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4500年前的宝墩文化,已经证实了成都先民的早期活动迹象，这些成都先民已经在聚居地的周围筑有城墙,分布于成都市郊各市县的多处宝墩文化时期古城的城墙遗址至今仍然清楚可寻；距今3000年前的金沙文化时期，这里还存在一个古蜀王国，它的都邑应当是现如今的成都地区；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成都地区成为秦王朝的一个行政区域蜀郡；公元前310年,秦王朝的蜀郡守张若在秦并巴蜀的主要策划者与指挥者、我国古代著名的政治家张仪的策划之下,主持修建了成都城墙,这就是文献上有明确记载的成都最早的城—龟城。遗憾的是龟城的遗迹在考古发掘中至今仍然未能发现，有一种说法是早期的城墙都是树木栅栏，这也是一种可能。
在一些著名的古代典籍中,记载了这样的一个传说:秦统一巴蜀之后,张仪主持在成都筑城,可是城是修了几次,垮了几次,只好按照巫师的指点,按照一个神龟行走的路线修筑城墙,才得以修成,所以成都又叫“龟城”。这虽然是一个近乎神话的传说,但是其中却包含了一定的历史真实。这就是说,由于古代成都地势低洼,筑城很难，只能因地制宜，“顺江山之形”，不大可能按我国传统的方方正正、正南正北的建筑规划进行修筑。这样一来,成都城就成了一个不方不正、不南不北的形状,因为有点略像龟的形状,所以就得了这个“龟城”的别称。关于成都神龟的传说,后代还有一些衍生的更为玄乎的记载,大体是说成都每逢灾难,锦江之中就会出现五丈为圆”、“大若夏屋(按:即大屋)”的巨龟,甚至还是绿毛龟,带着成百上千只龟子龟孙浮于水面三日。这些传说当然更是古人充分发挥想象的神话。
这个“龟城”的别称,古人也称为“龟化城”,在古人的诗文作品中多次出现,早的如唐代诗人戎昱在《成都暮雨秋》一诗中有“九月龟城暮,愁人闭草堂”之句,晚的如清代诗人王渔洋《金方伯邀游浣花溪》有“人烟过蚕市,新月上龟城”。这种龟形建城的格局在后来历代对成都城的重建或扩建时,直沿用不改,延续到近代,城仍然是不方不正、不南不北的形状,城中街道的中轴线仍然是北偏东30度左右、东偏南30度左右。城墙虽然在今天看不到了,但是过去长期作为护城河的府河和南河的走向却仍然为我们清清楚楚地保持了千百年来这种极有特色的形状,今天还存在的当年城中的干道东大街、西大街、南大街和北大街,仍然保持着明显的30度左右的偏角。就是近年才修成的红星路和蜀都大道,也仍然保持着这种偏角(在新建的主干道中,只有人民南路是按正南正北向建成的,连人民北路和人民中路都有偏角),新建的一环路也能明显地看到这种不方不正的影子。至于城内的很多街道,也无不保存了这种特点。所有这些,都是两千多年前龟城格局的延续。
为了寻找较为坚实的地基筑城,才使得成都的城墙成为不方不正的龟形,这应当是一种较为合理的解释。可是,为什么老成都城中的街道又全都是不南不北而大多保持着30度左右的偏角呢?这并不是我们的祖先不能准确地辨别正南与正北的方位,而是另有原因。
如果把成都地区古蜀时期的考古遗址进行一番方位的考察就可以发现,这种现象是古蜀文化中很常见的现象。三星堆的三个土堆(也就是当地老百姓所称的“三星堆”,三星堆文化即由此得名)和名震中外的两个器物坑都是有大约北偏西35度的偏角,三星堆的房基遗址则大约有45度的偏角,十二桥商代建筑遗址也有大约45度的偏角,羊子山古蜀祭台遗址(有关介绍见“驷马桥”)也有45度的偏角,近年来发现的年代比三星堆还要早的宝墩文化中的新津宝墩古城、郫县三道堰古城也有一定的偏角。这就说明,古代的蜀人在重要建筑中都是有意地安排了这种斜向的布局。
对于这一现象,目前学术界有过多种解释。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古蜀先民是从岷山山脉逐步迁移到成都平原的,迁移的基本方向是从西北迁往东南于对祖先的一种怀念,他们死后埋葬时的墓坑就是西北向,特别要把头朝向西北方向,我们今天在金沙遗址博物馆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几个墓坑的这种方位。这就是古代成都的各种建筑所以多采取西北一东南向偏角布局的最重要的原因。再加之成都平原本身就是一个东北一西南方向的平原,两边的龙门山脉与龙泉山脉都是东北一西南方向的走向,如果从气象学上的“风向玫瑰图”来看,成都全年的风向多数时候是从东北方向吹来的(成都人经常说的“西门是上风上水”并不完全准确,说上水是不错的,说上风则失之偏颇)。我们的祖先为了适应这种风向,就有意把城市中的街道建为从西北向东南的斜向和从东北向西南的斜向布局,让南北向街道呈北偏东30度左右。所以,成都城市街道的这种特殊的布局既符合在当时条件之下的祖先崇拜的意识形态,又符合人居与自然协调和谐的天人合一的生存理念,是一种早期环境科学的最佳体现与生存实践。这应当是成都历史文化长河之中的重要成果。
下一期房发现来聊一聊【锦城】的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