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Foreword
“疗愈”一词在我们忙碌、缺乏关系联结的生活里出现的频率好像越来越高了。但今天的文章中，作者们从自身生活的社会出发，讨论了系统的创伤和疗愈。挑战不仅是多维度的，彼此交织，且往往深植于系统根源。针对这一现状，文章提出了一种新思路：通过正视并疗愈我们个人、集体、历史以及系统层面的创伤，来寻找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新途径。创伤，这一常被忽视的无形力量，实际上深刻塑造了系统内个体的认知与关系，从而影响着社会系统的未来发展方向。作者呼吁跨学科的合作，探讨如何将创伤疗愈的洞察力整合到系统性变革的策略和实践中。并强调想要实现推动社会正向变化，我们需要构建关于创伤和集体疗愈的共同语言，将对系统中创伤的讨论从边缘带入主流。这不仅有助于决策者和社会系统的疗愈过程，也将激发我们共同探索在各自领域内采取行动的方法，以促进社会的正向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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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作家保罗·科埃略（Paulo Coelho）笔下有言：“人之所以溺水，并非因为掉入河中，而是由于长时间浸没在水里。”这个隐喻恰如其分地揭示了创伤如何从个体和集体维度对人们产生影响。人们淹没于个体、代际和集体的层层创伤中，却往往难以察觉这点。这阻碍了我们对所面临的集体挑战进行溯源，也使我们无法采取疗愈措施来改变我们身处的系统。
创伤几乎是普罗大众普遍经历的一部分，如一股无形的力量，影响着几乎所有社会系统（包括儿童福利、司法、教育、医疗和住房）的发展，使其停滞不前。纵使人类已正深陷气候危机这一威胁地球生命、最具破坏性的系统性崩溃中。
然而，创伤的影响几乎未曾出现在关于系统性变化的主流讨论中。部分原因在于，我们普遍认为创伤是“外部的”，即他人受到创伤需要帮助，但我们自己没事。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我们每个人都承载着创伤。我们背负的创伤会影响我们看待世界和自身的方式，因此在决定社会系统未来发展方向时，它也会发挥作用。除非我们承认创伤的存在，与之相处，并找到支持个体和集体疗愈的方法，否则我们的社会系统将继续停滞不前。
在过去的一年中，我们与由“幸福项目”（The Wellbeing Project）和乔治城大学领导的跨学科合作伙伴联盟合作，将创伤疗愈领域的洞见应用于系统性变化的实践中。来自斯里兰卡、罗马尼亚、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哥伦比亚、印度和美国等不同地区的数十位社会领域实践者、原住民和社区领袖花时间与我们分享了他们的经验，希望帮助社会部门围绕创伤建立共同语言，并倡导将集体疗愈作为系统性变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的系统没有意识到创伤在如何影响人们，因为这种缺乏认识，系统决策者在做决策时可能无意中造成了创伤，使人们持续处于受创伤的状态。” 艾莉森·温莱特（Allison Wainwright）告诉我们。温莱特是家庭生活（Family Life）的首席执行官，这家企业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家庭服务提供商之一，专为弱势儿童及其家庭提供服务。“如果我们不谈论它，不承认它，那么就很难带来改变。”她补充道。
察觉个体、代际、集体和历史创伤的存在——它们是我们当前社会系统中需要应对的强势阻力。并将有关创伤的讨论从边缘推向主流，有助于社会部门洞察新的、有效的系统性变化途径。
