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熊衍衡与外国专家作交流
熊衍衡,一位袁隆平终身难忘的天门人
文/朱*民泽** 竟陵风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离开我们一年多了。读《袁隆平口述自传》,其中他讲到水稻育种科研过程中的一个关键转折点非常引人注目。袁隆平回忆道,他的《水稻的雄性不孕性》论文在《科学通报》杂志1966年第四期发表后,很快被国家科委九局的熊衍衡同志看到,他将袁隆平论文向九局局长赵石英作了汇报,随后引起*荣臻聂**元帅为主任的国家科委领导层的集体重视,并迅速向湖南科委和袁隆平所在的安江农校发函,责成他们支持袁隆平关于杂交水稻的研究工作。袁隆平院士感慨万分地说:“就这样,在国家整体进入政治动荡的岁月里,我能够获得继续从事研究的权利与时间,使刚刚起步的杂交水稻研究得到了保护,避免了被扼杀在摇篮中的可能后果。”
读完袁隆平院士的口述自传,在为袁隆平深感庆幸的同时,细心的读者不禁想要知道,熊衍衡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他都有哪些人生轨迹?而当时的国家科委九局是什么职能?熊衍衡能作袁隆平的伯乐带有多大的偶然性?等等。为此,笔者将采访到的熊衍衡亲友及同事的相关回忆摘录于下,以飨读者。
(一)熊衍衡生平简介
熊衍衡1931年4月1日出生于湖北省天门县(现湖北省天门市竟陵镇公园村二组),小学就读于自家开办的私塾,1947年以全县第二名的成绩考入当地著名的天门中学。在这所有着光荣历史的学校,当时已经有*共中**地下*党**员王可达以教职身份为掩护从事秘密活动,熊衍衡因接触到进步书刊和先进思想,革命理想和信念逐渐萌芽形成。1949年9月底,熊衍衡在学校第一批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据熊衍衡同窗回忆,熊衍衡在校期间学习成绩优异,积极参加*共中***党**组织领导的活动,思想进步,工作积极,是校学生会的干部。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正上高一的熊衍衡积极响应“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主动报名要求参军参战。但是,因他在家排长子长孙,他遇到了祖父的极力阻止和反对,甚至将他锁在家里不让出门。面对这种情况,熊衍衡没有丝毫的动摇和屈服,在同学们的帮助下,最终成功从家里逃出并入伍。
当年全国大约一共50万学生兵,天门中学有50人,熊衍衡便是其中之一。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学生兵们没有被安排直接上前线,而是分派到了各个不同的军校去学习,熊衍衡则是被保送到了刚成立不久的南京军事学院。

图为南京军校毕业时的熊衍衡
在南京军事学院五年的学习期间 ,熊衍衡认真刻苦,非常努力,并于1953年1月8日加入中国*产党共**,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主义战士。1955年熊衍衡从军事学院毕业,此时朝鲜战争已经结束,国家转入到了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时期。熊衍衡于是报考了中国人民大学,并以全校前十名的成绩被录取到工业经济系二班学习,同时还兼任班里的*党**支部书记。

熊衍衡在老科委大楼门前的照片
1959年9月,以全优成绩从人民大学毕业的熊衍衡进入新成立不久的国家科委,先后在政策研究室、综合局、九局、一局、湖南衡东五七干校、国家计量局、基础研究新技术局及基础研究高技术司工作,曾任副科长、科长、副处长、处长等职。1989年8月23日凌晨五时许,熊衍衡在赶往天津开会的途中不幸于北京复兴门地铁站猝然倒地,经抢救无效去世,终年58岁。
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宋健亲自参加了熊衍衡同志的追悼会。许多重点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敬献了花圈,天门籍将军李人林也献了花圈并表示怀念和哀悼。

