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是中国的封建君主*制专**达到了顶峰的时期，中央集权制空前强大。皇帝至尊至大，是绝对的权威。他的一言一行，臣下只能照办和服从，没人敢于提出一个“不”字，特别是乾隆皇帝更是如此。可是他偏偏青睐、信任和珅，把其作为自己的得力助手，委以重任，握有实权。和珅在这种情况下，拉大旗做虎皮，专横跋扈，为所欲为。他为了长期保持高位，于是拉帮结伙，排斥异己，组建“和家班子”。
和珅一人当道，全家沾光，亲朋好友乃至个别管家、奴仆也都鸡犬升夫。其弟和琳曾做过驻藏大臣、四川总督，晋封公爵。其子丰绅殷德与和孝公主结婚，成为额驸、散秩大臣，他家还有多人也与皇室联姻，做了*官高**。此外，他家的亲戚、故旧，也有多人做了总督、巡抚、将军、知府等官，甚至连他家的管家、仆人也成了拥有家产达10万、20万两银子的富户。与此同时，和珅心里十分明白的一个道理是：必须“要得到当朝有势力的统治阶层的一致赞许，才能保得住这个崇高的位置”。因此，他一朝权在手，便把“帮”来拉。他四处拉拢亲信、同伙，组织私人班底，结成了一个庞大的关系网。在这个关系网中，他培植了一些骨干与亲信，其中主要有以下几人：
和琳（1753—1795年），字希斋，和珅的胞弟，也是官学生出身。他最初以满洲文生员补为吏部笔帖式，后来又调任工部笔帖式，并累迁郎中、巡漕御史等官。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五月，在和珅的活动下，乾隆帝派和琳随阿桂一起到浙江，查审该省所属仓库库存，并处理窦光鼐弹劾杭州织造盛住上年进京时，携带大批贵重财物，有贪污受贿之嫌的案件。盛住是乾隆帝的小舅子，因此案而罢官，调至京师审査。于是在和珅的帮助下，乾隆帝亲授和琳接任杭州织造一职。时隔一年，乾隆帝认为窦光鼐所奏不实，仍叫盛住复官，而和琳则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三月，迁升为河南道监察御史，并且仍然兼管巡视山东漕运与制造漕船诸事。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为了打击福康安，在和珅一手策划、指使下，和琳弹劾湖北按察使李天培私交湖北漕运粮船分带木料之事，引起乾隆帝的重视，特派大学士阿桂处理此案。经过多方审讯、查证，李天培之子李洵供出家人顾兴从湖北乘漕船给两广总督福康安夹带木植800件，给长芦盐政穆腾额夹带木植400件的事情。这批木料是福康安写信让原来的老部下李天培代购的，准备扩建京城的住宅时用。李天培为了节省运费而自行托漕船捎运北上。为此案李天培被革职，并发配边疆充军。福康安亦受到乾隆帝严厉申斥。为此，和琳受到乾隆帝表彰，赞赏他亢直敢言，不徇私情。由此连连升级，官运亨通，死后被晋封为一等宣勇公爵，陪享太庙，建立专门祠堂祭祀，得到了巨*荣大**誉。
和珅小施权术，就使和琳官运亨通，同时也给福康安当头一棒。可是后来和琳与福康安在共事中，却能彼此合作共事，同舟共济，相互配合，兄弟相称，一直和睦相处，这也许是和珅一打一拉的妙用吧！也有可能是和琳没有受到其兄的影响，再没有卷入和珅与福康安两人的矛盾，单独与福康安的私交密切所致。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正月，和琳被任命为吏科给事中。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二月，他又被擢升为内阁学士。同年十一月，又兼任工部左侍郎。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正月，又被任命为正蓝旗汉军副都统。同年二月，发生了廓尔喀兵进犯*藏西**事件，他与福康安一起被派往*藏西**，迎击廓尔喀军。和琳主要负责为清军准备粮草、差役等后勤工作。战争结束后，他曾充任驻藏大臣。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乾隆帝特颁发谕旨，表彰他处理藏务“已有端绪，仍宜趁此斟酌尽善，永远可遵”。在此期间，和琳还先后被任命为镶白旗汉军都统、工部尚书，并被授予云骑尉世职。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七月，和琳被任命为四川总督。乾隆六十年（1795年）二月，贵州、湖南两省爆发了以石柳邓、吴半生、石三保等人领导的苗民起义。
