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 619年，即李渊称帝的第二年，唐朝制订了租庸调制。五年以后，与均田制同时颁布执行。这种剥削制度，是以丁男授田百亩为前提，所以它的基础是均田制。史书上说,唐朝的赋役办法是“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故简称租 庸调制。
租是指田税。唐朝规定每丁每年交租二石。调是指绢税。唐朝规定每丁每年调绢二丈，或布二丈五尺，另加绵或麻若干。庙是指以绢或布代替力役。唐朝规定每丁每年要服徭役二十天。如不服役，每天可交纳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代替徭役。这种做法被人称作“输庙代役”，简称为“庸”。
租庸调法和均田制一样，是套在农民身上的枷锁。因为唐朝还规定皇室、外戚、各级官吏等地主阶级的主要阶层，享有免税特权。他们广占耕地，却不纳税，把赋役的负担全部转嫁到农民头上，充分暴露了租庸调制的剥削本质。据历史记载，749 年（天宝八年)全国共有库存粮 9606万石，以当年有 766 万课口计算，把这些存粮平均分摊，则每丁纳粟竟合十二石五斗，相当于七百五十公斤，等于一丁六年多的租额。这是多么残酷的剥削工农村基层组织的里正，直接负责向均田农民催缴租 调，摊派福役。每年春他们对本地农户的人口、年龄以及相貌特征等，逐个地当面查对核实一次，叫做“团貌”。然后将“团貌”记录编订成册，叫做“手实”。根据“手实”再编制户籍底稿,叫做“计账”。这长手实”、“计账”就是里正向农民催课的依据。每隔三年的正月，各县又将本地各乡村的“手实”“计账"收齐一次，交给所属的州,由州汇总,按一定格式编制成户籍。每乡的户籍装订为一卷，卷缝上注明“某州某县某年户籍”的字样，加盖州印和县印，三月底以前编制完成，一式书写三份，州、县各存一份，一份呈送尚书省。这户籍就成为封建官府检查农民纳课情况、考核各级官吏“政绩”的依据。致煌发现的唐代户籍残卷有“户籍”，也有“手实”，其格式和内容与以上所述相同。唐朝官府对农民征收的税额，是按每丁受足百亩田地而规定的。但是，由于普遍受田不足，所以，租庸调一开始就是农民的沉重负担。随着生产的恢复发展,对农民的剥削量更不断加重。早在637 年(贞观十一年),大臣马周就已指出，“为官府服福役的农民队伍相继于路。往往弟还兄去，没有间歇之时。路途远的，来回五六千里，开春去服役，八冬回不来。”有关徭役限额、减免租调的规定，等于一纸空文。唐高宗以后，尤其是唐玄宗时期，土地兼并不断加剧，农民的士地渐被吞噬。常规的租调之征，本已不堪承受；法外之征的新花样，又层出不穷。唐玄宗的几个财政大臣：韦坚、宇文融、杨慎矜、王鉷等，都是搜刮能手。他们或搞所谓 “变造法”，命令州县将租庸调和资课变换成为缕罗、珠宝、瓷器、海味等“轻货”，送到长安;或搞所谓“租庸脚士”，以运输脚力为名加征；或擒所谓“浸渍折估”，以储运当中粟布有浸渍伤耗为由加征，有时一匹绢（四丈）竞要五丈。广大农民既失去士地，又困于重课，无以为生，只好外逃，或成为個户，或成为“浮人”(流民）。唐玄宗时为了制止农民脱籍，保证租 调来源，曾大搞“括户”。721 年（开元九年)，“劝农使”宇文融在全国兴师动众,捡括逃户，共查出八十余万户，重新登记入籍。同时，朝廷叉推行残酷的“摊逃法”，把逃户应缴的租课，摊派给他的亲戚、邻居代缴。然而,括户止不住农民的逃亡，摊逃法只能逼使逃人更多。唐代宗大历年间，计于投田的 均田制瓦解了，“以人丁为本”的租庸调制也同时废驰了。代之而起的新税制，就是“以资产为宗”的两税法。
租庸调制实行初期，农民负担较隋朝略轻一些，主要表现在“输庸代役”上面。这是隋末农民大起义反徭役斗争的成果。因为输庸代役，多少减弱了个体农民对封建国家的依附关系。假如农民每年二十天的力役，都输庸代役了，则有些农民 就可以在自己的田地上，多了二十天的劳动时间，这多少可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所以,租庸调制的实行，对发展唐朝的封建经济，在客观上是起过一些积极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