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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4日，“对话荷兰著名汉学家柯雷暨南京评论创刊十周年”在南京举行，柯雷是欧洲最为著名的汉学家、翻译家，20世纪80年代在北京留学，有着关于中国现当代诗歌最全面资料的收藏，柯雷说，在欧洲流行的中国现当代诗歌，“中华性”都较为强烈。他对中国的感情来自他从1986年来到中国开始，从那时开始，就不由自主地爱上了这个国家……
荷兰汉学家柯雷
柯雷，著名汉学家、翻译家，莱顿大学中国语言和文学博士。
柯雷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文学、文化和语言方面的研究，并致力于翻译工作，他尤其钟情于中国当代诗歌，分别用英语、汉语、荷兰语著述和翻译，文章和著作甚多，已出版专著《精神、混乱和金钱时代的中国诗歌》、《语言碎片：当代中国诗歌和多多》等，早在1988年与马高明合作翻译出版《荷兰现代诗选》，已在荷兰翻译出版北岛、多多等人的诗集。
柯雷作品《精神与金钱时代的中国诗歌从1980年代到21世纪初》
这本《精神与金钱时代的中国诗歌——从1980年代到21世纪初》以中国当代诗歌为研究对象，深入考察早期朦胧诗之后的先锋诗歌。作者从文本（诗歌作品）、语境（诗歌的历史、文化、社会环境）和元文本（关于诗歌的各种话语）三个方面切入，既关注审美问题，也关注文化问题；既涉及诗人身份等社会学问题，也探讨各种个案，如个别诗人研究（如韩东、海子、西川、于坚、孙文波、尹丽川、沈浩波、颜峻）及文学史上的重要现象；既是文学史，也是文学批评。本书体现了一个“局外人”对中国当代诗坛多方面的深入而独到的观察、理解，
1986年，柯雷作为一名留学生，首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在北京大学学习中文。此后，他多次赴华参观或讲学，亲眼目睹了中国的沧桑巨变。
30年前初到北京的柯雷，对许多事情都是第一次经历。例如，在荷兰习惯了独享私人空间的柯雷，不得不与其他人同居一室。宿舍各种设施比西方逊色不少，电话也是一栋楼的学生共用一部。柯雷微笑着回忆说：“其实外国留学生的宿舍比中国学生的好多了。我去过中国朋友家，他们的住房条件更差，厨房简直转不开身。要说物质条件，中国现在比当时强得太多了。”
柯雷认为，比硬件条件改善更大的是软环境的改变。柯雷说，上世纪80年代的北大，不太鼓励外国留学生和中国学生交流或与中国学生同住一个宿舍，更不允许留学生到校外找宿舍。“现在完全不同了，中外学生交流非常自由，留学生在校外找宿舍的也很多，”柯雷说。
柯雷在中国人民大学
柯雷现在每年都要去中国，也经常到中国朋友家做客，有时为了感兴趣的学术问题还会彻夜长谈。他说：“作为外国人，现在到中国感觉很轻松。这和以前不可同日而语。”
柯雷认为，现在中国的学术氛围比以前更开放、更健康。他说：“在学术观点上差不多什么都能说。在因特网上也能感到很自由的辩论氛围。”他回忆起1986年在北大中文系旁听课程时，他在课上举手向老师提出不同意见，还站起来与老师争论，结果被视为严重的“课堂事件”。时隔30年，中国的情况已有很大改观。这几年我在中国大学讲学时，课堂上经常有激烈辩论的场面。
作为一名人文学者，柯雷对30年来中国人心理层面的变化很感兴趣。他认为，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社会在道德伦理方面发生了深刻改变，这些变化很难用好或不好来形容，代沟问题就是典型例子。他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初，两代人之间的代沟，远不如八九十年代的两代人之间那么深。现在中国的年轻留学生，价值观和父母之间有很大差别，在尽孝的方式上也和以前大不一样。这也反映出社会的多元化。”
柯雷对30年来变化感受颇深的还有海外“中国热”的兴起。柯雷说，他刚到中国时，北大对外汉语教育中心还只有400多名留学生……
柯雷说，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及对外交流的扩大，在荷兰公众心目中，中国的形象也在悄然改变。过去在荷兰，人们一提起中国就感到遥远和神秘，不少学生是因为向往“异国情调”而考入汉学院的。如今，中国已不再那么神秘，甚至在莱顿的超市买菜时也能听见有人说汉语，而中国经济的崛起已是一个世界话题。
尽管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中国，但柯雷感到，荷兰社会对中国的了解仍然比较少。柯雷说：“现在不少荷兰公司找我们咨询中国的情况，荷兰媒体也经常向我们了解中国的情况。在加强荷中相互了解方面，有很多工作可以做。我希望更多的荷兰人关注中国，希望我的学生越来越多。”
（文中资料综合新华日报、新华社、凤凰文化、南开新闻网等，文中观点仅代表个人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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