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的悖论：用心理学解读人的经济行为
第2章 选择暴增的时代
筛选外部信息是大脑的一项基本功能。若是感官所及的每一样东西都要分散注意力，我们恐怕一天都撑不住。人类大多数的进步都离不开省时省力的发明，以便用有限的时间解决生活所需。
正因如此，我们才能逐渐从农耕社会走向商业时代。随着文明的进步，人们不需要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时间都花在填饱肚子上了，拥有一技之长便足以通过与他人交换技术或产品来过活。生产者和商贩使生活变得日益简单了，人们可以非常便捷地在小杂货店里买到食物、衣服和其他日用品。选择虽然不多，但选购所花费的时间也很少。
然而，就在过去数十年间，这种历史久远的省时省力的模式逐渐衰落。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被迫在越来越多的事情上做选择。购物又变回一种耗时的搜寻行为，而且麻烦程度有增无减。
选择公共服务
过去，所有的公共服务都是由国家提供的，消费者无权也无须选择使用哪家公司的电信或电力服务。“贝尔大妈”(1)破产之后，这种局面被打破了。提供电信服务的公司不断增加，逐渐变成了一份长得让人头昏眼花的清单。我们要在多个长途电话服务供应商中作出选择，而每一个供应商又为我们提供了各种让人眼花缭乱的方案。
后来，除了全国性的服务商，又出现了地区性的服务商。而移动电话的诞生又逼着我们再次选择，还得挑个合适的套餐。每周至少有两家电信公司的工作人员试图说服我使用他们的长途电话服务，铺天盖地的平面广告和电视广告也天天骚扰我。选择电话服务显然变成了一项耗费脑力的艰巨任务。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电力供应商的选择上。电力公司在美国大部分地区激烈地争抢生意。我们不得不综合考虑各种信息，才能作出明智的选择。
话又说回来，我并不是提倡电信和电力服务采用垄断模式，摒弃市场竞争。许多专家认为，对电信服务放松管制有效地提高了服务质量并降低了价格。至于电力供应方面，这个说法还有待商榷。在某些地区，选择和竞争的引入颇为顺风顺水；但是在另一些地区则水土不服，服务质量降低了，价格反而升高了。最臭名昭著的莫过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电力公司，简直是一场灾难。就算我们最后都能解决这些问题，使有竞争力的电力供应商为消费者提供质优价廉的服务，但我们依然要面临别的选择。
在关于引进电力供应服务市场竞争机制的讨论中，公共事业专家爱德华·斯麦洛夫（Edward A. Smeloff）指出：“我们一直相信，那些民选政府官员任命的管理人员会为我们把关，实际上，这可能可靠，也可能不可靠。现实的情况就是‘你自己去弄清楚吧’。”这是好消息吗？一份杨克洛维奇公司（Yankelovich Partners）的调查报告显示，很大一部分受访者希望对自己的生活拥有自主权，但同时也有很多受访者希望自己的生活能简单一点——这就是自相矛盾的地方。
例如，很多人都乐意看到电信、电力服务的选择多一些，但是他们却很少改变自己的选择。很多人会持续使用他们一直在用的服务，甚至从未稍微了解一下其他选择。因此，即使在电信服务市场开放20年之后，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也依然拥有60%的市场份额，而大多数用户都只使用基本功能，大部分人从来不曾走进电话公司看看有什么套餐。
而在刚刚引入电力供应市场竞争机制的费城，只有大约15%的顾客会选择更优惠的电力服务。你可能觉得换不换都无伤大雅，消费者只是明智地选择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罢了。但问题在于，政府管理人员已经不再保障消费者的利益了。在这个缺乏监管的时代，如果你持续使用某个产品而不考虑其他选择，结果可能是，你将会长期支付更高昂的价格来买一样的服务。
选择医疗保险
