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周咬脐 孙亮侪

中国稻米的出产，远在7000年前江南已有籼稻种植，嘉兴马家浜人已知渔猎与种植谷物。我市桐乡石门，发掘7000年前罗家角文化遗址，出土碳化稻谷156粒；粳谷55粒、籼谷101粒。谷种经培育演化，籼谷蜕变粳谷，嘉兴因面成为中国“稻作文化”之发祥地。

殷商时，华夏民族以南谷、北粟为主要食粮。在发展欧亚交通以来，稻米谷种由中国传播五湖四海.中国大米产量稳居世界首位。

唐大历间，大理评事未自勉主持嘉兴屯田，产粮“岁登亿计”“数以浙西六州租税埒”；并成为“嘉禾一穰，江淮为之康”的全国重要产粮区，向有市集稻米交易，两宋时，稻麦两熟，构筑富饶的“江南粮仓”，明永乐元年（1403）．“越贾吴商，樯船云集”、清代初中期，浙江已形成以嘉兴为中心的大米集市。

清代禾城有北板坊（解放路）之北米市与南门东西米棚之南米市，俗称“米市埠”“米码头”，每年夏秋两季时节，四乡八埠之农户摇船粜谷，舳舻相接，亦带动南门外丝行街商市的兴旺发达。

（一）鱼米之乡

嘉兴素有“米码头”之称，嘉兴的米市，远近闻名，以清代最盛，朱彝尊《鸳鸯湖神歌》云：“父老禾兴旧馆前，香粳熟后话丰年；楼头沾酒楼外泊，半是江淮贩米船。”米商四出占据各县城集镇及交通要道，既经营本埠“杜来”，也贩运外地“客米”及进口“洋米”。

光绪初，嘉兴已有米栈、米行之设。北门外殿基湾徐元泰米号、朝北廊下森泰米行与南门同亨米栈最负盛名。盘底大米均超万石、以圈囤趸积为主。清末民初，米业重心向米行或米店转移。民国二十三年（1934），嘉兴城厢设米行、米店107家，其中米店60余家。

禾城米店要数北门外塘湾街之大丰米店与城内北大街众安桥首天德米号实力较为雄厚。米行以东郊凤桥镇袁正大米行、东栅口石鸿盛米行及王店镇潘恒茂米行，均系独资开设，囤米万石，资本最足。

这些米老板均为本埠世代工商地主，拥有庞大资产，在收购货源时，不必向银钱业借贷筹资。仅每年的租米收人，均在一二千石上落，而且世代传承，与本地农家及租佃户关系深厚。

大户米商有赖于附近佃农，有账必赊，有借必贷，实谓拉拢人心。故每至粜米时节，这些老实农户必至东家米庄投售稻谷，老米行固然老到，往往营业之盛，独霸一方，无出其右。

陆志鸿《嘉兴新志》记载，民国二十六年（1937），日军侵占嘉兴，交通受阻，日伪勾结，食米流通被限制，米商抽资出逃，一度为军米商取代，米市败落。

抗战胜利后，亦官亦商，囤积居奇。禾米渠道初复，但投机猖獗，与民无补。

一是摊派军米，按乡保田粮数，以低于市价，上门强行收购保甲粮，贪污大行其道，虽出具收据，农民实质“皆分文无着”，盘剥啃害农户利益。

二是统制收购米谷，全县划分八个统制区，组建“米粮采办商同业公会”，由军米商承办收购军米，搜括老百姓血汗钱，大发国难财；米价也由此狂涨，市民遭殃。

解放前一年，嘉兴城厢米行米摊共有240家，但粮食的行销量已大不如前。

（二）米业行当

米行采取囤积惜售，是谓待粜“居奇”。

其业界所谓切中时机，看准“当口”；业界便有“进在瘟潮、卖在风潮”之说。加之售米量具“大斛进、小斛出”；还有如“斛口赚”手法，路人皆知。米店沿袭“陋习”定“章法”，升斗小民只能逆来顺受，就是眼睁睁吃亏也无法更改。

各地大米行，赚钱法道千奇百怪，应时变换手法，无所不能；对农民盘剥也巧妙伪装，朴质农夫还有不自知者。有道是“日进斗金”，狂赚佃农血汗钱，死要铜钿那怕“天打煞”！时有荒年，破产农户直至舍弃“养家活口”几分薄田，抵债廉卖，东家掠地，却悔悟已迟。嘉禾农民的本性老实巴结，与米商的狡诈“笑面虎”，形成鲜明落差，哪有不受欺凌之理。

