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8月23日，在湖南第一师范毕业的前一年，风华正茂的毛*东泽**“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在致到北京任教的老师黎锦熙的长信中写道：
“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
“独服”者，唯一佩服也， 于此可知，曾国藩对青年毛*东泽**的影响是很大的。
曾国藩（1811-1872）是湖南湘乡人，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谥号“文正”，后世称“曾文正”。
毛*东泽**的外婆家也在湘乡，他8岁以前一直住在外婆家，16岁时又在湘乡东山高小读了半年书，曾国藩的赫赫声名对他来说早已如雷贯耳。
在近代中国人尤其是湖南人中，从权贵政要、志士仁人到青年学子和市井百姓，大多佩服曾国藩，以之为楷模。
曾国藩是个很复杂的人物，有着多种身份。他是扑灭太平天国革命是刽子手，被冠以“曾剃头”的绰号；但同时又是所谓“道德文章冠冕一代”，被封建统治阶级奉为最后一尊的“精神偶像”。
从李鸿章、张之洞到袁世凯、蒋介石，无不对曾国藩顶礼膜拜，尊为“圣哲”；从梁启超到陈独秀，都表示过对曾氏的推崇师法，深受其影响。
据彭大成著《湖湘文化与毛*东泽**》一书中说：毛*东泽**“早在湘乡东山学堂读书时，就批读过《曾文正公全集》。”
《曾文正公全集》，包括曾国藩的诗文、奏章，以及后来流传甚广的《家书》、《日记》以及《经史百家杂钞》等。
1913年，毛*东泽**进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后，对他影响较大的国文教员袁仲谦和修身课老师杨昌济，都服膺曾国藩。
在毛*东泽**当时听课的笔记本《讲堂录》中，可以看到他记录《曾文正公家书》、《曾文正公日记》等书的材料。
《讲堂录》中提到的《圣哲画像记》，就是曾国藩在军务倥偬之际干的一件大工程。曾氏在《圣哲画像记》中说：
“书籍之浩浩，著述者之众，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尽饮也。要在慎择焉而已。余既自度其不逮，乃择古今圣哲三十余人，命儿子纪泽图其遗像，都为一卷，藏之家塾。后嗣有志读书，取足于此，不必广心博鹜。而斯文之传，莫大乎是矣。”
文末云：
“文周孔孟，班马左庄，葛陆范马，周程朱张，韩柳欧曾，李杜苏黄，许郑杜马，顾秦姚王，三十二人。俎豆馨香，临之在上，质之在旁。”
荣登曾国藩“圣哲榜”的三十二位历史人物依次是：周文王、周公、孔子、孟子，左丘明、庄周、司马迁、班固，诸葛亮、陆贽、范仲淹、司马光，周敦颐、程颐程颢、朱熹、张拭、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
这三十二位“圣哲”，既有文才，更有圣德。曾国藩在《圣哲画像记》对于他们的义理、词章、考据、德行、政事、经世、言语、文学等各个方面，都分别有所论述，也反映出曾氏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观。
《圣哲画像记》中谈到的人物，青年毛*东泽**在《讲堂录》中多有涉及，他正是在曾国藩“慎择”主张的提示下，认真研究了这些人物的事迹、功业和文章。
1915年4月5日，杨昌济在《达化斋日记》中写道：
“毛*东泽**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仅隔一山，人多务农。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毛生曾务农二年，民国反正时又曾当兵半年，亦有趣味之履历也。”
杨昌济认为农家出身的毛*东泽**“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并以同样农家出身的“异才”曾国藩为楷模，来勉励毛*东泽**。
杨昌济、毛*东泽**
在杨昌济的推动下，青年毛*东泽**读了不少曾国藩的文章，兴趣与见解也受其影响。曾国藩推崇笔势雄健，气象峥嵘，议论纵横，意蕴层出的文风，并甚爱读韩愈古文。毛*东泽**对韩愈文章的深入研读，不仅是因为国文教员袁仲谦的提倡，其中无疑也深受曾国藩的影响。
毛*东泽**在《讲堂录》中直接记有曾国藩的修养“八本”，其中便有“作诗文以声调为本” 一项，并谈到“作文有法……病在气单”。
1915年6月25日，毛*东泽**致同学湘生的信中，谈到治学方法时再次讲到曾国藩：