医疗保险是头等大事，错误的决定可能导致毁灭性的后果。不久之前，大部分人只有一类医疗保险可以选，通常是由当地的蓝十字（Blue Cross）或者凯泽永久（Kaiser Permanente）这种非营利性医疗健康服务机构提供，而这些公司给客户提供的保险方案都少之又少。
如今，很多公司都会为员工提供不同选择，包括一个或多个HMO或PPO(2)。而在这些方案中，又有许多子选项，比如费用减免额度、处方药计划、牙齿保健计划、眼睛保健计划等。如果员工不满意公司提供的保险而是决定自行购买，那他们的选择就更多了。再次重申，我并不是说我们无法从这些方案中受惠——也许很多人已经是受惠者了，可是它让我们又多了一件烦心事，我们要自己拿主意，而且有可能犯下大错。
2000年的总统选举中，小布什和戈尔论战的焦点之一就是医疗保险。双方都认为应该为老年人提供处方药保险，但两人的解决方式却大为不同。戈尔认为应该将处方药保险划入医疗保险，由专家审议团决定哪些药物被纳入处方药清单。他特别指出，这一医保方案人人适用，因为如此一来，老人就无须收集信息自己做决定了。
而小布什的方案是，由私人保险公司提供多个药物方案，由老人自行选择最符合自身需要的。小布什信心满满，认为市场竞争本身具有神奇的魔法，可以有效提高质量并降低价格。我写作这本书时距离大选已经过去3年了，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主张没有改变，不过这个问题仍然悬而未决。
人们对市场的信心无可厚非。但小布什的做法的确是把做决定的担子转嫁到了民众身上。医疗保险的条款极为繁复，我想，我一生中怕是遇不到一个人可以真正弄明白他自己的保险，包括所保项目、附加项目，以及保险公司的繁复声明等。但是这样赌注可就大了，失误的代价也变得尤为巨大。一个错误的决定可能会让一个人倾家荡产，不得不面对究竟要吃饭还是吃药的两难困境，而避免这种状况的出现正是处方药计划的初衷。
选择退休金方案
各式各样的退休金计划也让人们深陷选择困境。根据传统的退休金固定收益计划，退休员工可以根据年资和最终工资来获得相应的退休金。但过去几年，越来越多的企业采用了退休金固定缴费计划，员工和公司各出一部分钱购买投资产品，员工拿到的退休金则由这个投资产品的业绩决定。
这意味着人们又要做选择了。企业可能会提供不同的方案给员工，这些方案在投资的风险性上有所不同，员工可以自由选择，投资额度也可每年进行调整。近年来，可供选择的退休金方案可谓呈爆炸式增长。员工不仅可以选择风险不同的投资产品，还可以选择不同的基金公司。
举个例子，我的一位亲戚是一家中等规模会计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事务所为员工提供了14种退休金方案，员工还可以随心所欲地自由组合。然而几位合伙人觉得这样还不够，他们打算把备选方案扩充到156个。第156个方案就是，如果其他155个都无法满足你的需要，你可以自行设计一个。
退休金计划的扩充看起来对员工百利而无一害。如果你以前有A基金和B基金两个选择，现在不过是增加了C基金和D基金，你完全可以忽略新的选择，维持原来的决定。C基金和D基金可能对一些人十分有吸引力，对另一些人则可有可无。不过问题的关键是，基金实在太多了，可能有超过5 000个选择。哪一个才是为你量身打造的？怎样决定选哪一个？以前企业最多只跟几家基金合作，然后依赖财务专家的专业判断选择有利于自己员工的方案，从而防止员工作出错误的选择。可是随着选择的增加，企业也变得越来越为难了。
此外，选项的增加还会让选择的责任发生微妙改变，逐渐从企业转嫁到员工身上。当企业只为员工提供为数不多的退休金方案时，企业更能意识到自己得为这些方案的质量负责。但是当企业开始提供多种解决方案时，那么只要看上去提供了选择的机会给员工，企业就完成任务了。至于选择是否明智，那就是员工自己的责任。
人们究竟是如何选择退休金方案的呢？一项研究调查了那些正好需要做这项选择的人。大多数人会采取平均分配的方式——如果有两种基金就各占一半，如果是4种就各占25%，如此类推。而这种方式意味着，一位员工能否作出明智的选择取决于企业给他们提供多少个选择。