清廷派福康安率领清军前往*压镇**。当时和琳正在奉命返京的途中，当其行至邛州时，得知有一支起义军的队伍，已从松桃打到秀山境内，势焰凶猛。他便前往秀山救援，与清军张志林、马瑜等部合作，打败了起义军。乾隆帝为此赏他双眼花翎，并命令他就地“参赞军事”。后来他又与福康安合作，共同作战，接连攻下苗民起义军虾蟆碉、乌龙岩、满华寨等七十余个据点、村寨。是年八月，因为军功，被晋封为一等宣勇伯。九月，又因为攻下了起义军占领的岩碧山，乾隆帝赏给他“上服貂褂”一件。接着，又以降服起义军领导人吴半生之功，乾隆帝又赏赐他一条“黄带”。十月，又因在湘黔地区的龙角碉、鸭保、天星等地多次打败起义军立下战功，加封太子太保，并赏赐给他皇帝所用的黄里元狐端罩一件。嘉庆元年（1796年）四月，由于率领清军接连攻克起义军占据的结石冈、廖家冲、连峰坳诸隘，赏用紫缰。五月，福康安卒于军，乾隆帝命和琳一人督办军务。同年六月，因在湘西俘获苗民起义军领袖石三保，攻克乾州，而赏戴三眼花翎。八月，和琳亲自率领清军*攻围**平陇时，因受瘴气而患病身亡，晋赠一等宣勇公，谥号“忠壮”。乾隆帝与嘉庆帝还亲临他家灵堂吊唁、悼念，并命其子丰绅伊绵袭其爵位。
和琳病逝时，身任数职，如兵部尚书、光禄大夫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和四川总督等职。为了给他办理丧事，乾隆帝特赐白银5000两，并赐陀罗经被，赐祭葬，命配享太庙，同时在昭忠、贤良两祠祭祀。此外，还特批准许他家建专祠祭奠，真可谓荣耀之至。
和琳是和珅的同胞兄弟，也是和珅最亲信的人之一。两人一起长大，和琳是和珅提拔和精心培养起来的。他的死可以说是对和珅的一个沉重打击，因此和珅非常悲痛，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于是在嘉庆元年（1796年）秋冬之际作了许多诗，怀念其弟。在一篇诗序中，他曾写道：“希斋弟督军苗疆受瘴而卒，痛悼之余挽词十五首，言不成声，泪随笔落，聊以当歌。”从中可以看出和珅培植和琳的良苦用心。现摘录其中几首如下：
看汝成人瞻汝贫，子婚女嫁任劳顿。
如何又为营丧葬，谁是将来送我人。
魂魄归来冬季深，君恩赐奠重亲临。
先驱应早挽枪归，好补生平报国心。
吾弟功成名，遂惜年不永。
既邀九重异，数殊荣复有。
福长安，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他是乾隆帝孝贤皇后的亲侄儿，其父傅恒曾任户部尚书、军机大臣、武英殿大学士、封太子太保，死后赠郡王，是清朝的一位名臣。他的几个哥哥福灵安、福隆安、福康安等人均为*官高**，有的还与皇室联姻，成为额驸。
福长安本人亦娶皇族女为妻。他年轻潇洒，相貌俊秀，头脑机灵，善于察言观色，也博得了乾隆帝的喜欢。他从蓝翎侍卫擢升为正红旗副都统，武备院卿，兼管内务府事务。和珅在与其共事当中，发现他可以作为自己搭档、知己与附庸，因此便极力拉拢、培植他，使其成为自己的忠实*党**羽。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乾隆帝命福长安在军机处学习行走，跟随和珅办事，从此两人便紧紧地勾结在一起了。他们平日相互关照，沆瀣一气，彼此结成了生死之交。他们在军机处内排斥、打击以阿桂为首的不与他们合作的军机大臣和其他人员。他们二人围着乾隆皇帝打转转，皇上不管到什么地方也都带着他俩，他们简直成了乾隆帝的左右手，须臾不可离开。福长安还代替和珅担任了一段时间的户部尚书。嘉庆三年（1798年），因为清军诱捕白莲教起义军首领王三槐成功，清廷举朝大庆，乾隆帝高兴，封他为侯爵。但他深知自己无论从智力、资历还是办事能力，以及乾隆帝的宠幸程度均不如和珅。因此他也很知趣，处处让着和珅，事事听从他的安排和调遣，甘心当他的死*党**。嘉庆帝在亲政之前，曾经想把他与和珅分开，利用各种机会启发他与和珅划清界限，起来揭发和珅罪行。例如，有时福长安单独在军机处值班，或他一人陪同嘉庆帝拜谒西陵时，嘉庆帝都单独找他长谈，但福长安却经常佯装不知，顾左右而言他，说话滴水不漏，嘴封得很紧，对和珅的种种问题和罪恶不肯吐一个字，死心塌地愿意与和珅*绑捆**在一起。因此，嘉庆帝对福长安也十分痛恨，乾隆帝一死，便将其与和珅一起治罪了。
