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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子女是耐用消费品”

华说

这一届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令很多“有识之士”忧心不已，频发“警世通言”。忧国忧民之下，跨界劝生的人物亦层出不穷。最新的一例，发生在2023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论坛上。某专家对年轻人在生孩子上的“摆烂”行为提出了批评：“按照经济学家贝克尔的行为经济学说，子女也是消费品，子女是长周期的消费品，是可以给你带来长久回报的耐用消费品。所以，年轻人不生小孩是不对的，你没有长周期的耐用消费品，他的价值是超过你购买其他消费品的价值。”

言论迅速冲上了热搜。舆论的反应，用网络热词来说，是“炸锅了”。“炸锅”的原因，我想，大抵有形式和内容两方面的因素。所谓形式，是指说话的态度。“年轻人不生小孩是不对的”，摆明了是长辈的教训，然此等口吻和姿态，早已为当今的年轻人所不耐。他们的座右铭，是“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唠叨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只会招致反感和反弹：“你在教我做事？”从内容上说，“子女是耐用消费品”又过于语出惊人，不是说“孩子是爱的结晶”，是“祖国的花朵，世界的未来”么？怎么一下子变成“耐用消费品”？父母与子女，居然是消费和被消费的关系？

形式不论，这里说内容。“子女是耐用消费品”离不离谱？在这专家的语境中，是不离谱的，因为她明确说了，是从“经济学家贝克尔的行为经济学说”看。作为研究对象的人，在不同学科的眼中，是不同的。譬如说，在生物学上，人不过是一团细胞；而从哲学的角度看，人又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从经济学看出去，世间万物，一起林立总总，皆是“物品”，当然也包括人。因此，“子女是耐用消费品”在特定的语境下是可以成立的。区区在下的疑惑，是这位专家是否真的读过“经济学家贝克尔的行为经济学说”。因为一则贝克尔的理论并不属于所谓的“行为经济学”，一则贝克尔有关“子女是耐用消费品”的学说，是解释西方发达国家生育率下降的假说，与这位专家“劝生”意图南辕北辙。

贝克尔全名叫加里·斯坦利·贝克尔，是美国芝加哥学派的主要代表。其之主要贡献，是“将微观经济分析的领域扩大到包括非市场行为的人类行为和相互作用的广阔领域”，并因此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子女是耐用消费品”的说法，出自其将经济学中的“消费者需求理论”引入家庭，分析生育行为和生育的经济决策，探讨家庭对孩子的需求问题而创立的假说。

在贝克尔之前，哈维·莱宾斯坦曾利用成本效用法来分析研究家庭的生育决策。他将孩子的效用分为六种：（1）消费效用。即父母从孩子那里获得快乐，感情上得到满足的效用；（2）劳动一经济效用。即把孩子看作准劳动力或劳动力给家庭带来经济收益的效用；（3）保险效用。即孩子能为未来父母老年时提供养老生活保障的效用；（4）经济风险效用。即孩子具有承担家庭经济成败风险的效用；（5）长期维持家庭地位的效用；（6）对扩展型家庭作贡献的效用。贝克尔认为，在现代西方社会条件下，家庭抚养孩子的目的是希望从孩子身上获得精神收益或心理满足，就像家庭购买市场耐用消费品一样。家庭需要孩子是把孩子当作耐用消费品来看待的——“对大多数父母来说，孩子是父母精神收益或心理满足的源泉，用经济学家的术语来说，孩子将被看成为耐用消费品。作为耐用消费品，孩子被看成是会提供效用的。”这就是“子女是耐用消费品”的出处。

与“子女是耐用消费品”相对的，是“子女是耐用生产品”。贝克尔区分两者的目的，是为了引出“净成本”的概念。如果父母投入的抚养费用小于孩子可能提供的收益，那么，孩子的净成本是负值，孩子被看作耐用生产品，父母可望从孩子身上获得现金收入；如果父母投入的抚养费用大于孩子可能提供的收益，那么，孩子的净成本是正值，孩子相当于耐用消费品，在此条件下，父母主要是从孩子身上取得心理满足或精神收益。净成本为负，会促使家庭多生多育；净成本为正，家庭倾向于少生孩子，转而注重孩子的质量。经济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多生孩子，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少生孩子的原因，即在于此。

贝克尔分析指出，孩子的数量与孩子的质量是两种不同的商品，两者之间是一种替代关系。这种替代性质的存在，使得孩子的数量和质量之间存在一种负相关关系，在家庭收入一定的条件下，家庭对孩子质量需求的增加势必减少对孩子数量的需求，反之亦然。因此，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家庭收入的增加，人口生育率和死亡率会不断下降，人们的健康水平和智力水平则持续提高。

虽然说生育和抚养父母双方的义务，但没有疑问，生理因素决定了女性在这方面承担得更多。贝克尔分析了父亲收入与母亲收入对家庭生育决策的不同影响。他认为，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家庭对孩子的需求也会增加，但如果家庭收入的上升是来自妻子市场工资率的提高，而不是来自丈夫，那么这意味着母亲生育和抚养孩子的时间机会成本增加，孩子数量的成本也相应上升，从而势必使得家庭减少对孩子数量的需求。他由此得出结论，发达国家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女性劳动参与率和收入的提高——“我认为，过去的一百多年时间里，发达国家妇女挣钱能力的上升是已婚妇女劳动力参加率有较大增加和生育率有较大下降的一个主要原因。”

以余观之，贝克尔“对孩子的需求”的理论实在是太过复杂了。简单的处理，是直接引入需求定律。价格上升，需求量下降。有市场，这价格是市价，没有市场，这价格是代价。一个国家或地区，生养孩子的成本越高，年轻人生育孩子的意愿必然越低。十年前，“单独二胎”——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出台的时候，区区在下写过一篇《“单独二胎”的经济分析》，其推断一一为事实验证。其中写道：

生还是不生，这是一个问题。最终的抉择，必然是基于生与不生之成本与收益的权衡而后定。在生育成本不断攀升的当下中国，放弃生育第二胎权利的“单独”夫妻会越来越多。国内一些早就放开“二胎”生育的试点地区，一孩率上升明显便是一个有力的注脚。而从区域来看，因为大城市的生育成本远高于中小城市，因此“单独二胎”政策放开之后，没有悬念，大城市“单独”夫妻生育第二胎的比例会明显低于中小城市。这里的成本，不仅仅是意味着投入更多，更主要的，是指其放弃更多！

不管怎么说，“子女是耐用消费品”之说，其阐明的，恰恰是当“子女是耐用消费品”时，会导致生育率会下降，而非激励生育意愿。以此劝生，乃适楚而北辕者也，贻笑大方。

2023年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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