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彭石头
最近一次去常德桃花源，正值清明前后，桃红柳绿，草长莺飞，花事正旺，春意盎然。
但怡人*光春**外，一点也认不出她旧时的模样了。穿行于秦人谷、车行在五柳小镇、泛舟于秦溪上，改造升级后的景区，美仑美奂，大气磅礴。美则美矣，却似乎颠覆了以往对桃花源的印象，这哪里还是一处田园牧歌般的地方呢？整齐划一、白墙黛瓦的桃花源古镇，眼花缭乱、穿越时空的桃花源夜景，全新布局、互动体验的桃花源景区，让点缀于其中的茅屋、耕牛、稻田、水车、作坊等，尽管耳目一新，但缺少了混然天成，就如《红楼梦》第十七回里贾宝玉对稻香村的点评：
此处置一田庄，分明见得人力穿凿扭捏而成。远无邻村，近不负郭，背山山无脉，临水水无源，高无隐寺之塔，下无通市之桥，悄然孤独，似非大观。争似先处有自然之理，得自然之气，虽种竹引泉，亦不伤于穿凿。
桃花源牌坊
渔村夕照
新建的桃花源古镇
总之，全新亮相后的常德桃花源，宛如换了一个时空，让人找不到记忆中或者是想象中怡然自得、阡陌交通的桃花源了。
无巧不成书，就在常德桃花源景区长时间封关改造期间，长沙街头公交车上到处是流动的其它桃花源广告。
当我将这个困惑告诉了时任的常德市委宣传部部长时，他不屑一顾地说，常德这个才是正宗的，其他的都是冒牌货，没有必要和他们争辩。
我理解他的心态，也尊重他的自信，怎么可能让人横刀*爱夺**呢？就像嫡长子，其地位不可撼动。
不管是常德桃花源，还是其他所谓桃花源，都不排除人人心中都有一个桃花源的存在，而且宁愿这是一个真实的存在，因为《桃花源记》开头清清楚楚写明了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晋太元(376年-396年)是东晋孝武帝司马曜的第二个年号，共计21年。这个时期正是陶渊明（363年—427年）的青壮年时期。在作品中标明时间，或许这是陶渊明当时亲耳听闻的传奇。
桃花源秦溪
现在全国冠名桃花源的景区之所以遍地开花，就因为《桃花源记》中提到的“武陵”这个地名，既可以说是一州一郡的武陵郡，也可以说是武陵蛮所在的湘鄂黔渝交界地带，也即我们现在说的武陵山片区。
从狭义的定义来说，武陵指武陵郡。赤壁之战后，刘备占有荆州武陵、长沙等四郡。219年，关羽大意失荆州，孙吴大将吕蒙率军夺得荆州。此后，武陵郡长期属吴，直到吴亡归晋。“武陵”一名的来历，据梁刘昭注《先贤传》曰：“晋太守赵厥问主簿潘京曰：‘贵郡何以名武陵?’京曰：‘鄙郡本名义陵，在辰阳县界，与夷相接，为所攻破。光武时移东出，遂得见全，共议易号。《传》曰：止戈为武，《诗》注：高平为陵，’于是改名焉”(见《方舆览胜·常德府》)。这里介绍了武陵的得名，是因为东汉光武帝时从与夷（或为五溪蛮）相邻地方迁徙过来，并以《左传》中“止戈为武”的寓意而得名。
史学家翦伯赞故居，位于桃源县枫树
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年)，临沅、沅南、汉寿三县合为武陵县，隶属朗州。唐、五代时期，今桃源地域均为武陵县的一部分。宋太祖乾德元年(963年)，转运使张咏根据朝廷析武陵县之政令，在实地考察之后，认为此处是陶渊明《桃花源记》的原型地，建议置桃源县，这是桃源设县的开始。
现今的湖南，有两个县级区划名称同武陵有关，一是张家界武陵源区，这是闻名中外的张家界天子山-索溪峪风景区所在地；一是常德市主城区所在地武陵区。这两地相距不远，按照这个倒推，《桃花源记》中的“武陵人”，就是晋太元年间的武陵郡，桃花源位于此地，更合逻辑。
正因为各地都在争夺桃花源的归属地，更可见其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千百年不知有多少人前来寻找心中的桃花源，桃花源成为中国人精神家园的符号，更是失意文人的一种心灵寄托。如果能实地寻访一下，必然思接古人有诸多感慨。
