吃饭，越简单越好，我现在无心恋吃，我想你们可以理解我的心情。"我将相关情况一一加以说明，毫无保留，讲完之后，心中轻松了很多，也急盼张家声同志尽快将我的情况向上级反映，并尽快逃出敌人的魔爪。
张家声是丰润县人，家里较为殷实。他人*党**较早，有丰富的白区工作经验。后来直接在我的领导下工作，在唐山有广泛的关系，朋友较多，又有很好的社会地位。听完我的讲述后，他认真地回答："你的情况，家中十分关心。已派人调查几次，情况已经基本清楚。家中已给我们任务，要设法掩护，尽快把你救出来，免遭敌人杀害。敌人对你的信任是暂时的，他们不会长久地受骗。按常规，春节放假五天，估计假期不会对你下手，主要是观察你的行动。"
之后，他又压低声音对我说，准备初六（即十九日）晚上派两个秘密武装交通员接我出去，并要求我之后做好准备，少外出少讲话，少打电话，谨慎再谨慎，免生意外。平常不要作任何表示，以免前功尽弃。
我无限欣悦，"沉着冷静，万无一失"。当我俩谈到此时，大嫂与家骏经摆好饭菜，招呼我俩上桌。
来到饭桌旁发现，桌上满满地摆好了十几个大盘小碗。冀东人过年十分讲究，饭菜特别丰盛，而大嫂谦虚地说："今天没有准备什么，只是给你压压惊，大家聚一聚，说说心里话。一旦解放回了老家，咱们再真正地大摆宴席好好庆祝一番。你这么年轻，等打败鬼子，大嫂一定替你选一个的、让你满意的冀东好姑娘，做你的新娘，好不好？"
我笑了："谢谢大嫂的美意吉言。我现在生死未卜，实在没有心思去想那些事情。现在一心只想着早点得到自由，感谢大嫂大哥让我过了一个有意义的春节！"
我随即举杯对家骏说道："家骏，很高兴见到你，你是高材生，我当年没机会进大学门，只在延安上了几天抗日军政大学，算是革命大学了。咱俩喝一杯。"这是我几个月来吃的最高兴的一顿饭。
饭后我又同张家骏聊天，我恳切地说："你回北京后，要积极向同学们宣传抗日形势，争取他们同情抗日，支援抗战。你可以同北平地下*党**或其他地下组织取得联系，争取为抗战的最后胜利贡献你们的一份力量。你比我们强，又快大学毕业了，要向你哥哥家声学习。"
没想到，当年我们短暂的交流，竟给家骏心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在我被营救成功后，张家骏返回北平，继续努学习，也开始积极投身革命事业当中。他迅速与北方分局城工部刘仁同志领导的地下*党**取得了联络，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八一五"日本投降后，他又到张家口联大学习。解放战争爆发后，他被组织派到北平从事地下工作，取得了重要大学习。解放战争爆发后，他被组织派到北平从事地下工作，取得了重要成绩。全国解放后，他改名为林华，已经成长为一名干部，解放后在冶金系统工作，虽然经历"文化大革命"等历次活动的冲击，但表现一直坚定、出色，"文化大革命"后出任冶金部的常务副部长。在工作之余，他还常来看我，成为十分亲密的战友和同志。
此外，张家声同志在日本投降前调回边区学习，在新中国成立后，分配到张家口工作。当时恰巧我在张家口市公安局工作，主动推荐其参加了*党**的秘密侦察工作。他以贸易公司经理、张家口市商会人员为公开身份，积极干好该工作。过了几年，到1952年发动"三反"运动时，他却被误打成贪污犯"大老虎"。或许他当时心中有些想法，竟自杀了。后来张的老伴及其一女二子和张家声的老父，来到北京，由其弟张家骏照顾。那时，我们常有交往。张家声的大儿子张兴，在石家庄铁路运输学校学习，我在经济上为他提供了有限的帮助。张兴毕业后，先后任北京校学习，我在经济上为他提供了有限的帮助。张兴毕业后，先后任北京市建工局局长、经济技术开发区常务副主任，市建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并被选为市人大代表。张兴退休后与老母生活在一起，在张兴母亲九十大寿时，我特去祝寿。虽然这些都是张家人此后命运，但忆及我当年的逃脱敌人控制的情景，对张家声等同志的感情油然而生，各种情谊让我不得不在此顺提一笔。
