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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秘密》特邀作者：徐家祯
整理：一大碗
今天这篇文章我们请来了远在澳洲的徐家祯先生捉笔，时年近80岁，他是布店弄高家的外孙子，《山居杂忆》作者高诵芬的长子，语言学家、作家；曾任教于澳大利亚南澳州阿得莱德大学亚洲研究中心。
据说每个英国贵族都有一件值得骄傲的穿了几十年依旧如新的手工外套。
这样不以奢华当做品位的老派绅士风度，高家人也有。
在这个占据杭城产业半壁江山的家族里， 孩子却衣着朴实，终年只穿布衣。绸衣、皮衣和丝货都不得穿，因为“小孩骨头嫩，要焐烊的”。大孩子的旧衣便是小孩子的新衣。家中有专管做衣绣花的“女手”（女裁缝），技艺高超，常年驻家，将旧衣改一改，给孩子穿。白木耳这些补品，只有大人才可以吃，小孩最多吃大人吃剩的，就不算“折福”了。尽管每年小孩都会收获不少的压岁钱，却不准使用，得存到成年方可从折子里取出。
▲我们上一篇风俗篇发出后，徐家祯老师发来补充，高家立夏时称人的风俗也很有意思。到了立夏那一天，全家上下都要称一称重量。有一次一位女仆太胖，秤的绳子突然断了，害得她跌倒在地上。周围的人忙着去扶她，但场面也着实好笑。从生活的细节上，我们也能看出高家对待仆人也相当平易近人。 制图©️城市秘密 青征鱼
这样厉行节俭的家风，自祖辈起代代流传。先祖高士桢初到杭州，生活贫困。富贵后不忘初心，从不浪掷一钱享受。惜物却从不吝啬，乐善好施，行慈善之事，花百金也在所不惜。他的儿子高崇元更甚。这位 “高善人”年轻时是个醉鬼，老来历经十多年，发起创办了杭州的慈善会——普济堂。
可见 热爱、慈悲、福气，都是一种能力，要自我训教。
▲高家部分关系图 制图©️城市秘密 青征鱼
杭州从南宋起就有都市慈善传统，官办的就有养济院、漏泽园、慈幼局和施药局等，到了明清，杭州慈善机构已有官办与民办之分，或者说是官督民办，如果没有太平军两次攻陷杭州，杭州的民间慈善事业就一直呈现兴旺发达的局面。庚辛劫难之后在地方官员的提倡及杭州绅商的积极参与下，杭州出现了 善举事业大联合 。
参与杭州慈善事业的人员，因为慈善的特殊性，一般由地方官员发挥主导作用，但参与经营和管理的主要还是当地的绅商，比如我们之前写过的四大家中的丁丙，他担任杭州善举联合体总董长达十几年，还有著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在丁丙编撰的《乐善录》中，记载了 善举联合体的最主要三个核心设施是普济堂、育婴堂和同善堂 ，除此之外，还有三仓、义渡、宗文义塾、钱江救生局、保甲局、粥厂、丐厂、迁善所、浚湖局和救火义集等独立的慈善机构。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府的职能，起到了稳定社会的作用，实现使鳏寡孤独者皆有所养的儒家理念。《乐善录》中说的慈善规模最大的普济堂就和双陈巷高家有莫大的关联。
▲《乐善录》卷八中记录了善举绅董的组成情况，高家两位及胡雪岩、丁丙等都在列内。