中华民族以农立国，数千年来，农民与土地有了不解之缘。农民离不开土地，米商离不开农民；农民种田靠天吃饭，米商经营则以“奸诈”为本。

民国之时，虽然战乱不息，但特大天灾，除民国二十三年（1934）嘉兴大旱，南湖见底，颗粒无收外，似乎未见忧愁，城里粮食尚能维持供应。

究其原因不外乎有三：

一是嘉兴耕地面积大，复种指数高；

二是农户世代种田，养蚕织布勤劳持家，以及外来移民耕种者众；

三是雨水充沛，土地肥沃，大自然环境破坏少。

嘉兴县城北门、东门、南门三大商业中心，米业、银钱业、油业、绸布业四大行业左右商市，因饭食为民生所系，与米市丰歉上落息息相关。

米行米店盘剥。

一预购米粮：对殷实户免利预购，以待秋后获得米源。贫苦农民则压价预购，交货时将米低价折成现金，再加利息。米商既获米源，又得低价与利息之双重红利。

二放款：一般人借款须以田产抵押，交付田契，或写借契；预具书明“到期不能本利照还，则行卖绝”字样为凭，农户由此丧失土地者甚多，地主由此吞并土地起家。

三借粮：蚕农养蚕时向米行借粮，待蚕丝上市，按当时粮价折钱归还。初时为蚕加一；至30年代，连二成利息仍难借到现款。县署粮仓27所，虽储量6.5万石，若逢灾荒，却不敷平抑米价之需。

（三）南门米市

嘉兴河网纵横，良田万顷，稻谷满囤；阡陌桑柘，缫丝织布，六畜兴旺；即使旱涝之岁，也少有流离失所。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禾谚“鱼米之乡、丝绸之府”所言不虚。

自宋室南渡，嘉兴为“畿辅重镇”。嘉禾城厢设72坊：府后桥通大市，名通阓坊；故有蔡织纱巷，以天孙巧织云锦裳，称织云坊等。街坊向城外拓展，从南门外丝行街米市，由毗邻濠股街与城东相接，复转高家湾直下南堰白苧桥，绵延数里“人烟稠密，灯火万家”。

明清时，嘉兴南门外市肆繁盛，亦禾城南北两米市集散之地。尤以东米棚下、西米棚下与附近五龙桥一带，形成以丝米为主的沿湖商贸带，曾屡遭兵燹之毁灭性破坏，“烟火数万家，尽成灰烬”；南门米市何能屡废屡兴，缘于水上交通优势所赐。

清初浙北形成以嘉兴为中心的大米市。

据民国《中国实业志》记载：“浙江有六大米市，即嘉兴、硖石、湖墅、临浦、兰溪、永嘉米市。后五市以集散为特点，唯嘉兴以产销著名”。无愧乎“江南米市”称号。

南门依米业催生百业旺，据民国十二年（1923）统计，商号一百五十余家，与北门商市犄角呼应。仅娱老桥一带充斥绸布百货、糟坊酒店、栈房茶馆、斛斗栲栳、牙行经纪及兼修铺与代购代销业务，收取佣金，形成禾城独特的南门米市集散之活码头。

民国十八年（1929）前，嘉兴米市输往硖石与湖墅米市的大米交易量，约70万石之巨。

检阅《浙江粮食运销调查》，仅嘉兴县城米市交易量，民国二十年（1931）收购四乡白米35万石，上海转口洋米20万石，运销境外各地50万石；第二年，收购糙米、白米与运销境外两项为65万石、50万石，越年这两项分别为60万石、46万石，民国二十三年（1934）70万石与55万石。

四年中进出口往来米斛，每年均出超百万石之上；嘉兴粮食运销与南门米市交易，均独帜江南。

日伪时期，受“军米统制”之害，也能节衣缩食，渡过难关。抗战胜利后，南门米市渐呈复苏之象。嘉兴解放前夕，南门米价一日数涨，众多米店被饥民抢食或捣毁，店主亦遭损与落财。由此说明国统区禾中人心向背，盼日出迎解放，如大旱之望云霓。

嘉兴南门与北门两大米市之兴衰，也构成清末嘉禾米市埠的一段“渔樵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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