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迷信GDP，也不要迷信西方经济学
GDP是西方经济学中的概念，大家也不必迷信西方经济学，毕竟西方经济学只有约200~300年的历史。要说经世济民的思想和理论，中国自古就有，春秋时管仲的治世方略、西汉刘向的《管子》、西汉桓宽的《盐铁论》和司马迁的《货殖列传》等典籍里有非常精辟的阐述，其核心思想在当今社会还在广泛地应用。如《史记》之《管仲列传》里说道，“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这些思想在历史上被社会实践证明是非常有效的。
仔细比较后会发现：中国古代先贤治理社会和发展经济的思想在本质上与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是相通的，就像黑格尔的辩证法与中国的易经思想是相通的一样。所以，中国经济学者不必唯西方经济学理论马首是瞻，中国一定会产生最适合于中国本土的经济学思想和理论。
大道至简，投资大师和经济学大师擅于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平庸的人却往往把简单的问题搞得复杂化--这也是中国经济学界不自信的表象之一。比如如今的经济学论文，本来阐述的是妇孺皆知的基本道理，但是却非要用微积分和概率统计模型作为工具来“点缀”才显得高深莫测，玄之又玄。其实，数学本质上是用符号所阐述的逻辑思维方法，是为了简化思维来使用的，但现在却本末倒置，人为增加了经济学研究的门槛，使得经济学成为小众群体“垄断”的学问。
如今，一篇经济学论文，数学模型越复杂越容易被学术期刊采稿，很多学术期刊也喜欢拿数学模型来装点门面，附庸风雅。放眼望去，所谓的经济学“核心期刊”数学模型满天飞。其实，从亚当·斯密到马克思，哪一个经典理论是用数学方法来发现和阐述的呢？就连爱因斯坦最著名的公式E=mc2，也仅仅是小学数学就可以学到的算法而已。
经济学本质上是一种哲学思维，不能为了方法而方法，为了数学而数学。在经济学研究中，最好的方法并不是最复杂、难度最高的方法，而应该是最适合阐述和发现问题的方法。
“不干预主义”与“产能过剩”
经济的增长，即GDP的增长是不是要加强宏观经济的治理，需要政府三令五申，干预越多，调控越多就越好呢？凯恩斯主义强调政府的重要性，主张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鼓励政府强化财政收入和税收，通过政府之手去分配财富，去扶持甚至去直接投资相关产业。这种想法初衷是好的，但是事实证明，干预越少，经济活力越强；除非是经济在短时间内出现急剧恶化，需要暂时动用行政力量，采取“输血”或者“人工呼吸”等极端办法来挽救经济颓势，其余大多数时间里政府应该放手让经济体实现内生自发性增长。
历史上，黄老思想是中国最早的市场经济思想的滥觞。黄老思想的核心表现在“无为而治”“与民休息”。例如周文王曾嘱咐太子发：山林草木生长之时，不要去砍伐；川泽鱼鳖生长时，不要去捕捉。工匠以时做其器，农民以时耕其田，商贾以时通其货。还有，武王曾问政于周公，周公说，夏禹曾下禁令，“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入夏三月，川泽不网罟，以成鱼鳖之长”，因此欲使人民归服，一定要让他们有利可得。
在中国历史上，黄老思想的兴盛经常带来经济文化上的繁荣。唐玄宗、宋徽宗、朱元璋、康熙等都曾注解过《道德经》。“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两宋时期经济文化的高度繁荣、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潮，以及今天改革开放的成就，都与黄老思想有密切关系。
比如说文景之治。汉初社会经济衰弱，文帝、景帝推崇黄老治术，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汉景帝刘启，母为窦皇后。窦皇后信仰黄老思想，景帝自小耳濡目染，在她的影响下，西汉政权继续施行刘邦时期定下的“以民生息”“无为而治”的精神，把汉王朝推上了强盛的高峰。
再如，中国历史上，北宋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一个顶峰，在经济、科学、文化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就。北宋政府实行比较宽松的政策，宋太祖一开始就定下了规则：在政治上允许发表意见，说错了话不给予惩罚；在经济上主要实行“不干预主义”。
