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是我国银锭铸造、使用、流通的鼎盛时期。明代中期以后，赋税征银逐渐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具有制度性的征收程序，这套程序大致包括秤兑、收柜、辨色、倾销和装鞘等，而银匠作为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有着重要的影响力。这一时期的银锭锭面上一般会钤上收入来源、铸地、年份、成色、炉名或银匠名等铭文，根据铭文上的铸造机构，可将银锭分为官铸和私铸两种。
官铸银锭由官府设立的官银炉和官银匠铸造,这类官设银炉(或官设银匠铺户)早期多设在藩库、盐库、海关、厘金局或官银钱局内。官银炉的主要工作是将各地收缴的不同形状、不同成色的银两统一熔铸，以方便留存和上解国库。这种官铸锭一般称为课银，通常在锭面上钤有年号、铸锭机构的名称（有的是官银匠，也有的是官银号）、地名、重量等以便稽查。有些地方官为了方便克扣，还自设银炉，承接倾铸业务，进行垄断。
另一种私铸银锭则由银炉倾销，所铸银锭铭文基本是银匠名、银炉号或银号名。据明末文学家冯梦龙纂辑的《醒世恒言·陆五汉硬留合色鞋》：“家中别无银两，只得把那两锭雪白的大银，在一个倾银铺里去倾销，指望加出些银水。”可见，明代的这类倾银铺就是我们常说的商号银炉。这类银炉初期主要是为获取熔银铸锭加工费，与当时的首饰楼相似。到了后期，银炉开始兼营代存现宝副业，贷放炉银演变为“现扛”和“炉过”（亦称过炉银）两种名称。
清代早期，政府对私设银炉的开设有所控制，规定须经户部准许，发给营业执照。每个地方的银炉名额有限，不得随意增加，如北京只许26家开业。到了清末，政府的法令法规得不到认真贯彻，各地私设银炉之事时有发生，官府也不加干涉，放任自流，故民间称银炉为“私炉”。以比较有代表性的北京钱市胡同为例，据清《朝市丛载》记载：钱市胡同最早成形于清朝光绪年间，距今有百余年历史。当时，钱市胡同两侧都是政府特批能从事贵金属熔铸的作坊，这个行当被称为“炉行”。民国时期，“炉行”失去了政府授予的特许经营权，加上币制改革，市场对贵重金属熔铸的需求萎缩，致使“炉行”改建成银号铺房。
而依附各级政府的官银炉，则随着税收的数额增加，业务发展迅猛，实力亦壮大不少。根据规定，各级官府将上缴的税银委托当地银号或钱庄铸造成统一标准。例如湖北老河口新顺银炉，业务已进入陕西境内，成为陕西第二大厘金局——白河县厘金局的官银炉。其在老河口倾铸的是十两川锭型银锭，但到了陕西，根据陕西规制，倾铸的是五两陕西槽锭，存世可见的“白河县厘金局新顺炉”就是例证。
乾隆四十一年（1776），户部奏准各直省，上解的银两无论元宝小锭，必须砸上州县、年月及银匠名。光绪以后，清代政府又三令五申要求官铸锭必须写明年月,地名, 匠名等以示负责。存世的银锭实物上，盖有官银匠和官银炉铭文的银锭相对稀少，且仅出现在几个省份。大部分都是官督商办，长年为官府服务的大银号，如贵州“遵义丁粮 官匠刘真”十两圆锭；江西“万载县 光绪二十九年冬月 江西官银号五十两”；云南“保宁县 官银匠 许大兴”十两大槽等等。这些铭文表明银锭倾铸者都是官府的官银匠，不论是官办，还是官督商办，都属于垄断行为。除了存世稀少的铭文明确为“官银匠”“官匠”的银锭外，存世还有很多实为官银匠倾铸的银锭，这类银锭看似为普通商锭，但实为各官府的留存银。如陕槽“洛川王成”“任子年 三原王成”“礼泉王成”“司库王成”等，由这些铭文可以确定，官银匠王成的业务遍布陕西关中和陕北地区。
