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满楼
张元济是近代出版大家，而其本人曾中进士、入翰林，可谓为人博雅，学贯中西。
从清末到民国，作为商务印书馆近三十年的实际掌舵人，张元济在精明之外，也有其超脱的一面。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引避贤路”。
之所以会有如此想法，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1919年后五四新文化、新思潮的蓬勃兴起。
面对如此变局，张元济一方面尽量跟上潮流，但另一方面也感到精力有限，思想有些跟不上时代，由此萌生退志。
当时，随着《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新杂志的创刊，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等明显变得落伍了。
而在这时，陈独秀、罗家伦等新崛起的文化干将时不时在报刊上点名批评商务的保守，商务印书馆在这几年的业绩也确实日见衰退。
如1919年，馆内积压和滞销的书刊即多达60万册。
痛定思痛之下，张元济认为，之所以出现如此局面，主要原因是当时商务的老人太多，而且多习惯用文言文，馆内缺乏新鲜血液，也无法迎合当时的新风气并吸引更多的青年。
为此，张元济大刀阔斧的推出了“大换血”计划，其大力主张任用新人，大办新事。据《商务印书馆大事记》记载：
1920年到1922年间，陆续进馆的有陈布雷、郑振铎、周予同、李石岑、王云五、竺可桢、顾颉刚等新派人物。
而在1920年，茅盾走进创刊已久的《小说月报》，其起草了《改革宣言》，要创造中国的新文艺。之后，《小说月报》大放异彩，焕然重生。
在出版方面，随着五四新文化风潮的到来，商务原来的老编译人员知识结构俨然过时，张元济之后将王云五任命为编译所所长。
其后，王对编译所进行大改造，“许多资格最老的编辑被淘汰”，而改由留学归来的新式知识分子担任各部部长。
到1925年10月，编译所的9个部长，有7位是新人。而硕果仅存的两位旧人，邝富灼不久即被辞退，杜亚泉则于1932年初离开商务。
之后，像蒋梦麟、郭秉文、范寿康、何炳松、竺可桢、任鸿隽、周鲠生、陶孟和、朱经农、谢冠生、杨端六、周览等一大批有留学背景的知识分子进入商务并担当重任。
也正是张元济这种开明开放、海纳百川的胸怀和独具慧眼的学术认知，商务印书馆也因此成为“各方知识分子汇集的中心”。
事实上，汰旧迎新的方针不仅适用于商务老人，就连张元济本人也不例外。1920年春，张元济在55岁宣布辞职引退，其在答复同仁的信中谈到:
“吾辈在公司几二十年，且年逾五旬，体力均非健硕，岂能永久任此繁剧。亟宜预备替人，培植新进，以谋公司可久可大之计。
……且吾辈脑力陈旧，不能与世界潮流相应，若不引避贤路，恐非独于公司无益，而且于公司有损。弟实不忍公司陷于困境，而志不得行，故毅然辞职，以为先去为望之计。”
在公司同仁的极力挽留下，张元济最终辞去董事长职务，但仍担任监理之职，算是半退。
到1926年，也就是张元济60岁时，他坚决辞去了商务印书馆监理职务，这才算是正式卸职退休了。
之后，张元济被再次推选为董事会主席，当他对公司事务只居顾问之位而不过问具体事务，其主要精力放在了古籍校理和出版，而这大概也是张元济真正的学者本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