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美国的法定货币

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劳工部部长威廉·B. 威尔逊（William B. Wilson，并非总统亲戚）坚称，人人憎恶的高物价很快就会回落。[1]一旦战争结束，情况就会如此。但在1919年，物价并没有疲软，民众（更不用说他们在国会的共和*党**代表）要求采取行动来阻止本可媲美黄金的美元在购买力上的惊人贬值。

1919年夏天，威尔逊总统的心思尚在别处：欧洲未尽的媾和事业，未获批准的《凡尔赛条约》，以及决意挫败总统而将美国纳入国际联盟这一决心的共和*党**参议员。但就在此时，威尔逊总统终于意识到了高昂生活成本才是决定成败的政治问题，于是他召见了司法部部长帕尔默。1919年8月5日，在会见了上司之后，帕尔默在公共场合露面，向等候的白宫记者团发誓：“司法部将动用美国各地的所有执法人员，对食品囤积者和大发横财的奸商穷追不舍，直至抓获。”[2]

如果想找出大通胀的成因，我们就应该始终着眼于华盛顿特区和其他交战国的首府，这样研究才会更有成效。正是政府导致了物价大幅上涨，也就是各国政府印刷的钞票太多，导致了货币贬值（通过更深入的分析，整幅景象更加清晰）。交战各国是靠负债来打仗的。它们花的钱比收的税多，而资金缺口就靠借债来弥补。在某种程度上，它们印了过多的钱，光靠从民众那里抽税或挪借储蓄无法获得这么多钱。极度缺钱的各国通过印钞机创造了购买手段，却并没有造出相应的物资供大家购买。更多的钱追逐同样数量的商品意味着物价上涨，而更多的钱追逐更少的商品供应（军工挤占了民用生产）意味着物价还要涨得更高。疯狂筹钱才是战后大通胀的症结，物价上涨只是症状罢了。但威尔逊总统不承认这一点。在他和帕尔默讲给人们听的故事中，贪婪才是问题所在。为了逐利的粗鄙愿望，食品商们不让蛋、肉、黄油和食糖入市。他们没多久便以更高的价格出售，以期获得暴利。当局认为，他们这样做是违法的。战时管制将某些类型的商品囤积定为犯罪。“囤积居奇”成了这种本来很常规的商业行为的污名词。由于美国还没有签署和平条约来正式结束战争，紧急状态法规仍然有效。

在1912年总统竞选中，威尔逊将温和得多的通货膨胀归咎于所谓漫天要价的商人。他责怪说：“高昂生活成本是有人沆瀣一气、暗地操纵的结果。”[3]到了1919年8月，他重复了这一指控。他质问道，在过去12个月里，鸡蛋供应量增长了10%，为什么鸡蛋的批发价格却上涨了1/3，直抵40美分一打？他宣告，政府在适当的时候应有权对从事州际贸易的公司实施许可控制，以防在生产和销售中产生“昧着良心”的利润。但这项工作要留给未来的某个开明时代。此时此刻，战时食品控制法仍然有效。它的反囤积条款应得到扩充，直到囊括所有的生活必需品。作为某种示范工程，威尔逊总统要求国会严厉惩罚哥伦比亚特区的囤积者和暴发户，因为在那里，国会的“立法权是没有限制的”。

如果对通胀症结有更好的诊断，那么威尔逊会在从事借钱的部门（也就是财政部）和人为替财政部提供较低借款利率的美联储身上寻求解药。相反，威尔逊总统选择了司法部。为了羞辱那些索价高于政府认可的“公平”价格的商人，司法部部长帕尔默恢复了联邦食品价格管理的一支战时团队。为了曝光人民公敌隐匿的食物，他组织了几支联邦侦缉队。1919年8月16日，帕尔默的手下宣布在底特律市和纳什维尔市缉获了数百万枚鸡蛋，在俄亥俄州坎顿镇缉获了20万磅糖。此后，政府对嫌疑奸商食品仓库的搜查持续了数周，遭扣押的商品包括各种美食、腌肉、鲑鱼和猪耳。一旦受惩奸商同意在联邦政府官员监视下以“合理”价格出售这些物品，政府就会随时将这些物品归还给它们的主人。

