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承接汉末以来的政治动荡、频繁战乱，那时的文人们也将《古诗十九首》中那些对人生福祸无常、颠沛流离的忧虑，对生不得志、岁不足圆的苦闷以及对于人生苦短的无可奈何也一并承袭了过来，在文学创作中予以体验。不过，魏晋文人的文学自觉走得更加深远，对于荒烟蔓草的人生现状，他们苦闷之余也在积极寻求着解脱的方式，无论是建安文人直面人生的勇气，还是谈玄论道，在山林间做有意的躲避，抑或是真的放下名利之求，归隐于田园，魏晋时期的文学表现，都可视作为《古诗十九首》开启的文学河流扩宽了河道，《古诗十九首》开出的思想花朵，在魏晋文学中结下硕果，为这一季的往来做了圆满。
广陵散
若将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演变历史比作一条河，《古诗十九首》的存在应该就像一条弯道的起始，《诗经》犹如一座雪山，古代诗歌的千江万流皆出于此；《楚辞》以浪漫的情怀引人关注内心；文哲各半的诸子百言以教化的方式构建着世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而《左传》《国语》和《战国策》等散文的原意在于记史；汉大赋恢弘壮丽的浪漫格调与大汉帝国气势磅礴的国祚面貌相得益彰。在《古诗十九首》之前，还没有哪一种文学作品对生命意义的批判思考和率真表达达到如此深沉的地步。
东汉末年的文人正处于由追求波澜浩瀚的浪漫情怀向关注生活哀思、生命自觉转变的十字路口，《古诗十九首》的作者们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群体，他们深受学而优则仕的社会风气的影响，但却在汉末皇权虚弱、政治黑暗、门阀割据以及经济崩溃的凶险社会与逐渐坍塌的儒学诗教中，不可避免地饱受人生打击和精神抑郁，在诗文中生长出社会失意的愤懑和人生别离之恨、思乡之苦的生命体验。不过，《古诗十九首》中对人生价值的重新思考，更多像是抛下“人生何所寄”的一连串疑问，他们没有给出明确的解答，而到了以此为契入和演变的魏晋南北朝文学自觉中才得到释解之途。
相同的社会面貌，相似的人生命运，魏晋南北朝的文人也经历着《古诗十九首》中的心忧情虑和文学自觉，但无可争议的是，魏晋时期的文人走得要比《古诗十九首》要长，他们为这种心塞的情绪摸索了各种各样的释怀的办法，也由此而形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流派纷呈、丰富多彩的文学面貌。
竹林七贤
人生苦短 不如勤勉功业
早在《庄子·秋水》篇中，便有对于生命短暂的忧虑：“吾在天地之间，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见小，又奚以自多？”短暂的生命原本就是一出悲剧，而当适逢乱世，生命更显脆弱，忧生之叹更为凝重。在《古诗十九首》中，处处可闻这种“人生如寄”的悲哀：“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送，贤圣莫能度。”……汉末乱世激发了文人对于人生苦短的哀叹，而对生命脆弱的悲哀和焦虑又像打开了一道门，深层影响着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走向和品格。
魏晋文学以三曹和建安七子作为开幕，在曹操的《短歌行》中即见这样的吟唱：“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但在建安文学中，这样的吟唱更多是作为构建“建安风骨”的一道食材，建安诗歌所特有的梗概多气、慷慨悲凉的风貌像一道衬板，衬托着建安文人开阔博大的胸襟、追求理想的远大抱负、积极通脱的人生态度，而他们对于人生短暂的苦忧的解决之道则是勤勉功业，《短歌行》中“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希望和《步出东门行》中“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雄心壮志，所抒即是如此心境。
不过这种精神亢奋的情绪却仅现于魏晋文学初起时的建安文学中，甚至三曹与七子也不尽是如此的精神面貌，曹丕与曹植的文学生涯都呈现着前后从慷慨到悲凉的转变。而建安之后，正始文人或*情迷**于服药、游仙、纵酒以躲避现实，或在玄学之中寻找永久的精神世界，东晋文人*情纵**山水田园，南朝永明体和宫体诗则将大部分的心思都转向词韵声律和女性审美的追求，建安文人这种直面人生、勤勉功业的高歌，很快就消散在魏晋南北朝的乱世烟尘中。
放任狂诞：作为一种人格姿态
在魏晋南北朝文学史中，“竹林七贤”与“建安七子”遥相对应，不过这已处于另一个时代，政治形势已远不如建安时代蒸蒸日上，在司马氏和曹氏之间的权力斗争中，正始时期的文人们不但无法施展才华，而且时时担忧生命，他们内心的动荡与《古诗十九首》的作者们似有几分相似，阮籍“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的行为也只是那个时代文人心情的缩影。