创伤类型
· 个体创伤 是指由难以承受的事件、一系列事件或持久状况引起的不可见的伤害。根据对我们生命的威胁程度，我们的自主神经系统会做出高度刺激和运动反应（如战斗或逃跑）或直接关闭（冻结反应）。当我们没有办法处理这些经历的影响时，我们的自主神经系统就会将相关的能量和信息从我们的意识中剥离出去，但我们会无意识地将其保留在我们的身体和头脑中，直到我们从中痊愈；
· 代际创伤 是指一个或多个祖先将他们在生育前或怀孕期间所经历的未治愈的创伤传给下一代。这些信息以感觉、情绪和反应的形式编码在他们的身体中，通过表观遗传或家庭动态等机制传递给下一代；
· 集体创伤 描述了灾难性事件或过程对整个群体的影响，这些事件或过程破坏了社区或社会为维持其生活方式而创建的结构。一个具有集体创伤性质的事件会扰乱社会活动和/或破坏、阻碍常见资源的获取，可能导致分裂、孤立、失去方向感、非人性化甚至死亡的经历。自然灾害和战争是造成集体创伤的例子；
· 历史创伤 可能具有集体和代际性质，但它特指因种族、宗教或性别认同等特征而针对一群人实施的有意伤害和压迫，旨在剥夺他们的利益。奴隶制和殖民化是历史创伤的典型例子，它们也具有集体性质；
· 系统性创伤 包括未得到解决的个体、代际、集体和历史创伤的影响，以及当下不健康的系统结构和关系动态所造成的新创伤。
▍ 起点：了解我们内心的创伤
从系统层面理解和解决创伤问题，首先要了解我们自己的创伤史。一旦我们审视并认识到自己身上的创伤，我们就可以从深渊中探出头，开始注意到我们和他人身处创伤之中。它几乎无处不在。
创伤是一种由难以承受的事件、系列事件或持久状况造成的一种看不见的未愈合的伤害，它仍然活跃在我们的身体和内心中，影响着我们与他人相处的方式。在创伤事件中，大脑中被称为杏仁核的部分会接管控制，产生非自愿的下意识反应。这些事件随后被从我们的意识中分离出来，没有被整合处理，直接置于一旁，以便我们可以继续正常生活。
这些反应是大脑一种“投机”的处理方式：当我们经历威胁生命或改变生命的事件和环境时，它们会帮助我们幸存下来。但这种行为的代价也很高。如果创伤没有得到处理和疗愈，当杏仁核检测到类似的威胁时，会使我们的大脑进入亢奋或激活状态。这可能会重新激活我们大部分无意识的原始反应，即使是在多年以后，即使威胁的性质完全不同，例如与配偶的争吵或工作中情绪激动的会议。
近年来，这些反应一定程度上因斯蒂芬·波尔格斯（Stephen Porges）的研究成果而广为人知。他的“多重迷走神经理论”（Polyvagal Theory）解释了身体和大脑如何通过神经系统来响应不同情况下对危险或安全的感知，包括日常压力和创伤。当我们感知到威胁或危险时，杏仁核会立即激活自主神经系统，调动我们的身体和情绪做出反应。我们可能会感到压力、焦虑或恐惧，并表现出如下一种或多种常见行为：
· 战斗反应 ：包括高度警觉、攻击性和控制行为，例如过分严厉的批评、对微小过失的反应过激、无情地将错误视为性格缺陷、隐瞒信息以及长期无端的不信任；
· 逃避反应 ：表现为碎片化、混乱和无组织，不承认难以抗拒的事实，淡化后果，以及言行不一致；
· 冻结反应 ：表现为瘫痪、离群、退缩、麻木、意志麻痹、感觉平淡或脱节以及无法感知情绪。
每个人体都会经历这些反应。我们作为物种的进化和生存都依赖于对威胁的反应来保护自己。没有人能够智胜它们，因为这些反应并不发生在意识层面上。
▍ 认识系统创伤对我们有哪些启示
正如我们需要有意识地察觉到个体的创伤反应， 我们也需要拓宽我们认识创伤的视角。 目前的主流叙事更聚焦于个体，会将受创者视作心理异常的群体，而不会将其表现视为对异常情况做出的正常反应。这种叙述还强化了以个体为中心的医学干预模式的方案。这不仅是一个片面的视角，而且会对边缘化的群体造成伤害，因为它将伤害的责任和从中愈合的负担抛掷给了个体，而非系统。