司马迁所著《史记》中的《货殖列传》说道：夫山西饶材、竹、谷、 、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棻、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 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翻译过来的白话文就是：太行山以西饶有木材、竹子、楮木、野麻、旄牛尾和玉石，太行山以东多出鱼、盐、漆、丝和音乐、女色，江南盛产楠木、梓木、生姜、木犀、金、锡、铅矿石、丹砂、犀牛角、玳瑁、珠玑、兽角、皮革，龙门山、碣石山以北广产马、牛、羊、毛毡、毛皮和兽筋、兽角，铜、铁则往往在千里山峦中布满，如同摆满棋子的棋盘一般。这还仅仅是物产分布的大概情况。这些物品都是中原人民所喜爱的，是百姓们衣着饮食与养生送死所必备的东西。所以，人们依赖农民耕种来供给他们食物，虞人开出木材来供给他们使用，工匠做成器皿来供他们的所需，商人输通这些财物供他们选购。这哪里是因为国家颁布了政令来要求才做到的呢？人们各自以自己的才能来行事，竭尽自己的力量，以此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因此，物品价格低廉，商人就会把商品销售到可以贵卖的地方；物品价格昂贵，商人就会从价格低廉的地方运来销售。大家各自勤勉而致力于他们的本业，乐于从事自己的工作，如同水向低处流，日日夜夜而永无休止。大家不待召唤自己就赶来，物产不须征求而百姓们自己就生产出来。这难道不是合乎规律并且自然就是如此证明的吗？
由此可见，早在2000多年前西汉的司马迁就已经认识到了自由市场经济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事实上，在自由市场上，资源的流向和配置总是向取得更高回报的地方归集，经济不需要政府的过度干预就能有效运转。有时恰恰是由于政府的过度干预所造成的后果，又成为政府进一步干预的借口和理由。比如，就产能过剩来说，假如没有审批，哪来的产能过剩？有了产能过剩，反而成了干预的理由。
地方政府投资冲动是中国经济特有的现象。长期以来，地方政府将加快发展等同于加快经济增长，从而制定了不切实际的经济增长目标。地方政府官员非常清楚，要想完成经济增长目标，并体现一定执政“业绩”，就必须在扩大消费和增加投资上做文章。但扩大消费投入多，见效慢，费力不讨好，因此，政府主导投资扮演了重要角色。在这种体制下，地方政府热衷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大型投资项目，但是对于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公共服务建设和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等长远有利于提高居民消费和经济发展的的措施却缺乏积极性。在这种情况下，投资难免不会被过度化，于是经济结构出现一定程度“人为扭曲”，形成了所谓的“产能过剩”。
“产能过剩”所涉及行业几乎全是强周期行业，而且其产品规格是标准化的。在经济面向好时，开工率和产能利用率处于高位，甚至出现产能不足现象，如2004年中国曾出现的煤电油运全面紧张的现象。而一旦经济面向下，“产能过剩”的问题就会重新被提及起来。
其实，中国“产能过剩”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周期性过剩而非结构性过剩。在一个正常的经济体中，适度的产能过剩是一种常态。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屡次证明，每次所谓“产能过剩”在当时看起来是那么严重，但不久就会被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胃口”所消化掉，所谓的“产能过剩”更多体现为一种短期的结构性过剩。
但是，有一种现象值得警惕和纠正：由于强周期工业产品是标准化的，标准一旦确立，往往会长期保持不变。一旦经济出现波动，企业只能采取低成本竞争策略，靠拼价格维持不死不活的生存状态。在地方政府的怂恿和支持下，企业非但没有“减肥瘦身”来熬过难关，反而打着所谓“规模效应”的幌子进一步上马扩建项目，在牺牲环境成本和劳工权益，获取廉价信贷资金、土地成本和财政补贴等“扶持”下，达到“大而不能倒”的目的。
比如，目前中国水泥产业整体产能大于市场需求，受限于“运输半径”因素，在全国范围内，产能不好调剂和消化。一方面，中央政府意识到这个问题，正努力压缩新建水泥产能，但是地方政府最常见的抱怨就是“我们这里只有石灰石，要是不做水泥，那还有什么政绩？”地方政府关心的不是什么过剩不过剩，而是企业不能在这一任倒掉，否则便会影响仕途。另一方面，在计划经济模式的审批制下，现有产能无一不是审批后的结果，甚至出现赶在压缩政策出台前集中加速审批的现象。于是就出现了这样奇怪的现象：为防止钢铁、水泥、煤化工等行业出现“过剩”而“严格”审批，结果这些行业却出现了“过剩”；但是家电、服装、商场、酿酒、饮料等消费品行业没有审批，却发展得比较好--这种现象不能不令人深思，现在的确到了要转变调控理念和调控办法的时候了。
因此，如果中国真的存在“产能过剩”的话，其实是一种计划管理思维模式下的“过剩”，不是真正市场意义上的“过剩”。本质上是一种结构性的“过剩”，是落后产能的过剩，而对于满足市场需求的“民生”产能，其实还远远不够。
比如，就食品工业来看，“民以食为天”，中国是一个特别讲究吃的国家，但是食品工业的发展还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对于广大工薪阶层，特别是大中城市的工薪阶层来说，每天结束忙碌的工作和漫长路途的奔波后，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忙碌于买菜做饭这些家庭琐事，挤占了本应该属于工作、学习和享受生活的时间。
