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日本本州岛南部的冈山，有个名叫吉备津的小村。这里有一座奇特的神社，在神社正中央的神台顶部放着一具船锚（见图片）。这座神社，供奉的并非神或者人，而是被屠宰的牲畜。日本人好吃牛肉，他们希望这里每年三月的祭祀可以让那些被吃掉的牛的灵魂升上天界，不要怨恨。放在这里的这具船锚与这里的环境显得格格不入。这具船锚来自何方？这具船锚背后蕴含着什么样的故事？那就让我们一起拂去尘埃去寻找这段历史，回到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人生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纵然抹不去，爱和恨都还在心头”。
（一）跛足的现代化
时间回到1861年，那时的清廷，正可谓风雨飘摇，岌岌可危。举目四望，国都沦丧，山河破碎，内有太平天国起义的打击，外有西方列强的侵略。北京失守，圆明园被焚，咸丰帝仓皇出逃热河后，受命留在北京的与外国侵略者“议和”的奕䜣等人痛切地意识到形势的严峻，于是上书咸丰皇帝，力主变通内外政策。
于此同时，在*压镇**太平天国的过程中，为清政府立下汗马功劳的一批湘军和淮军将领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受到重用，成为地方大员。一场旨在“师夷长技夷自强”，把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由理论变成了实践的洋务运动开始了。
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创办内*械所军**。随后，李鸿章在上海设立江南制造总局，左宗棠在福州开办福州船政局，据统计，到1894年，清政府在全国各地一共举办了34家军工企业。
在举办*用军**工业的同时，洋务派认识到，实现所谓的“自强”，必须同时发展民用工业以“求富”。据统计，1873年至1894年，洋务派共举办民用工业48家，其中代表性的有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等。
*用军**和民用工业的创办推动了铁路的兴修，从1880年修建唐胥铁路开始到1894年，清朝共修建了铁路447公里。
在创办军事工业的同时,军事近代化也开始起步，1861年，李鸿章不惜重金从国外购买较为先进的枪炮，并用高新聘请外国军官按西法操练*队军**，一些口令都按音译成中文，如“前进”，就按英语“forwardmarch”音译，一时间“发威马齐”响彻大清国的上空。。1874年近代化化的海军开始创办，到1882年努力，近代化海军已初具规模，形成了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四大水师。
随着洋务运动的推进，外交也随之发生改变，1861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从1875年郭嵩焘被任命为驻英公使开始，清政府陆续向国外派遣了一批驻外公使和领事。
因洋务的需要，以京师同文馆为代表的一批洋务学堂应运而生。
1871年清政府选拔幼童到美国留学，随后陆续向英国、德国派遣留学生，这批留学生很多都成为后来的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外交等各个领域的人才。
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近代化的工业基础逐渐形成，政治架构尤其是法律制度经过三十年的调适，也向世界靠拢。应该说，一个全新的中国是可期的，世界各国以平等待我，也不再是遥不可及。
但中国是一个小农经济为主的国家，以及在此基础上生长起来的传统文化和官僚制度与近代化难以相容，这就意味着中国的近代化只能筚路蓝缕、负重前行。
洋务企业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官办，二是官督商办。
官办企业在体制上采取衙门式的管理，不是独立经营的企业单位，必然冗员充斥，机构臃肿，许多人因与“官”有关系而挂名支薪，官府也将其作为安排官员位置的地方，贪污腐败严重，管理混乱，生产效率低下。
官督商办企业最大的问题是“所有制”问题，即“产权不明”，企业究竟是官府所有，还是民间所有？随着这些企业带来丰厚的利润，“官”见有大利可图，于是加强了对企业的“管理”或曰干预，将这些企业视同“官产”。*场官**的任人唯亲、贪污腐败等陋习在这些企业迅速蔓延，更重要的是，这些企业必须向清政府提供“报效”，其实就是官府公开的财政勒索。恰恰是那些反对办任何新式企业的顽固派对这些企业的勒索最厉害。据统计，从1884年到1911年的二十七年间，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这两个企业给政府的报效共三百五十万两，相当于两局股本总额的六成。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曾国藩、李鸿章这些“同光中兴”的名臣，因他们的文化背景和现实背景决定了他们对西方文明持有一种极其复杂的矛盾心理：在浅表，他们奏唱着“师夷长技”的新时调；但在深层，却仍眷弹着“歌咏皇仁”和“中国文武制度”的“恋恋之音”。“中体西用”就是这个背景的产物。
反观日本，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富国强兵”、“文明开化”、“殖产兴业”成为其基本国策。从政治、经济、教育、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全面学习西方。
那个时候，时任德国总理的俾斯麦曾断言：若干年后，日本要打败大清帝国。因为他看清了中日两国学子在德的不同学习姿态：中国学生拼命学习他们的制造业，希望回国后多造坚船利炮，抵御外侮；而日本学子则学他们的制度、治国强国的奥秘。这个结果不幸在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被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