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题目：《〈广州湾商业指南年鉴合辑〉及其史料价值》
吴宏岐
历史学博士，现为暨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古都学会常务理事、广东历史地理研究会副会长、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客座教授。
何俊宇
暨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历史区域地理。
摘要： 1943年出版的《广州湾商业指南年鉴合辑》，不仅刊载了广州湾的商业资料、广州湾当局和国民政府发布的相关官方文件，还刊登了大量广州湾当地的商业广告，蕴含了丰富的历史信息，有助于研究抗战时期广州湾及附近地区的商业状况、相关商业管理条例和规章制度。其中的《赤坎西营全市商店调查》一篇，反映了赤坎、西营企业地域分布差异以及商业发展不平衡的格局。通过对广告中相关信息的解读，则可进一步了解当地企业所经营的业务范围、组织架构、地域分布特征和商业网络等情况。该书是城市指南与商业年鉴的结合体，内容丰富详实，通过对其独特史料价值的系统挖掘与整理，能够推动相关研究的开展。
关键词： 广州湾；历史地理；商业广告
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构想的推进，广州湾研究也成为学术热点之一，相关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不过，由于史料挖掘与整理有限，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相关研究的深入开展。学者费成康曾指出：“直到21世纪初期，湛江相关人士和中国各地的历史研究者仍较少利用有关广州湾租借地的法文史料，不了解法国方面究竟保留了多少相关档案，也不了解当年的法国殖民者直至如今的法国学者对该租借地做了怎样的记叙……在中国内地的很多图书馆中，迄今未收藏任何关于该租借地的法文书籍。1945年，法国人撤离广州湾时也未留下其档案，因而湛江市档案馆中几乎没有租借地时期的档案。”另有学者指出：“国外史料以广州湾的租借国法国为主要保存地，也有少量留存在越南国家档案馆；二战后期，日军曾占领广州湾两年多的时间，所以日本也有部分史料。其他国家如英国、美国、俄罗斯、德国也会有零星的广州湾史料。”这些外文史料既分散，对大多数研究者而言又存在着语言的障碍，利用起来不免存在着一些困难。因此，系统地挖掘与整理相关中文文献对推进广州湾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广州湾商业指南年鉴合辑》（下文简称《合辑》)出版于1943年元月，书中大量刊载了当时中华民国政府或法国当局颁布的相关商业管理条例、广州湾地区的商业广告、各区商户和商会组织的相关信息，对于研究抗日战争期间广州湾及其邻近地区的商业基本状况、有关商业管理条例和规章制度、企业地域分布特征以及企业商业网络等问题均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目前，只有个别学者在相关问题的研究中利用过本书，学界在总体上仍对此书缺乏了解，更鲜有人利用书中的商业广告进行研究。本文拟对《合辑》编纂特点、资料来源、史料价值等进行梳理，并利用书中所刊商业广告分析企业地域分布特征以及企业商业网络等，希冀能对抗日战争期间广州湾及其邻近地区的商业发展历史研究有所推进。
一、《广州湾商业指南年鉴合辑》的基本情况
《合辑》的编者韦健在抗战期间以《香港工商日报》特派记者的身份到广州湾搜集新闻素材，编辑出版了《大广州湾》（1942年)、《合辑》（1943年)，两书俱为今日研究广州湾的重要史料。他阐述其编纂动机：“编这本书的动机固然是为着便利地方商场，但也为着从促进战时这个西南唯一口岸的商务，使有利于国内民生之供需和对外贸易的发展。”