“于是决定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质之吾兄，以为何如？前者已矣，今日为始。昔吾好独立蹊径，今乃知其非。学校分数奖励之虚荣，尤所鄙弃，今乃知其不是。尝见曾文正家书有云：吾阅性理书时，又好作文章；作文章时，又参以他务，以致百不一成。此言岂非金玉！”
毛*东泽**在这里提到的是曾国藩咸丰七年《致沅弟》信中的一段话，原文是：
“凡人作一事，便须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望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我生平坐犯无恒的弊病，实在受害不小。当翰林时，应留心诗字，则好涉猎他书，以纷其志。读性理书时，则杂以诗文各集，以歧其趋。在六部时，又不甚实力讲求公事。在外带兵，又不能竭力专治军事，或读书写字以乱其志意。坐是垂老而百无一成。”
曾氏的这些经验之谈，让青年毛*东泽**深有同感，奉其为“金玉”之言！
曾国藩家书共约1000多封，内容极为广泛，大至经邦纬国，进德为宦，朝政军务，治学修身，小到家庭生计，人际琐事，养生之道，事无巨细，无不涉及。《曾文正公家书》的各种版本，在清末民初便大为流行，成为学人的必读书。
青年毛*东泽**读过的《曾文正公家书》，系光绪年间传忠书局的木刻本，韶山纪念馆如今收藏有该书的第四、六、七、九卷，每卷的扉页上都有毛*东泽**手书的“润芝珍藏”四字。
曾国藩亲笔写给弟弟的信
曾国藩家书中的一些见解观点，都可以在毛*东泽**的《讲堂录》里看到，例如：
“治军总须脚踏实地，克勤小物，乃可日起而有功。”
“精神愈用而愈出，不可因身体素弱过于保惜；智慧愈苦而愈明，不可因境遇偶拂遽而摧沮。”
“心常用则活，不用则窒；常用则细，不用则粗。”
在《讲堂录》里，毛*东泽**是把这些话当作格言，用工整的小楷字摘录下来的。这些观点给年轻的毛*东泽**留下了极深印象，以至于后来到了延安，他还向一些干部提倡阅读《曾文正公家书》。
在《讲堂录》里，毛*东泽**对曾国藩作过这样的评价：
“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前如诸葛武侯（诸葛亮）、范希文（范仲淹），后如孔、孟、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是也。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兼而传教之人也。”
在青年毛*东泽**看来，范仲淹、曾国藩不仅建立了伟大功业，而且他们的文章、思想也为后世所取法。
青年毛*东泽**对曾国藩编纂的《经史百家杂钞》评价也颇高。1915年9月6日，他在致萧子升的信中说：
“曾氏《杂钞》其庶几焉。是书上自隆古，下迄清代，尽抡四部精要。”
又说：
“仆观曾文正为学，四者为之科：曰义理，何一二书为主，何若干书辅之；曰考据，亦然；曰词章、曰经济，亦然。”
“姚氏《类纂》畸于文，曾书则二者兼之，所以可贵也。”
毛*东泽**在这封信中将《经史百家杂钞》同姚鼐编撰的《古文辞类纂》作比较，以为《杂钞》比稍早出版的《类纂》更高明，更全面，这是很有眼光、很有见地的。
曾国藩的《杂钞》在取材方面，经、史、子、集四部，无不选择收录，认为辞章源自经史。在编辑思想上，除了有姚鼐提出的义理、辞章、考据三者外，曾氏还增加了经世济民的“经济”一项，并使前三者都以经济为依归，令读者不仅能从这个选本里研习辞章，而且可以接触到历代的治乱兴衰、典章*物文**、学术思想以及经世济民之术。
青年毛*东泽**认为《杂钞》文与道“二者兼之”，“孕群籍而抱万有”，很简明地指出了其优点和特质。
在体育锻炼方面，青年毛*东泽**也有师法曾国藩之处。1917年4月，毛*东泽**在《新青年》杂志第3卷第2号上发表的《体育之研究》一文中写道：
“（体育运动）不重言谈，重在实行，苟能实行，得一道半法已足。曾文正行临睡洗脚、食后千步之法，得益不少。”
1917年8月23日毛*东泽**在致黎锦熙的信中说：
“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今日变化，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源。本源未得，则此等枝节为赘疣，为不贯气，为支离灭裂，幸则与本源略近，不幸则背道而驰。”
毛*东泽**信中还认为，曾国藩是比“略有本源”的康有为更彻底地洞悉了“大本大源”。康有为的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干竖立，枝叶扶疏之妙”，而曾国藩得“大本大源”，则“心有定向而不至于摇摇无着”，绝无“墙上草，风来两边倒”的毛病。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920年6月思想急遽向马克思主义转变毛*东泽**，仍然没有遗弃曾国藩，他在《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说：