举例来说，企业可能会提供1个保守的方案和5个高风险的方案，人们要自己来选择冒多大的风险。普通员工通常会把退休金均分成6份分别投入6种方案，但他可能没想到自己实际上做了一个风险极高的决定，其投资的83%已和证券市场的波动连在一起了。
你可能认为，如果人们对退休金这么重要的东西都漫不经心，那有损失也是他们活该。老板已经完成了任务，是员工自己没做对啊。对这种观点，我自然不能认同。不过，我更想强调的是，选择退休金方案只是我们需要做的众多重要决定中的一个罢了，而很多人都会感到自己缺乏财产分配方面的专业知识。新的选择逼着我们做更多的功课，让我们对自己的失败承担更大的责任。
选择医疗保健
一次，我太太去找一位新医生做年度身体检查。检查结果一切安好，但在回家路上，她越发为这次马马虎虎的体检感到不满意。没有验血，没有乳腺检查，医生只是听了一下她的心跳，量了个血压，安排她拍了胸透，问了一下她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就完事了。对我太太来说这根本不是年度体检，所以她打电话给相关负责人，问他们是不是没弄清楚她去体检的目的。
然而对方告诉她，医生是按照她自己要求的方式来确定体检项目的。除了几项常规检查以外，我太太对体检的标准流程根本没概念，所以她并没有跟医生交代清楚。每一个检查项目都是医生和病人讨论决定的。这位办公室经理向她道歉，抱歉之前没向她说明这种新的体检方式，而且提议她可以跟医生再商量一下日后的体检方案。
我妻子非常惊讶。原来看医生（起码体检的时候）就像去见你的发型师一样，每次光顾都要说明来意，一切都由自己做主。
医疗保健的责任就这样落到了病人自己的头上，这真让人震惊。我并不是说拥有对医生和保健方案的选择权有什么不好，但我们得到的关照相比以前减少了。在“选择医生该做什么”这件事情上我们却有了更大的选择权。医疗实践的重心已经转移了：从全能全知的医生告诉病人他们该干什么或者直接执行，变成医生在病人面前列出各种可能的治疗方案，外加若干细节和利弊权衡，然后由病人自己做选择。美国著名医生兼《纽约客》专栏作家阿图·葛文德（Atul Gawande）(3)的一段话很好地诠释了这种转变：
就在10年前，还是医生说了算，病人照着做就行了。医生不会询问病人的需求和他们的关注点，而且经常对病情有所保留，包括一些关键的信息，比如用药、治疗方式和诊断结果。病人甚至不能查看自己的医疗记录，医生会说病人不必了解这些东西。病人被当成了小孩，他们太脆弱、太天真了，怎么可能面对真相、自己做决定呢？但是这样会让病人感到痛苦。
然而一些医生太自以为是或粗心大意，使得病人备感担忧，因为选择下一步的行动不仅仅是一个医疗决策，更牵涉到病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比如身边的亲朋好友。在这种情况下，病人更应该自己拿主意。
医生、伦理学家杰伊·卡茨（Jay Katz）在1984年写作的《医生与病人之间的沉默世界》（The Silent World of Doctor and Patient）一书中提出的观点引发了医疗改革，使得病人对医疗决策拥有更大的决定权。阿图医生认为，赋予病人更多的医疗决策自主权在无意间大大地提高了医疗服务的质量。但与此同时，他也觉得这种责任的转移做得有点矫枉过正了：
有关病人自主权的争议颇多，最后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事实：病人通常不想要我们给他们的自主权。他们很高兴自己的自主权受到尊重，不过在实际治疗中他们就会放弃这个权利。
阿图医生用自己亲身经历的一次急救事件进一步说明了他的观点。
一次，阿图医生刚出生没多久的女儿亨特突然停止了呼吸。他和妻子用力地摇晃了她一会儿之后，她的呼吸又恢复了，于是他们立刻把她送到医院。孩子的呼吸依然非常吃力，而这时候值班医生问他要不要给女儿插管。这正是他想让医生帮他做的决定，对后果的不确定简直让人抓狂，他不能承受任何犯错的可能性。
“尽管作出了自认为对的决定，但要是哪个环节出了差错，我实在无法带着内疚活下去……我要让医生承担这个责任：无论是好是坏，他们都得承担后果。”