熊衍衡在老科委大楼门前的照片
(二) 女儿们的回忆:学养深厚的好父亲
熊衍衡与夫人李鸿尧都毕业于天门中学,二人经自由恋爱于1959年结婚,婚后育有三女,各自事业有成。
大女儿小燕:
据父亲讲,他年轻时是个爱运动的人,在大学读书期间和刚参加工作不久,经常在射击比赛中名列前茅。同时,他还喜欢跳伞这项‘勇敢者的运动’,是跳伞俱乐部的成员。
父亲博览群书,最大的喜好就是读书,他对书的喜好到了一种痴迷的程度。我们北京家里的起居室有三个高高的书柜,足足占据了一整面的墙。父亲的藏书可称为包罗万象,有中国的古典文学,有世界名著,有与他工作相关的科技类书籍和工具书,以及他在国内外出差时买的各种读物。父亲用东西很仔细,很多文具和书用过多年后仍然保护如新。他的常用书都有自做的书皮,外面工整地标着书名。 除了读书之外 ,父亲的另一个爱好就是下中国象棋。我们三姐妹小时候他都曾经教过怎么下,小妹至今犹记得当年他曾饶有兴致地告诉她说:因为象棋棋子的走法有很多局限,所以战略的部署就显得非常之重要。
父亲的性格非常的平易近人,性情儒雅,可以用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来形容。他平常工作和生活中,接触的大都是著名科学家和各大院校的校长、各研究机构的领导,我见过的就包括北大校长张龙翔、中国第一位电子学女博士韦珏院士、著名化学家唐敖庆院士及邢其毅院士等等,可以说是谈笑有鸿儒。
二女儿小风:
父亲上街有个习惯,就算见到好书必买。我上高中时,父亲买了不少世界名著,如《斯巴达克斯》、《悲惨世界》、《一千零一夜》等等。
父亲非常关注时政。我在上北大时,喜欢在北大的三角地看学生们的各类时政大字报。每次周末回家,父亲都饶有兴趣地询问我学生们对时政的新观点。
父亲对基础科学研究前沿的文章非常重视,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那段时间,对生物化学和超导领域的兴趣尤为浓厚。

熊衍衡(前排右三)参加超导研究会合影
1987年,他先后在国家重要刊物上发表了《超导研究国际竞争白热化》、《我国超导研究的回顾和启示》两篇文章。就在父亲突然去世的前两个月,他还发表了《我国基础科学研究的发展与高校的对策》的论文,其中许多观点,现在读来都觉得非常有价值。
三女儿小衡:
父亲不是一个喜欢长篇大论说教的人,但是他非常注重在细微之处对我们时常点拨。我上中学的时候,和两个实验中学的同班同学想去滑冰,就跑到北大去找在那里读书的两个姐姐,让她俩带我们去未名湖滑冰。回家后,父亲问我一天过得怎么样?我就兴高采烈地把我们在北大“吃喝玩乐行”讲了一遍。记得父亲接着问我:“去图书馆了吗?”,我说“没有”,“那去姐姐的实验室看了吗?”,“也没有”。……总之,问了两三个问题之后,我自己就讪讪然了。父亲取笑我说:“这有点买椟还珠的意思啊!”。自那以后,我就长了一个记性,经常警醒自己凡事都要注重精神内涵。
父亲是个酷爱读书与思考的人,其学习一直坚持不懈。他在大学里学的是俄语,参加工作后又自学英文,且非常努力。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父亲就经常独自阅读纯英文版的科技刊物。
(三)同事的回忆:隐姓埋名的功臣
原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处书记、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王治国,早年与熊衍衡在国家科委共事多年。王老回忆说:
我是1964年调入国家科委的,当时他正在九局工作,职务上刚升到处级。他们这个局的工作,主要是面向全国大专院校和中国科学院的科研工作,既有基础性科研也有应用性研究。
熊衍衡的业务能力很突出。当年参与清华大学的核能应用技术研究。当时有个二号装置设在昌平,他因为业务归口联系清华大学,经常往那边去,我国独立开展核能利用技术研究,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在湖南衡东五七干校,熊衍衡既参加劳动,也热心科研。我印象中,他对水稻特别关心,非常热心,经常要下稻田里去。由于他在九局工作时间长,与高校联系多,他经常往湖南农学院跑,把他们的技术人员请到干校来,把一些科技成果在干校作实验和转化。
(四)生前友好的回忆:近乎完美的好人
北京大学物理学退休教授周治宁回忆道:

熊衍衡当年的珍贵手迹

1959年熊衍衡李鸿尧结婚照
熊衍衡是一个高度克己的人。他跟李鸿尧老师是同学,属于自由恋爱,但因为熊衍衡连续读了两个大学且都是五年,等到人大毕业他已经是二十好几快三十岁了才结婚,婚后两人关系很好,感情很深。熊衍衡在湖南衡东五七干校待了三年时间,他走时妻子已经怀有身孕,按理说最起码产假期间是可以回京照看几天的。但他就不跟组织提要求,一直坚持到有政策回京才随大队人马返回。熊衍衡很严谨,工作很努力,做事非常认真细致。清华北大是他经常去的地方,因为清华以应用为主,北大则是以基础研究为主。说到基础科学研究,这是一个国家科技与经济实力的基础与后盾,但我们国家早期重视程度不够。自宋健主政国家科委后,这方面才有了很大改观。
著名神经内科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田金洲教授回忆说:
熊衍衡是一位对我有恩的人。
我老家与熊衍衡老家相隔不远,老一辈的人之间相处融洽。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听人说有一位乡亲上过军校、读过大学,现在北京工作,令我崇拜和羡慕不已。我不仅好奇这个未曾谋面的人,而且也向往他所在的城市—北京。要知道,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北京是我们最向往的地方,加上又有乡亲在那里工作,这越发增强了我考到北京去的想法。后来,我幸运地抓住了一次机会,成为北京一所高校的临床医学博士研究生。
我认识熊衍衡是在我来北京上学之后,他教导我要多做科研,并向我讲了当时从未听说过的袁隆平钻研杂交水稻的事,启发我“在一种树上嫁接另一种树能长出新的树枝,一种水稻与另一种水稻杂交,能不能长出新的稻谷呢?”为了帮助我有机会参加科研,还指导我所在的单位领导和导师一起申请了一项国家科委的主任基金课题。虽然课题经费与现在的课题经费相比,只是一点点,但对于我当时所在的单位来说,可能算得上一个重要的起点,对我个人的触动很大。听他说,我国的医学水平与欧美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鼓励我把英文学好,以便于快速了解全世界的医学进展。对于我个人来说,他不仅是我人生的引路人,也是我科研的启蒙老师。
结 语
感谢袁隆平为人类作出的不朽贡献,也感谢他在自传中提到了熊衍衡这位他生命中的“伯乐”。犹如应验了钱钟书说过的“他传往往是自传,自传往往是他传”的名言,正是有了袁隆平的回忆,才使得熊衍衡这样一位出色的科技管理专家的名字,在被历史湮没了三十多年后,又重新出现在世人面前,从而使我们可以“沿波讨源”的去追寻他那久久不为人知的历史足迹与故事。
当我们一步步向他走近的时候,深为他的事迹所感动,被他的人格所折服,在为袁隆平的命运戏剧般变化而深感庆幸的同时,对熊衍衡这位出色的科技管理专家肃然起敬,更为他的英年早逝而扼腕叹息。莎士比亚说过:“生命短促,只有美德能将它流传到辽远的后世。”可以说,袁隆平院士对熊衍衡的终身感怀,既来自于他对人生命运的深刻理解与感悟,亦发自于他内心深处对熊衍衡人品与能力的敬佩。
古语云,先有伯乐而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真正的伯乐,是经得起时间与实践的双重考验的。袁隆平《水稻的雄性不孕性》论文发表于1966年2月28日《科学通报》第四期,此期一共发了14篇论文,袁隆平的排在倒数第二位置。
这是一篇立论建立在发现了几株具有雄性不育水稻之上,后期需要较长时间检验的论文;是一篇被认为是杂交水稻的开山之作,更是后来被人称作是“人类认知突破的顶天之作”,也是袁隆平院士人生棋局上至为关键的一着。然而人生不是自发的自我发展,而是一长串的机缘。“来而不可失者,时也;蹈而不可失者,机也”。对于这样一篇极显前沿水准且尙需实践检验的论文,如果当初的熊衍衡不具备足够的背景知识,则断难引发注意和重视;如果使命与责任感略有欠缺,则其站位就会缺乏高度;如果对一线知识分子缺乏理解,则不会有随后设身处地的有温度的行政操作 。在人类历史上,命运作弄于人的故事固然屡见不鲜,但“运气通常照顾深思熟虑者”(诺贝尔语)。
熊衍衡娴熟的战略思维能力,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宽阔的科技视野,深厚的人文情怀,是他能成功扮演袁隆平伯乐的基本依托。而更值得特别称道的是,熊衍衡生前从未向人提及他对袁隆平的帮助。俗话说“做了好事不说,谓之真好”。熊衍衡这种高尙的品德、崇高的气节、优良的作风,给我们留下的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继承和发扬这种精神,对于我们的*党**风政风行风民风的健康发展,永远都有历史和现实的积极意义。可以说,中国之有袁隆平,之有熊衍衡,真乃国家之大福,民族之大幸。祝二位老人天国吉祥!
作者简介: 朱*民泽**,1958年生,湖北省天门市岳口镇人。有过下乡、入伍、工人、基层干部、天门市驻京办等经历,后来调北京市延庆区工作至退休,现居北京市西城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