这种批判也是近年来有关结构性种族主义的开创性重要工作的核心。在种族平等、疗愈正义和去殖民化运动中，学者、思想领袖和活动家们（包括雷斯马·梅纳肯（Resmaa Menakem）、盖尔·克里斯托弗（Gail Christopher）、肖恩·金赖特（Shawn Ginwright）、布赖恩·史蒂文森（Brian Stevenson）、爱德华多·杜兰（Eduardo Duran）、阿德里安·玛丽·布朗（adrienne maree brown）和埃德加·维兰诺瓦（Edgar Villanueva））已经加深并提升了人们对结构性种族主义和系统持续造成的种族创伤的关注。重要的是，这些观点提高了对系统性原因的可见性和审查，这些原因是导致特定群体中创伤出现的因素。
通过系统性视角看待创伤可以为社会正向变化提供多种策略。 首先 ，它有助于我们应对复杂性，*制抵**将个体创伤反应简化或孤立于单一事件或原因的倾向。许多个体表现出的创伤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具有集体性的起源。如今，大多数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承载着不同层次——代际、集体和/或历史性的创伤。
其次 ，从更长的时间尺度来思考，对于采取系统性观点至关重要，它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过去未解决、未愈合的创伤会导致我们今天所经历的“停滞”。正如著名的系统思想家唐娜拉·米多斯（Donella Meadows）所写：“在严格的系统意义上，没有长期和短期的区别…… 我们现在所经历的是昨天、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前启动的行动所造成的后果。”
换句话说，代际、集体和历史创伤仍将继续存在于我们当代的系统中，直到我们集体从中愈合，因为它们仍存在于我们内心，影响着我们感受当下的方式。这包括我们希望和能够看到的东西、我们的信念、我们的开放性和创造力，以及我们成长和发展的能力。在现实中， 过去的创伤影响着系统的未来发展路径 。
历史创伤在当今系统中的存留在西方社会观念中是个令人不安的因素。许多人希望“一劳永逸地抛开过去”，并对为何其他人不能“干脆忘掉它”感到疑惑。我们可以称这种反应为面对压倒性现实的集体否认。这与白人特权密切相关，而白人特权是阻碍大众察觉和承认代际和集体创伤的最重要障碍之一。
“权力和特权掌握在像我这样的白人手中，所以我们在进行变革的同时，也在回避[正视]创伤，”新西兰启发社区（Inspiring Communities，其支持由追求社区主导发展的个体和组织组成的网络，其中包括经历高监禁率的毛利人和太平洋岛民社区。）的大卫·汉纳（David Hanna）如是说，“尽管我们大多数社会服务行业的从业者都真心希望提供帮助，但这仍然是殖民化最严重的行业之一。这就是新西兰这些系统中依然存在的祖先创伤的力量所在。”
许多拥有权力的人都“继承了一个视而不见的协议”——这是一种生动的表述， 用来描述领导者倾向于将社会问题的深层根因归咎于创伤之外的因素，以避免正视创伤。但汉纳是打破这种不成文协议的倡议者之一。他和启发社区团队在他们的项目中使用了毛利人设计的代际创伤框架，支持社区主导的集体疗愈仪式，并促进敌对帮派成员之间的集体疗愈体验。
通过系统性视角看待创伤，可以发现一个清晰的事实： 集体创伤需要在集体的环境中进行疗愈 。在西方世界的大部分地方，人们都认为创伤疗愈应该在个体和私下进行，比如在心理医生的办公室里。虽然在某些情况下心理治疗是十分必要的，但它并不足以治愈集体创伤。
创造疗愈空间可以推动我们受到创伤以及施加创伤的系统向着充满共情和关怀的系统转变。在组织内部和跨系统*共中**同面对和处理创伤，可以修复关系，恢复思想的流动，从而产生新的工作方式和连接。许多非营利组织、基金会和集体行动的领导者都开始让他们的领导团队、人力资源部门和理事会参与到有关历史性伤害和创伤知情领导力的对话中来。
