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记录2022年的就业情况，大概率只会轻描淡写：形势严峻。
2022上半年某人力资源资讯账号的每周推送成了国内大厂裁员的联播快讯，阿里滚动式裁员10%-30%，腾讯CSIG各个业务线裁员人数将超过20%等等……无论是优化、毕业等温和的字眼，还是出于业务发展、管理需要、人才合理流动等委婉的表达，其实大部分职场人心里都雪亮，今年就业很难，随时都可能失业。
说起失业，国家统计局公布今年4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6.1%，其中全国16-24岁人口城镇调查失业率18.2%，大幅高于整体的平均值。纵向来看，我国的登记失业率正常在百分之四点几，调查失业率更真实一些，比登记失业率略高，在5%左右；作为横向对比，今年5月美国公布的失业率连续第三个月维持在3.6%。
所以，你该大概知道现在国内的就业有多严峻了吧，也能明白着急的不止是今年即将毕业的1076万高校毕业生了吧。
是的，尤其今年高校毕业生的规模和增量都创下历史新高。更不幸的是，高校毕业生还只占很小一部分，中国当下74.47％的劳动力都属于高中程度及以下的学历。这才是更真实的情况。
与此同时，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全国人口的14.2%。这什么意思呢？按照国际通行划分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到14%，就是深度老龄化。没错，巧了，2021年我国就进入到深度老龄化社会。
同样是2021年，全国共有1062万的出生人口，创下了近72年（1950年以来）来新低，比2016年下降了43.6%。
老年人增加，新生儿减少，从就业的角度来看，我国适龄的劳动力占比不出意外地一直在下降，我国劳动力占比已由2011年的58.5%下降至2019年的57.9%。
能工作的人明明减少了，为何还这么难找工作，甚至企业还出现大批裁员呢？
1 经济下行的压力叠加疫情
经济本身有个周期，可以查到基本上官方的说法是从2008年进入经济下行区间，期间自然是有小幅回暖，但总体趋势并未扭转，尤其2020年以来又遇到了疫情。
就业是个经济学里重要的问题，可以通过下图先理解现代社会中经济活动的缩影。
现代社会中，家庭中的个体，无论是爸爸、妈妈还是16岁以上的孩子，都可以去厂商进行工作，从而获取工资及其他劳动报酬。而厂商则生产相应的商品或提供相应分服务到商品与服务市场，家庭中的个体为了维持生活或者提升生活品质则从商品与服务市场中花钱购买商品或服务。与此同时，当家庭收入有了盈余，可以将钱投入资本市场（储蓄或者股票交易等），厂商又会根据业务发展从资本市场进行融资，从而扩大生产，获得的更多利润分红给资本市场中的买家。就这样，理想的情况下，这个循环能够一直循环下去，但是，循环的平衡其实很容易被打破。
例如，马克思就指出资本主义社会运行有一个bug，即资本家总是想要超额利润。意思就是说，厂商的负责人即资本家总是不满足于有限的利润，希望得到更多，所以给劳动力支付的工资就少（所谓的压榨剩余价值），而当家庭成员拿不到没有那么多钱，就没有办法储蓄或者购买商品及服务，那厂商生产出来的东西则一定会出现过剩，于是经济危机发生。
以国内为例，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飞速发展，但是厂商的增长明显从过去依靠收入增长切换为靠利润率的增长。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在之前，厂商可以在保证利润率和成本的情况下，扩大营业收入，从而实现利润的增加，高歌猛进。国内厂商也切实享受到了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红利，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到国内，国内以廉价的劳动力在全球市场中形成竞争力，赚取了不少利润。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钟摆回摆，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市场竞争的持续加剧，厂商很难再简单通过扩大生产规模获取利润的增长。怎么办呢？创新。但真正能够扩大商业的创新很难，于是开始内卷，同样的投入却不能产生更多的价值。为了维持高利润，在销量还没有增长的情况下，则不得不拼命降低成本，提高利润率。这也是为什么近几年媒体上随处可见说我们的经济增长从电梯模式到攀岩模式，要关注运营了云云。
本来已经挺难了，不巧，遇到了疫情。
减少人员流动当然是最科学的传染病防治的办法，但是，减少流动却同样也让上面的经济循环完美地暂停了。 国外躺平暂且不谈，国内眼看着2021年只有局部地区散发，本以为接下来要一心一意谋发展了，没想到2022年疫情重来一次，对我国北上广深等东部沿海城市都造成比以往更深的影响。拥有2500万人口的上海封控了两个月，其中直接或间接牵涉的产业、供应链不计其数，就这么静默，仅靠线上，上面的经济循环实在转不动。
厂商为了生存下去，不得不调整业务。过去的人力资源，在生存下去为企业目标时就变成了成本。于是，企业为降低成本，纷纷不得不优化员工队伍。企业为提高效率，则不得不引入一些性价比高的自动化设备或数字化系统，而引入技术的结果就是，进一步替代一部分劳动力。
