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PS[Original Motion Picture Score]，即电影配乐原声带，是将一部电影中的配乐整理、收录后，由唱片公司发行的原创音乐作品集。这些音乐作品集中反映着电影的主题和精神，同时还具有相当的、作为音乐作品本身的、独立的艺术价值。因此，在欣赏这些作品时，除了充分联系电影内容、回忆影片情境之外，还应该遵循音乐欣赏的一般规律和方法，坚持将配乐作为独立的艺术作品进行理解、分析。这样做的意义主要有两点：一是坚持了音乐作为审美对象时具有不可替代的独有价值，是对音乐的艺术功能的实现；二是在审美的过程中，人的感性需要得到了满足。值得一提的是，在发掘音乐自身及其象征意义的过程中，往往还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这令整个欣赏过程更添魅力。以2014年美国电影《分歧者：异类觉醒》[Divergent]为例，笔者在对电影原声的分析中，意外发现了隐藏在音乐中的几处哲学闪现。其内容既可以看做是对电影在另一个维度的表现与解释，又可以作为独立的乐思对配乐作品本身进行审美。以下，笔者选取了其中最明显的三处闪现进行解读。

第一处闪现：柏拉图[Plato]——灵魂有三个部分

作为对苏格拉底道德观点的详细说明，“灵魂三分说”是柏拉图终生致力发展的理论。他认为，人的灵魂分为三个部分，即理性、精神和欲望。这是基于人的三种不同活动提出的。柏拉图认为：理性活动是对目的或价值的意识；精神是激发行动的驱动力；欲望是对物质的渴求。三个部分共同组成了人的完整灵魂。在配乐《Tris》中，我们在音乐的纵向结构上可以感受到相同的内容：作为固定音型贯穿全曲的钢琴部分（理性）；作为旋律主体的人声部分（精神）；作为呈示变化发展的器乐部分（欲望）。三种音乐素材组成三种不同音乐性格，虽然在音乐进行过程中总是以其中某一种性格为主要的音乐动力，但是音乐形象总体呈现相互抗争、交织、融合的趋势。

在《Tris》的音响组织结构上，可以明显听出“静——动——静”或“简——繁——简”的拱形结构特点，这与柏拉图对道德恢复中的“唤醒”的论述不谋而合。柏拉图认为，我们的知识深藏在心灵的记忆中，它们通过回忆上升到当下意识之中。因此，我们可以被发生在我们内心或外部的事物唤醒（也可以由别人唤醒）。配乐横向结构的这种特点表现的正是这一“唤醒”的过程。特别是声场的运用，除了在听觉体验上营造出一种远近交替的效果，其意义上的内涵更是不言而喻的。

有趣的是，柏拉图同样用“灵魂三分说”来解释国家。他说，国家是一个自然的机构，因为它反映了人类本性的结构。他将公民划分为三个阶层，恰好对应了影片中的五大派系：统治者（理性）——博学派[Erudite]、诚实派[Candor]；保卫者（精神）——无畏派[Dauntless]；从事各种技艺者（欲望）——友好派[Amity]、无私派[Abnegation]。因此，影片的世界观设定无疑是以柏拉图的理论为基础的。柏拉图认为，三个阶层只有各安其分，并且恪守各自的德性，国家才能拥有“正义”的品质，并统一在“哲学王”的治下。由此，柏拉图提出了理想国的五个衰落过程。笔者认为，五大派系对应五个政体（衰落过程）同样适用。然而这已经不是“三分论”讨论的范围，故在此不做论述。

值得一提的是，柏拉图特别提出对“保卫者”的要求：长期的个体家庭将被禁止，整个等级将成为一个单个的大家庭。这一要求在影片中被上升到价值观的高度，即“Faction Before Blood”，派系大于血缘。

柏拉图仿佛对数字“3”情有独钟。在他的宇宙观中，柏拉图提出“德穆革造物”的理论：造物主（德穆革）先将质料编成了三角形。由此看来，影片中的“Tris”同样有“3”的含义，它或许是“众多包含着以三为和谐、完美特质的分歧者中的杰出代表”。而“分歧者”与“哲学王”之间究竟有怎样的关系，从音乐中无法获知。

第二处闪现：苏格拉底[Socratic]——知识就是美德

“智者派”基于其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态度，不相信有任何确信或者可靠的知识存在。这种观点严重打击了人们发现真理的信心。苏格拉底的“知识就是美德”正是针对上述观点。他发明了一种寻找真理的方法：将“知”和“行”联系起来，于是“知”善便是“行”善，知识就是美德。在此过程中，苏格拉底使用了一种、被自己称为“辩证法”的对话方法，即无论面对何种问题，总是从最浅显的方面谈起，在不断澄清自我观点的过程中得出一个最终的结论——定义。配乐《Erudite Plan》体现的正是这一过程的听觉描绘。除去低音部分的三连音“音丛”，其他部分的发展几乎全部建立在大三和弦和小三和弦上。作曲家使用了一种音程化的写法，在横向和纵向两方面都有意避免出现三和弦的三度叠置特征，从而最大限度的模糊了大、小三和弦的音响特征，制造了一种空灵、神秘的氛围。另外，作者在音色的使用方面颇有追求，体现出对音乐基本要素的严格控制和音乐组织方面的高度有序。这正是苏格拉底终其一生追求、思考真理的真实写照。

