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玉箫苒
编辑/玉箫苒
前言
馈赠是日本社会的一种礼仪风俗，它反映了日本社会的宗教、政治、经济和道德等多种社会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馈赠文化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与“赠答”有关的日语词语层出不穷，粗略一数，大概有一百多种。
“礼物”在不同的场合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如中元、年终等社交礼品的“赠答品”和“物”，而“V七”和“7卜”则是比较随便的送礼方式。贺礼中的礼品有“出座祝以”、“结祝”、“新祝”、“御前”、“病氮见”、“炎害见”、“残见”。
大部分人在收到礼品后都会回礼，也就是“返”，不过送礼的方法也有很多种。中元、岁末原则上不必还礼，但要尽早呈上“礼状”，如喜事、丧事、喜事、丧事等宴会的最后，都要以“引出物”的方式还礼，如“出祝”、“结婚祝”、“新祝”等，则以“内祝”相还；身体状况好转或痊愈后，赠送“快祝”的馈赠称为“香典返 l”，受难者的慰问品不必还礼，在生活安定后寄上一封感谢函就可以了。
本文笔者通过围绕与“赠答”紧密相关的部分代表性词汇，对赠答文化的历史变迁略作分析。
古代馈赠的由来
民间学者柳田国男是第一位对日本馈赠风俗进行研究的学者，他认为馈赠源自于神人共食的一种现象，也就是在献祭后，作为对神的馈赠，参加献祭的人可以与神明共享贡品。
由于受到大陆文化的影响，日本自米生时期开始步入农业社会，开始出现了以水稻为代表的农耕礼仪，以及以“万物有灵”为基础的“原始信仰”。
日本人相信，稻米是上帝赐予人类的礼物，所以“初”就成了祭祀活动的主要祭品，与“直会”一起，形成了人与神的馈赠关系。
首先，我们来看看弥生时期的丰收祭，祭祀神灵和祖先，把“初穗”作为祭品，与神灵和祖先一起享用大米酿造的美酒和食品。后来，这种习俗在民间流传开来，在重大节日中，人们会相互赠送祭祀的祭品，以示感激和祝福。
“初穗”一词原来是指水稻，后来又用来表示一年内第一批收割的农业、水产等。不仅仅是这样，其它的制造业也把他们的一部分产品当作“初穗”来祭祀。
人们还把一些新铸造的钱币当作“初穗”供奉在庙宇里，甚至连造唐使团带来的一些外国物品，也都被供奉在了这里。直到今天，每年秋季，在伊神宫举办“神祭”和“新祭”，天皇都会将新收的稻米献给神明，并亲手品尝新的稻谷，以表达对秋季丰收的感激之情，祈求丰收、国泰民安。
1873年，明治政府通过了新的历法，把“新条”定在了每年的十一月二十三日，政府把它定为“勤劳感谢日”，这是日本人民尊重劳动、庆祝生产、人民互相感谢的一种方式。
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在其《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一书中说，“他们只归还了一小部分来自于神灵，而他们所得到的只是上帝赐予他们的所有。”
根据涂尔干的观点，作者认为，“初穗”可以被解读为人类向上帝的奉献，或者是人类对上帝所给予的馈赠。相比之下，“直会”就是一种对人类进行祭品的回应。
《日本书纪》中有关“新祭”、“大营祭”的记载，古代的“”“喾”就是“彳”，后来发展成了“直会”，“直会”则是司和氏子在祭祀仪式之后分享“酒”，达到了神人合一的境界。
在《神道》中，神社本厅对“直会”一词的来源作了不同的解读，认为“直会”源自“名之善恶之局”，意思是通过吃神来打破戒律，恢复正常的生活。
“直会”一词的来源目前尚无定论，但其中心意义是通过神人共食来达到人神合一的目的，体现了日本人对神的敬畏和祈求上帝保佑的心理。
中世馈赠的特点