帕尔默传记的作者斯坦利·科本（Stanley Coben）说，这位司法部部长非常清楚1919年和1920年早期的通货膨胀是世界性问题，而不光是美国的问题。1919—1920年，各国商品批发价格都上涨了，澳大利亚的涨幅为21.1%，英国的涨幅为20.4%，法国的涨幅为42.9%，日本的涨幅为9.7%。[4]帕尔默发话说：“我就是那种相信大部分高昂生活成本源于商人当中的害群之马充分利用其他一切条件牟利的人之一。如果我们能够抓几个炒作者并将其作为典型，同时广泛宣传这样的奸猾之徒逃不出惩罚的事实，未来这个国家发不义之财的取向就会减弱一些。”[5]

1919年，“战前”一词让人联想起那无力挽回的太平盛世，但也存在争议，尤其在货币事务方面。在美国，1873年至1896年长达一代人的物价下跌引发了一场政治运动：要求价值更低、数量更多的货币。他们大声疾呼，给我们银币吧！威廉·詹宁斯·布赖恩是一位来自内布拉斯加州的演说家，呼喊得最持久、最激昂。1896年，布赖恩以民主*党**人身份参加总统竞选，得票数最终屈居于支持金本位的共和*党**人威廉·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之后，排在第二。至此，货币问题在政治上得到了解决。1900年通过的《金本位法》确立了黄金单独（而不是黄金和白银共同）成为美国官方货币金属的地位，那次选举结果在联邦法典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然而，事实站在麦金莱一边。19世纪最后25年，物价下跌，但不是因为缺乏货币或信用。这两者的确都不缺。1860—1891年，商品批发价格下降了58%，而流通中的货币却增加了344%，纽约市票据清算上升了471%。当货币存量上升时，货币在人们手中的流动速度也变得更快。[6]

19世纪最后35年物价下跌的根源，确切地说是企业和发明的极度繁荣。技术进步极大地降低了生产成本。随着成本下降，物价开始下降，工资也跟着下降，尽管工资下降速度赶不上物价下降速度。1865—1900年，非农业雇员的平均实际工资增长了75%。[7]

然后，物价开始扭头向上。1896—1914年，商品零售价格以年均不下2%的速度增长。久而久之，21世纪的消费者习惯了生活成本节节攀升（或工资购买力步步下跌）。可在20世纪早期，人们并没形成这样的预期。对于某个年龄段的购物者来说，他们需要花一些时间来适应物价的上涨。

这是一种没有明显原因的通货膨胀。至少，一位21世纪的经济学家在不受驱使的情况下是不会去考虑这个原因的。联邦预算并不总有盈余，但赤字年份是例外（1865年后，分别为1894—1899年、1904—1905年、1908—1910年、1913—1915年和1917—1919年）。美国货币当局也没有粗糙地采取任何印刷钞票的奇思异想。事实上，直到1914年美联储开张之前，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机构（除了在1907年恐慌期间，美国财政部承担了一些中央银行的职责）。

在战前岁月里，黄金是美国的法定货币。人们会从口袋里掏出一枚20美元金币，砰的一声扣在柜台上。这枚钱币铿锵作响、震撼人心，因此就有了这个说法：“带响”（sound，双关语，也指稳健）的货币。更有可能的是，购物者会从自己的钱包里掏出一张纸币，因为纸币比金币更方便携带。这些纸币包括国民银行券、银券、国债债券，一旦美联储启动并开始运转，纸币还包括联邦储备券，更别提用于从银行账户提款的支票了。它们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纸币，但每一种纸币最终都可以根据持有者意愿兑换成黄金。金币本身占到1913年美国流通货币供应量的16%。