《合辑》一书共94页，分为《指南》与《年鉴》两部分，由一系列单独的篇章组成。全书各篇章依次为：《广州湾埠全图》《弁言》《过去商业简史》《一年来各行商况物价调查》《一年来出人口货统计》《越南与广州湾之新经济政策》《赴越手续》《货物出人口条例》《各种营业税则》《领证手续须知》《水陆运输条例》《货物运输与报关》《最新规律》《赤坎西营全市商业调查》《广州湾商会之组织》《战时本国经济规章》，书末附有4张表格。全书一定程度上遵从了相关内容就近编排的原则，如《越南与广州湾之新经济政策》与《赴越手续》，《赤坎西营全市商业调查》与《广州湾商会之组织》，前后两篇内容密切相关，相互衔接。另外，全书中商业广告所占比重较大。据笔者统计，全书刊载商业广告共计106条，约占全书40.3%的版面。广告散布在全书各个角落，全书大约只有15页无广告，而其余每页至少插有一条广告。与《大广州湾》相比，《合辑》一书所刊商业广告数量和类型更为丰富，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
《合辑》一书资料来源有二，即实地调查和文献资料。编纂者本人、《香港工商日报》社同人以及广州湾商会先后参与实地调查，得到了一批详实的资料。初步推测，书中的《赤坎西营全市商业调查》《广州湾商会之组织》等篇均是取材于实地调查资料。编者还参考了大量的文献资料，书中的相关商业管理条例、规章制度可能是直接抄录自相关政府管理机构的文件。如书中《最新进出口政策》提到"（国民政府)财政经济两部会同拟定之战时管理进出口特品条例"，其行文具有明显的政府公牍风格。全书至少收录了来自越南总督（印度*那支**总督)、广州湾总公使、赤坎市府（赤坎市政厅)、法国总公使、第一行政区署、西营水面警察署、广州湾社会互助救济会、财政管理委员会、外汇管理委员会驻蔗章专员办事处、国民政府财政部、经济部、统税局、雷州海关、广东省驿运管理处等多个机构的公文，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表1 《合辑》中所涉文件统计表
二、《赤坎西营全市商店调查》中反映的企业地理信息
按照时人的说法：“西营半面临海，景物宜人，法国使署、军营和许多高级机关都设立在这里，是广州湾的政治和军事中心。商业以赤坎为最盛，也就是整个广州湾的精华所在的地方。”书内《赤坎西营全市商店调查》一篇对两地的企业（包括传统商号和现代企业)进行了调查统计，其中西营一地共计604家，赤坎共计1939家，为研究当时两地的企业地理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和数据。
赤坎、西营两地的企业大致可以区分为以下四个大类：一是综合性商业公司和传统商号，二是金融业、轻工业与化工企业，三是文化娱乐业、住宿餐饮业，四是生活服务业、服饰行业等相关行业。据笔者统计，赤坎、西营共有综合性商业公司94家，赤坎有75家公司，而西营只有19家。由于资料所限，这些公司的具体经营业务、人员规模、组织方式等还不太清楚，需要结合其他史料作更进一步的研究。当时有人就尖锐地指出，“当地（指广州湾)烟赌公司，居民染此癖者不鲜，娼妓之风甚盛。”据此不难推测，恐怕有一部分打着“公司”旗号的企业实际上经营的是*赌黄**毒业务。另外，两地还有数量更多的传统商号，其中赤坎约有1714家传统商号，西营约有542家传统商号。不论是综合性商业公司抑或是传统商号，赤坎都要远远多于西营，这说明赤坎的确是当时广州湾商业中心之所在。
在金融业方面，广州湾全埠至少有17家经营金融业务的企业，其中5家是现代的银行，分别是福建银行、中国银行、中央银行、农民银行、广东省银行，全部是在赤坎。剩余的12家都是银号或银庄，其中多数是在赤坎，只有5家银号位于西营。这些统计数据从一个层面说明，赤坎与西营相比，无论在金融业的企业数量和质量上都远超西营，是广州湾最重要的金融业中心。不过，当时广州湾还有一家现代银行，即东方汇理银行广州湾分行，没有收录在调查名单中。东方汇理银行广州湾分行位于西营学堂路，是法国殖民者一手扶持的银行，在广州湾时期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法资的东方汇理银行广州湾分行与华资的福建银行、中国银行、中央银行、农民银行、广东省银行分处西营与赤坎，或许有避免同行业竞争的考量。