视线闪回我被俘的岁月，在晚餐过后的第二天，即2月16日（农历大年初三），王新民请我到他家一坐。他住在一套里外连在一起的平房里，摆设比较简单。我与他并不熟悉，被俘前只从特委同志介绍中略知其情况。王新民原名叫鲁宁，是县委书记，被捕后经不起敌人的严刑拷打，向敌人投降了，充当了日本特务，后经争取，同组织上取得联系，回到了革命的队伍当中。不久，他又被敌人发现，再次被捕入狱，惨遭敌人的重刑审讯，经不起考验又投入敌人的怀抱，出任开滦煤矿高级职员，为日本充当马前卒。可不久后他又同特委取得秘密联络，其对组织的两面表现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
被俘前，我曾向特委提出把他交我使用，李运昌同周文彬同志告诉我，此人两次叛变，敌人已不重用，对情报工作意义不大，只是将其视为*战统**对象，所以仍由组织上掌握，作为特殊关系，给其一定的特殊的单独任务，长期考察，防范其可能的破坏作用。因此，我对他一直没有深层次的联系，只是一般的接触。不过他对我似乎很关心，曾主动向我暗示，他与北边（指根据地）有联系，有什么事，他可以帮助我。鉴于此人的特殊历史，我始终保持着警惕的态度，既不主动，也不拒绝。况且我已通过张家声与组织取得了联系，故并未向其表示有何打算。初三去他家，只是礼节性的拜年而已。
在交谈中，王新民主动告诉我："这几天北边有人过来，你有什么事，我可以转达。"我觉得不好将相互间的关系搞僵，也为了布下一枚闲棋冷子，故未公开拒绝，便随口说："暂时想不起来有什么事，以后有事一定找你。"
王新民听后，并无异常反应，只对我说："如有事，定会出力，这是我的心愿。"我也没再与其纠缠，迅速回到了杨博民家中。
王新民当县委书记时表现较为出色，工作能力突出。他不怕困难，敢于开辟新区，不过有比较好出风头的毛病。但总体上，王新民在革命工作时期的表现，大家是认可的，未想到他竟然投敌*国卖**。经过几次短暂的接触，我似感他仍有回心转意之念，从言行中，他早已经感到日本必败，正加紧为自己的后路做准备。
告辞之际，王新民客气又充满诚意地说初五请我早点到他家，一起吃点年糕，再一块儿过个小年。
回到杨博民家，我就同杨博民及其女儿闲聊。我假装忽然记起，随口问杨博民："你给1420部队工作，感觉如何？前途怎样？"他说："我在这里只是混碗饭吃，能有什么出息，哪有什么前途。现在我的唯一任务就是赶快把女儿培养长大成人，了此心愿。她妈病故后，本想再找一个，但一则孩子不想要个后娘；二则我这把年纪既无地位，又没有钱，又有谁愿意嫁给我这个半老不死的穷老汉。因此，日子一长，不再想这事了。"
我听后，缓缓抬起双眼，杨也向我看来，互相对视沉默一阵，还是他打破沉闷，首先开口，若有所思地说："我现在给日本人做事，又没有什么成绩，唐山市内八路军地下组织我也找不到，我已脱离组织多年，组织上早已不信任我，而且许多年轻人根本不认识我，大家早把我当成是铁杆汉奸了。你在我家待了这么久，能看出来，我打电话不过是勉强应付一下日本人。日本人每月给我两袋面粉，够我们爷俩吃用就凑合好了。因你要来我这里住，所以日本人又给增加了一袋面粉，稍微宽裕一些。"忽然他口气一转，快速地问我道："他们对你怎么样，你有何打算？"
