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博物馆有一个盘龙城展厅，展出了1954年以来在湖北武汉市黄陂区盘龙湖畔盘龙城遗址发现的商代早期*物文**。和楼下著名的曾侯乙展厅相比，大约很多观众对这里的兴趣并不太大。
但是对商文化研究者而言，盘龙城却是一个“圣地”。盘龙城是国内少有的商代早中期城邑遗址，聚落面积大，东北部高地建有宫殿基址，已经发现两座坐北朝南、前后平行排列的大型宫殿基址，城外分布有居民区、手工业区和墓葬区，应该是商代前期的中心城市之一。盘龙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网站介绍说，它是“是长江流域已知布局最清楚、遗迹最丰富的一处商代前期城址，距今有3500年历史，是商朝南土中心城邑”，甚至称之为“武汉城市之根”。
盘龙城的发展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晚期至二里冈文化早期，第二阶段相当于二里冈文化晚期，这是盘龙城的兴盛阶段，第三阶段相当于中商，之后就废弃了。由于李学勤等国内重量级学者提出盘龙城是商王朝压迫异族、雄视南国的强力机关，是控制南方的一个政治、军事中枢，因此学界的主流意见倾向于认为盘龙城遗址意味着江汉地区已纳入商王朝的政治版图。不过，这种观点也并非定论，甚至可以说疑点重重。
（一）困惑：盘龙城的建城原由
商代疆域有多大，政权如何组织，商王的实际控制区域又有多大，如何在如此广大的区域内保证政令畅通，如何调动*队军**，物资流通网络如何，以上问题已经有很多学者利用出土甲骨等考古、文献材料进行了相当程度的探讨，但是探讨结果很难说完全准确，当前我们对于商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了解仍然是“雾里看花”。
笼罩在盘龙城上的迷雾无疑更加浓重：为什么商代前期在远离商国都城的南方出现了一个“孤悬”的、规模不小的盘龙城，为什么与中原地区文化面貌呈现出明显的“亲缘关系”，其青铜器冶铸、漆器和陶器制作工艺相比远在千山万水之外的商代中心区域也不遑多让，偏偏它在兴盛了三百年后又衰落了？个中究竟如何，各路学者们猜了又猜。
第一种说法认为，商代时，铜是极其珍贵的稀缺资源，盘龙城是商王国为开发南方、获取金属资源在长江中游建立的根据地。1973年，距离盘龙城一百余公里的湖北大冶铜绿山遗址发现了古矿井、冶炼遗址和炼铜炉，商代时这里的矿山就已经被大量开采，这是目前中国发现最早、规模最大的古铜矿采炼遗址。盘龙城位于武汉市郊涢水、滠水交汇处，是长江北岸的最高点，由此北上中原或沿江到铜矿产区都很方便。盘龙城周边发现有商代码头和青铜冶炼的遗存，该城的建立或与商王朝控制青铜资源有关。
铜绿山春秋时期7号矿体遗址
商代巷道支架
第二种观点认为，盘龙城是相对独立于商王国的“方国”。李学勤在上世纪 70 年代中期《盘龙城与商代的南土》一文中最先提出“方国说”，认为盘龙城可能是商时期“虎方”所在，不过后来他的观点转变了。也有学者提出盘龙城是早期荆楚之都邑或三苗后裔土著人组成的南国，徐少华认为作为南方土著方国的可能性不大，应是商人南下所建直系方国的都邑。
另一部分学者根据盘龙城重要的地理位置提出“据点说”或“行都说”，这和第一种观点有相通之处，但强调的重心不大一样。湖北省考古所曾经因为盘龙城目的中发掘出大量的青铜*器武**，认为这是商王朝为掠取南方财富和矿产资源而南征的军事据点，这些*器武**就是商王朝长驱南向、征服异族所用。张正明在《盘龙城与武汉市》中说盘龙城是商朝镇抚南土诸方国、诸部落的基地，是商代南土的首府。程涛平提出商朝试图向南方扩张，需要在南土建立统治机构，盘龙城为商王亲自率领文武百官、嫔妃和卫队定期到南方，进行检阅*队军**、接受朝拜、缔结盟约等的日常政务行都。
盘龙城出土的铜饰件
盘龙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认为盘龙城是商朝南土中心城邑，这是一种比较主流的观点。但商朝究竟有没有这么强大的实力，在商代前期时商王的直接控制区域是否足以从黄河流域扩展到长江流域，它是否符合商王国的政权组织形式，这些恐怕还要再斟酌。倘若盘龙城真的是出于控制铜矿资源等原因，由商王委任人员经营数百年的“商朝南土中心城邑”，那么为什么它兴旺于青铜器还不甚发达的商代早中期，在青铜制作达到鼎盛的商代晚期即殷墟时期，反而衰落了？如果盘龙城是一个远离商文化中心区的方国，为什么它的建筑、青铜器、玉器、葬俗、玉器等方面和商代二里冈那么相似？如果是商王朝的军事据点，为何这个据点的制器工艺之高足以和中心区域并驾齐驱？至于所谓“行都说”，猜测的成分居多，难以确证。