法国人类学家莫斯曾经讨论了“给予”、“接受”、“回报”三大责任，虽然提到了“赠与”，但并未涉及到“赠与”的责任。因此，法国的另一位人类学家古德利尔把莫斯的第四个责任加到了“给予上帝和上帝的代言人的责任”上。
在对中世日本的赠与特征进行分析时，本文认为由于第四项义务在日本被转换为地租，从而形成了中世“上献下赐”的馈赠特征。
*井樱**英治在其《赠与的历史学》一书中总结了石母田正对日本租税的由来，认为租税源自于把土地的一部分收成作为“初穗”的象征，一位当地的统治者在古代向上帝的献祭是自发的，但是在中世纪，向上帝和他的代言人的馈赠则是一种强制性的税收。
在中国古代，以“卜”、“夕”为代表的“有德钱”、“卜”。“有德钱”是指对富人征税以供祭祀的钱。中世人崇尚一种“有德思想”，认为有钱人就应该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有德”亦称“有得”，其原因在于，在那个时代，人们把德行的“德”与接受人的“得”相等。室町时期“有德钱”逐步进入了世俗化阶段，并被用来赈济灾民、维修公物，因此，源于祭祀神灵的“有德钱”由人向神的馈赠转变为人与人的馈赠。
“卜”亦称“助成”，是指亲戚之间相互扶持的馈赠。当一个人因为招待客人而需要花费大量的金钱时，他的家人和朋友就会提供资金支持。
中央派来的官员到了，当地人民就在边境设宴款待，并把“引色出物”，后来，这种款待渐渐变成了一种负担，一种货币，一种中世的“公事”。近代日本人把招待宾客的风俗演变成了“欲迎会”，通常是用来欢迎新同事、新同学等，并在婚礼等场合给宾客以“引言出物”。
上述三种赋税源于对上帝和上帝的代言人的赠与，体现了中世馈赠的世俗化和政治作用，而室可时代的“折纸”则突显了中世赠答的功利性和经济性。
在中叶末，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注重礼品的交换价值，并开始使用货币作为馈赠。但送金钱省掉了准备的时间和精力，因此，那时人们普遍认为，物物是重礼，而钱是细礼。
中世人在送钱的时候不会马上给钱，通常都是送一张“折纸”，上面写着赠与的数额，然后在一定的时候给钱。在接受了这笔钱之后，“折纸”就会返还给赠与人。“折纸”的目的是为了传递礼物的意向，便于日后结算，但是从“折纸”到付钱却是没有时限的，有些人甚至在“折纸”之后数年内都不会给他们寄钱。
这对赠与人来说有两方面的好处：一是即便没有足够的现金也可以进行赠与，并且可以给出一段时间来付款；二是不会赔钱，因为很多中世的馈赠都是有行贿的成分，如果受赠者不能如愿，那就不会有任何的损失。
“折纸”是一种仪式仪式，它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馈赠与上层之间的权力制约，也为中后期贫困的贵族社会提供了一种合理的馈赠方式，从而实现了对馈赠的补偿。比如，原本要交十贯“年贡”，但由于“折纸”还有八贯未付，因此，只要交两贯即可。
这样，当“折纸者”送出同样数量的“折纸”时，双方的赠与将不需要现金的流通而实现。所以，中世“折纸”的出现说明，不仅仅是物质上的，信贷本身也可以作为赠与的对象。但是，由于赠与方式所产生的信贷问题日益严重，人们对现金付款的态度也变得严肃起来，迟迟不兑现的现象也在逐步减少。
如今，日本人还保留着赠送礼物时附带“折纸”的习惯，比如，当客户在指定的购物中心寄大物件时，因为无法亲自送货，也会事先赠送“折纸”。
现代馈赠的发展
中世的赋税与赠与、宴会有着密切的关系，是一种特殊的赠与形式。据说，日本人的馈赠习俗是在中叶末武家社会中形成的。近代以来，随着武士阶层进入政坛，“义”与“义”成为武者的基本准则，因此，“礼”的特征主要体现在“礼”这个方面。
随着现代武家文化的发展，武家礼法逐渐完善，送礼仪式也逐渐建立起来。武家社会，以纯白色的和纸为礼品包装纸，伊势家族是武家的传统，他们将日本人的审美观念与传统文化相融合，发明了一种独特的“折形”礼制——“折形”。
伊势贞夫系统地整理了江户之前的口述以及古籍中所记录的礼仪，并将其编撰为《包结之记》。