“曾左吾之先民，黄蔡邦之模范。”
缅怀先贤之深情，溢于词表。
直到1926年，已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毛*东泽**，在农*运民**动讲习所演讲时说：
“洪秀全起兵时，反对孔教，提倡天主教，不适合中国人的心理，曾国藩利用这种手段扑灭了他。”
他肯定曾国藩“手段”是高明的。
曾国藩成功地打造出了湘军，毛*东泽**成功地缔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文化育军、以纪律管军、以训练强军这些方面，毛*东泽**都有向曾国藩借鉴的地方。
曾国藩从咸丰三年（1853）起，另起炉灶，筹建湘勇，改革军制，在短期内将湘军连成劲旅，又在以后长期的残酷斗争中，屡败屡战，不仅未被打垮，反而愈战愈强，最终竟将烧及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烈焰扑灭，这在军事史上也是罕见的。
曾国藩练湘军最重要的手段之一也是最不寻常之举，是他从一开始就不遗余力地将政治宣传教育贯彻在平时的训练和作战之中，不仅将湘军训连成一支有一定政治目标的军事集团，也开创了近代史上在*队军**中开展政治思想教育的先河。
曾国藩深知军民关系维系着战争的胜负，在编练湘军之始就特别注重军纪教育，并且身体力行，当作头等大事。在练兵时，“每逢三、八操演集诸勇而较之，反复开说至千百语，但令其无扰百姓。”
除了反复训导外，曾氏还十分注重宣传教育的作用。考虑到受教育者多是没有什么文化知识的乡勇，曾国藩创造性地采用通俗易懂的宣传形式——歌谣。他所创作的《保守平安歌三首》、《水师得胜歌》、《陆军得胜歌》、《解散歌》和《爱民歌》等，用浅近的歌谣向官兵宣讲战争形势，传授军事知识，灌输纪律观念。这是曾国藩的一大发明。
在曾氏所创作的歌谣中，以作于咸丰八年的《爱民歌》最具特点。《爱民歌》一开始就指出了“爱民”的主题，明白如话：“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这里的“行军”是指一切军事行动。虽是平平道来，但声势不凡，有振聋发聩之效。
《爱民歌》中有详细的规定，分成三大部分：
“第一扎营不要懒。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踹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莫派民夫来挖壕，莫到民家去打馆。筑墙莫拦街前路，砍柴莫砍坟上树，挑水莫挑有鱼塘。凡事都要让一步。
“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支帐房，莫进城市占铺店，莫向乡间借村庄。人有小事莫喧哗，人不躲路莫挤他。无钱莫扯道边菜，无钱莫吃便宜茶。更有一句紧要书，切莫掳人当长夫。一人被掳挑担去，一家号哭不安居。娘哭子来眼也肿，妻哭夫来泪也枯。从中地保又讹钱，分派各团并各部。有夫派夫无派钱，牵了骡马又牵猪。鸡飞狗走都吓倒，塘里吓死几条鱼。
“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出营，走出营来就学坏，总是百姓来受害。或走大家讹钱文，或走小家调妇人。邀些地痞作伙计，买些烧酒同喝醉。逢着百姓就要打，遇着店家就发气。可怜百姓打出血，吃了大亏不敢说，生怕老将不自在，还要出钱去赔罪。要得百姓稍安静，先要兵勇听号令。陆军不许乱出营，水军不许岸上行。”
《爱民歌》最后唱道：
“我的军士跟我早，多年在外名声好。如今百姓更穷困，愿我军士听教训。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又人和。”
概括了军民关系的实质，“军士与民如一家”这一名言，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
很显然，曾国藩将儒家的“仁爱”学说创造性地运用于*队军**教育和政治宣传之中，这实在是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创新之举。
日本专门研究毛*东泽**的学者竹内实认为，毛*东泽**作的《三*纪大**律八项注意》军歌，让士兵传唱，振奋精神，保持纪律，这种做法乃是仿效曾国藩为湘军士兵作的《爱民歌》、《得胜歌》、《解散歌》、《保守平安歌》。
1969年1月，晚年毛*东泽**在一次谈话中，提到了自己青年时期的偶像曾国藩，评价说：
“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