有一些组织已经尝试开启了集体疗愈进程。例如，明尼苏达州的IG基金会（Irreducible Grace Foundation）通过戏剧艺术和口述表演来建立遭受不公正待遇的青年与为他们提供服务的机构之间的信任。“刚开始工作时，我们以为只有社区中的年轻人需要疗愈创伤，” 该组织的执行董事达琳·弗莱（Darlene Fry）说，“但对于所有人来说，意识到创伤也存在于我们和我们的身体中都是一种顿悟。”
▍ 系统性创伤的五个特征
如上文所述，系统内的创伤，或称作系统性创伤，包括个体、代际、集体和历史创伤未解决的影响，以及由当下不健康的系统结构和关系动态所造成的新创伤。如果不加以疗愈和融合，系统对创伤的反应会破坏人际关系、消耗集体的能量和创造力，并削弱彼此间的连接——这是团体和社区发展的源动力。
但系统性创伤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如何在经历时识别它？我们又该如何去疗愈它？在我们对系统性变化领导者的采访中发现了五个重要特征。
1. 系统创伤反应与个体创伤反应相仿
意识到创伤如何影响我们的个体神经系统，使我们开始考虑那些相同的反应如何在我们的人际互动中流动，并在我们的组织、社区和系统中以更大的规模显现。在自然界和数字世界中，在不同量级上重复出现的模式被称为分形（fractal）。“分形是一种无限复杂的模式，在不同规模上具有自相似性，”作家兼变革正义活动家阿德里安·玛瑞·布朗（Adrienne Maree Brown）在她的著作《涌现战略》（Emergent Strategy）一书中写道，“我们在小规模上的实践为整个系统设定了模式。”
以多层迷走神经理论（Polyvagal Theory）为基础，我们将一些最常见的个体创伤反应推广到更大范围的表现，并在与从事儿童福利、刑事司法、教育、住房等系统的社会正向变化倡导者举办的几个研讨会中测试了这些创伤表达。许多参与者一下子便意识到了我们提供的系统性创伤的例子。
常见的“战斗、逃避、冻结”创伤反应的系统性表现包括：
· 将过去的不公正行为视为与当今不平等无关；
· 隐瞒信息和/或以*化丑**整个群体的方式收集和解释数据；
· 在面临痛苦或令人心碎的情况时，强化甚至赞美麻木和 "缺席 "行为（身体在场但情感不在场）的文化规范；
· 羞辱整个群体，贬低其为固有缺陷、低人一等或“残缺不全”的群体，并将其非人化；
· 将资金流、协议和政策应对措施分割成越来越小的部分，直到其几乎无法被看到和服务于大局为止；
· 由于关系破裂和冲突悬而未决，系统各部分之间持续存在不信任、地域性或缺乏合作的模式。
2. 系统之所以会承载创伤，是因为它们是基于关系的
社会系统并非机械构造或不近人情、不露面的机构。它们由其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构成。创伤以多种方式影响着人际关系，但最重要的是，它阻碍了人们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以及驱动同理心与他人相处的能力。
温莱特说：“我们在个体疗愈中看到的模式在我们的社区工作中也有所体现。无论当我们的工作对象是一个被从原生家庭中带走并安置在寄养家庭中的年轻人，还是当我们走进一间挤满来自弱势群体的人的房间，我们都会遇到同样的过度警惕、愤怒和疏离。如果人们处于痛苦之中，这种痛苦就会通过他们之间的联系扩散到整个社区。”
创伤会流动于我们的互动和人际关系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洞察：它揭示了创伤如何被放大，直到最终被困在一个系统中，并随着时间被烙印到该系统的行为范式中。我们可以看到创伤反应具有个体性和集体性，它发生在涉及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的人际关系的每一个系统中。
3. 决策者必须认识到自己的创伤和系统性创伤可能会影响他人