在金本位制度下，货币的价值不是来自政府烙下的印记，而是来自这种金属固有的价值。在法律上，1美元被定义为黄金的重量，即23.22格令纯金。因为每盎司折合480格令，所以每盎司黄金的美元就用480除以23.22，即20.67美元来表示。在全世界（也就是“文明”世界），随着有钱人喜爱彰显身价，黄金也是最优秀的货币。没有哪个国家的黄金比另一个国家的黄金更好。没有哪个国家的货币享有比另一个国家的货币更大的特权。

货币流向有利于它的地方。如果美国的利率比欧洲的更有吸引力，法国的黄金就会被运往纽约。在那里，人们将这种金属转换成美元，并投资于债券或商业票据。资金涌入会将美国的利率压低至欧洲的水平。随着运送黄金激励的消失，流向纽约的黄金就会停止。

不然，如果美国的利率降至全球利润水平以下，海外各国的美元持有者就会把这些美国纸钞兑换成黄金，并将金币、金条和金锭运回自己的国家。这种黄金外流会提高美国的利率，而利率会一直涨到黄金外流停止的那一刻。

大量黄金涌入往往会导致通货膨胀，它扩大了货币供应。黄金外流往往会导致通货紧缩，它收缩了货币供应。自然趋势就是如此。实物黄金的涌入如果碰到需求增加，可能就不会带来通胀效应。实物黄金的流出也是如此。仅仅靠货币数量本身并不能自动决定什么。

在极端情况下，即使没有蓄意的政治管理，黄金的获得和流失也会发生逆转。当一国物价居高不下时，黄金就将停止进入该国。或者，当一国物价低得诱人时，黄金就将停止逃离该国。

因此，贸易和收支方面的“失衡”不会持续太久。如果消费多于生产，那么一个国家最终会出现黄金短缺。正如一位当代经济学家对金本位制的“同步机制”所描述的那样，由此造成的对货币和信贷的压力“将有助于降低物价水平和扩大出口贸易”。[8]该体系几乎得到了发达经济体的普遍认可，引用20世纪货币历史学家阿瑟·I .布卢姆菲尔德（Arthur I. Bloomfield）的话说：“一旦采用金本位制，只有极少数国家会被迫放弃它，黄金货币贬值的现象是极其罕见的。”[9]

在利率设定和货币流动方面，中央银行扮演了一个配角。它们很少雇用经济学家，也很少参与“宏观经济管理”。为了吸引或排斥黄金，它们调整了受自己控制的利率。或者，就如法国的情况一样，法国调整了准备用于兑换纸币的金币大小和质量。其主要工作是以合法兑换率将黄金兑成纸币，反之亦然。在危机时期，中央银行高息*款贷**给有偿付能力的银行，只接受优良的抵押品。除了极少数例外，“救助”是闻所未闻的。在伦敦，1866年欧沃伦格尼银行（Overend Gurney）和1890年巴林兄弟银行（Baring Brothers）的倒闭，促使英格兰银行伸出了援手，但不是从纳税人那里掏钱（尽管该银行是一家准公共机构，但它归投资者所有）。“名人中央银行行长”出现的日子仍然要等到未来。

在1918年停战协定签订4年之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满怀眷恋地回顾了那次枪击事件[10]开始前的货币安排。他在《曼彻斯特卫报》上写道：“要是能重新实行金本位就好了，我们都认为，这种改革将促进贸易和生产，还将刺激国际信用，并鼓励资本向最能得到有效利用的领域转移。最大的不确定性因素之一将会受到抑制。”[11]

显然，金本位制并不比人类的任何其他发明更完美，但它难道不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缺陷最少的货币体系吗？耶鲁大学声名显赫的政治经济学教授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不准备承认这一点。他毫不怀疑，人的智慧（比如他的智慧）能够策划出更优越的制度。

费雪是个极少疑虑且精力充沛的人。他提倡公共卫生（凭着自身结核病幸存者的权威）、禁酒、普通股、优生学、素食养生、印度冥想以及政府的经济管理。一家开明的中央银行可以通过控制货币存量来抵消景气-萧条波动，他差不多就是这么建议的。

