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与代之间的职业变化也反映出美籍意大利人地位的上升。在纽约，1916年意大利裔工人约有一半是干体力活的，但到1931年，这个比例就降到了31%。意大利人的职业也开始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有人当上了电工、油漆工、承包商和工头等。到20世纪20年代，意大利人开始在服装行业取代了犹太人，后者已经更上一层楼了。意大利人也进入了市政管理人员的行列，起步时是小股的，并从职业阶梯的最底层干起。19世纪90年代在芝加哥，意大利人当清道夫的有100多人，其他还有人当上了下水道挖掘工、垃圾搬运工，也有人在各种建筑工程或维修部门找到了差使。19世纪末，有3个意大利人在芝加哥当上了警察，其后不久又有几个人当上了*防队消**员，这些数字虽然不多，但一直在增加，20多年之后，就上升到好几十人。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年代，芝加哥的意大利人做小学教员的仅10人左右，但到20世纪20年代初，这个数字就缓慢而稳步地上升到42人。在意大利裔人口显得多得多的纽约，意大利人充当教员的在1905年也只有200人出头，1915年增加到400人出头。相比之下，早在19世纪末，在纽约公共工程充当市政职工的意大利人就有8000人之多。同样在旧金山，意大利裔的市政职工多是清道夫（有人说他们在这里“享有垄断权”），下水道、自来水管道和煤气管道的挖掘工，也在桥梁、运河及港口等建筑工地上和维修场所干活。在全美其他城市，也存在类似的情形。
一如栖身于贫民窟的其他种族一样，美籍意大利人也不断地受到改革派人士的怂恿，让他们到农村去扎根。也正如犹太人、爱尔兰人或其他种族一样，意大利人基本上对此不感兴趣。多数人没钱购置农场，不少人打算返回意大利，很少有人愿意到那些与世隔绝的孤零零的农场上去了此一生，尤其担心在那里甚至连“遥远”的邻里都听不懂他们的语言，更不用说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了。当然，也确有某些意大利人下乡了，那是集体去的，大多是在农忙季节跑到乡下打零工，有的则办起了乡村企业。在加利福尼亚，许多北部意大利人变成了种植水果、蔬菜和酿制葡萄酒的企业家。在世纪之交，加州的意大利人有半数在从事农业，这与全美各地的意大利人普遍都在都市就业的情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通过为加州的农业投资提供财政服务，A·P·贾尼尼建立起日后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一家银行--美国银行。另一个由北部意大利人早在1860年就开发出来的农业区是在威斯康星州。他们也搞得十分成功，并与当地的社会生活打成一片。在其他州也有意大利人办起来的小型农业社区，尤其是在得克萨斯州、阿肯色州、路易斯安那州和纽约州西北部。定居在这些地方的多属来自南部的意大利人，发家的速度慢，遇到当地民众的*制抵**也多。但是，他们在意大利擅长于耕作贫瘠土壤的经验，使他们敢于购买被当地美国人视为“无用的”贫瘠土地，并将之变为良田。这样，许多开始时十分贫穷的南部意大利人后来就成了地主，为国家增加产出，也使他们本身逐渐富裕起来。他们最终也被接纳为这些地区企业社会的一部分。
和在其他领域一样，意大利人在农业上获得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他们愿意比别人更加卖力的苦干精神。许多意大利裔农场主都是从农场劳工和交谷租农干起的。由于缺钱，甚至购进低价的荒地和肥料，垦伐点林地等等，都时常需要他们不分昼夜地苦干，打零工，全家操劳，长年的积攒和借债，才能最终把借贷偿还清楚。在某些地区，比如在纽约州的奥斯威戈县，意大利人后来终于在当地的水果和蔬菜种植及经销方面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在职业上，意大利人赶上了爱尔兰人，而在业主人数所占的比例上，则超过了他们。在1909年，波士顿的意大利人有22%是经商的，相比之下，爱尔兰人经商的只占5%。到1950年，这两个种族的职业分布几乎毫无二致。到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美籍意大利人的收入已经超过了爱尔兰人，而爱尔兰人来美的时间却比意大利人早30多年。意大利人多年来借以发家的那些渠道，一般都不要求受过正规的教育。美籍意大利裔工人逐渐掌握了技术，其工资所得也超出了单凭他们的正规教育所达不到的水平。极端的肯干一直是他们发家的强大力量，普遍很低的酗酒率也使老板觉得他们是可靠而又可取的雇员。有趣的是，意大利人滴酒不沾的在当时（乃至现在）极少，吃饭时都会把盏小饮一番（有时连小孩也喝上一点），但喝醉却是禁忌。按美国的普通标准来衡量，苦干精神和强烈的“事业”心不能混为一谈。所谓事业心，它牵涉到一系列具有既定目标的前进步骤，通常从大学就开始，其感情投入的程度也时常会和对家庭的承诺相冲突。此种职业进取精神在美籍意大利人当中形成风气，但进程是缓慢的。为家庭多干、苦干，向来是意大利人的一种气质，为工作而牺牲家庭，则为意大利人所不取。美籍意大利人世世代代都乐于在文官体系中供职，上班时间固定，恪尽职守自会得到报偿。而耗尽精力和时间的职业，比如当经理或做学问，意大利人向来不敢问津。
与意大利人的崛起相伴而生的，不仅是经济上的分化，还有他们在社会上的差别。甚至在各阶层中，家庭一词的意义也变得不完全相同了。在意大利裔的中产阶级人士当中，亲戚之间的拜访频率仅略高于一般的美国中产阶级。但意大利裔工人阶级走访亲戚的频率，仍是其他美国工人阶级的两倍。中产阶级的意大利开始重视教育，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越来越多的人将其子女送到教区学校就读。由于意大利裔充当了教士和修女，学生家长已不像早期的父母那样，害怕其子女会在教区学校里“变成爱尔兰人”。多年来，家庭的人口不管从相对或绝对的意义上来说，也都发生了变化。在1910年，美籍意大利人家庭的平均人口仍在全国家庭人口的平均线之上，但到20世纪60年代，美籍意大利夫妻的子女数量已经比其他美国人要少，且只相当于早期意大利夫妻所生子女的一半。在1910年，35～45岁左右的美国妇女平均有3.4个孩子，而同一年龄段的意大利裔妇女则平均有5.5个孩子。到1960年，此项全美平均数是3，而对美籍意大利妇女来说，则只有2.4。曾是美国各种族中家庭人口最多的意大利人，现在则和犹太人走到了一起，家庭人口变得最少。随着意大利人在整个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崛起，他们也开始了有组织的犯罪活动，并于后来在这个领域里发展到独霸一方的地步。在意大利人参与其中之前，有组织的犯罪行为在美国早就存在了。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犯罪团伙的头目多是爱尔兰人或犹太人。美国宪法禁酒修正案付诸实施之后，有组织的犯罪活动大规模地发展起来，而此时又适值意大利后裔大批加入了犯罪团伙的行列。偷运私酒及违禁开设秘密的酒馆（通常又和赌博或卖淫相勾结）成了赚大钱的生意，而且也是竞争性极强的生意。意大利裔的犯罪头目在这种暴虐而殊死的竞争中，具备两条足以决定胜负的长处：第一，他们在贩运私酒时能克制自己，不致酗酒；第二，正如家庭忠诚对一般意大利社会生活是关键因素一样，他们在营运私酒时，全家人也能守口如瓶，毫不走漏风声。从事一种生死存亡的买卖，头脑清醒和家庭忠诚是两大格外重要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