在美国，很多中产阶层的一顿饭其实就是靠一块速冻比萨和盒装果汁来解决的。发达的食品工业为美国家庭提供了琳琅满目的成品和半成品食品，让生活更加便捷，从而提高了整体社会效率。在上海主要面向外籍消费者的大中型食品超市，可以看到在食品类别、品种和便捷性方面，国外的食品大大领先于中国本土食品。在国外发达国家生活过的人，会深切体会到生活的便捷性并亲身感受到其服务业的发达程度。
其实，中国并不是生产不出来自己的速冻比萨和盒装果汁，但问题在于中国生产的这些产品价格总是那么高，而且那些生产问题食品的企业总是不能得到应有的惩罚，从而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如果行业管制越严，供应必定越稀缺，价格必定高高在上，而且越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供应质量也不能保证。另外还有洋奶粉事件。2013年年初，为应对来自中国大陆的奶粉代购，中国香港地区颁布“限带令”。年中，发改委启动了对国内洋奶粉的垄断调查，矛头直指高高在上的洋奶粉价格。在奶粉领域，产能过剩不仅不存在，恰恰相反，实际上却是产能不足！不然消费者不会总盯着国外的产品。就算中国消费者因为三聚氰胺事件对国产奶粉不再信任，那么安全、先进的奶粉产能在中国是过剩的吗？奶粉本不是什么高科技产品，与其从全民税收中拿出巨额资金补贴所谓“高科技产业”和“新兴战略产业”，为什么就不能下气力搞好像奶业这样的民生产业，让中国的下一代吃上安全放心的食品呢？
在中国，类似食品工业这样的“民生”产能其实还远远不够，远远不能满足民众从“吃饱”到“吃好”的升级需求，以“民生”产能为标志的服务业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
了解西方经济学史的人会知道，西方经济学家很少将国家在某一阶段的发展定义为“产能过剩”，“产能过剩”属于计划经济的专有词汇。事实上，在一个自由市场经济体中，每一个细分行业都处于或多或少的产能过剩状态。就连茅台酒这样的稀缺资源，不是也有过短暂的滞销期吗？供给过剩总比供给短缺好得多。在西方国家，哪怕出现所谓“产能过剩”，也会通过经济危机等形式自发调整。事实上，谁也判断不出何时出现产能过剩，以及何种产业过剩，否则经济危机也就不会发生了。
其实，动辄几亿、几十亿元的资本投资，企业家难道没有好好研究过行业的总体供需水平吗？企业家在制定生产决策时，对信息的处理能力和承担的责任压力难道会低于拿着滞后经济数据、纸上谈兵的人吗？在市场经济大多数时间里，大多数产品基本上都是供过于求的，这种局面可以保证最有效率、最有竞争力、最有成本优势的企业脱颖而出。某个项目该不该建，某种产品是过剩还是短缺，就像股票市场里某只股票是高估了还是低估了，是该涨还是该跌一样，其最终结果只能由市场中的各个主体进行充分博弈和竞争后决定。
因此，与其试图对经济进行人为定性和定量的判断，不如建立一个良好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和环境，解除相关管制，给包括民营资本在内的各路资本平等的参与机会。还原资本，特别是国有资本追求投资回报的原始本性，让国有企业真正成为市场经济中自由的、理性的、非行政指导下的决策主体，让其完全按照市场规则进行经营决策和投资决策。
在世界范围内，中国人均收入排名在100位左右。中国有数以亿计的人有购房、购车的需求，中国还有大量吃不饱、穿不暖的贫困人口。目前，中国城市居民非常关注食品安全问题，但是在中国广大农村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关心的却是能否吃上以及可以吃到什么食品的问题。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而言，其潜在内需要多大就有多大，需要匹配的产能其实还远远不够。
其实，中国虽然被称为“世界工厂”，但是人均资本存量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比如，中国汽车人均存量是美国的1/20，日本的1/15；商用飞机人均存量是美国的1/25；挖掘机人均量是美国的1/2，日本的1/6；推土机人均量是美国的1/10，日本的1/2；高速公路人均量是美国的1/6，德国的1/3。
要想让自己家的孩子多吃上鸡蛋，就得多养母鸡。资本存量是创造社会财富、丰富生活消费品和服务品的“母鸡”，“母鸡”多了，“鸡蛋”才会多，消费才会旺盛起来，生活水平和质量才会真正提高，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中国人均资本存量呈现不足，发展空间巨大。
总之，产能过剩是个伪命题。好比“剩女剩男”现象，实际上中国男性数量远大于女性，为什么在某些城市“剩女”现象比“剩男”现象更为严重呢？--过剩是因为理念和配置出了问题。就像2013年6月底中国金融业发生的“钱荒”现象一样，钱在中国并不缺，甚至是过剩的，但是因为资金的配置出现问题，因而出现了所谓的“钱荒”。
所以，在中国，所谓的产能过剩只是一种短期的、暂时性的过剩，是一种严重的结构性过剩，是一种服务对象定位错误的制度性过剩。如果取消了审批制度，自然就没有了产能过剩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