同样，由于官银匠所铸银锭成色好，受到官商民的认可，一些私炉出现了“傍名牌”行为。如“宝吉杨全”“宝吉杨金”“宝吉杨太”“宝吉杨忠”“宝吉 杨森”等，这类相似银匠名，除了一部分属于家族从事银锭倾销外，也存在仿照官银匠名的行为，只是这类民间商业行为的文字记录很少，难以从史料中得到相关信息。
从各地存世银锭上的铭文看，铸造银锭的官银号数量众多，一些官银匠的业务是省府一级的，如甘肃五两槽锭“甘肃匠 董富海”，还有一些遍布全省的官银号，如四川“大竹县 三十二年地丁 匠恒足生”“忠州 二十四年津贴 匠恒足生”“邛州 宣统二年 匠恒足生”等，大竹县与邛州相距甚远，但上缴税银和当地留存银都是由官银号恒足生来倾铸，说明恒足生的业务范围很广。
还有一些银炉仅为本地铸造银锭。比如浙江省博物馆李晓萍老师《清代浙江五两银锭》 一文所述，浙江振昌和协丰银号铸造的银锭范围很广，就振昌而言，曾为义乌、临安、永嘉、宣平、丽水、萧山、西安、兰溪、海盐、武康、新昌、松阳、余姚、钱塘、象山等地铸造银锭，再如协丰，曾为浦江、临安、临海、长兴、余姚、景宁、金华、德清、富阳等地铸造银锭......从只钤银匠姓名的银锭中也透露出同样的信息，有的银匠是省城，也有地方银匠，有很明显的地域特征，如李成，曾为许多地方铸造银锭，是属于大城市的银匠。地方银匠有朱清云（奉化），徐璋（鄞县），沈仁（会暨）等。
由于利益因素的存在，各级官府*商勾官**结，由官银匠或官银炉出面进行税银的收缴和倾铸，甚至还有自设银炉倾铸上缴税银的。而其中一些信誉不佳的银匠，也成为官府重点监管对象。对于存在诚信问题的银匠，不准其包揽代纳税费。据宋元史学家马端临《文献通考》载：“直省州县解司钱粮，例凿有州县及银匠姓名或店号，银匠之认识诚不可少。应令地方官酌量钱粮之多寡，择其信实有身家者选用数人或十余人，听民随便赴铺倾熔，不许银匠包揽代纳。如有不肖州县设立官总银匠，非其戳子即不准收，致有扣刮等弊，督抚指名参处”。
官银匠作为特殊存在的一个群体，自然难免存在枉法乱纪的行为。明代国家对赋税征收的白银成色有明确规定，《大明律》严格规定：“凡收受诸色课程，变卖物货，起解金银，须要足色。如成色不及分数，提调官吏、人匠，各笞四十，着落均赔还官。”一般来说，赋税征收的白银主要是九五成色以上，乃至十成足色纹银。明代郭子章论及福建泰和赋税时说：“据前濮侯《谕民便览》一款，通县官运二千三百零四两正，以九五色银折算。又用司降法马秤兑，每两作纹银九钱四分。夫旧以九五色银征，今以纹银征，大约每两减去六分，于总额内共减银一百三十八两。”原则上，若缴纳赋税的白银成色不足，地方政府是不能起运的。但是明代民间低劣伪银大量流通，甚至出现伪造白银的专业户。
银锭倾销，初期可以是地方政府主持进行，也可以是收税解户自行唤请银匠倾煎。明代姚士麟曾记载了一则银匠窃银事例：“江陵当国时奏请：天下有侵盗官银至若干者斩。苏有管枫洲者，以销银为业，侵渔至数万金。郡县捕得，下镇抚狱。”这位叫管枫洲的银匠，在倾煎官银的过程中竟然侵盗官帑至数万两白银，数额之大，令人咋舌。正是银匠在倾银中会盗窃银两，因此朱国寿在四川任知县时颁布条例中有“革假银害众事”一款，明令“撤去私炉，限定官炉，令银匠朔望打卯投结，如有行使假银，即追造银匠役，按律治罪，仍令照数赔偿”。
据《清史稿 列传一百五十四》记载，历任礼部、吏部侍郎的玉麟也曾奉使鞫安徽寿州狱，及湖北官银匠侵亏钱粮事。
由此可见，官银匠无论是在明代还是清代，既是历代王朝征缴税赋体系中的关键一环，是统治阶层鱼肉百姓、贪污利用的工具，也是官府重点监管对象，也正是这些弊端的不断加深，暴露出了银两在经济社会中的弊端，随着商品流通的繁荣发展，“两元之争”最终也有了结果。（本文部分图片据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