我说："我也不清楚，无非想诱惑我交出地下关系，让我做个日本特务吧！"说到这，我有些失态了，禁不住激动起来，大声喊道："这是他们的一厢情愿！我不会做出那种没有良心的勾当！我生是八路军的人，死也是八路军的鬼。无奈受伤当了俘虏，只得等日本人的处置了。别看他们表面对我优待，不过是他们的思想软化战罢了。现在让我住在你家，决不是要释放我，更不会给我自由，只是日本人觉得我尚有利用价值，我死了无数次了，只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
2月17日，正月初四，吃过早点后，杨博民对我说："这几天，不少人请你前去做客。昨晚，房东苗先生来找我，问你今晚有无安排，他想在家中设宴，专请刘先生，共庆春节，不请别人，只邀请咱这胡同几家作陪，不知你能否答应。我先向你通个风，如同意，中午再专门面请，不知可否？"我回答说："今晚尚无安排，可以听便。不过王新民说明日初五小年，要我早点去吃年糕。"过了一会儿，杨向苗先生回话，表示听其安排。
苗家是唐山市有名的大户，苗圃如时任唐山商会会长，对抗日态度甚好，暗中助我，又善于应付敌伪，人缘颇佳。这天中午时分，苗圃如先生整装入屋，向我拱手拜年道："诚祝刘先生春节吉祥如意，敝人恭请刘先生到寒舍小坐，略备便饭，恳请先生光临。"我即作揖回敬，表示"盛情难却，屈尊阁下厚爱，深表谢意"。
晚间6时许，杨博民前面领路，我稳步随其进入苗宅大院，直入正中大客厅，只见满屋灯火辉煌，富丽堂皇，席间已坐满各色人等。男士长袍马褂，女士身穿旗袍，穿戴都很华丽，一派节日气氛。苗先生看到我来了，疾步上前，双手迎我入席，连声道谢："感谢刘先生光临寒舍，不胜荣幸，欢迎欢迎！"其他宾客也一一起立，连连作揖欢迎。我被拱让到席中上座，右边是苗先生，左边是谷立之夫妇。遂之，苗先生对来宾一一介绍，我因初次见面，无法一一记下，大概有十多位，此后开始正式入席。
宴席非常丰盛，让我这从艰苦的解放区过来的同志感到很吃惊。桌上摆满24碗菜肴，美酒数瓶。虽然冀东有钱人请客有大摆宴席的规矩，但这样铺张、隆重，的确少见。开餐前，苗圃如满面笑容地对在座各位讲道："诸位乡亲同仁，今日正是咱们中国人传统的春节，正好我特为尊贵的刘先生略备薄宴，不胜荣幸之至。刘先生身为冀东八路军高级干部，今因战场负伤被俘，与大家相聚。为我们今日相识，为我们今后携手合作，大家举杯，更为刘先生健康幸福干杯！"
听到苗先生的祝酒词，我并未立即站起来，仍坐在席间，思索片刻后，提高声音面对宾客说："首先感谢东家苗先生的盛情款待，实不敢当。同时感谢在座诸位光临，十分高兴。我本一热血青年，在国难当头时，投笔从戎，理所当然。古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今日我们共同欢庆春节，共同饮此美酒，小弟敬祝诸位，大吉大利，财源茂盛，全家平安，阖家幸福！"席间，大家频频敬酒，有说有笑，表面上亲密无间、无拘无束，一派喜气。
这次宴席，是我生死攸关的宴席。事后证明，虽非敌之特意安排，但敌人有意要苗借此试探我的动向与态度。而我当时将此次宴会定位为较民间性的聚会，提醒自己尽量巧言应付，不让他们抓住话柄，危及安全。