伊江阿，拜都氏，满洲正白旗人。大学士永贵之子，曾在军机处行走多年，是和珅的亲信之一。由于和珅的极力推荐，官位不断升迁，最后官至山东巡抚。他与和绅关系密切，彼此交往频繁。伊江阿平日巴结和珅，心甘情愿作和珅的死*党**。他们俩人都喜欢诗词，并经常以诗唱和，联络感情。例如，在嘉庆二年（1797年），和珅写的《和东巡伊（江阿）中丞喜雨元韵》的一首诗，其原文如下：
旧雨情殷阅岁更，喜君莅止体舆情。
随车甘澍天心愿，载道讴思众志明。
勉励风载征吏隋，倍饶清介厚民生。
闻赓佳作无多嘱，原听齐东起公声。
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当伊江阿得知乾隆帝驾崩的消息后，立即写信给和珅表示深切的慰问，并劝其节哀、保重……竟然把亲政的嘉庆帝撇在了一边，只上了个问安折。因为他深知乾隆帝是和珅等人的最大靠山，正是由于有乾隆帝健在，和珅才能作威作福，气焰嚣张。如今乾隆帝一死，和珅的前途未卜，所以他火速写信慰问。可是他对当今已经掌握实权的嘉庆帝，只是按常例上了个请安奏折，却无只言片语的安慰。他万万没想到此时和珅已经蹲在冰冷的刑部大狱之中，变成了阶下囚。于是他给和珅的信，便落到了嘉庆帝手里，皇帝阅后，火冒三丈，非常生气。于是立刻发布了一道上谕：“本日伊江阿由驿递到奏折，有寄和珅节哀办事等语，而于朕遭罹大故，并无一字提及，即以常情而论，寄书唁问，自当以慰唁人子为重。今伊江阿于和珅则再三劝以节哀，而于朕仅照常具一请安之折，转将寻常地方事件陈奏，不知是何居心？昨吴熊光一闻皇考升遐之信，即专折沥陈哀悃，敦劝朕躬，情词真切，似此方合君臣之义。吴熊光系汉人，又只系布政使，尚有良心。伊江阿身为满洲人，现任巡抚，又系大学士永贵子，且曾在军机处行走，非不晓者可比，乃竟如此心存漠视，转于和珅慰问殷勤。可见伊江阿平日不知有皇考，今日复不知有朕，唯知有和珅一人。负恩昧良，莫此为甚。”在这种情况下，嘉庆帝下诏严厉谴责其罪过，并一怒之下，立即罢了他的官。再加上伊江阿在山东任上政绩不佳，“佞佛宽盗”，便将其发配到*疆新**伊犁戍边充军了。
苏凌阿，他塔拉氏，满洲正白旗人。乾隆六年（1741年），考中了翻译举人，被任命为内阁中书。后来又擢升为江西广饶九南道台、吏部员外郎等官职。因为他与和琳是儿女亲家，这样就与和珅攀上了亲戚，于是百般巴结和坤，受到和珅的特别关照，先后被破格提拔为兵部侍郎、工部侍郎和户部侍郎。接着又进一步擢升为户部尚书、两江总督。嘉庆二年（1797年），和珅不顾他老态龙钟，两耳重听，瞒着乾隆、嘉庆二帝，推举他为东阁大学士，并兼署刑部尚书等职。此人办事无能，只知爱财，声名狼藉，政声很坏。例如，他在两江总督任上时，公开营私舞弊，招权纳贿，贪污中饱，无所不为。每当接见属员时，经常挂在嘴头上的话，就是：“感谢太上皇与皇上，他们让我到此地来觅棺材本来啦。”他办事不公，公然放纵海盗，诬赖良民，并诬陷主张严厉打击海盗的官员杨天相。最后他竟“诬良为盗”，“遂置杨天相于重辟”。尽管这一判决引起了许多人不满，可是在和珅的庇护下，最终还是构成冤狱。在杨天相行刑这一天，人们仍是愤愤不平，“六营合祭，哭声震天，几至激变”。由此可见，苏凌阿昏聩无能到了极点。在苏凌阿入阁后，愈发“龙钟目眊，至不能辨认戚友，举动赖人扶掖”。为此乾隆帝的小儿子永璘，曾经开玩笑说：“苏凌阿是在演‘傀儡戏’呢！”就是由于他听和珅摆布，温顺听话，和珅才百般保护、提拔他，一直到和珅被处死后，嘉庆帝才贬斥其退休回家。
景安，钮祜禄氏，满洲镶红旗人，和珅的族孙。其父森布是和珅的族侄，曾任兵部郎中。他出身于满洲官学生，曾先后任内阁中书、户部郎中、山西河东道台、甘肃按察使、河南按察使、河南布政使、甘肃布政使、山西布政使，以及工部侍郎等职。他长期依附和珅，把其作为靠山，唯命是从，心甘情愿地作和珅的*党**羽。乾隆六十年（1795年），他在和珅的关照下，顺利擢升为河南巡抚。不久震撼中原大地的湖北、四川、陕西、河南与甘肃五省白莲教大起义爆发，景安本来就胆小怕事，又不懂军事，遇到这种大事，就更加惊慌失措，手忙脚乱，惶惶不可终日。当起义军从湖北进入河南省境内时，他不敢积极应对，而是东躲*藏西**，不敢正面迎敌。他只好尾随起义军，靠残酷地杀害难民的办法，冒领军功。他一切均仰承和珅，“平日趋奉阿附，每于奏报之便，附寄信件，禀承指使，以为有所依恃，既不能实力办贼，又不能加意抚民。”最后他终日蜷踞在南阳城内，不敢发一兵一卒迎击起义军。久而久之，人们便送给他一个绰号“迎送伯”。和珅倒台后，他受到了应有的惩治。