（二）同根：盘龙城与中原文明
盘龙城是商王朝直接控制的城邑还是相对独立的方国，在包括甲骨在内的文献中找不到太多线索，需要从出土的器物中进行考察。盘龙城出土了十多件被定为国家一级*物文**，其种类和数量在我国商代前期的青铜器群中首屈一指。
就目前所发现的*物文**来看，盘龙城与商王朝无疑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孙华认为，盘龙城城址的结构和形态与郑州商城周围带城墙和大型建筑群的二级城址非常相似。这样看来，盘龙城城墙的营造技术、宫殿的建筑手法可能受到了二里头、郑州商城等中原文明的影响，或者直接是一脉相承的。
盘龙城宫殿复原模型，拍摄自湖北省博物馆
与商王朝的葬俗相同，盘龙城贵族以成组的祭祀礼器和象征权力的兵器随葬，并有殉人或殉狗。普通贵族以觚、爵等酒器组合或鼎、鬲等食器组合随葬，也葬有兵器和农具。平民则葬陶器。长方土坑、二层台、埋有狗架的腰坑等墓葬的形制也与郑州等商代二里冈期的墓葬近似。
玉器在盘龙城具有神圣地位。只有地位极高的贵族才能以玉器随葬，李家嘴二号墓出土玉器12件。盘龙城出土的玉器，其制玉工艺、造型和风格与中原地区非常相似。盘龙城出土了多达 19件玉戈，原材料绝大多数出自辽宁岫岩，应该是经过中原运输到盘龙城的。所发现的玉柄形器、玉璜等等，也是商代中心区域常见的玉器。盘龙城还发现一件绿松石镶金片饰件，这一饰件的加工方式、风格很可能受到中原地区夏末或商初时期文化的影响，令人想起在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大名鼎鼎的绿松石龙形器。这件绿松石镶金片饰件应该是迄今所见中原文化系统最早成形金器。
大玉戈，盘龙城遗址出土，图片拍摄于湖北省博物馆
绿松石镶金片饰件，盘龙城发现
绿松石龙形器，二里头遗址出土
盘龙城的制陶工艺和基本器皿类型也与当时的中原地区没有很大差别，仅仅是红陶缸所占比例特别之大。
陶缸，盘龙城遗址出土，拍摄于湖北省博物馆
最值得注意的是盘龙城出土的400 余件、36 种青铜器。其中容器12 种，兵器 11 种，工具 8 种，制作时间相当于二里冈上层，有的可能延至殷墟文化第一期，在器类、组合、器形和制作工艺上与郑州、安阳所出土的商代青铜器有共通之处。制造时沿用了陶合范通体浑铸的铸造方法，且陶范处理方式与中原地区接近。制造时一器一范，因此各青铜器大小不一，花纹各异。商代二里冈期的青铜器工艺还比较粗糙，器壁较薄，有的青铜器会在口沿处加厚，这种种特征在盘龙城青铜器上也能见到。
青铜斝，青铜爵，盘龙城遗址出土，照片拍摄于湖北省博物馆
青铜爵，青铜斝，二里头遗址出土
盘龙城的青铜器花纹与中原地区一样采用兽面纹为主纹，这些兽面纹均为一首双身，双眼或近长方形，或作“臣”字目，尾部上卷，没有地纹，与郑州、辉县等地发现的青铜器相近。总体来看，商代二里冈期的花纹简朴粗疏，这一点在盘龙城青铜器纹饰上也能看出来。
以上种种，都说明对盘龙城的文化定位不能脱离商代语境，它与二里冈乃至二里头等中原文化存在着高度的统一性，可以视为中原文化在南方的“文化拓边”。
（三）“盘龙城色彩”：游离于商之外
但是，张昌平等人的《2012～2017 年盘龙城考古：思路与收获》中说，盘龙城的青铜礼器“未出现地方化的倾向”，甚至由此得出“盘龙城的最高首领一直都应该是由中央政府任命”，似乎是不够严谨的。
盘龙城的青铜器与商代中心区域的青铜器有没有区别？应该肯定地说，还是有的，而且相当大。单单以青铜器为例，在北方的商代中心区域发现了大量的青铜方鼎、青铜方彝、青铜方斝、青铜方尊，青铜觚也有“方型化”的造型，而在《一九六三年湖北黄陂盘龙城商代遗址的发掘》《1997一1998年盘龙城发掘简报》等发掘报告中所提到的所有青铜器甚至陶器，没有一件是方形的，反而出土了商前期青铜鼎中最大的圆鼎和最早的青铜卣。
青铜卣，盘龙城遗址出土，照片拍摄于湖北省博物馆
铜鼎，盘龙城遗址出土，照片拍摄于湖北省博物馆
青铜器的器型是方是圆，以及由方圆差异导致的三足、四足、圈足之分，学界似乎尚未太多注意。但是，在铜资源稀缺、多用于制作祭祀“法器”的商代，会不会随意地把铜器“揉扁搓圆”？这简直是不可能的。这种外形上的差异绝不只是兴之所至，随意而来，它们背后必然有着宗教或政治上的深刻意义，并与一定的生产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形式相关。盘龙城青铜器极少方形器、极少四足器，其文化内涵是很值得思量的。仅仅通过这一个现象就能明确地把盘龙城和中原文明区分开来。