在我一生中最后在敌区生活的一幕闹剧中，发生了若干难以忘怀的情节，有个宴会者问道："刘先生，现在1420部队已经把你放了出来，给了你自由，那你今后有什么打算？可否同我们说说？"我已知他问话的"醉翁之意"，缓缓地说："大家对我很关心，我很感谢。我的态度，日本人也十分清楚，我决不做任何对不起良心的事情。至今我仍在被监视之中，并无自由，我伤势尚未痊愈，暂时在杨先生家养病，并无任何打算。我犹如'身在曹营，心在汉''笼中鸟，有翅难飞'啊！听天由命，顺其自然……"此话刚落，在座的某位随声说："我们中国人太苦了！*国亡**奴的生活过够了，盼着早日改变这种暗无天日的非人生活啊！"让当时的气氛颇为尴尬，我也不便附和，只好假装不明就里的低头吃菜……
宴会归来，已到晚上9点多钟，我正准备休息就寝，就听一阵电话铃响，杨博民接到日军方面的电话通知，说1420本部情报科长山本大佐今晚要见我，马上就去。我一听，不知是福是祸。我从未见过山本，只听青柳等人提及我的案子时说，是直接由山本大佐代表总部负责审理的。这么晚了，山本找我，令我捉摸不透。无事不登三宝殿，糟了，我想起张家声同志的提醒，莫非真出事了？是否敌人已查出我的供词有诈，怕我逃走？或是有人告密，知我言谈有失，要对我审问？总之，如此急促，从未有过，而且让我自己单独前往，不派人护送，十有八九躲不过了。言多必失，事已至此，我只好硬着头皮重新更衣后听命而去。
出门后，我一直向原唐山交通大学校址、1420本部所在地方向漫步徐行。夜深人静。由于正值春节，周围除了爆竹的点缀，颇为安静。这是我首次在夜间"漫步"唐山，作为被俘假释者孑然一人伴着孤影而行，周围几无行人，在就要看见胜利黎明的一刻，我的心被笼罩在唐山这沉厚的黑暗之中，根本无暇赏景，步伐伴着忧愁更加沉重。我不由自主地向后边及两边望去，看有无密探盯梢，似乎并未发现，敌人真如此大意？不可能，暗哨就在周围，不让我看到，是看我是否"真心合作"。
独行不到半小时，已到达1420部队本部的大门前。门口处早有一日军等待，我走近时，他主动上前向我行礼并用生硬的汉语问道："你是刘先生吗？"我点头答应。"请随我来，大佐已在楼上等候。"我来到二楼山本办公室，见到他和翻译。山本上前自称："欢迎刘先生，我是山本，早想去看望刘先生，无奈时间未能安排好。现正值春节之时，特邀刘先生共度良宵。祝刘先生在此愉快地度过你们中国传统的春节。"然后就十分认真地说："刘先生真是一位优秀的*产党共**，令人敬佩！春节过后有何打算？"
我一听，话中有话，于是顺即回答："我被俘后，一再向你们声明，我是一名抗日干部，决不会背叛我的理想和信仰。现在伤口刚刚愈合，无心外出，只希望早日完全恢复健康。"
山本说："刘先生如此年轻，身负重任，如能投靠皇军，一定前途光明。希望有机会和我们合作，共建大东亚共荣圈。"
"本人难担此任，请大佐见谅。"大佐一听，知我似无改变态度之意，便转移话题："现已到春天了，过几天，请刘先生到北平、天津玩玩，散散心，如何？"
我立即拒绝："心情不好，以后再说好了。"如此谈了半个多小时，敌人见我十分沉静，便以"今夜已晚，改日再谈"为由，送我出门。我即退出1420部队本部，返回杨家。
归途中，我脑海中不断泛起种种猜测，今夜谈话是何意？从山本的问话中，我感到敌人似乎察觉到我有逃走之意，知人知面不知心，人心隔肚皮，这样看来今晚在苗家说的"身在曹营心在汉，好比笼中鸟，有翅难飞"等内容，定有人向山本告密，否则不会今夜急着见我。可能是敌人已感觉我的变化，故先稳住我心，故意夸我，实乃警告。夜晚10点多钟我才回到杨家。他们父女已经入睡，我亦洗脸上床。杨问我有何急事，"明日细说"我支吾搪塞其词，于是熄灯就寝。