明保，和珅的舅父，英廉之子，汉军镶黄旗人。官学生出身，曾任湖北汉阳知府。平日依附和珅，两人经常有诗歌唱和，往来密切，并常常向和珅借钱挥霍。他的亲家倭什布亦在湖北任职，由于他的关系，与和珅来往也很密切，成为和珅的*党**羽。明保无能少才，庸庸碌碌地混日子，政声平平，无所作为。只是由于和珅的引进、推举，乾隆帝接见了他，对他印象并不好，觉得他庸陋无能，不可重用，随便问起他的出身、履历，和珅来了个“蒙混具奏”，使他当上了知府。
吴省兰、吴省钦（1730—1810年），两人是亲兄弟，吴省兰为弟，吴省钦为兄，江苏南汇（今属上海市）人。他们在和珅青少年时期曾做过和珅老师，皆“系和珅私人”。兄弟二人由于和珅的引进、推举，官位步步高升，而他们也情愿做和珅的*党**羽，心甘情愿为其效劳。例如，监察御使曹锡宝在写好弹劾和珅管家刘全造屋、服饰逾制的奏折后，曾交给同乡吴省钦阅看，原本想请他润色润色，万没想到他却偷偷地转告了和珅，出卖朋友。更无耻的是，他们二人竟反过来认和珅为老师，因为吴省兰在参加进士考试时，和珅为殿试读卷官。
由于和珅的关照，他们兄弟曾多次作为主考官，主持乡试、会试。吴省兰在嘉庆初年还曾被和珅派到嘉庆帝身边，名义上是帮助皇上整理诗文，而实际上是充当奸细，“觇其动静”，是和珅安插在嘉庆帝身边的刺探，每天监视皇上的一举一动，随时向和珅汇报。其实嘉庆帝也深知其意，在“吟咏中毫不露圭角，故珅心安之”。和珅倒台后，他们兄弟二人均被罢官。
征瑞，曾任两淮盐政多年，他利用职权贪污了大量财富，为了长期保住这一官职，他投靠了和珅，请他庇护，以达到两淮盐政的官位“不复更换，藉以便其私图自肥”。他主动逢迎和珅，大献殷勤，经常送钱、送物表示忠心。乾隆晚年，他曾一次送给和珅20万两白银。嘉庆元年（1796年），和珅的妻子病故，他又送去20万两白银，和绅并不满意，认为太少，不肯收下。和珅开价最少40万两。因为和珅已经看透了征瑞的心思，把他作为自己财源的一个大户，当成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的“银库”。
湛露，福长安的小舅子。此人年纪很轻，学识浅薄，甚至连满语都已经不大会说了。他积极追随和珅，成为了和珅的*党**羽。他在和珅与福长安的关照下，当上了广信府知府。他平日只知贪污敛财，根本不关心百姓疾苦，政绩很差。可是在考核官员政绩的“京察”、“大计”时，和珅为了表示“瞻徇”、关照，竟把他“保送一等”。这件事连乾隆帝也看不过去了，为此对和珅进行了斥责。
除此之外，还有不少朝廷文武官员投靠和珅，向他献媚取宠，卑躬屈膝，有的人竟恬不知耻地称和珅为老师。例如，孙士毅、孙绶、蒋赐棨、秦承恩、胡长龄、郑源与汪滋畹等资深官僚都这么做过。
和珅自以为有这么多人向他靠拢，他的关系网遍布全国各地，以这些人做“和家铺子”的班底，把他们安插在中央乃至地方各要害部门中。他的如意算盘是一有风吹草动，也可以对抗一阵子。可是这个如意算盘却打错了，他万万没想到，所以有那么多人向他靠拢，献媚取宠，送钱送物，并不全出于真心，其实这只是一种互相利用的关系。因为和珅当时正处于髙位，是皇帝的红人，不少人是屈服于和珅的淫威，实际甘心情愿者寥寥无几。一旦和珅垮台，这些人便会树倒猢狲散了。关于这一点，吴熊光在《伊江笔录》中说得十分清楚，他写道：“凡怀不轨者，必先收拾人心。和珅则满汉几无一人归附者，即使伊心中怀不轨，谁肯从之。”可是由于和珅长期盘踞高位，作威作福，贪得无厌，胃口越来越大，永不满足，卖官鬻爵，徇私枉法，无所不为。谁出的钱多，谁就可以做髙官，做有油水的官。反之谁不肯出钱，或中立不依附者，则常常遭到排挤、打击，甚至陷害，以致家破人亡。久而久之，从中央到地方，许多官员都出于和门。这正说明和珅的为官之道是任人唯亲，拉帮结伙，顺我则昌，逆我则亡。凡是亲朋好友、亲信*党**羽，他就千方百计地推荐、引进、庇护和培植，把他们安插在国家要害部门，窃据显位。反之，不依附于他、不愿意做他的*党**羽，进而反对他的人，他就想尽办法进行挤压、陷害，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在和珅当政时期，受到他排挤、打击和陷害的人很多，下面仅举几例加以说明：