而他们排遣心中苦闷的方法，即是遁入竹林，寄情于老庄哲学，用清谈、饮酒和佯狂的方式与这个世界划清界限，用放任狂诞的人格姿态逃避着社会和命运的不及。
在人格审美方面追求放任狂诞，并非始于嵇康和阮籍，早在汉魏之际即已出现并成为一种时尚。建安时期的曹操对通脱豪放、自然任性的推崇与追求，就已有了放任狂诞的初印象，而到了正始时期，司马氏的*行暴**统治使得个体与群体、自然与名教之间的矛盾冲突更加激烈，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竹林七贤”，便从道家世界中取来“自然”这一批判的*器武**，“以庄周为师”，从老庄哲学中，找到了借助放任狂诞的方式而生存的路途。
嵇康曾在《难自然好学论》中毫不避讳地阐述对于恣意狂欢的愿望：“六经以抑引为主，人性以纵欲为欢，抑引则违其愿，纵欲则得自然。”而阮籍《咏怀诗》在嘲讽、批判迂腐、伪善的儒生方面酣畅淋漓：“服有常色，貌有常则，言有常度，行有常式，立则磬折，拱若抱鼓，动静有节趋步商羽，进退周旋，咸有规矩，心若怀冰，战战栗栗，束身修行，日慎一日。”阮籍看不起虚伪的儒士，也用自己放浪形骸的行为来表明与之对立的精神世界。
《世说新语·任诞》篇是记写了阮籍狂放行为最集中的：阮籍遭遇母丧，仍然大肆饮酒食肉，当时一位礼法之士看不下去便参他：“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丧显于公坐饮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风教。”嵇康被杀之后，阮籍迫于政治压力而出仕，而他听说步兵校尉职位空缺，就要求去任职，原因是那里“厨中有贮酒数百斛”；阮籍一次送*嫂嫂**回娘家去，触犯了当时叔嫂之间不通问的规矩，受人讥笑之后，他回答道：“礼岂为我辈设也。”而后更与王戎经常去邻家美妇那里饮酒，醉了就睡在女主人旁边；邻居有一个女子颇具才色，可惜尚未出嫁便不幸去世，与她无亲亦不相识的阮籍却径直前去，“望哭，尽哀而去”……
比起阮籍，嵇康的专心自任则表现得更加率真和狂傲。同样是《世说新语》记载：钟会造访嵇康，嵇康不加理睬，继续在家门口的大树下“锻铁”，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钟会觉得无趣，于是悻悻地离开，嵇康在这个时候终于说话，他问钟会：“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回答：“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嵇康的傲世之为招来钟会的记恨，钟会陷害嵇康时，为他安上的一个罪名就是“言论放荡，非毁典谟”。
在嵇康与阮籍之外，刘伶也是一个极其狂放不羁的人，而他的行为武装是酒，《世说新语·任诞》同样有他的记载：刘伶的妻子劝他少喝酒，他则吟诗：“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从此纵迷于酒肉，“杜康造酒刘伶醉”的典故便是源出于此。
从司马昭欲以结亲拉拢阮籍，在看到他醉酒的“德性”之后的一句：“这个醉鬼，由他去吧！”中，不难看出魏晋文人那种率性而为、近乎荒诞的行为，不单只是他们不拘于俗的人格理想之为，也是身处政治高压之下的一种反抗形式，具有浓重的社会性色彩，远非后来贵家子弟空有其表而无其里、单为放浪而放浪的行为所能比拟。
孟嘉落帽
在玄学构建永久的精神世界
玄学是盛行于魏晋时期的哲学思想，主源起于春秋战国时代的老庄道学。老庄讲究道生万物，把世界上每一个物体的存在当做是自然而为的发生，不由别的事物决定而产生，而宇宙在流动不居之中，世间万物也随之而不断自然变化。这样的“道论”用在社会生活中的效应即是政治统治中的任何一种典制与道德都只能适用一时，而不可能适用永久，它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否则就成为了桎梏。玄学反对的便是现实生活中的典制和道德，它以无为的思想反对政治对个人生活的强迫，反对儒家道德观念和规章制度对人个性发展的抑制，崇尚人的天质自然。
如此，便为生活在分崩离析的政治环境下郁郁不得志的文人，提供了一个思想世界的避难所，构建起他们“厌世不厌生”的人生观。魏晋文人们对当时的世俗之事包括政治局面、社会现象以及两汉以来的传统经学感到厌倦，不再愿意“指点江山”，也不再愿意“为时著文，为事作诗”，然而他们也没有因为厌世而出世，只是通过避开世事纷扰而寻求自然生活的乐趣。这样的心态下诞生了“魏晋风度”，至于如何风度，回到玄学的新道家思想上来看，或许能一窥究竟。
新道家一致同意的思想是人活着应当任从他自己的理性或冲动，不应当遵从当时的风俗和道德，用魏晋时代常用的话来说，就是应当任“自然”，不应当循“名教”。但其中仍有主理派与主情派的区别，前者强调遵从理性而生，后者强调任从冲动而生。