在床上，我辗转反侧，实难安眠，心中忐忑不安。面对此情，如何是好？明日初五，后日初六，正好约定有人来接我，而且是张家声同志亲自安排。但我仔细推断，今晚谈话，似有所指。我必须及早行动，免遭不测。苦思冥想，觉得还是明天一早先找张家声同志商议为宜。如能在初六前及早离开唐山，乃为上策。如等到初六晚上，万一敌人开会研究后，决定采取新的举措，那我就被动了。万一敌人查知，伪供有诈，对我采取秘密逮捕，那更加没有逃脱的希望了。不如早作打算，力争主动，以防意外。事已至此，何不冒险逃脱？唐山附近有我武工队，亦有其他地下秘密武装组织，而且张家声是丰润人，地形熟悉，便于行动。一夜未眠，心事已定，决定天亮先出门找张家声，佯称去王新民家过小年，晚上回来，不让杨博民疑心，向敌报告。拿定主意，困意已去大半，望着窗外的雪花，静等鸡鸣而起。
2月18日（正月初五）晨曦，唐山市内开始熙熙攘攘，已经有不少小贩吆喝着买卖，唐山市民还享受着新年的余味，街头巷尾穿梭着各家走动亲戚的身影。经过昨晚的辗转思索，我决定见机行事，时不我待，一有机会就立即行动。
起床后，我一刻都不敢耽搁，吃过早饭后就告诉杨博民："我已约好今日到王新民家过小年，吃炸年糕，我认得路，自己去就行，晚上就回。"未料到，如此清晨一别，竟成永诀。时光一闪，成为各自生命历程中的永久纪念，我离开杨家后，就再不知杨博民的下落，半个来月的被监视软禁的日子也就一去不复返了。
离开杨家，我匆匆赶到张家声同志家，此时刚刚6点，张家尚未起床开门。我连敲几下门，大嫂披衣过来开门，一见是我，神色有点紧张，低声说道："这么早，你就来了，到屋里再说。"
进门后，我将昨晚发生的事情一一向她道来，判断昨夜在苗先生家宴上的讲话已被敌特知晓，敌人似乎对我们的行动有所察觉。接着表明突然造访的来意"不能再等到明天了，必须今天就走"。
大嫂听完，十分着急地说道："糟糕！家声昨晚出门打牌，现在都还没回来，他出门时也没交代什么时候回来。这该怎么办呢？你不能等他了，只能再另想办法。"她边说边从被子里取出1000多元法币塞到我手中。"你先拿这些钱当路费，赶快找别的同志帮忙。"我非常感动，可光有钱还不行，时间就是生命，唯有另辟蹊径了。
离开了家声同志的家，我脑中急速盘算着可能的逃离办法，思来想去，只得试着找王新民帮忙，就疾步奔去。其实我当时心中非常迷茫，不知如何向其讲述逃脱计划，而且他的表现仍在组织的考察期，与我无直接关系，更不知我已与组织上约好了的逃走计划。在我和他不多的接触中，他只是说过组织上来人，打听我的关押情况，以及设计从敌方了解我被俘的表现等情况。对于他能否助我逃脱，我心中着实没有底，但在那种危急情况下，我只能冒险一试了。
当我来到他家时，他显得有点慌乱，忙问："出了什么事，怎么这么早来找我？"我们连忙走进屋内，他怕我还有顾虑，不肯吐露真情，便急切地说："你放心，北边早有消息，给我任务，要设法营救你，有什么困难，你可以坦率直说，我们共同商讨应对办法。我已经被捕过两次了，对日本人这一套，我已经受够了，真不是人干的！"
他讲话时，愤怒写在脸上。这席话一下子缩短了我和他的感情距离。于是我掏心窝子地向他简述昨晚苗家宴席时我的言谈，以及1420部队山本大佐昨晚深夜单独接见之事。"目前处境危急，必须设法早点脱离，一分钟都不能耽搁，你看怎么办？"
王新民听我讲时，一直未插话。他沉思片刻后说："既然如此，当机立断，不能犹豫不决。稍有不慎，就会大祸临头，我已两次入狱，备尝苦刑。你我是拴在一条线上的蚂蚱，谁也离不开谁。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走为上计。我带你出城，直奔老家，别无他路可走了。"