阿桂（1717—1797年），章佳氏，初为满洲正蓝旗人，以军功与驻部伊犁之劳，改隶为满洲正白旗。其祖父阿思哈，曾任三等护卫；其父阿克敏先后通过科举考中过举人、进士，官至侍郎、尚书，以及大学士等职。阿桂6岁启蒙，19岁为国子监监生，乾隆三年（1738年）考中举人。曾任大理寺丞、吏部员外郎、军机处章京等。乾隆十三年（1748年）冬，随兵部尚书班第参加平定大小金川（在今四川境内）之乱。由于战争失利，受到岳钟琪弹劾，被治罪。次年，乾隆帝以其父阿克敏只有这一个儿子，已年老体衰，功劳卓著，办事勤勉；而且阿桂所犯之罪，又与贻误军事不同，因此给予宽大处理，官复原职。不久又擢升为江西按察使、内阁学士和工部侍郎、礼部侍郎等官。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到乌里雅苏台（在今*疆新**境内）任督台，参加平定准噶尔的战争，从此多年过着戎马生活，征战在全国各地。他曾主持在*疆新**，特别是伊犁地区的移民屯田与军屯，取得一定成绩。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被任命为内阁大臣、工部尚书、镶蓝旗汉军都统，仍然驻在伊犁。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在*疆新**又主持建筑了绥定、安远二城。同年，被授予骑都尉世职、军机大臣、正红旗满洲都统、伊犁将军、四川总督、加太子太保等。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又与傅恒一起到云南地区与入侵的缅军作战，击退了敌军，取得了初步胜利。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黄河在仪封、兰阳地区决口，他又受命处理治河、筑坝等事宜。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回京，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不久，又被派到浙江监修海塘工程。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他又以大学士的身份，奉命到永昌与缅甸人谈判，缅方答应纳贡、通关市和放回中国俘虏等条件，从而以和平方式初步解决了两国争端。同年，甘肃省境内撒拉尔回族新教与老教矛盾激化，清统治者支持老教，压制新教。陕甘总督勒尔谨与甘肃布政使王廷赞逮捕并杀害了新教首领马明心。于是新教教民在苏四十三领导下举行起义，2000多名新教教民渡过桃河进军兰州，兵锋所至，清军溃逃，形势非常紧急。乾隆帝派额驸拉旺多尔济、领侍卫内大臣海兰察、护军额森特等率领清军前往*压镇**。接着他又任命和珅为钦差大臣，与首席军机大臣、大学士阿桂一起前往督师。可是阿桂一因为海塘事未竣，二因身体稍感不适，故他让和珅兼程前往。当和珅到达甘肃时，海兰察等人已经初挫起义军，可是和珅求胜心切，强令海兰察等冒进，结果遭到起义军的顽强抵抗，起义军打死了清军总兵图钦保，占领了龙虎、华林等山，扼守住险要道口。待阿桂赶到甘肃后，和珅不仅不承认自己指挥不当，反而颠倒是非，诿过诸将不听调遣和指挥。阿桂听后说：“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真是该杀呀！”但是在第二天，阿桂与和珅一同部署战事时，一切都“辄应如响”，官兵们听从指挥，争先恐后，奋勇作战，并取得了小胜。于是阿桂问和珅：“你看现在将领们个个都英勇善战，到底应该杀哪一个呢？”一下子弄得和珅很不好意思，非常尴尬。从此他与和珅结下了大怨，“终身与之龃龉”。乾隆帝得知他们二人发生矛盾，便命令和珅迅速返京，虽然乾隆帝对和珅指挥作战不利有所批评，但是并没有处罚他，反而让他兼任兵部尚书，并管理户部三库事务。
不久阿桂率领清军平定了这次起义。乾隆帝又命令他就地处理勒尔谨、王亶望等人的“捐监冒赈”贪污案件。紧接着，又让他去治理黄河在河南省龙冈决口事件、到浙江处理陈辉祖贪污案件、*压镇**台湾林爽文起义……从此之后，阿桂就没有在京长期待过，除了参加军事作战，就是监督治理水利工程，审理各种案件，几无虚日。其实这是乾隆帝的精心安排，他既宠幸和珅就要把他留在身边，陪伴自己。而阿桂出身显贵，是朝廷的文武重臣，其战绩、政绩均很卓著，办事认真，为官清廉、公正，颇得人心，并多次因为有功，而画像紫光阁，真可谓“德高望重”。因此，乾隆帝也不得不尊重他，并赋诗称赞他：“西师参赞，经历多年。兹为巨擘，抡掌兵权。诚而有谋，英不恃勇。集众出奇，成勋元巩。”于是委任他为首席军机大臣、内阁首辅（即“真宰相”）。但是却尊而不重用，或派他外任办事，或令其在自己巡幸期间让他留守京师。其实是将其在朝廷的权力架空，徒有“首辅”虚名。正如朝鲜使者所言：“充位而已。”在乾隆帝心中，和珅才是自己最贴心的人，事无巨细必找他来商量，对于这一点，和珅心中也一清二楚，他们两人可以说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也。