在轻工业与化工业领域方面，赤坎一地有22家企业而西营仅有3家。就其具体业务而言，赤坎地区的企业业务范围包括加工视木、酱油，以及生产玻璃、火水、火柴、香烟、衣服等多个方面，其中鸭嵯港一地竟然有6家生产火水的工厂，而整个西营只有2家加工视木的工厂和1家生产计重用的磅的工厂。由此可知，无论是企业数量还是类型多样化上，赤坎都胜于西营，这可能与赤坎的港口优势有一定的关系。
赤坎地区的文化娱乐业以及住宿餐饮业也明显要比西营发达。从相关企业数量上看，赤坎有20家属于文化娱乐业性质的企业，而西营只有5家；赤坎有45家住宿餐饮企业，而西营只有14家；赤坎既有六国大饭店、中南百货公司这样的高档场所，也有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商务印书馆这样的知名企业，戏院的数量也比西营要多，而西营不仅书店、戏院的总数量相对少，而且在住宿餐饮业方面也以旅店、小型酒家这类规模较小的企业为主。当时有旅游者提到：“赤坎最大之旅馆有南华、大中、宝石三家，皆系新式建筑，设备亦佳。”可知南华、大中、宝石三家为赤坎比较有名的旅馆。也有人更详细地描述道：“赤坎旅馆，以宝石大酒店为最著，惟房价亦特昂；其次为大中酒店，房价较廉，且极幽静通敞，实际规模最大……西营有法国旅馆数家，国人行旅过彼处，无须投宿。赤坎宝石酒店兼备西餐及粤式茶点，大中兼备中餐，其他餐馆有宝石右邻之南路酒店，备粤菜宜于小吃，新街尾之北极餐室，备西餐，惟其菜看淡而无味，仅宜于吃茶点。另有新街尾牛皮街口之真真酒楼，亦为粤式小餐馆，价廉物美，较南路实尤过之。”较为详细地勾勒了两地一些著名酒店旅馆之房价、居住环境和餐饮服务特色。
在生活服务业方面，赤坎有17家而西营只有6家，两地均有*片鸦**馆分布，但赤坎的*片鸦**馆数量比西营要多；理发馆两地各有一个，可见业务需求量不是很大，各地只需一个理发馆就已经能够满足需求；两地均设有归侨服务社，可见抗战时期的广州湾对于侨民的吸引力很大，以至于需要专门设置这样的机构服务归侨。在服饰行业，赤坎有7家而西营仅有1家，不仅有售卖洋装的商店，还有专门经营服装的公司，可见行业发展已经有很大进步。在医疗与药品行业，赤坎有18家而西营仅有4家；赤坎既有中医和西医的诊所，也有药店，而西营只有医生开办的诊所，并无药店。当时法国殖民者开办了专为欧洲人治病的医院，而中国人则一般去小诊所看病。可见，虽然当时的广州湾是中西医学交汇之地，但具体到赤坎与西营两地，还是存在一定的地域差异。在钟表行业，赤坎有4家而西营一家都没有。在金铺行业，赤坎有9家，而西营只有2家。赤坎洋行只有1家，西营反而超过赤坎，拥有2家洋行，其中位于吕桂度英大马路的葡法洋行明显是葡萄牙、法国商人合资开办的洋行，估计经营广州湾与澳门、印度*那支**之间的相关业务。在航运业方面，赤坎海边街有一家华南航业公司，似为华商所经营的企业。
从宏观角度来看，赤坎、西营两地间呈现出商业发展不平衡的格局。究其原因，赤坎是历史时期自然形成的市镇，而西营是人为建造的政治、军事中心，西营先天不足而赤坎则拥有较为良好的基础。从微观角度来看，虽然赤坎、西营两地均出现了不少商业街道，但繁荣程度也略有差异，赤坎最繁荣的街道是海边街、中国大马路、法国大马路、福熙元帅大道、霞飞元帅大道、学堂街等街道。而西营堪称繁荣的街道比较少，但贝丁大马路、括流街、水浸街的繁荣程度也非常高，各类企业也主要集中在这几条街道。另外，新旧式企业相伴而生是当时重要特征之一。如两地既有新式的银行、西医诊所、酒店，也有旧式的银号、中医诊所、客栈。
三、《合辑》商业广告的历史价值与信息提取
《合辑》一书*共中**有106条商业广告。从该书商业广告所占版面的类型来看，大致有占整整1页、占1/2页、占1/4页这三种类型，且以后两种的情况居多。有研究者指出，1925年4月10日至1925年5月9日间，上海《申报》、北京《晨报》、天津《益世报》、汉口《中西报》、广州《七十二行商报》的商务广告面积分别为1790、729、2539、1667、1190平方英寸，分别占各报纸总面积的30.60%、25.31%、52.18%、46.22%、36.98%。经笔者统计，《合辑》商业广告面积约占全书版面的40.3%。即使与上述几种著名报纸相比，《合辑》商业广告的版面比重亦毫不逊色，这从一个层面反映了《合辑》编者对商业广告的重视。《合辑》一书刊载的大量商业广告对于研究当时的企业名称及其组织架构、企业经营业务与商业网络、企业地域分布特征等问题都颇有助益。