在改变不公平制度的工作中，尽管我们需要以历史上受压迫者及其后代的创伤为中心，但同时我们每个体都有责任从历史和集体创伤中疗愈。一个人的影响力越大，无论是通过其领导角色、人脉还是可用资源，他对任何特定系统的影响就越大。如果系统领导者在应激状态下做出决策，或者将他们的创伤反应施加于他人，例如通过控制行为、指责、否认、非人化或麻木，那么他们所影响的系统也会反映出同样的模式。
提高我们对自己无意识的、默认的创伤反应的认识，并为它们承担责任，对于社会正向变化倡导者来说是一项至关重要的能力，因为我们会将自己的创伤历史和无意识的创伤反应带入到我们试图改变的系统中自身所扮演的角色上。更为复杂的是，许多社会领域的专业人士在其职业生涯中会受到替代性创伤，甚至是道德伤害。
“做我们自己的创伤工作”能让我们更好地注意到我们潜意识的创伤反应表现。同样，这也有助于我们识别他人的创伤反应，并区分他们处于应激状态时的行为。它还能让我们以一种具有同理心和人性化的方式与他人相处，并辨别出可以减少在系统中触发创伤或再次给他人造成创伤的工作方式。
这一过程还能帮助领导者提高洞察、认识和解决系统中存在并影响他人的历史、代际和集体创伤的能力。然而，许多决策者拒绝了解或公开承认系统性创伤，因为这样做可能会直接挑战他们的特权和地位。因此，他们可能会有意无意地将注意力从问题的真正根源上转移开。
“公共卫生和冲突调停工作的从业者们已经看到，过往未解决的历史创伤在通过精神健康问题、成瘾、行为问题和*力暴**的形式表现出来。” 斯里兰卡Sarvodaya Shramadana运动主席维尼娅·阿里亚拉特纳（Vinya Ariyaratne）说道，该国经历了长达26年的内战，于2009年结束。“但决策者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们说，‘不，我们没有创伤。我们只需要创造就业机会。’由于我们的历史创伤没有得到承认，人们不得不以自己的私人方式来处理。”
4. 最需要疗愈的系统往往最抗拒疗愈
如上例所示，麻木和否认是处理创伤的普遍方式，因为创伤是一种难以承受的经历。因此，如果围绕创伤的存在展开的对话遇到阻力，也就不足为奇了。创伤知情政策与实践运动（Campaign for Trauma-Informed Policy and Practice）前联合主席安德里亚·布兰奇（Andrea Blanch）说：“如果你受到了创伤，你就很难看到它，因为你的心理会抗拒它。创伤的变化在于，你必须先开始疗愈创伤，然后才能看到你正在疗愈的问题。系统也是如此。一个系统的创伤越严重，它就越抗拒疗愈。”
布兰奇的诊断对系统性变革实践者来说意义深远。仅靠结构性转变，如政策调整或资源流向的转变，是不够的。与其不断在受创伤的系统上叠加善意的解决方案，不如将重点放在创造愈合和修复的条件上。创造这些条件的过程使我们能够以不同的方式看待问题和参与其中的人，开辟出新的关系方式和潜在的行动路径，这在其他情况下是不可能的。
凯洛格基金会（W.K. Kellogg Foundation）的“真相、种族疗愈与转型”（TRHT）计划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该计划由健康公平和社会正向变化综合战略的先驱盖尔·克里斯托弗（Gail Christopher）筹划，于2016年启动了一个多年期项目，以实现转型、可持续发展为目标，旨在为美国14个城市的社区创造疗愈条件。TRHT 的方法包括使用疗愈圈和跨部门、跨社区对话，通过深度倾听、发掘共同价值观和减少权力差异来修复种族伤害。
在TRHT过程中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创伤疗愈要和集体行动相辅相成。非营利咨询公司Flourish Agenda的创始人肖恩·金莱特（Shawn Ginwright）写道：“倡导解决创伤根源的政策和机会时，这些活动有助于增强人们的目标感、力量感和对生活状况的控制感。经历过创伤的社区和个体是恢复自身福祉的推动者，而这三点（即对生活情况的目标、权力和对控制感）是必要的构成。”