和珅与阿桂结怨后，时时不忘找机会打击、陷害阿桂，一有机会就搞小动作。例如，阿桂在主持审理福康安请李天培代买木料私交漕船带运一案，以及审理富勒浑贪污一案时，和珅就打算给阿桂戴上包庇案犯的罪名，可惜未能得逞。又如，军机章京、员外郎海升殴杀其妻后，以妻“自缢而亡”上报。和珅借此大做文章，亦想借此给阿桂扣上纵容、包庇的罪名，欲狠狠打击一下阿桂，并驱使曹文埴出面作证。可是曹文埴是个很正直的人，平日就不奉承和珅，也不愿意卷入和珅布下的圈套，他以母亲老病，需要照顾为名，婉言拒绝，后来索性便引退了。这样和珅设下陷害阿桂的毒计，又落空了。
阿桂对于和珅的排挤、陷害并未放在心上，此人为人正直，风范气度颇佳，知人善任，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生活节俭，没有园林声色之癖好。他从不收取别人贿赂，并且经常告诫自己的家人与下属“廉洁自矢毋贪黩”。虽然他对和珅的骄横贪婪十分鄙视，非常痛恨，可是他始终没有对和珅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考虑个人、家庭的利益、地位，要保住自己的“*官高**厚禄”。同时他也知道和珅的后台是乾隆帝，这就使他没有胆量触动和珅，这一点是阿桂的弱点与不足。他深知只要乾隆帝健在，谁也奈何不了和珅，但又不愿意与其同流合污，因此每次上朝，或在军机处值班，必离开和珅一段距离。和珅也发觉了这一点，常常主动上前与其搭话，阿桂只是哼哈应付而已，并不动弹一步，以表示不屑与和珅为伍。嘉庆元年（1796年），阿桂年已八旬，请求辞去兵部尚书、军机大臣、大学士等职，在家颐养天年，可不久他便身患重疾。在病中他曾对亲属们说：“我已经八十岁了，死而无憾了。我当上了将军、大帅和宰相，太上皇与皇上对我恩遇无比，荣誉地位什么都有了，可以死了。如今连我的儿孙们都当上了侍郎等*官高**，辅佐部务，家中应有尽有，我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我之所以还要继续活着，就是要等待嘉庆皇帝亲政那一天，我一定效尽犬马之劳，协助皇帝惩治奸臣和珅。”遗憾的是他没能等到那一天，就含恨而死了。
说实在的，阿桂内心也十分清楚，嘉庆帝早就想惩治和珅了，可是由于有乾隆太上皇这把大伞保护、包庇着和珅，成为他的护身符；同时也考虑到乾隆帝年老体衰，不忍其再受到刺激与惊动，因此只好暂时采取韬晦策略，等待时机，待太上皇驾崩后再收拾他。
嘉庆二年（1797年）八月，阿桂带着未了的心愿和对和珅的怨恨离开了人间，终年81岁。嘉庆帝得知阿桂去世的消息，觉得他一生忠君、爱君，为人正直，为官清廉，威望素高，故十分悲痛，不但拨款为其治丧，而且亲自到阿桂家中吊唁、祭奠。阿桂死后，被追赐太保太傅，一等诚谋英勇公，谥文成，祀贤良祠。
福康安（1754—1796年），字瑶林，号敬斋，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其父傅恒是乾隆朝的名臣，官大学士，死后赠郡王忠勇公，谥文忠。福康安的姑母是乾隆帝的孝贤皇后。他以世职初授云骑卫，后来累迁为三等侍卫、一等侍卫、户部侍郎、镶黄旗满洲副都统、正白旗满洲都统、吉林将军、盛京将军、云贵总督、四川总督、两广总督、闽浙总督、成都将军、御前大臣、工部尚书、兵部尚书、总管内务府大臣、协办大学士等，并加封为太子太保，一等嘉勇锐公、郡王贝子。曾统兵入台湾*压镇**林爽文起义，并率领清军进藏反击廓尔喀入侵军，事后又制定了管理*藏西**事务的《善后章程》。乾隆六十年（1795年），又率兵*压镇**湖南、贵州苗民起义。嘉庆元年（1796年）五月，他在军中因身染瘴气病亡，死后谥文襄。乾隆帝对福康安的军功战绩，是非常欣赏的，对他也特别钟爱。他的年龄与和珅相仿，比和珅小四岁，可谓年轻有为，前途无量。和珅因此不免嫉妒，演出了指使其弟和琳参劾李天培代福康安购买木料的闹剧，使福康安受到惩处。后来虽然福康安与和琳二人关系还算不错，但福康安对和珅却心怀不满，耿耿于怀，“颇自矜持，收拾人望，而宠权相埒，势不两立”。于是乾隆帝想了个解决他们二人之间矛盾的方法，也就是采取解决阿桂与和珅之间矛盾的同样方法，即常常让福康安在外省任事，而把和珅留在自己身边。