费雪拒绝了布赖恩主义者[12]争取银美元的运动，但他并不否认货币数量是决定物价和工资的最重要因素。他也不像同时代的其他人那样，对信贷和商业的周期抱持*命论宿**。

费雪表示，稳定才是关键。物价水平应该不涨也不跌，维持不变就好了。对债务人和债权人的不偏不倚要求能够做到这一点。开明的中央银行行长应该实现这一目标。费雪在1906年宣称，自由放任的时代已经结束了。[13]

这可不光是某位大学教授在构建理论。英国的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和法国的莱昂·瓦尔拉斯（Leon Walras）等著名经济学家都盛赞费雪是个天才。在更晚的时代，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还对他不吝颂词。我们从费雪那炯炯有神的目光中就绝对可以看出，他是个特别聪明的人。

费雪可以接受美元价值相对黄金稳定这个自明之理，必然如此，因为美元的定义就是黄金的重量。但这种数学等式并不能提供真正的稳定性。相对于黄金，商品价格显然并不稳定。物价在19世纪最后25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下滑，在进入20世纪后的那段时间才开始上行。不断下跌的物价是对债权人的慷慨，而不断上涨的物价给债务人带去了好处。

费雪提出，如果美元的黄金重量能够定期调整，以反映收银台上黄金购买力的变化，那该有多好。他敦促将金币从流通中退出——它们不过是些“名目”（token，符号）而已。他认为，让经济技术官僚精心筹划以确保持续调整，可以保持恒定不变的购买力。费雪写道：“我们现在拥有的是重量不变、购买力变化的金美元，可我们需要的是购买力不变、重量变化的美元。”我们没有必要依赖黄金的非人格化流动反复平衡国民经济。经济学家完全可以做得更好。[14]

1913年，在美国经济协会第25届年会上，费雪的这个想法受到了与会者的尊重与聆听。他期待着在1914年召开的以“高昂生活成本”为议题的国际会议上，再次说服同行彻底改变观点。恰好战争爆发，会议也取消了。生活成本以1913年学术圆桌会议与会者几乎意想不到的方式急剧地上涨。

费雪的注意力过于集中在20世纪初的温和通胀（以及之前19世纪后期的温和通缩），这似乎使他本人忽视了黄金购买力那相当显著的长期稳定性。费雪去世后很久才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1盎司黄金可以在1930年购买到接近于1650年的同样一篮子商品。[15]费雪对此显然会张口结舌，他常常说地毯本位（或者鸡蛋本位）可以运转得和金本位一样好。

当然，即使是费雪，也无法想象一个本质上不是以黄金为基础的货币体系。黄金是自然界本身的货币材料：稀缺、匀质、可延展、耐用、坚不可摧，而且外表美观。看着它，无论谁都能明白那就是钱。至于金本位，这种货币制度将共同采用金本位制的各个国家的收入和成本结构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随着这种货币制度变得盛行，贸易和资本的无摩擦跨国界流动也开始蓬勃发展。

1913年，这位经济学家就他的货币改良计划向经济学家同人承认：“的确，关于尽早采用对美元标准化的任何计划的可能性，我不抱什么幻想。这可能需要几个世纪的时间，但我希望当前这一代经济学家无论怎样都要彻底弄清这个问题，打好基础。”[16]实际上，要彻底改革世界货币和银行机构，费雪需要等的不是几个世纪，而仅仅是几年。战争对国际金本位的处置是如此干净利落，就像它对沙皇俄国所干的那样。

但在洪水来袭之前，一切都井井有条。英国金融记者哈特利·威瑟斯（Hartley Withers）选择用“完美”这个词来描述伦敦金融城在金本位制和私人信贷管理下的金融运行模式。自1878年格拉斯哥市银行倒闭以来，还没有一家英国大银行倒闭，他还预测，也没有哪一家银行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倒闭。威瑟斯在1909年宣称：“好的银行业不是由好的法律带来的，而是由好的银行家带来的。”系统实际上是自我管理的。[17]该系统实际上有办法自我管理。