绅商从事善举，主观上有积善缘造福后代、回报桑梓的心理，但事实上因为他们的善举，也给自己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声望和地位，在某些时候，还让家族在仕途和生意上获益，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当然慈善做得狠的，可能到最后，已经没什么物质财富可以留给自己的后人了，但这世间，他留下了口碑和丰碑，百年以后，依然有人记得他们。
记得的其中一员是双陈巷⾼家的“高佛儿”，他为什么长期做慈善，这可能还得从⾼家的发家说起。
⾼家南迁始祖是⾼琼。⾼琼是北宋⼤将，护驾南渡有功，被封为王。《宋史》上有专篇记述其⽣平。 南迁后，⾼⽒定居⼭阴前、后梅里，到乾隆年间，⾼⼠桢移居杭州，已有300年左右。 丁丙的《武林坊巷志》“双陈巷”条目中录有引自《五砚斋⽂集》的⼀篇传记，题为〈⾼公廷三传〉，详细记录了⾼家迁杭始祖⾼⼠桢先⽣的事迹，⼗分有趣。
早年时⾼⼠桢⽗亲去世，剩下寡母和幼弟。年纪稍⼤时，进了村里办的私塾念书。念着念着，他想：“⽗亲死了，没钱葬；母亲活着，没钱养。跟着这群娃娃们念这些书有什么用呢？”于是就跟乡里⼈⼀起去杭州做⽣意。因为⼿脚勤快，⼯余还有时间常回家去看望老母和幼弟。不数年，母亲去世，他就在杭州孩⼉巷定居了下来，只留他弟弟在乡下守着⽗母的坟墓。但每次回家扫墓，他都与弟弟依依不舍，不忍分别。
▲1936年时高诵芬夫妇去绍兴上祖坟时在船上及祖先老屋前留影 图自《山居杂忆》
因为小时候没有念过书，所以⾼⼠桢到了中年很后悔自⼰不识字，也很羡慕别⼈能看书。他常喜欢听别⼈念书，虽然不懂，也欣欣自得。别⼈告诉他古⼈的善⾏、善⾔，他都⼀⼀牢记于⼼。得意时，还会曳杖⾼歌，勉⼈为善，即使被⼈讥笑也不在乎。
有⼀次，邻家的屋⼦要倾倒了，想要用⼀根⽊柱撑住。有⼈对⾼⼠桢说：“你不可答应他呀，因为他在你门前拄了⽊头，你怎么进出呀？” 他却回答说：“我没有钱替他建新房⼦，难道还盼他的旧房⼦赶快倒塌吗？谁知道房⼦倒下来会压到谁呢！”于是就同意邻居在他家门⼝拄⽊支撑危屋。有时，有⼈对他说*辱侮**性的话，甚⾄还来敲诈他的钱财，他都并不在乎，慷慨地满⾜那⼈的要求，毫⽆怒⾊。于是，⼈们给他取了⼀个外号，叫 “⾼佛⼉” 。
⾼⼠桢刚到杭州时，衣被单寒，冬天时雪夜睡在破屋里，早上醒来，被⼦上已经积雪⼆三⼨了，所以，后来家境改善了，他常把往事告诉别⼈，并且不肯在自⼰身上花费⼀分钱。但是，只要是做好事，要他花⼏百⼏⼗元，他都⼗分慷慨。又因为他早年丧失⽗母，所以每当家⼈为他买⼀件好衣服，做⼀顿好吃的，他都不肯接受，并说“我⽗母都没有享受过这样的衣食呢！”别⼈说他对自⼰太苛刻了，他却常用⼟话回答道：“我这个⼟老⼉能过到今天这样的⽣活已经不错了，还不满⾜吗？”
▲场景示意图 制图©️城市秘密 青征鱼
⾼⼠桢弟弟去世很早，留下⼆⼦。他把这两个孩⼦当自⼰的孩⼦⼀样带⼤，把他们的衣食之资，安排得井井有条。
他⼀辈⼦不肯让佣仆给他倒马桶、便器 ，说：“为什么要别⼈去做不⼲净的事呢？”看到年老有病的乞丐，他亲自把钱交到他们⼿中，说是“敬其老，矜其疾 （可怜他们有病） ”。