我一听，意识到这个行动将给王新民的家庭带来的巨大危险，"不行，鬼子不是人，我们走了，大嫂和你两个女儿怎么办？"
王新民："现在管不了她们了，况且她们都是妇道人家，鬼子能把她们怎样？"
正说时，大嫂快步从屋里走出来，痛快爽朗地用冀东方言说："刚才刘先生说的我都听清了，现在赶快下决心，马上就走，以防夜长梦多。你们先走，不要顾及我们。你们走后，我们母女三人雇上一辆大车，都先回老家，躲开鬼子。你们到根据地就好办了，都是中国人，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大嫂与王新民都是冀东人，比我大好几岁，她曾是根据地的妇女干部，是一位老同志，不幸身陷敌营，难以脱身，但仍设法为*党**做些力所能及的特殊工作。巾帼不让须眉，在这样危急的时刻，大嫂能如此深明大义、舍生忘死！让我这大老爷们儿脸都不知往哪儿搁。"大兄弟，别犹豫了，这是最好的办法了，快走吧。"确是没辙了，我和王新民也觉得目前只能作这样的安排
我们仨共同商量逃离的路线等细节，王新民对我说："咱俩扮成开滦职员，佯称到丰润县去提货。你马上化装一下，我们都换上长袍大褂，头戴礼帽，最好面戴口罩护脸，防止被人识破。"
大嫂回屋取出了一只金戒指交给王新民，细声说："带上做个念想，这是我俩结婚时的信物。"
我一听，心头涌上一股生离死别的辛酸，眼眶里盈满了"不争气"的泪水，我忍着伤感安慰道："大嫂，你放心带好两个女儿，我们会时刻惦记你们母女的。多保重，根据地见。"说完，我背过脸去，不忍再看他们母女。
快到8点时，我们两人整装出门。"爸爸、叔叔再见，早点回来。"小女孩用稚嫩的童音为我和王新民送行。孩子是无辜的，我俩都不敢再扭头。王新民用手捂住嘴，低沉地说了声"走"，头也不回地迈出家门，谁能想到，分别竟成为永别。多好的人民啊，妻子送郎上战场，母亲送儿打东洋，是无数平凡无名的英雄撑起了共和国的脊梁。
当时非常幸运，出门不远正好遇上两位三轮车夫，我们两人相视片刻，决定乘车向城北出发。坐车走了七八华里，到了通向丰润的公路上，就让两位车夫止步，下车步行，就这样我俩走出了唐山市。
偶然不是巧合。直到几十年后我才知道这其实是组织上为营救我作的周密安排。"文化大革命"后，原冀东情报站的译电员苏哲同志告诉我，这两个车夫都是地下工作同志假扮的，是*党**、人民给了我重生的机会。
东边日出西边雨，一出唐山，天气就孩子般地变得格外晴朗。阳光，久违的阳光，这难得的冬日暖阳为我补充心情的营养。冀东人有初五前不出门办事的习俗，一路上行人很少，不见车马。我们两人加快脚步，尽量避免遇见熟人。在商量脱险路线时，由于我对丰润县附近的刘家营较为熟悉，且军区机关也常在那一带活动，我们便商定先奔刘家营。
一路疾走了30多里，快到中午时，忽然看到前面公路上有一小队打着膏药旗的人马，正步行向我们方向行进。"鬼子是不是发现我脱逃，追上来了？"生命的得失在此一举。多年后，每当忆起此景时，"才下眉头又上心头"是形容刻画我当时心境最"给力"的成语。
"不要动。"王新民回头对我说："这是日本巡逻部队，你别管，我来应付。"说话间，我们走到日本鬼子跟前。一名士兵用夹杂着日语的中国话蛮横地问道："你们是干什么的？要到哪里去？"
王新民从容地从上衣兜里取出了一张名片，很客气地说："我们是开滦煤矿矿务局的人，要去丰润县取货。因为今天是初五，找不到车，公司急等用货，所以派我俩今天赶到丰润催货。"