我自寓居湖南以来，桃花源不知来过多少次，或因公，或因私。不论是正值花期的仲春，还是菊花正黄的深秋，不论是蝉噪盈耳的盛夏，还是大雪飘零的寒冬，每当我经过那座有代表性的桃花源牌坊，每当我驻足江边看着有潇湘八景之称的“渔村夕照”，每当我徘徊于钟磬悦耳烟火缭绕的桃川宫，眼前就似乎迎面走来五柳先生，一脸清癯，具鸡黍邀我往他的住处，端出一碗菊花酿，从袖中抽出最新的诗作，一边吟哦，一边把酒，直至“造饮辄尽，期在必醉”。
初见时的桃花源，有许多远不同于现在的质朴，不事雕琢，尽管也有如《桃花源记》里所描写的一些场景，但茅茨不斫，竹木环绕，小径随山走势，溪流潺湲，颇有居于世外的意境。
再后来，一次次前往桃花源，一次次有不少感慨，也一次次有更多的疑惑：陶渊明真的天生就想隐逸吗？这里果然是避秦时乱的地方吗？桃花源里的生活场景现实中有可能吗？为什么桃花源后来人们再也找不到了呢……
这些问题，在我最近一次去桃花源之后，在脑海中盘桓得愈加紧迫，愈加困惑。于是我重温了陶渊明的所有作品，考察过当时的历史风云后，方才慢慢悟得他心中那剪不断、理还乱的千种情愫，以及那种壮志难酬、无可奈何的万般悲痛。
原来，《桃花源记》是用理想的丰满来反照现实的骨干，反映了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一个知识分子如何呐喊、彷徨、追求与幻灭，而这正是千百年来知识分子的共同心路历程：由现实的痛点，追求理想的爽点，在痛点与爽点之间，挣扎、撕裂、追求、无奈、不甘、懊恼、落寞。但凡有点史识的人，莫不知道历史不过就是在反反复复地上演似曾相识的桥段，兴衰枯荣、悲欢离合，何曾有过真正的进步。而这种跌宕起伏，在陶渊明生活的年代更加典型，结果之一，就是为了避祸，让消极避世的魏晋玄学大行其道。
唐刘知几在《史通·邑里》:“异哉，晋氏之有天下也！自雒阳荡覆，衣冠南渡，江左侨立州县，不存桑梓。”说的是西晋末年的永嘉年间，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趁中原内乱，不断进逼，以至于中原门阀世族为躲避战乱，纷纷南迁，多迁徙到江东地带。这就是历史上的第一次衣冠南渡。
陶渊明在《命子》诗里说，“在我中晋，业融长沙。桓桓长沙，伊勋伊德”。陶渊明的五世祖陶侃，就是这一时期南渡的。陶侃，曾任太尉，封长沙郡公，后拜大将军，死后追赠大司马。但陶渊明这一支并非嫡长一族，到陶渊明时已经式微破败了。在特别讲究门阀世族的时代，注定他的仕途只能从小吏开始。
陶渊明63年的生命历程里，从东晋到南朝宋，再算上游恒玄建立的楚，总共经历了3个朝代，10个皇帝，可谓是战乱不断，篡杀频频。追求没有战乱的和平生活，或许是那个年代人们最朴素的愿望。
因而，《桃花源记》里所描写的可谓是别有意味：与陶渊明所生活之地九江毗邻的武陵地区，自己所生活的太元年间，“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表达的不就是当时的事情吗，不过是反其道用之罢了。
溪流实景演出《桃花源记》
陶渊明名潜，他的名和字，冥冥之中注定了他的一生要深藏不露，或者无所用处。《周易》上经初九:潜龙，勿用。九四:或跃在渊，无咎。但事实上，陶渊明一生出仕的思想，一点也不亚于屈原，甚至比屈原还要强烈，但与之不同的是，当最终无可奈何之际，屈原选择沉江，陶渊明选择归隐田园。甚至有人说，陶渊明归隐还造这么大动静，目的就是为了出仕制造舆论，因为“天下有道则出，无道则隐”，朝廷为了笼络人心，标榜盛世，自然要延招贤能之士。
桃花源里，游人怡然自乐
陶渊明一生五次出仕，虽然累计不足四五年，但也可以看出他对功名的追求，当然也不排除因为物质困乏的需求。而这每一次的出山，都是对理想的憧憬，每一次的归隐，都是对现实的屈服。于是久而久之，现实的痛楚与理想的张扬，就成为巨大的鸿沟。既然进不足以匡世救民，那就在退而求其次的归隐中，“同体托山阿”。在此岸无法实现的东西，就只能出现在彼岸的空想中了。
公元420年，刘裕取代东晋建立刘宋政权，这是南朝的开始。陶渊明出仕的最后一丝憧憬破灭，于是想象了一个没有战争、没有压迫、没有饥馑的桃花源。但他却无法在现实中找到这个桃花源，于是只能在每日无可奈何的赏花饮酒中垂垂老去，为自己写下挽诗，因为他已经随着司马氏的晋朝一道遁入浩渺的历史时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