王杰（1725—1805年），字伟人，号惺园，晚号葆醇，陕西韩城人。拔贡出身，因家境贫寒，为赡养老母，曾先后在两江总督尹继善、江苏巡抚陈宏谋身边当过幕僚。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考中进士，引见时深得乾隆帝赏识与欢心，曾亲自赋诗记载此事。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入值南书房，先后历任翰林院修撰、内阁学士、工部侍郎、刑部侍郎、礼部侍郎、吏部侍郎、左都御使、兵部尚书、军机大臣、上书房总师傅、东阁大学士、四库全书馆副总裁、三通馆副总裁、实录馆总裁等官，并加封太子太保，死后入祀贤良祠。其著作有《葆醇阁集》、《惺园易说》等。
王杰在军机处前后十几年，当时正是和珅把持军机处，声势显赫之时，许多事情他一个人独断独行，飞扬跋扈，许多人都采取沉默不语、忍气吞声的态度，而王杰则不然，每当他认为和珅做得不对，就与其据理力争。朝鲜使臣曾说；“刘墉之劾奏，王杰之却衣，人称朝阳之凤。”他每当发现和珅骄横擅权之事，就向乾隆帝“委曲陈奏”。因此，和珅非常讨厌他，总想把他从军机处排挤出去。无奈乾隆帝喜欢王杰的长相英俊，又有学问，同时为人正派、刚直，始终不肯让王杰离开自己，所以和珅的阴谋总没能得逞。
每当王杰在军机处值班时，除了应对皇上呼唤外，总爱一个人在军机房独坐。有一天，正赶上和珅也在军机处值班，他发现王杰独坐炕边，于是凑到王杰身边，拽起王杰的手，左拍右摸摆弄了好半天，爱不释手，然后半开玩笑地说：“你的手怎么这么软呀？”王杰正色道：“王杰手虽然好，但不能见钱就抓啊！”和珅听后好似针扎一样，吃了一闷棍，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从此以后更加衔恨王杰，遇事总排挤他，并经常在乾隆帝面前说王杰的坏话。嘉庆元年（1796年），王杰实在忍无可忍了，便以足疾为由，请求退出军机处，同时也辞去了上书房与礼部的职务。嘉庆四年（1799年），嘉庆帝亲政，和珅事败，王杰又重新出山，担任首辅。
董诰（1740—1819年），字蔗林，浙江富阳人。其父董邦达曾做过尚书。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中进士，以其家传的书画绝技和“奉职恪勤”，深得乾隆帝赏识。历任庶吉士，编修，吏、户、刑、工四部侍郎，内阁大学士，户部尚书，军机大臣，东阁大学士，《四库全书》副总裁，上书房总师傅等职，并加封太子太保与太子太师。曾监修《四库全书荟要》与《满洲源流考》等书。
董诰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入值南书房，充当皇帝文学侍从，起草诏谕。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任军机大臣，从此在军机处先后干了四十来年，“熟于朝章故事，有以咨者，无不悉。凡所献纳皆面陈，未尝用奏牍。”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任户部尚书，嘉庆元年（1796年），任东阁大学士，并兼管礼部与户部事务。在和珅独揽大权时，他与王杰二人在军机处“独居深念”，与和珅采取不合作主义，私下与其抗争。为此深为和珅嫉恨，明里暗里找机会排挤、陷害他。例如，董诰因老母病逝，回家守制期满，回京后长期赋闲，不得起用，就是和珅搞的鬼。又如，嘉庆元年，嘉庆帝曾赋诗给他远在外省的老师朱珪，并打算请其回京任内阁大学士。这件事为吴省兰发现，便密告和珅，和珅又跑到乾隆帝身边，偷偷地说：“嗣皇帝欲市恩于师傅，不与您商量，就要擅自将其调回京师为官呢！”乾隆帝听后十分恼火，便把董诰叫来，气冲冲地问他：“你在军机处和刑部工作多年，你认为这样做合乎情理吗？”董诰听后马上跪下叩头说：“太上皇，当今皇上这样做，并不过分，也没什么大错啊！您还是消消气吧。”乾隆帝听后，老半天默默无语，后来张口说：“你是老臣了，你要经常代替朕辅导嗣皇帝呀！”不久和珅又以对广东海盗缉捕不利为由，拒绝将朱召回京城任职，并把朱贬回安徽巡抚原任。