威瑟斯接着说，美国有足够多的法律，包括这个看似无懈可击的规定：国家特许存款机构必须留出最低限度的现金，以预防可能发生的挤兑。然而，在1907年恐慌中，机构仍然发生了令人窒息的存款挤兑。也许美国缺少优秀的银行家。

银行家无论好坏，无论平庸与否，都是各种承诺中的交易者。银行家接受（自己许下承诺兑付的）存款，并用这些存款*款贷**或购买（债务人许下承诺赎回的）债券。在银行资产负债表上，存款过去是负债，现在也是。*款贷**和有价证券是资产。

流动资产是指可以立刻转化为现金的资产，或者更好的说法是，能够自我转化为现金的资产。一笔商业*款贷**（比如一笔以在途的制成品为担保的90天信贷）本质上是具有流动性的（易变为现金）。固定资产抵押*款贷**（比如以农场、房屋或仓库为抵押的5年期*款贷**）本质上是缺乏流动性的（不易变为现金）。优质的商业*款贷**确实是“自我清算”的，因为如果担保品适销对路，并且能迅速转化为现款，那么多半会有人前来买下这些东西，从而提供清偿借贷的现金。而固定资产抵押*款贷**则无法提供这样的现金来源。有人很可能（或最终）会出价买下这座仓库，但我们不能假设*款贷**一到期就随时达成交易。

银行家为什么这么看重流动性呢？因为存款人可能会要求取回他们的钱。银行家接受资金委托，挪给自己使用。银行家拿这些钱去投资，或者借给别人。因此，银行家过去是一种诡术师（juggler），现在也是。为了满足储户，银行家必须保持流动性（尤其是在1933年《联邦存款保险法案》颁布之前）。但银行家要想赚钱，除了把存款人的金钱堆积在保险库里，还必须对储户的钱做点什么。美国人和他们的英国同胞一样，都知道银行的基本原理，然而大约每隔10年，美国金融体系就会陷入恐慌。

也许问题就在于美国银行的数量和种类。美国银行包括国家特许银行、州特许银行、储蓄银行和信托公司，截至1909年4月28日，共有22 491家。[18]不同类型的存款机构接受不同的监管。国家特许银行由联邦政府监管，州特许银行由各州监管。国家特许银行发行自己的美元钞票，一美元钞票由一美元美国国债做支撑（税法规定这样的州特许银行赚不到钱）。一家国家特许银行发行的钞票与另一家的十分相似，但每一张都有发行机构的印章。一位纽约人可能会携带印有“第一国民银行”、“国民城市银行”（花旗银行）或“国民商业银行”字样的普通绿色美钞。批评者指责这些安排“缺乏弹性”——货币数量与可依托的美国国债的数量挂钩。国会倾向于平衡预算，故财政部发行的债券少得可怜。假如货币需求增加（就好比在秋收季节或金融恐慌期间那样），这样的需求就会碰到缺少变化的供给。

当时，改革者对美国金融业的控诉仍在继续，银行和银行资产集中在大城市，尤其是纽约。在1912年美国总统竞选活动中，威尔逊宣称有个“货币托拉斯”统治着华尔街，也就是有十来个任性妄为的有权势者，盘踞在这个垄断结构的顶端。弗吉尼亚州民主*党**众议员卡特·格拉斯（Carter Glass）表示赞同，他制订了特别的计划，要给美国银行和货币来个“彻底翻修”。为应对金融恐慌或信用紧缩而储备的美元，很可能会在华尔街寻找刺激，而不是安睡于保险库中，或从事为国家贸易或农业融资的诚实工作。

1913年10月，这位弗吉尼亚人在纽约怒斥他的批评者：“根据现行法律，我们允许银行按照金字塔的形状在信用之上扩张信用，并将这些信用称为储备。这是用词不当，这些钱不是储备。当金融恐慌来临时，乡村银行一旦想要索回自己的钱，以便偿还债权人，就会发现这些钱全都被拿去股市赌博了。付款暂停，整个系统在压力下崩溃，从而引起广泛的紊乱，带来几乎不可想象的损害。这项法案的公开目的就是要消除这一弊端，从人满为患的货币中心取走乡下的储备金，并使这些钱在其乡村银行所属的各个地区随时满足商业用途。”[19]