为了解决短期的劳动力高峰的需求，厂商从降低成本的视角出发，则优先选择基于任务的外包，尤其数字化技术带来更加便捷的网络众包方式。于是，灵活用工、灵活就业备受社会关注。国家也发文支持和鼓励新型就业形态。
2 被忽视的劳动力市场
再回头看一下前文中的循环图。商品市场、金融市场似乎我们都很熟悉，直播带货以及各大银行、证券等被熟知。反而是直接支持到就业的劳动力市场感觉很遥远，除了知道几个大的求职招聘网站，再就是附近的劳务中介或村里的包工头了。而这也是我想说的在后疫情时期需要被格外重视的商业机会。那么它在国内发展究竟如何呢？
图：2014-2021年人力资源服务行业营业收入（单位：万亿元，%）
同样根据官方数据，人力资源服务行业在2016年就突破了万亿，在最新的人社部公布2021年度人力资源市场建设和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情况中，截至2021年底，全国共有各类人力资源服务机构5.91万家，从业人员103.15万人，年营业收入2.46万亿元，比2020年分别增长29.08%、22.31%、20.89%。2021年，全行业为3.04亿人次劳动者提供了各类就业服务，为5099万家次用人单位提供了专业支持。这个增长速度可以说绝对不低。而且， 发达国家人力资源服务业营收占GDP总量约5%以上，但我国目前还占比仅为1%左右。
什么是人力资源服务？学术上的定义是指 一个经济体为了帮助另一个经济体提升人力资源利用率、资源配置和更好地开发人力资源，以增强其运营效率以及社会财富创造力而提供的交易物。 它跟金融服务、资本市场一样，不直接参与生产，但是企业和劳动者之间的桥梁和润滑剂。一方面提高匹配效率，另一方面分摊了企业方的部分风险。我们已经很难想象一个没有银行的社会是什么样子。
但是，现在企业和劳动者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企业要降成本，优化人才结构还要保证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及提供，而劳动力市场中的人才，无论是由于被优化，还是新进入的高校毕业生会越来越多。岗位需求与人才的知识、能力存在结构性的失衡。那么，这个时候，谁能够更加精准地提供给企业厂商劳动力解决方案，谁能够有效地安置市场中的灵活就业者，谁就获得了这一轮重大的商业机会。而这个位置，刚好是人力资源服务行业所在的位置。
如果稍微简单一些概括国内劳动力市场的变化，2008年是一次，因为当时不仅有外部经济危机的影响，还正式开始实施《劳动合同法》。《劳动合同法》规范了大量不合规的劳动中介、劳务派遣行为，但也正式使得劳务派遣成为企业用工的一种形式。随着技术发展，政策不断完善，加之前文提及的宏观背景，企业经营方式的转变，在2022年疫情中有幸存活下来的企业恐怕会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劳动力结构变革的重要性。其实参考一下欧美的劳动力市场情况同样也能够获得相应的启发，灵活用工会发展。
用经济学的语言就是， 进一步提高劳动力的商品化程度。
3 服务创新大有可为
全球科技创新产业专家、科技投资人王煜全把 科技产业划分成三个发展阶段，产品规模化，服务规模化和创意规模化 。他指出，过去的消费市场基本上都是遵循着产品规模化的逻辑，而现在我们来到服务规模化的阶段，即产品含在服务里。比如消息称苹果手机将推出只需要为使用手机的服务支付，而可以根据自己需要更换手机。也不难理解，因为我们毕竟真正的需求是那个服务，而不是拥有产品。 服务规模化最大的两个特征，第一直接解决服务，顾客不再需要购买产品。第二是它让相对复杂的服务发展规模时，摆脱人力成本的约束。 与“提高劳动力商品化”相结合，其中便蕴含着巨大的机会。劳动力与资本或者商品最大的不同就是人有感情。从劳动力技能标签、企业任务需求信息分析，到岗位信息筛选与匹配，再到薪酬、个税、社保、能力提升等众多环节的服务均有被数字化重新改造的机会。
综上，可以有如下几个推断：
- 企业用工模式由单一雇佣转向复合用工（雇佣+灵活用工合作等）转变
- 企业人工固定成本转变为以价值导向的可变成本
- 商业保险组合将弥补非雇佣劳动者的社会保障缺失
- 斜杠青年、副业收入成为新个体追求的方向
- 赋能自由职业或灵活就业者职业能力提升的组织将崛起
只是，当劳动者从厂商脱离出来后，之前的用工风险（工伤、医疗、失业、养老）则转嫁给了社会。德国社会学家贝克早在2004年则敏锐地指出这一切，工业社会在为人类创造了巨大财富的同时，也为人类带来了巨大的风险，人为制造的风险开始充斥着整个世界，在工业社会以后，人类已经进入一个以风险为本质特征的风险社会。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任何人不得乱加干涉。”这一句“不得乱加干涉”，保住了农民的经济权利，也开启了农村商品市场的发展。
2022年，如果沿着市场经济这条路一直往下走，就业难是必然，迎接风险与机会也是必然。提高劳动力商品化程度，促进灵活就业，技能的自由流通将是人力资源服务行业的重大的机会。
创新的机会有很多，但究竟是谁做到，终究取决于他们面对挑战和迎接新事物的学习力和实事求是的实践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