阿图医生在一篇文章中写到，有研究指出，病人通常更愿意让别人为自己做决定。尽管高达65%的受访者声称，如果他们得了癌症，希望可以自己决定治疗方式。事实上，在真正的癌症患者中，只有12%的人自己做了主。而阿图医生相信，病人真正希望从医生身上得到的是仁心仁术。这种仁心包括对病人自主权的尊重，但并不是把做决定的责任全部推到病人身上。
对病人来说，治疗方案是一种保障，同时也是一种重担，而这个重担往往落在女人身上。因为她们不仅要为自己的健康着想，也是丈夫和孩子的守护天使。“对女人乃至广大的消费者来说，选择治疗方案困难重重，必须筛选出有用的信息来帮自己作出明智的决策。”国家妇女健康网络（National Women's Health Network）的项目总监艾米·艾莉娜（Amy Allina）说到。
这个任务变得如此艰难不单是因为我们要为自己做决定，还因为参考信息也在不断增加。现在已经不能像从前一样听听医生提供什么选择，然后从中挑一个这么简单了。我们有百科全书式的大众健康指南，林林总总的健康杂志以及最神通广大的互联网。如今做一个医疗决策就像要写噩梦般的期末论文一样，而且承担的风险远远不止是不及格那么简单。
除了那些主流的医疗方式，我们还要考虑一大堆非传统的治疗方式——草药、维生素、节食、针灸，戴铜手镯等。1997年，美国人花了270亿美元在这些民间偏方上，而大部分的疗效都是未经证实的。如今，这些“偏方”变得越来越流行了，越发被大众接受，被公认为可行的选择。医疗决策的自主权加上非传统疗法的百花齐放，为每个人增加了难以想象的重担。我们必须在非常高风险的领域中做决策，而这个领域在20年前尚不存在。
这种责任转移的最新表现就是电视上名目繁多的药品广告。自从1997年美国对这类广告的限制放宽以来，各种药品广告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在屏幕上。你想都不用想就可以说出一大堆抗抑郁药、消炎药、抗过敏药、*肥药减**以及治疗溃疡的药物。这些药都不是我们能直接从药店买到的药，而是医生才能开的处方药。那么，为什么药品公司要砸这么多广告费讨好我们这些消费者呢？很明显，他们希望我们至少听说过这种药，到时就会主动要求医生开这种药，医生不过是执行我们指令的机器罢了。
选择美貌
你想要长成什么样子？多亏有了现代整形美容手术，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改变身材或容颜。1999年，美国进行了超过100万例外科整形手术，包括230 000例抽脂手术、165 000例隆胸手术、140 000例眼皮手术、73 000例拉皮手术和55 000例腹部整形手术。尽管做手术的以女性居多（89%），但也不乏男性。
“整容就像修个指甲或做个SPA那么简单。”美国整形手术协会（American Society of Plastic Surgeons）的发言人说道。还有人认为，在自己身上动刀就跟“穿一件漂亮的毛衣、梳梳头发、修修指甲或是涂点发蜡”差不多。换句话说，整容手术已经慢慢从八卦谈资变成一种自我完善的日常工具了。
这种说法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是对的，我们外表的每个部分现在也变得可供选择了，容貌变成了自己可以决定的事情。正如记者温迪·柯米纳（Wendy Kaminer）所说：“过去，美貌是上天赐予少数人的礼物，其他人只有羡慕的份。如今它已经是一种个人成就的象征了，相貌平平不仅是一种不幸，更是一种失败。”
选择工作方式
纵观美国历史，最让人自豪的莫过于它的社会流动性。大约2/3的美国高中毕业生能够考上大学，而拥有大学学位就拥有了众多的工作机会。如今美国人可以选择的工作，既不会受到他父母之前的工作限制，也不会受其出生地有限的工作机会的限制。当然，工作机会或前景并不是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家庭经济状况以及国家经济发展趋势都会对人产生诸多限制，但也不像过去那么多了。
选择好职业之后，人们还会面临新的选择。通信科技革命为工作赋予了更大的弹性，让人们的工作地点和时间更自由。即便公司不乐见员工在家里工作，也不得不慢慢接受这种更高效的方式，从而减少对员工的干扰和监督。