主理派的代表人物是向秀和郭象，他们主张社会典制与道德应与自然相统一，即要求个性自由不超越和破坏社会规范。而主情派的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和“弃彼任我”的理论主张，则以更放任、更洒脱的特点成为魏晋时期“风流”的精神代表，竹林七贤的玄学精神寄藏便更倾向于主情派。
冯友兰用魏晋玄学的风流之意，来揣摩英文romantic或romanticism的内在含义，刘大杰也曾经说道：“这种特征，与其说是自然主义，不如说是浪漫主义。……用随性自由的态度，发展自己的研究，寻找自己的归宿，建设新的思想系统。因为这样，经学、玄学、文艺及宗教都得到自由的发展，比起前代那种死气沉沉的空气来，魏晋是呈现着活泼清新的现象的。”
在后世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所记录的魏晋事情文人轶事中，随处可见玄学思潮在魏晋文人们言行举止上的直接反映，无论是《任诞》篇中阮籍的八件狂放之为，抑或是《简傲》篇中嵇康的愤世嫉俗，这种自如潇洒、风流不拘的魏晋风度正是玄学在生活中的直接反映。
寄情山水与田园诗
以山水之幽和田园之静来释放内心对于人生苦短和命运不济的苦闷，这在先秦两汉时的文人身上并不多见，但在魏晋南北朝，它则是贯穿于每一种文学流派风情的必不可缺，就连满怀功业抱负的曹操也以“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这样气势磅礴、格调雄放的山水景观，来借喻自己的心怀。
可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毕竟不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的主调，但这并不妨碍文人从山水之幽来抚慰心伤，魏晋文人崇尚庄子“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和“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的洒脱，试图通过笑傲山林、与道逍遥，放浪形骸与山水，在自然山水之中优游之时，精神上暂时离弃了世俗的羁绊和喧嚣的拘束，进入自由自在的生命境界，而这种自由自在的生命境界，正是他们所追求的。
因此，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魏晋文人“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他们与自然在亲和之中获得美感与心情上的适意，在此过程中，平野林皋，寒泉幽壑，乃至一山一石、一草一木，也似都幻化成为一个个蕴含着无限生机的存在成为文人们生命体验的一部分，甚至是其人格风范的一种象征。
谢灵运的山水诗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这位东晋的名门望族子弟，在改朝换代之后被权臣排挤出京，任永嘉郡太守一年便选择隐居，他的山水诗多是在此之后而作。“将穷江海迹，永绝赏心晤”“岩下云方合，花上露犹泫”“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在谢灵运的山水诗中，幽清、静雅的自然景观是他着重墨而体现的，想必他也渴望能在这些淡雅悠然的生活中来平复世俗风尘带来的乱糟糟的心情。
魏晋的文人任性，他们是决然做不到范仲淹“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但在山水江湖之中，也常有无法释怀的生命感伤，金谷之聚有“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的望而不得，兰亭雅集也有“修短随化，终期于尽”的沉重顿悟，这样的心理焦虑，只能寄望于陶渊明归隐田园的方式来化解，几经入仕归隐之后的陶渊明，最终选择躬耕南山寄身田园，身无行劳之役，心无生命苦短之忧，这是真正地将心灵的自然与山水田园完全统一，生出另一种“美境”来，而于此间，《古诗十九首》遗留“人生何所寄”的疑问，可谓有了最好的解答。
魏晋南北朝承接汉末以来的政治动荡、频繁战乱，那时的文人们也将《古诗十九首》中那些对人生福祸无常、颠沛流离的忧虑，对生不得志、岁不足圆的苦闷以及对人生苦短的无可奈何也一并承袭了过来，在文学创作中予以体验。不过，魏晋文人的文学自觉走得更加深远，对于荒烟蔓草的人生现状，他们苦闷之余也在积极寻求着解脱的方式，无论是建安文人直面人生的勇气，还是谈玄论道，在山林间做有意义的躲避，抑或者是真的放下名利之求，归隐于田园，魏晋时期的文学表现，都可视作为《古诗十九首》开启的文学河流扩宽了河道，《古诗十九首》开出的思想花朵，在魏晋文学中结下硕果，为这一季的往来做了圆满。
（文/赵闯成 来源/《成功》杂志 编辑/杨煜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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