“这项法案”指的就是《联邦储备法案》。其开篇序言即阐明，这是“一项旨在建立联邦储备银行、提供弹性货币、提供再贴现商业票据手段、为美国的银行业建立更有效的监管以及其他目的”的法案。该法案创始者，即好的民主*党**人，希望自己的创造物有明确的政治地位。它不会行使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和更早以前的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对各自中央银行（两家的名称都是“美国银行”）所谴责过的那种对宪法构成威胁的中央集权。[20]因此，首先，美联储将是分权式的。美联储制定利率的权力将分散在12家地区储备银行中，而不是华盛顿的联邦储备委员会强加的。

1913年12月23日，威尔逊总统将自己的名字签署在了一项温和（以21世纪标准来衡量，则近乎保守）的法案上。他用了一支金笔，因为改革者们坚信美元仍将和黄金一样坚挺。尽管美联储是在摧毁了威瑟斯完美金融世界的战争前夕诞生的，但它还是带有经典金本位制的思想印记。

我们应注意这个新创造物和什么无关。各家储备银行最初的职责没有包括稳定物价水平、促进充分就业、消除商业周期、购买美国国债或替经济增长添加动力。

人们也不指望美联储会创造信贷。黄金是货币，信用是支付货币的承诺。信用的主要来源是商业交易。交易一方会对另一方说：“我将在90天内付款给你。”双方把意图记录在一份法律证书，也就是一张商业票据上。一家银行可以凭这张票据*款贷**。“贴现”以往是（现在仍然是）用来描述这种授信的专门术语。也就是说，银行对每1美元预付不到100美分。票面价值的折扣率表示其所承担的利息率。

商业银行会为客户贴现票据。同样，美联储会为客户“再贴现”票据，这些客户就是国家特许银行，它们别无选择，只能加入这个体系。美联储［当时还没有人称其为Fed（联邦储备体系的非正式称呼）］会向那些希望将其稳健的、可迅速变现的*款贷**转换为现金的银行放贷。

因此，当反对者抨击美联储酝酿中的新货币联邦储备券是“菲亚特”（fiat，不可兑现法定货币）时，美联储的立法设计师们怒不可遏。他们反驳道：“绝对不是。”它和黄金一样好，因为它可以转换成黄金。甚至，它要优于黄金，因为除了贵金属之外，它还由一流的银行资产和国家特许商业银行的信用充当“压舱石”：除了金腰带以外，还有两条吊裤带。

美联储不会对市场发号施令，而是对市场起引领作用。美联储将通过再贴现技术被动操作，而不是通过主动买入或卖出证券来扩大或收缩通过交易渠道循环流动的资金（这种方法被称为“公开市场操作”，在目前得到了广泛使用）。美联储将满足社会的需求，而非决定这些需求的内容应该是什么。

这一项法案很能取悦银行家。它放宽了以往对房地产*款贷**的禁令，降低了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根据美国内战时期的《国民银行法》，从1美元中必须拿出25美分出来闲置，这是一项与花旗银行这样的大银行有关的法律；现在只需从1美元中拿出18美分就可以了。总之，花旗银行喜欢货币改革的模样。另一项受到花旗银行欢迎的创新就是允许它开设国外分支机构。威尔逊政府本打算剪断华尔街巨头的翅膀，结果却让它们展翅飞得更高了。[21]

《联邦储备法案》的通过在政治上已成定局，1913年12月13日，纽约共和*党**人伊莱休·鲁特（Elihu Root）在参议院站出来谴责这项法案。针对民主*党**人关于美国将成为接受“弹性”货币幸运儿的这个说法，鲁特进行了反驳：倒不如说美国得到了“扩张性”货币——只增长不收缩。随着多余美钞数量的增加，通货膨胀的进程将会长久地延续下去。他表示：“随着美国政府永不枯竭的蓄水池释放出了低息货币，销售增加了，生意扩大了，更多新企业开张了，乐观的情绪在整个社会弥漫。银行家不能免受影响，他们都是人；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成员也不能免受影响，他们也都是人。全世界的乐观情绪日益高涨。人人都在赚钱。人人都在变富。”——直到繁荣破灭、让位给萧条为止。