通过强调在制定解决方案之前先疗愈创伤，并在倡导和实施这些解决方案的同时继续开展集体疗愈工作，参与TRHT项目的社区正在看到过去未奏效的实践开始取得进展。例如，阿拉巴马州的塞尔玛（Selma）正在解决有害的学校纪律政策问题；密歇根州的卡拉马祖（Kalamazoo）通过了公平住房立法；弗吉尼亚州的里士满（Richmond）正在寻找新的集体方法来处理和理解其作为南联盟中心地带的动荡历史。
5. 疗愈系统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改变系统的行为
虽然我们自身的创伤疗愈工作很重要，但聚焦个体的框架是不全面的。创伤的集体性和系统性需要一个关系性的疗愈环境。在与他人以及社区的互动中我们往往能得到最深刻的疗愈。正如《疗愈抵抗力：从根本上改变对伤害的反应》（Healing Resistance: A Radically Different Response to Harm）一书的作者卡祖·哈加（Kazu Haga）所写：“我们被要求为系统性、社会性的创伤进行个体化的疗愈。”
人际关系的治愈力量或许是从根本上重塑系统行为及其产生的结果的最大杠杆点。例如，非营利组织格拉斯温国际组织（Glasswing International）动员青年、社区和政府机构解决贫困、*力暴**和强迫移民的根源和后果。该组织的联合创始人兼总裁西莉娜·德·索拉（Celina de Sola）说：“创伤存在于系统中，也存在于为系统提供服务的个体身上。我们正在尝试在不利于疗愈的环境中重新发现创伤疗愈的力量，因为改变这一范式可能会带来巨大的改变。”
格拉斯温最初成立于萨尔瓦多，其工作已扩展到覆盖12个国家的200多万人。格拉斯温每次在一个机构开展工作，利用认知行为疗法方法、恢复性实践和呼吸放松技巧，为10万多名教师、警察和医护人员提供创伤心理教育培训。德·索拉告诉我们：“我们的方法首先是帮助公共部门的员工了解创伤是如何影响他们的身体、心理和行为的。一旦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创伤反应，他们就能从他人身上看到创伤，并以不同的方式做出回应，最终改变动态平衡。然后，我们会给他们提供一些工具来应对人际层面的创伤影响，因为我们正试图影响他们所在的教育和医疗保健系统。
现在，数百所学校、医院和执法机构现在已经将创伤知情的视角整合到他们的服务和护理中，包括配备训练有素的专员，以及制定干预和转介协议。德·索拉说：“这就是关系的神奇力量。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就是重新学习如何利用同理心来帮助他人以及我们自己疗愈创伤。”
▍ 通过集体疗愈推动社会系统正向变化
集体疗愈，即借助关系的力量共同实现疗愈的时代已经到来。在系统性变化的语境中，集体疗愈支持系统中的个体和团体辨别并修复对他们造成的伤害，以及他们对他人造成的伤害；将创伤留下的破坏性能量转化为更高的意识、同情心和学习力；并参与寻找新的、更具创造性的方法以与他人共同繁荣并改变系统的行为。
尽管如此，期望系统中的每个体都参与集体疗愈的过程是不现实的。通常一开始就难以获得足够的认同，而且还要面对后勤、财务和空间容量的限制。一个更可行的方法是，按照精神导师兼作家托马斯·胡贝尔（Thomas Hübl）所提倡的，在整个系统中创建“集体治愈的小环境”。其由一群有意参与集体治愈过程的人组成，目的是修复关系、恢复连接、加深彼此之间的联系。这些恢复和修复的“小环境”不断向外辐射，可以继续影响到成员所属的个体关系、组织以及更广泛的联盟和运动。
在许多案例中，那些将集体治疗融入其系统性变化工作的倡导者会从数千年的原住民文化、智慧和精神传统中汲取灵感，也会从修复式正义、真相与和解倡议等现代方法中寻找启发。例如，在新西兰，“团结之家”（Unity House）采用了毛利族原住民的创伤治疗和恢复方法，并将基于自然的实践作为其方法的核心。在美国，全国家政工人联盟（National Domestic Workers Alliance）则借助身心学（一种深度的身心模式），以帮助家政工人从创伤和内化压迫中愈合，并在组织中发挥领导作用。