而一旦人们可以随时随地工作，每一天的每一分钟就都要面对艰难的选择：究竟是工作呢还是不工作呢？睡觉前要不要查看邮箱呢？度假的时候要不要带电脑呢？在餐厅等位时，要不要把办公室的语音信箱转到手机上，以便查收一下信息呢？对于很多人来说，一天24小时处于工作状态已经毫无难度了。而在这种情况下，工作与否就变成了每小时甚至每分钟都要做的决定。
选择哪家公司呢？问题又来了，我们几乎每天都得面对这个问题。大多数32岁的美国人都曾在9家公司供职。几年前《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 S. News and World Report）一篇关于劳动人口流动性日益增强的文章介绍说，仅1999年就有1 700万美国人自愿离职寻求新的就业机会。人们换工作可能是因为想提高工资水平，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想换个城市居住，或者是因为目前的工作太无聊了。
确实，现在的人换工作实在太稀松平常了，如果一个人为同一个老板工作了5年，反而会让别人觉得匪夷所思。人们不会认为他忠诚，而是认为他没有抱负和野心，这种观点至少在年景好、工作机会多的时候是成立的。不过在经济困难的时候，就好像现在，人们换工作的频率肯定比1999年低很多，但是人们也还在寻找各种交辞职信的机会。
应该什么时候换工作呢？答案似乎是从你做现在这份工作的第一天开始。想一想这对于我们这些决策者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我应该去哪儿工作啊”“我适合做什么”这种问题永远都没法回避，一直盘旋在你脑子里。什么都确定不下来，寻找更新更好工作机会的雷达永远处于探测状态。微软的广告词“今天你想去哪儿”可不是问你想浏览什么网页，而是问你想干什么工作。
这种职业流动性给我们带来了不少机遇。人们可以经常搬家、换老板，甚至改变自己的职业，为更多的挑战和选择打开了一扇大门。不过它也让我们付出了代价，那就是每天都要收集信息和做决定。人们永远都放松不下来，无法享受自己已经拥有的东西，因为他们要为下一个将要到来的好机会时刻准备着。
上班着装也变成了一种新选择，而且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焦虑感。大概10年前开始流行“正装日”和“休闲装日”，本来的目的是让员工的生活变得更轻松一些，让他们可以省点钱，而且在办公室可以更休闲一点，但结果却适得其反。除了正装衣柜外，上班族还要多添置一个休闲装衣柜。而这些工作休闲装又不能是我们周末穿的那种休闲背心和T-shirt，而必须是可以维持我们形象的服装——休闲但又不失端庄。
突然之间，选择工作服装的范围扩大了。同时，又一个选择难题产生了。穿衣服去上班，再也不是选蓝色西装还是咖啡色西装、红领带还是黄领带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休闲究竟是什么？《纽约客》把“休闲装”细分为6大类型：积极型、粗犷型、运动型、精致型、精明型以及商务型。正如作家约翰·西布鲁克（John Seabrook）所说：“便装运动最让人痛心的一点就是：生活中再也没有‘随便’的衣服了。”我们拥有了选择工作服装的自由，但对于很多人来说，这反倒让问题变得更复杂了。
选择爱的方式
我以前的一个学生（我们就叫他“约瑟夫”吧），20世纪90年代初大学毕业后继续深造，拿到了博士学位，然后到一间著名大学继续从事科研工作。几年前，约瑟夫和他的研究生同学（我们称呼她“简”）谈恋爱了。“她，就是我的真爱。”约瑟夫很确定地告诉我，一切都很好，没有人会怀疑这段关系。
约瑟夫的事业已经走上了正轨，人生伴侣也出现了，他好像已经完成了人生中的两个重大决定。不过，在他和简交往的过程中，还有一连串棘手的选择在等着他们。
首先，他们要决定是不是要住在一起。要做这个决定，就要权衡独居和同居的利弊，同居的好处显而易见，比如见面更方便、更省钱，但也要考虑可能来自父母的反对声音。