鬼子接过名片，听王新民解释后又仔细端详了我俩的打扮，认定是唐山市来的，据名片看又是公司高级员工，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于是，停了片刻，收敛了嚣张气焰，挺和气地对王新民说："王先生既是催货的，可以过去。不过你们要小心，碰到八路军时，你们要想法对付。这里到丰润县城还有几十里路，你们抓紧赶路好了，我们是唐山市的部队，专门进行县城还有几十里路，你们抓紧赶路好了，我们是唐山市的部队，专门进行巡逻的，不管你们的事。"
一场虚惊，竟这样顺利地放行了，有惊无险哪，我以为得"交待"在这儿了。多亏了王新民的机智沉着，"别担心，快到根据地了。"我俩相视一笑，继续向北行进，路上再未遇到什么麻烦，一马平川。虽然早已饥肠辘辘，但一点不觉得饿，回家，回家，是我脑子里唯一的想法。
下午4点左右，太阳开始西斜，感觉天马上就要黑了，我们开始感到疲乏了。此时，看到前面不远处有村庄的模糊影子，刚到村边时，有人呼喊："干什么的，拿出路条来！"
话音刚落，两个机警的儿童团员出现在我们面前。他们打量我俩打扮，猜测我们会不会是特务？
王新民忙用本地话说："我们是从唐山来，不到别的地方去，专门到你们刘家营来，找自家兄弟。"这两个十多岁的"小雨来"勇敢地走上前来，有一个忽然认出我来了，大声叫了起来："哎，这不是刘杰大叔吗？"
我马上应声道："对，我就是刘杰，这是王新民，我们今早从唐山出来，专门到这儿来的。"于是，他俩领着我们径直向村里走，边走边喊："刘杰回来啦！刘杰回来啦！"
不多一会儿，有几个村干部十分热情地走上前来，亲切地同我俩握手问候，有的同志说："听说你在杨家铺负了伤，被鬼子俘虏了，大伙十分着急，到处打听不到你的下落，今天见你回来了，真是太好啦！"一走到村办公点，村干部老乡们都围了上来。回家了，大家经历久别重逢、生死别离，如今在刘家营奇迹相遇，难以用任何语言来形容那股高兴劲儿。笑声朗朗、嘘寒问暖响成一片，谢谢同志们，谢谢大家，我卸下所有顾虑，和大家尽情地欢笑着，死里逃生，回到了根据地这个大家庭，家，我又回来了。
刘家营是冀东革命的中心地区，早在1933年就建立了*党**支部；1935年根据工作需要，又组建了情报联络站，至1938年冀东抗日大*动暴**，该站已成为冀东我*党**地下情报联络中心，冀东大*动暴**的筹备会议就在距刘家营五公里的田家湾子召开的。刘家营培养了大批革命干部，也为其他地区输送了重要革命力量，如：*真彭**、杨秀峰、杨十三、佟麟阁等同志都是经过刘家营交通联络站送过去的，刘家营根据地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作过重要的贡献。我在被俘前曾几次到刘家营，与众多村干部和儿童团员都较熟识，刘家营是我重生的地方，我有两次生命，一次是生在陕北高原，一次是战斗在冀东大地。这里是我战斗、成长的地方，我永远也忘不了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
晚间，老乡们为了表达心意，以春节的规格，布置了整整两桌年夜饭，为我专门补过了年，欢庆我们胜利生还，大家尽兴碰杯、个个畅饮，直到深夜12点多。考虑到刘家营靠近敌区的边缘，我们刚从敌区脱离回来，还面临着一些危险。故饭后，组织上又专门把我俩安置在秘密地窖里。苏哲同志后来告诉我，为了纪念我的蒙难归来，组织上将我住过的地窖保存了下来，作为永久的纪念，令我唏嘘不已！
翌日晨光熹微之时，刘家营的村干部把我和王新民送上路，一直护送到上、下水路。这里是秘密交通站，小歇一会儿，吃过午饭，我们即向北前往区*党**委社会部机关驻地李家沟。