本书在礼品的“颜色”、“搭配”、“系法”等方面都有了规范，并对其进行了规范。可以说，这本书的出版标志着日本礼俗的形成。
《包结之记》分为“包之记”与“结之记”，其中“包之记”以和纸为基本内容，“结之记”则以“水引”、“斗”为例，以示“水引”（礼节）作为传统的装饰，以示礼品的形式。
“水引”一词源自于送小野妹妹回国时，随行送信的送信人送来的红白相间的绳子，自此便有了为朝廷进贡用红、白相间的绳子。
室町时代之后，用粘稠的纸张代替了绳子，正式被称为“水引”。江户时期，各式各样的礼制都已定下，以“结切”（死结）、“蝴蝶结”为主要系法。
在婚礼、葬礼、探亲等不想再来的礼物上，蝴蝶结被用来作为礼物，“熨斗”是一种干燥的鲍鱼，它最早是作为祭祀的祭品，江户时期就有了“熨斗”，可以长久地存放在一起，在婚礼和其他庆典上作为礼物。如今，礼券通常是纸做的，并与礼物一同用于“熨斗袋”（装钱的礼包）。
人们可以按照礼品的数量来挑选礼物。一些大而奢华的礼品包，用精致的礼物和绳子做装饰；有些礼包很小，很简单，上面印着礼盒和彩带。如今，“熨斗袋”又被称为“祝倦袋”，它是用于结婚等庆典活动中的一种红包，如果是在丧事中，就会用“不祝俄袋”或者“香典袋”。
在现代，日本人在生日、婚礼、葬礼等重要的日子里，都会用记事簿来记载馈赠人的具体礼物和数目，称为“祝”（祝贺）和“不”（安慰）。人们把账簿作为送礼的重要依据，在未来的某一天，他们会给同样数量的礼物。
日本学者石森修三指出，由于“义理”思想空前地被重视，因此“帐簿”就成了“不缺义理”的一项重要证明——源了圆曾经说，“义理”的起源，实际上是在上古时代就存在的。
传统的水稻生产在村庄里进行，需要大家相互帮忙，虽然不指望有什么回报，但是受援者仍然会想办法表示感谢。
“义理”这一概念的出现，可以从孔子朱子的学说中找到。江户幕府时代，日本武士阶层的朱子思想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传播，他们将朱子的“义理”视为他们在武士社会中所要遵循的道德准则。日本人相信，在收到礼品的同时，与馈赠的对象有“义理关系”，而收到别人的馈赠就相当于背负了一笔看不见的债，若不归还，将在社会上失去立足之地。
结论
综合以上资料,笔者通过对日本馈赠文化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并对其演变的路径进行了初步的剖析。
日本的馈赠文化有着深刻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并且在各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特征。然而，尽管日本各时期的馈赠文化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但这并不代表新的礼品代替了老的礼品，传统的“直会”、“折纸”、“熨斗”等礼品，已经很好地适应了这个时代的发展，并且与日本的新的网络时代的礼品共存。
日本古代祭祀是自发的，经历了封建时期的强制性赋税和义务赠与，现代以来，其赠与逐步回归到自发的锁赠轨道。
馈赠文化反映了不同时期的社会关系，农村社区的馈赠体现出一种依存关系，企业社区中的馈赠体现出一种竞争关系，而当今网络社交中的馈赠既不存在依存关系，也不存在竞争关系，它是个体用来表达情感、彰显个性的一种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胡连荣:《包被皮展示的文化天地一一日本礼品包装话》,《世界博览》1995
李彦;《从日本赠答习惯的历史变迁看赠答的文化心理》，《黑河学院学》2012
李东辉;《浅析日本人的赠答习俗与“义理”一一以“中元节”为例》2009
楼井英治:《赠与史学》,中公新2011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