不久之后，他们又要决定什么时候结婚。要不要等双方的事业稳定一点再考虑呢？要举行宗教仪式的婚礼吗？如果要的话，那是遵循他的宗教信仰还是她的呢？接着，他们又要决定日后在经济上是否AA制，如果要，那么共同的开销又怎样分摊呢？
下一步就要面对孩子的问题了。要不要小孩？当然要，这个还蛮容易决定的。不过由此又引发了一连串的选择，要计算好生理周期，要考虑完成博士学位的需要以及未来职业环境的不确定性。他们还要解决宗教信仰的问题，要培养孩子信仰宗教吗？如果要，那么究竟是随父还是随母呢？
接下来是关于事业的选择，他们应该各自寻找最佳工作机会，并接受两地分居的可能吗？如果不能接受，那应该以谁的事业为重呢？找工作的时候，是不是应该限制在他的家庭（美国西海岸）或她的家庭（美国东海岸）所在的地方呢？还是完全无视地理因素，在同一个城市找到最好的工作。如果是，那又要选择哪一个城市呢？
这一连串的重要选择着实难倒了约瑟夫和简。他们原本觉得，两个人从相知相恋到情定终生已经无比艰难了，这难倒还不够？
多年来美国人都要面对多元的人生选择，但是在过去，那种“预设”状态实在太强大了，以至于没多少人意识到原来自己还有其他选择。跟谁结婚的确需要选择，但到了一定的时候我们就会结婚生子，因为人人都这么干。极少数不这么干的异类会被视作离经叛道，饱受流言蜚语和猜疑的目光。但是今天，你已经很难找到哪种爱情会备受瞩目了。放眼望去，任何形式的亲密关系都司空见惯。
尽管在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以及美国部分地区，非传统的爱情关系依然会遭人非议甚至受到更严厉的打击，不过大趋势是，人们越来越能接受形形色色的爱情了。电视算不上社会潮流的先锋，但每天都上演着那些让我们哭笑不得的结婚、离婚、再婚、异性恋、同性恋、丁克家庭以及多子家庭的故事。什么样的爱情都可以公开，所有的选择都是发自真心的。这是新一轮的自由选择权大爆发，让我们的生活中充斥着更多选择，平添了不少焦虑。
选择自己的信仰
即便大部分美国人都过着世俗的生活，但整个国家依然有非常浓厚的信仰氛围。盖洛普公司最近一次*意民**调查显示，96%的美国人相信“上帝或者某种宇宙精神”的存在，87%的受访者认为宗教信仰在他们的生活中占据比较重要的位置。尽管在这个美籍受访者占90%以上的样本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经常参加宗教活动，但毫无疑问，美国算得上是一个有信仰的国家。问题是他们都信仰什么呢？
尽管大部分人的宗教信仰都沿袭父母，我们还是享有宗教自由，可以选择自己的信仰。我们不愿意把宗教教育视作一种无法选择的“强制措施”，而是把它当作一种建议，因为最终的决定权始终在自己手上。在宗教信仰以外，加入某个宗教团体也就相当于选择参加一个能满足我们内心宗教需求的组织。有些人为了寻求情感的满足，有些人想认识更多朋友，有些人可能想得到道德的指引，或是解决生命中某个问题。宗教机构变成了一个提供舒适、宁静、精神满足和道德关怀的市场，而我们这些“信仰消费者”则在市场中东看看西瞧瞧，直到找到内心的依归为止。
用这种购物中心的方式来谈论宗教可能会显得奇怪，不过我觉得这种说法正反映了许多人在宗教活动和宗教关系中的期望和需求。在个人选择至上和个人满足感高于一切的文化中，这种现象就更加见怪不怪了。人们积极参与某个宗教团体，全身心地参与宗教活动（最起码有一部分人是这样想的），同时也期望他们自己的需要、渴求和愿望能得到满足。
社会学家艾伦·沃尔夫（Alan Wolfe）在他的《道德自由：在充满选择的世界中寻找美德》（Moral Freedom: The Search for Virtue in a World of Choice）一书中，记录了人们对宗教活动态度的转变。沃尔夫对多位居住在美国不同地区的人进行了深度访谈，结果发现每个人都在按照自己的意愿去选择价值观和道德观。
一些人认为宗教是对个性的压抑，而不是提供抚慰、精神指引或支持的源泉。对于这一类人，能够拥有选择信仰的自由绝对可喜可贺。他们可以选择和他们的人生观最贴近的教派，选择最能包容他们这种观点的教会。他们可以选择那些最适合自己的宗教活动和教义。