朱珪（1731—1807年），字石君，号盘陀居士，顺天大兴（今北京市大兴区）人。自幼聪颖好学，与其兄朱筠同时中举，“并负时誉”，在当时文坛上是佼佼者。乾隆十三年（1748年），年方18岁便中了进士。曾任侍读学士、福建粮驿使、福建按察使、山西布政使、安徽巡抚、广东巡抚、户部尚书、上书房总师傅、福建学政浙江学政、礼部侍郎、兵部尚书、湖北按察使、山西巡抚、大学士等职。乾隆四十年（1775年）时，任上书房侍讲，成为了嘉庆帝（当时为皇十五子，名“永琰”）的老师。嘉庆帝对朱十分敬重。后来和珅得知朱学识渊博，又政绩卓著，将要被重用，非常嫉妒，总想找机会整一整朱。嘉庆元年（1796年），乾隆帝将皇位禅让给皇十五子永琰，自己做了太上皇。和珅借授受礼成，朱进呈颂册，因此向乾隆帝进谗言，欲害朱。乾隆帝听后说：“陈善纳诲，那是做老师的职责，这是你不懂的啊！”可是和珅并不甘心，此时正赶上内阁大学士位置有空额，嘉庆帝欲想从外地调朱回京任职。和珅认为陷害朱的机会来了，为了阻挠朱回京，他乘机向乾隆帝告密，并挑拨说：“嗣皇帝事先没跟您商量，就先向其老师祝贺，并想让朱当大学士。”乾隆帝一听，火冒三丈，不仅对嘉庆帝不满，阻止了朱回京任职，而且借广东海盗劫扰福建、浙江沿海地区，责备朱不能及时缉捕，将其贬为安徽巡抚。
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乾隆帝病逝，嘉庆帝亲政，剪除了和珅，朱奉诏回京，任户部尚书、吏部尚书兼上书房总师傅等职，并加太子少保，赐第西华门。此后一直辅佐嘉庆帝，嘉庆帝亦不时单独召见他，许多行政事务向其咨询，听取他的意见。嘉庆七年（1802年），授协办大学士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嘉庆十年（1805年），任大学士兼管工部。直至嘉庆十二年（1807年）病故。朱一生为清廷效力六十余年，尽忠尽职，死后极尽哀荣。嘉庆帝赐葬金，并亲临其家吊唁，赠太傅，祀贤良祠，谥文正。其主要著述有《知足斋诗文集》等。
彭元瑞（1731—1803年），字芸楣，江西南昌人。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中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侍讲、工部侍郎、户部侍郎、兵部侍郎和吏部侍郎、工部尚书与协办大学士等职，并加封太子太保。此人辞章、书翰俱佳，骈语尤为奇丽。曾参加编著《石经》、《秘殿珠林》、《石渠宝笈》与《西清古鉴》等书。他自己著有《经进稿》、《知圣道斋跋尾》等书。嘉庆五年（1800年），任“高宗（即乾隆）实录馆”正总裁。
彭元瑞在和珅当政时期，不愿与其为伍，总是与其保持一定距离，或敬而远之。因此，深为和珅嫉恨。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乾隆帝命刻石经于辟雍，以备士子们参考。命和珅为正总裁，另有总裁金简、彭元瑞、王杰、刘墉、董诰等八人，彭元瑞独任校勘。同时，乾隆帝还命令彭元瑞编著《石经考文提要》一书。书成呈进御览后，乾隆帝十分满意，并重赏了彭元瑞，加官宫保。于是和珅心中燃起了嫉妒之火，在乾隆帝面前挑拨说：“非天子不考文。”乾隆帝听后并不在意，不以为然地说：“书为御定，何得目为私书耶！”和珅竟对乾隆帝的话不以为意，擅自找了一些经文俱佳的翰林，编写了一本《考文提要举正》，主要以“宋本为辞”，进行阐述举正。此书也得到了乾隆帝肯定，但和珅并不就此善罢甘休，必欲将《石经考文提要》全部烧毁，但乾隆帝并未批准。和珅无奈将《考文提要举正》抄写三部，分别存放在懋勤殿、翰林院和国子监。接着还派人将石经上彭元瑞所纠正的字迹凿除，而以原字（即伪俗之字）重新补之，而《石经考文提要》一书，亦遂之弃置不用了。
英和（1771—1839年），满洲正白旗人。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进士，入翰林院。和珅看他很有前途，就想把女儿许配给他，但被其拒绝，因此为和珅嫉恨，对其进行种种压制。和珅倒台后，他因曾经拒绝与和珅缔结姻亲，而得到嘉庆帝欣赏，并被恩赐为内阁学士。后来历任礼部侍郎、内务府大臣、军机大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