苏格拉底认为“知识”与“德性”是一体的，并由此提出了他的道德思想：他不相信有人会作恶，或明知故犯的作恶。他认为，恶性等同于无知。而德性意味着履行一个人的功能，即“不可避免的为其灵魂追求好的或善的生活”。于是，无论是善还是恶，在苏格拉底看来，都是“尽可能使灵魂善”的过程。从完整的影片故事来看，这一特点集中体现在博学派的两位代表人物身上：无私派出身的博学派凯勒博[Caleb Prior]和博学派出身的无私派皮特[Peter]。他们一直做着自以为正确的决定——即使对所造成的的后果并无正确的预测。他们自诩多智，却多疑且轻信。这些特点在《Erudite Plan》飘忽不定的音乐意境中体现的十分明显。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苏格拉底的“知识就是美德”是道德哲学在西方文明中一直遵循的方向，但在电影中，“知识”和“德性”却具化为两个不同的客体，即代表知识的“博学派”和代表德性的“诚实派”。两个派系共同构成了影片中社会的上层建筑。虽然博学派以智慧认识世界的追求和诚实派以问话判断是非的方式看上去如出一辙，都体现了强烈的苏格拉底特征，但一体性的割裂最终让二者不可避免的走向了殊途。至于这单纯是出于艺术作品的创作需要，还是后现代主义视域下对传统哲学的解构与否定，是非常耐人寻味的。

第三处闪现：巴门尼德[Parmenides]——能被思维者和能存在者是同一的

埃利亚学派的创始人巴门尼德提出的“要么存在者存在，要么存在者不存在”，堪称西方哲学史上最精彩的论证之一。他对存在进行了各种规定：存在是永恒的、没有变化的；存在是不可分的、完满的“一”；存在是不动的。由此他得出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能被思维者和能存在者是同一的。换言之，客体是否存在与主体的认识程度有关。如果离开主体，那么主体认识之外的一切都是不存在的，就算存在也没有任何意义。这一思想影响极其深远，后世柏拉图的“世界二重化”，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统一性”，都能找到巴门尼德的影子。特别是柏拉图，提出了“理念是那些不变的、永恒的、非物质的本质或原型”、“我们所看见的实际可见事物仅仅是这些原型的拙劣摹本”这些重要的哲学思想。配乐《This Isn't Real》从常规的审美习惯上看并不是一首“音乐”，因为构成作品的声音素材并不是常规意义上的“乐音”。作曲家使用了使用了彼此冲突的声音材料，如音高并不固定的滑音、啸叫以及打击乐，共同制造了一个充满紧张、荒诞、无序的听觉空间。这种体验相当粗糙刺耳，其内在动机和情感几乎无法被把握和理解，似乎是巴门尼德眼中“超越主体认知”的“虚空”的侧写。

必须说明的是，即使取消了“音”的概念，也并不代表着音乐组织的无序和混乱。在结构上，作品主要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即以“空”为主的部分，以啸叫、电音、呓语为主的部分和以“空”为主的、简单的再现以及综合了全曲各种声音素材的、回顾性的强终止。也就是说，在没有“乐音”的情况下，该作品仍然通过音色变化形成了一个带再现的三部性结构。这种“音色旋律”的特点表明作曲家有意识的借鉴了“点描法”的手段，这对于作品表达的内涵来说无疑是非常合理的。另外应该认识到，在现代主义的音乐语境下，为了“表现”而做的音乐是可以不“美”的。正如对于书法家而言，无论写“美”字还是“丑”字，都可以是美的。

通过上述分析，电影配乐中的哲学闪现并非无心之作，而是有意为之。作曲家将作为电影世界观设定的哲学基础融入配乐之中，使非语义性的音乐艺术获得了相当深刻的释义性表达，这一方面来源于作曲者对“命题创作”的哲学思辨，另一方面也体现出现代音乐在“如何实现其情感意义”这一问题上，对心理学（最典型的是格式塔心理学中“同形论”）成果的借鉴和结合。这是音乐艺术高度发展的见证，也是电影艺术高度发展的佐证。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对电影原声的欣赏是一个多维的心理活动过程，因此，既要从规定了音乐内容的电影本身去理解其情感和性格，也要从音乐作品本身去探究其形式和意义。简言之，就是要站在“自律论”和“他律论”相统一的角度综合理解音乐作品。关于这种美学思想，美国音乐美学理论家迈尔[Leonard B. Meyer]总结的相当精彩：“……它们（“自律论”和“他律论”之间的争论）是一种走向哲学一元论倾向的结果，并不是任何意义类型之间逻辑上的对立产物。”

202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