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显示，日本去年新生儿数量较上一年减少29231人，降幅远超预期，少子化趋势进一步加剧。日本政府2017年估算，新生儿数量跌至81万至81.5万本应出现在2027年。
日本去年总和生育率，即平均每名育龄妇女生育子女数，降至1.3。
从育龄妇女的年龄段来看，30至34岁女性共生育29.2万人，数量最多；40至44岁女性共生育2.8万人，较上一年增加617人，是唯一生育数量增加的年龄段。另外，2021年生育头胎的日本女性平均年龄为30.9岁，较上一年增加0.2岁，凸显晚育趋势。
厚生劳动省认为，20岁至29岁女性生育率下降影响去年新生儿数量，不清楚这是否与新冠疫情期间民众经济压力大、对未来焦虑增加等因素有关。
岸田文雄政府提出新资本主义经济方案，这个方案不同于安倍经济学商业生态，更多的是以推动女性经济独立为核心的政策。
共同社6月4日报道，日本政府3日在首相官邸举行由全体阁僚组成的“建设所有女性绽放光彩的社会总部”等的联席会议，确定了汇总女性活跃推进措施的重点方针(女性版骨太方针)。政府以方针明确了改革与时代不符的制度和意识的必要性，共享问题意识。首相岸田文雄在联席会议上表示：“将把女性经济独立定位为新资本主义的核心，强有力地推进使女性收入提高的政策。”重点方针指出，日本男女共同参与社会活动较海外各国落后的背后原因在于，昭和时代形成的制度以及“男主外、女主内”的固定性别分工意识依然存在。在此基础之上，方针称“女性的人生和家庭形态已呈多样化，昭和时代的设想不再适用”。
岸田文雄希望解放日本女性从而弥补日本劳动力不足的现状，这个政策导致日本女性花费更多精力在工作上而不是家庭，以至于我们从2021年日本适合生育年龄层次看，日本女性的主要生育年龄延迟到30.5岁，这种趋势还会加剧。
岸田文雄新资本主义政策来源可以从他自己家庭结构来进行剖析：
我们从岸田文雄夫妇三个孩子家庭生活就可以看出日本社会生育现状，岸田文雄和妻子裕子是1988年相亲认识的，裕子毕业于日本广岛女子大学，她的父亲是一家公司创始人，整体来说属于才色兼备类型。岸田文雄比裕子大7岁，他们结婚后保持相敬如宾的生活。
岸田文雄夫妇
岸田文雄三个儿子
岸田文雄的孩子都是男孩，且是高材生。长男今年30岁，日本超一流的庆应义塾大学毕业。大学毕业后曾经在三井物产上班，目前是岸田文雄的议员秘书；二男出生于1997年，据说毕业于日本大学，擅长料理；三男应该还在读大学。
岸田文雄夫妇属于日本高收入阶层，他们的婚姻生活和事业都是顺风顺水的，以至于他们可以以高质量的教育来培养岸田家三男。
然而疫情叠加俄乌冲突产生能源危机，日本岸田文雄政府新资本主义失去国外市场投资良好环境，对内刺激消费也受到通货膨胀的制约，如此以来拉动日本经济三驾马车，投资和消费及出口全面疲软下来。
少子化的日本
日本与日俱增的职场女性数量与日本生育率成反比，尽管日本政府2003年就通过了鼓励生育儿童托管法，政府为新生儿童托管教育买单，但是家庭教育和抚养成本还是一大笔开支。
我认为日本社会出现了与我国台湾省一样的状况，那就是老一代人享受经济发达的红利，而新生代年轻人则要为高福利社保体系去拼命。日本人口2022年统计总数为1.2555亿人，这个体量是中国十四分之一，日本以37.8万平方公里土地养活这么多人口需要付出资源和努力很艰巨。
日本年轻人的生育和婚恋价值观与对未来经济信心挂钩，日本发达资本投资全球，全球经济形势伴随着西方国家挑动地缘政治对抗形势而动荡，日本属于一个没有独立政治和经济主权国家从而成为美元通货膨胀泄洪堤。日本年轻人没有完整历史价值观而陷入西方拿出主义无限循环，西方文明的糟粕与日本本土岛国狭隘民族极端主义结合形成畸形日本现代文化，在迷茫和彷徨的价值观指引下，日本年轻人失去对国家和民族认同感从而随波逐流。
综合而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资本主义制度决定了日本政治门阀家族势力治国理政价值观，他们操纵选票政治获得国家政权，用国家政权为资本扩张和获得垄断利益服务，而大多数日本民众只能跟随日本垄断资本阶层命运而随波逐流，至于响应国家生育政策维护国本，这在日本年轻人看来就是扯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