盘龙城遗址出土的器物
除了方圆之别，盘龙城青铜器还有其他一些值得注意的特点。第一，李家嘴 2 号墓出土了我国最早的一件青铜簋。商代青铜礼器以酒器组合为核心，而盘龙城则首次出现了青铜鼎和青铜簋的组合。第二，盘龙城出土了青铜带鋬觚形器，它兼有爵口、斝鋬、觚身的特征，根据同出爵、斝组合知其为觚。这种器型相当独特，可能与当地的原始信仰有关。第三，盘龙城青铜器中出爵50件，其中独柱爵8件，而独柱爵在郑州少见，多见于安徽阜南、湖北随州等长江流域的文化遗址中。第四，盘龙城的尊肩部均不见兽首装饰，而郑州等地尊、罍肩部常铸出三个兽首。最后，兽面纹也与中原地区有所差别。铜器中原地区的青铜器兽面纹是可以看出其纹饰意义、可以解释的，而这种解释方式在盘龙城青铜器上并不能通用。有的研究者已经注意到了盘龙城青铜器兽面纹的角部和鼻梁有些特殊。以上特点很可能意味着盘龙城与商代中心区域在文化上有不同的走向，不能简单地以“一致”看待。
青铜带鋬觚形器，盘龙城遗址出土
盘龙城遗址出土青铜器的兽面纹
盘龙城遗址出土青铜器的兽面纹
从其他方面看，将盘龙城视为中原王朝的“派出机构”，也值得怀疑。青铜器是重要的祭祀礼器，如果盘龙城由中原地区控制，管理者由商王朝委任，那么应该存在大量由商王朝制作、运输而来的青铜器，以此作为盘龙城统治合法性的象征。但实际上，盘龙城发现有发现有孔雀石（铜矿石）、炼渣、陶制炼埚、木炭、工具、砺石、残铜块以及陶范碎块，涉及铸铜工艺的每一个技术环节。对盘龙城青铜器泥芯进行分析，发现与当地原生土、陶片样在化学程度上有很高的相似性，与殷墟、侯马、李家陶范及郑州商代文化层下原生土样有显著差别，证明了盘龙城青铜器是当地铸造的。更何况相对中原地区而言，盘龙城的青铜器制作水平很高，不论数量还是质量都要比郑、洛地区多，没有理由派出机构比中心区域的制造工艺更优秀。
陶坩埚，盘龙城遗址出土，图片拍摄于湖北省博物馆
青铜尊，盘龙城遗址出土，图片拍摄于湖北省博物馆
仅仅从青铜器就能看出盘龙城与商王朝之间存在极大差别，盘龙城与商文明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但它也具有自身特点，与中原地区在文化传统上有着巨大差异。盘龙城外城垣周长相当于郑州商城的 46%，偃师商城的60%，悬殊不是太大。盘龙城的宫殿台基，东西长达39.8米，而殷墟小屯村北的宫殿基址最大的也不过长46.7米，二者在体量上并没有特别大的差距。如果仅仅是一个军事据点，是不会有这么大的城邑面积、这么高规格的宫殿的。
（四）结语
以上这些讨论的中心无非一点：盘龙城是否属于商王朝。如果它由商王朝建立，商王朝对它存在着单向的政治和经济支配，那它毫无疑问应该归属于商的版图之内，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谈它是商王的军事据点、城邑或是行都。如果它只是与商王朝保持密切的经济和文化联系，本身在政治上具有相当的独立性，那么它可能是一个比较强大的南方方国或部落，其性质就大大不同了。属于还是不属于商王国统治，这是个问题。
施劲松认为盘龙城的知识体系与价值体系与商文化核心基本一致，而吴城遗址与新干遗址在知识体系上与二里冈文化较为接近，从随葬品的组合方式、建筑和墓葬的朝向等体现出来的价值体系则不太一样，说明其受地方土著和商人南下的双重影响。但严格说来，盘龙城的价值体系也和二里冈文化有所不同，这一点在青铜器的器型和纹饰上就能看出来。对这些早期文化遗址，不但要“见其同”，还要“识其异”。如果要像张昌平等一样认为“盘龙城应该是纳入中原王朝政治系统控制之下，而非政治独立的地方方国”， 就现在的发现来看，恐怕还言之过早。
不过，盘龙城是否主要受到商文化影响、盘龙城是不是由殷人建造的以及盘龙城是不是商王朝直接控制的城邑是不同层面的问题。总之，考虑到商代未必是一个制度严密、机构复杂、职权清晰、控制力强的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其统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恐怕只能称之为部落联盟，说远在千里之外的盘龙城在几百年里都是由商王直接控制的城邑，恐怕夸大了商王朝的实力。就现在所能获得的各种考古和文献材料来看，这个问题还难以得到明确的解答，随着考古工作的推进，也许在将来会有一个更加可靠的答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