商业广告一般力求简洁和引人注目，尽可能地把重要的信息在有限的空间内展示出来。就该书而言，广告一般包含广告标题、广告正文、广告图标、广告客户（商家)等信息，以文字内容为主，间或附有插图。一般来说，广告客户和编辑会力求简洁并深刻地将商品或者企业的名称、主要经营的业务范围和组织架构等要素在三者中有机地展现。在一般情况下，能够直接从企业名称获悉该企业所经营业务的范围，但难以得知该企业所提供的特色产品或服务，甚至会不自觉地忽略掉其兼营的业务，而对商业广告的研究恰好可以弥补这一缺陷。如元记银庄除了从事“货币找换”这一传统业务之外，还兼营出售花纱、布疋、土洋什货业务，其业务范围与专门从事土特产买卖的商店存在一定的重合。另有部分广告的内容比较隐晦，需要认真分析才能识别其商业目的和业务范围。如沈华山画家的商业广告，其广告标题为“介绍沈华山画家”，其广告正文内容盛赞沈华山夫妇的画技超群，并称“沈君夫妇固非愿为市者”，但求画者纷至沓来，沈氏夫妇盛情难却。因此，如有需要求画者，沈氏夫妇将收取价格合理的“润笔费”并为其作画。广告落款为“南方艺苑全人”。尽管全文少有商业宣传的痕迹，表达售画意图的方式较委婉，但不难发现这是一则商业广告。
从广告内容中还可以了解企业的经营组织架构和商业网络。如“鹤山广和堂药局”的商业广告，其药局位于“佛山福贤路”，分局位于“江门新椰路”，祖铺位于“鹤山玉桥乡”，广告所宣传的产品“广和丸”在“广州湾赤坎瑞福药房及各大药房均有代售”。由此不难推断，广和堂形成了“总局-分局和祖铺-各地经销商”这一较为严格的组织架构。其中位于佛山的药局应当为总局，地位最高，江门的分局与地位特殊的鹤山祖铺地位次之，各地的经销商（如赤坎瑞福药房)则排在最后。
通过对商业广告所附这类信息的整理和分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勾勒商业网络的轮廓。大通银号广告称其“联号有赤坎超记银庄，澳门恒益银号、天祥银号、永亨银号、恒泰银号”。从中可知，这6家商号共同构成了囊括广州湾与澳门两地的商业网络。又如宝信金铺的广告中提到，这家金铺除了在广州湾赤坎一地开设店铺外，还有广州广信金铺、香港诚信金铺、澳门祥信金铺、澳门宝安金铺、海防德信金铺、广州天华金铺等6家联号，形成了一个规模较大的商业网络。
赤坎、西营二埠商业异常繁荣，各类企业集中在主干道上，掌握企业的地址信息有助于研究其地域分布特征。从商业广告可知，在当时的广州湾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行业集聚现象。在医药保健行业，崔天尧医师、任警魂西医师、医师黎赐航、国医崔德杰四家诊所都分布在赤坎寸金桥一带，而瑞福药房、五洲药房、新亚药房、上海药房都集中于赤坎法国大马路。寸金桥为交通要冲，是广州湾租借地与内地沟通的必经之地，法国大马路则是赤坎最繁荣的街道，两地客流量大，故商家根据市场需求，选择在此开店营业。
四、结语
总之，1943年出版的《广州湾商业指南年鉴合辑》不仅刊载了大量有关广州湾的商业资料、广州湾当局和国民政府发布的相关官方文件，而且还刊登了大量广州湾当地的商业广告，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利用该书的相关记载，可以较为系统地研究抗日战争时期广州湾及其邻近地区的商业基本状况、有关商业管理条例和规章制度。该书刊登的大量商业广告，对于研究广州湾企业组织架构、地域分布、企业商业网络等方面相关问题也有很大的帮助。不过，该书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在利用其资料研究相关问题时需要综合利用其他史料相互对比印证，才能得出较为合理的研究结论。
【注】文章原载于《中国年鉴研究》2021年第3期。
责编：魏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