“先生，这不是无凭无据的空想，”鲁特继续说，“这就是自世界商业开始以来每一次通货膨胀运动的历史，也是美国许多时期的历史。在1837年、1857年、1873年、1893年和1907年恐慌之前，它们在不同程度上都是这样的。为了描述这一普遍进程之后崩溃的原因，经济运行研究者发展的准确理论表述就是，当信用超出了这个国家的合理需求时，通货会遭到怀疑，而黄金会离开这个国家。”

1913年12月24日版的《纽约时报》对美国《联邦储备法案》签署的补充新闻报道，是来自联合雪茄商店公司的贺词。新立法是赠予美国的圣诞礼物。事实上，它将与《独立宣言》一起在美国书面文件的“万神殿”中占据一席之地。美国终于摆脱了恐慌。[22]

[1] U.S. Department of Labor, Annual Report of the Secretary of Labor(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19).

[2] Stanley Coben, A. Mitchell Palmer: Politicia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3), 160.

[3] Marc Levinson, “Why Woodrow Wilson Wooed Shoppers and Snubbed Business,” Bloomberg View, September 26, 2012.

[4]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Joint Commission of Agricultural Inquiry, “The Agricultural Crisis and Its Causes” (Washington, 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21), 58.

[5] Coben, A. Mitchell Palmer, 163.

[6] S. Mclean Hardy, “The Quantity of Money and Prices, 1860–1891,”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3, no. 2 (March 1895), 155–57.

[7]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lonial Times to 1970(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1975), 165.

[8] Eleanor Lansing Dulles, The French Franc 1914–1928: The Facts and Their Interpretation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9), 123.

[9] Arthur I. Bloomfield, Monetary Policy under the International Gold Standard, 1880–1914 (New York: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1959), 9.

[10] 那次枪击事件是指发生于1914年6月28日的萨拉热窝枪击事件，奥匈帝国皇位继承人斐迪南大公夫妇被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枪杀，这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译者注

[11] Commercial Manchester Guardian Reconstruction Supplement, April 20, 1922, quoted in Lewis Lehrman, The True Gold Standard: A Monetary Reform Plan without Official Reserve Currencies (United States, Lehrman Institute, 2012).

[12] 布赖恩主义者是20世纪末美国政治家威廉·詹宁斯·布赖恩的拥护者以及民主*党**民粹主义派别中的主导力量。——译者注

[13] Sylvia Nasar, Grand Pursuit: The Story of Economic Geniu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11), 53ff.

[14] Irving Fisher, Stabilizing the Dollar: A Plan to Stabilize the General Price Level without Fixing Individual Prices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5), xxvii.

[15] Roy W. Jastram, The Golden Constant: The English and American Experience: 1560–2007 (Northampton: John Wiley & Sons, 1977).

[16] Irving Fisher, “Standardizing the Dollar—Discuss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II, no. 1, Supplement (March 1912), 46.

[17] Hartley Withers, The Meaning of Money (London: Smith, Elder & Co.,1909), 79.

[18] U.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1909 Annual report of the Office of the Comptroller of the Currency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10), 30.

[19] Carter Glass, “The Opposition to the Federal Reserve Bank Bill,” Proceedings of the Academy of Political Science in the City of New York , vol. 4, no. 1 (October 1913), 18.

[20] 美国国会于1791年、1816年特许两家国家银行（美国第一银行、美国第二银行）经营，它们扮演的都是中央银行角色，期限都是20年，因遭到激烈反对，其营业授权都未能得到延长。自1836年开始将近77年的时间，美国没有中央银行。——译者注

[21] James Grant, Money of the Mind: Borrowing and Lending in America from the Civil War to Michael Milken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92), 142.

[22] Ibid., 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