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经济学家哈伯和凯罗米里斯说，“欧洲民族国家的演化，依赖于统治者、商人与银行家之间的伙伴关系”。
这是一个具有深刻历史背景的论断。文艺复兴几百年间，欧洲小国林立，贸易往来频繁，银行业发达。繁荣的金融商贸和薄弱的政治军事集权背景下的国家扩张，自然地形成了一个统治者、商人和银行家的紧密同盟：统治者需要商人构建商业网络，加强自己和各国之间的联系；商人则需要国家在背后提供军事支持，保障贸易安全，国家*队军**经常为西班牙、葡萄牙的远洋贸易商人护航。与此同时，银行家们为贸易拓展和版图扩张提供了强大的资金后援：汇票、本票、清算、保险、债券、股票这样的金融工具被不断创造出来，为商人提供了远洋贸易所需要的融资管理体系，为统治者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战争资金。当然，银行家也从统治者手中取得了特许权利，获取垄断收益。
技术突破使得这种同盟更加紧密：16世纪之后，人类的航海能力有了巨大提高，全球范围的贸易和征服成为可能。在“扩张”的目标下，欧洲的统治者、商人和银行家三个群体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强大利益同盟，支持着欧洲小国的全球征服事业。
首先是葡萄牙和西班牙突破了地理与彼时人类认知的限制，开辟了横渡大西洋到达美洲、绕道非洲南端到达印度的新航线，为欧洲的全球殖民吹响了号角。接着是11世纪以后才成立的两个边缘小国——荷兰和英国，凭借最先进的资本市场和中央银行体系，分别在16世纪和17世纪完成了全球霸主的伟业。
可以说，现代欧洲史是远洋贸易、国家征服和银行金融业交错影响、共同演进的历史。在现代欧洲崛起的历史中，银行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但这还不是银行和国家之间关系的全部。
走出欧洲的小国君主们发现，破坏一个旧世界只是开始，建设一个新世界才是真正的考验：基础设施要修建，战略行业要发展，公民福利要保障，国家意志要贯彻……这些都需要巨量的资金以及高效的资金调配体系。
在漫长而繁杂的实践中，统治者们意识到，通过银行体系，国家可以形成一套更有黏合度和更富效率的治理体系。
比如，通过授予银行发行法定货币的特许权，国家控制了社会资金的“水库闸门”，这使得国家对经济增长和就业的掌控力度实现了巨大跃升。通过规定银行的“特许经营权”，国家能让资金流入战略重点行业。德意志帝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就曾要求银行体系为本国钢铁、化工、电力行业提供大量融资。可以说，德国完整的工业体系是建立在银行基础之上的。更重要的是，国家特许下的法定货币发行实质上创造了一种脱离贵金属的信用价值标准。这个标准使增长、国家和信用被内生连接在一起，成为现代经济运行的基础。
再比如，银行信贷体系也可以作为现代社会治理的工具。从19世纪开始，美国、加拿大都通过银行对居民房地产抵押*款贷**实行福利补贴；德国要求银行以及证券市场必须对养老金、公共医疗和失业救助方面的政策提供大量的支持——熟悉历史的人可能知道，直到15、16世纪，欧美居民对国家的概念还很淡漠，而保障“居民享受福利的权利”是塑造国家概念的重要举措。也就是说，银行信贷体系和国家治理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银行信贷体系对社会生活的渗透，对于现代意义上“国家、公民、政府”概念的形成具有重大意义。
从人类400年的近代史来看，银行信贷体系是现代经济运行的基础，它就像一个城市的地下管道工程一样，不一定时时可见，但却支撑着整个城市的循环和呼吸。
难怪哈伯和凯罗米里斯感叹说，“国家创造了银行，银行创造了国家”。
思考题
为什么16世纪之后，中国没有像欧洲一样出现银行和国家相互交错演进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