其他例子还包括斯里兰卡的Sarvodaya Shramadana运动。该运动发起了关于每个群体福祉的混合信仰冥想。哥伦比亚的邓纳基金会（Dunna Foundation）采用疗愈圈、瑜伽、舞蹈和其他心理物理身心技术相结合的方式，让武装冲突中的前战斗人员重返社会。而在加利福尼亚，引导愤怒转化为力量（Guiding Rage into Power）项目则以恢复性正义原则为基础，带领被监禁的男子踏上责任和集体疗愈之旅。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处理和治愈童年和青年时期遭受的虐待、*力暴**和创伤——参与者将这种经历形容为“改变意识”。
鉴于历史和文化背景的重要性，当然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但有几种集体治疗方法是跨越文化和地域背景的，其中包括：
· 尊重并欢迎所有社会发展进程影响或参与其中的人们的文化传统、身份和语言
· 引入舞蹈、唱歌、集体冥想和身心工作等实践手段，帮助参与者重新与自己的身体建立联系并自主调节其神经系统
· 以平等的、关系性的实践为中心，如疗愈圈，鼓励共情倾听，减少权力不平衡现象
· 包括正念或其他意识培养练习，以加强人们对自身和他人激活状态的认识和能力
· 重新与大自然建立连接，并将其疗愈力量作为这一过程的基础
· 拥抱讲述和拥有自己的故事的力量，以及见证他人故事的力量
· 通过仪式赋予过程神圣性，如传统祭祀或祝福、诵读灵性文字或诗歌、缅怀祖先和前辈、分享传统传说或故事等
这些做法看似简单，甚至显而易见。然而，主流的社会正向变化领域很少优先考虑这些做法，也很少为其提供资金支持，并持续有意识和技巧地将其融入工作中。这通常是因为领导者认为集体疗愈实践与实现他们所阐述的成果无关，或者在解决当前问题时不值得浪费时间。我们的看法恰恰相反： 只有将疗愈实践置于部门工作方式的中心位置，我们才能为系统转型创造宽敞的内部空间和外部条件。
▍ 疗愈系统
对我们周围系统中个体、代际、集体和历史创伤进行更广泛的认识和开放讨论，有潜力改变我们解决社会问题的工作。解决我们系统中的创伤，需要我们为社会正向变化领导者、团队和合作伙伴创造空间，让他们了解内在创伤会如何影响外部问题。这还需要社会正向变化领导者、创伤专家以及受过训练的和传统的治疗师共同构建一个共通语言，建立信任、关系和联盟，共同倡导将集体疗愈过程融入系统性变化工作中。
这里所述的许多治愈实践都是古老的，因为它们源于社区长久以来的传统，但在社会正向变化的语境下它们相对较新。要想真正实现系统性变化，我们必须从创伤的角度来看待问题的存在条件，采取以疗愈为中心的视角，探索能够创造集体疗愈的经验。通过走这条路，社会可以连接到我们最深层的共通部分，充分发挥我们的创造潜力，去解决社会和环境问题。
劳拉ž卡尔德隆ž德拉巴尔卡是Collective Change Lab的高级助理。她是一名心理治疗师，专攻集体创伤，曾是内在科学研究院（Academy of Inner Science）和托马斯·胡布尔（Thomas Hübl）创立的Pocket Project成员；
凯瑟琳ž米利根是Collective Change Lab的主任。此前，她曾担任施瓦布社会企业家基金会主任；
约翰ž卡尼亚是Collective Change Lab的创始人兼执行理事。此前，他是FSG的全球常务理事。
来源：《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英文网站2024年2月12日
原标题：Healing System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