极为矛盾的一点是，很多人选择那种保守的教派，恰恰是因为它限制了人们在其他方面的选择。积极的方面是，个人可以参与到一种符合自己生活方式、价值观和目标的宗教生活中来，但另一方面，决定参加哪一个组织、遵循哪一种教规却变成了选择的重担。
选择自己的身份
现代人拥有的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就是可以选择自己的身份。每个人来到人世间时都承载着自己祖先代代相传的衣钵——种族、民族、国籍、宗教、社会经济地位等，它们向全世界表明你的身份和你的过去。可是这种情况一去不复返了。现在人们有很多机会改变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可以脱离自己生来就有的宗教信仰，也可以选择摒弃还是继续保留自己的种族身份，也可以改变自己的国籍。即便是美国历史上最尖锐的种族问题现在也变得越来越温和了。
如今跨种族通婚越来越普遍，不同种族的夫妇生下的小孩有不同的肤色和外貌特征，要从外表判断一个人的种族身份变得更难了。而且，随着社会对不同种族的态度变得更为宽容和开放，人们可以拥有不同的内在种族认同。
再者，因为大部分人都拥有多重身份，在不同的环境下就可以强调不同的身份。一位刚从墨西哥移居到纽约的女性参加当代文学讨论课时，可以选择以不同的身份参与，比如拉丁美洲人、墨西哥人、女人、新移民或是年轻人。在我的工作岗位上，我可以是犹太裔美国人，而在犹太人聚会上，我又可以变成美籍犹太人。可见身份这东西跟过去大不相同，不再是“祖传”的了。
阿马蒂亚·森曾指出，人们总是有能力选择自己的身份。我们总是有机会对那些强行附加于我们的身份说不，即便后果可能很严重。人的身份原本有很强的预设性，而且即便有选择，在心理上也缺乏真实感。不过通过缔结婚姻关系，身份的选择就变得很容易。个人身份的转变既是好消息，也是坏消息。好消息是它让我们从自己固有的身份中解放出来了，坏消息是它又加重了我们选择的负担。
选择的意义何在
存在主义哲学家阿尔伯特·加缪（Albert Camus）提出过一个问题：我应该自杀还是享受一杯咖啡？他认为生命中的每一件事都是选择。每一分每一秒，我们都在选择，生活中永远充满了选择。存在，至少是人类的存在，是由人们作出的选择来定义的。若当真如此，那么我们面对比以前更多的决策和选择，究竟意义何在？
想一想你早上醒来后会干什么。你下了床，慢吞吞地走到浴室，刷牙，洗澡。我们甚至可以把事情再细分一下：取出牙刷，打开牙膏盖，把牙膏挤到牙刷上……
即使是这样一个乏善可陈的起床“仪式”中的方方面面都充满了选择。你可以不刷牙，不洗澡，不穿内衣。也就是说，当你还睡眼惺忪，连第一杯咖啡都没喝上的时候，就已经做了一连串的选择了，只是平时你都不曾注意到罢了。其实你也可以干点别的，不过却没意识到其他可能性。
这些晨间的活动是那么根深蒂固、司空见惯、不由自主，在不假思索中就全部完成了。因此尽管从逻辑上你的确可以选择干点别的，不过这种选择的自由并没有带来实在的感受。到了周末，事情或许会变得不太一样。你可能会躺在床上问自己，要去洗个澡呢还是等一下再去，或者会把早上剃须这个环节也省了。不过在工作日，你一般都会自然而然地完成这些事。
这绝对是件好事。因为如果每一步都变成经过精心计算的有意识的选择，我们每天都要累得够呛。在现代人的生活中，选择逐渐从一种内隐而且缺乏真实感的事，转变成外在的、能够切实感受到的存在。我们今天要面对史无前例的困难选择。
要是有人企图剥夺那些我们一直拥有的选择权，我们可能会深深不忿。要是由我们自己来决定在某件事情上有没有选择，那我们应该会选择凡事都有选择。不过随着选项不断增加，你会越发觉得心里难受。
正如我在第1章中所说，我们掉进了弗雷德·赫希所说的那种“小决定*政暴**”的陷阱。在任何一个领域，我们都会不断增加新的选项，但是从不会把所有选项都浏览一遍。尽管如此，在每个领域接受新的选择，其实就等于接受全部选择，附赠一个让自己感到力不从心的结果。
在下一章，我们将会探讨怎样减轻选择太多的负担，从而逐渐减少随之而来的压力和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