出门不远，不巧碰上一队"扫荡"的敌伪军。可不能才脱虎口，又人狼窝，我俩急忙跳进路边田间一枯井，马蹄声脚步声不断从头顶传来，我打趣说道，我俩成了井底之"人"了。憋了约半个小时，声音稀疏，我们又赶紧爬出井，冒着细雨步行，一进李家沟，就见到了方飞、刘鸿章等同志。"*长首**"，警卫员见到我激动得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我拍了拍他的肩膀，"我好好的，死不了，走，给我说说你的变化……"在此小住了两三天，方飞同志派人把我俩送到军区驻地，向李运昌同志汇报。
当晚我们赶到军区驻地时，就听到一个熟悉的口音唤我。"小任，你回来了，给你压惊。"行署主任兼区*党**委社会部长朱其文同志不由分说把我拉走，直接用他的津贴为我设宴款待。
第二天，我又见到李司令员，"司令员，我回来了。"那一刻，我这个游子终于回家了。"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好好休息。"司令员紧紧握着我的手，不断地宽慰道……我向他口头报告了被俘的概况，然后写出被俘的详细书面报告。李运昌同志和朱其文同志告诉我，已将我回来的情况电告北方分局社会部部长许建国同志，北方分局决定由军区护送我回边区。
李运昌同志亲切地对我说："你的态度是对的，应该如此坦诚向*党**交代一切，要相信组织，一定会正确对待你的被俘问题。"他同时告诉两件令我感到十分惊讶的事情。一是，我负伤被俘后几天，日本人即用飞机向根据地散发了署上我名字的《刘杰告冀东同胞书》。该书中说道什么日本正在实现东亚共荣，中日亲善。"这是敌人的毒辣手段，想使我不敢逃归生还，我向*党**保证，绝无此种叛变投敌的行为！"
司令员和蔼地看着我："我们知晓此事即判断为敌人的阴谋，我们相信你的忠诚。"从此以后，即便是对我几十年的审查中，也从来无人提起此事。
二是，日本曾提出要用一名被我俘虏的日本宪兵大佐（据说是日本天皇的侄子）同我交换，已经征得军区领导同意，不料这个日特在由路南向路北护送途中遇到敌情，被我方击毙，无法实现这一交换计划。
我在军区住了半个多月，3月中旬正好有一批干部要到分局*党**校参加整风学习，组织上决定让我随同一起回边区去。临走前，军区还派了一名通讯员照顾我，并给我一头小毛驴，大大方便了我的行程。
到达边区中心阜平县史家寨，我首先见到了老*长首**许建国同志，他十分热情地问寒问暖，并嘱咐我好好休养。随后，王新民便到了边区政府招待所，以后又到政训班学习。1945年5月，我到分局*党**校参加整风，并待所，以后又到政训班学习。1945年5月，我到分局*党**校参加整风，并由*党**校负责审查我的被俘问题。至此，我一生中惊心动魄的被捕生活画上了句号。
后来，我才知道，自己之所以能够虎口脱险，完全是在我的老领导、老*长首**许建国、李运昌、朱其文等同志的高度负责热情帮助下，在张家声、蒋志岐以及赵子荣等战友的具体策划、精心营救下，才得以成功。赵子荣同志在整个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赵是蒋志岐同志领导的1420部队的重要内线。他为营救我，买通日特青柳，并用数十根金条设法满足了日特青柳的私欲，得以使敌特轻信了我的伪供而改变了监管方式，使我有机会脱险。一个人走多远，要看他与谁一路同行，没有*长首**同志们的帮助，我根本无生还希望，我的第二次生命是他们给的。
我一辈子都记得烽火岁月中用鲜血生命凝成的战斗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