⾼⼠桢四⼗岁时，有⼀次小便不通，群医束⼿⽆策。某天夜里，他梦见有⼈告诉他：“只有汤打弹可以救活⾼某⼈。”第⼆天，他就去找那位“汤打弹”，竟然真在花市街 （现邮电路） 找到了此⼈。然⽽那⼈只是⼀个卖药的，根本不会看病。不过那⼈又说认识⼀个姓郑的，是他朋友，倒会看病，要么可以去问问他。⾼⼠桢问了郑医，服了他⼀贴药病就好了。旁⼈都议论说，这是神佑善⼈也。
⾼⼠桢晚年诵经不辍，还时时想念⼭阴家乡的坟墓。他在老家买了很多田地，均是肥沃的⼟地。他对他的⼦孙说：“只要后⼈能永远把⼟地保留下去，我就死也⽆憾了。”⾼⼠桢于乾隆某年⽆疾⽽终，享年七⼗又五 。
高士桢长子高崇元的行善人生，更是一个充满戏剧性的故事。这个人天性孤峭，喜读书却不爱科举考试，与人格格不入。早年爱喝酒，酒品还不好，因此多招人厌。 直到不惑之年，他梦到亡父高士桢持一拐杖 ，边打边骂道：“年尔许，尚沈酗若此耶？”突然醒悟，从此再不沾酒，性子也逐渐平和，一心行善。
▲场景示意图 制图©️城市秘密 青征鱼
有一回夜里出行，见到巷门口有人意图自缢，摸了摸发现人还没凉，赶紧背上人就回，为他灌上姜汤，才救了回来。问后得知，是某家的家仆，出门收租，途中遗失八枚番银，回去不知如何解释，故而自杀。高崇元心生恻隐，便赠给了他如数的钱。第二天，同住的人知道后惊问，“君所为诚善，苟不活，奈何？”他也只是笑笑。
随着年纪增长，他的愿景也日益宏大。见到京城、江南一带都有普济堂，收养孤老，惠泽家乡，只有杭州没有。于是， 他在武林门内桐井巷捐买十余亩地，以乞地方官员下令拨款盖屋建房收容无家可归者 ，言辞恳切，未果，又远赴京城，上书陈情，一去数月。家中亲友担心他因此事得罪京中权贵，数次入都催促他回来。高崇元也知道两位弟弟心中所忧，便回到家中，却仍是闷闷不乐。
▲清《杭城西湖江干湖墅图》中中正桥附近就能找到普济堂
没过多久，阮元任浙江巡抚，高崇元再次陈书。阮元钦佩其高义，便与下属官员筹划商定了地块。 高崇元眼见事成指日可待，放弃了之前买的地，又在中正桥大街（今万寿亭街一段）上捐买旧宅基十亩，碑亭、门堂、轩室 ......修整得初具规模。阮元亲临视察，写下“孝义可风”四个字颂扬，并捐银四千两资助堂中经费。谁知第二年大灾，普济堂为饥民施粥，没几个月，钱银便消耗殆尽。
直到嘉庆十四年，蒋攸铦任浙江巡抚，得知高崇元建堂始末，但因耗资巨大，一时无法筹措。直到十五年 （1810年） 秋，多方募捐，终于送来五千两银钱。此后每年输银六千两，可算事成。高崇元听闻后大喜：“不意十余载之尽精而厉气乃竟不负乎？”
普济堂教养孤儿、施药医人、送殡下葬，乃至修桥铺路，百事具办。不想没过多久，高崇元便因劳累病卒，享年73岁。
十余年间， 高崇元为营建普济堂耗资五百余万 ，可说倾尽所有，至殒身之日，身边已无余财。
年轻时的一枚酒鬼，老来成了“杭州近代慈善事业创始人” ，《武林坊巷志》“双陈巷”条目中《候选州同知高君愚亭传》一节，记载了高崇元的人生转变。
再往下，高家世代行善，到了高云麟这一代，已成生活习惯。
高云麟的妻子金英 （同金瑛） 自幼承庭训，习书史，尤熟《资治通鉴》，十六岁那年嫁入高家后，便随着夫君吟咏诗文，曾著有《云峰阁诗集》。高诵芬常说，她这位曾祖母是杭州有名的“⾼善⼈”，常常把自⼰的私蓄用在慈善救济事业上，谁见了不得尊称一声 “高老太太” 。
▲高云麟
▲民国初，钱王祠逐渐破败，1923年杭县陶镛知事，与钱士青谋商后，由高云麟、吴士鉴（新华路吴家）领衔上书请求拨款，后又捐募集资修复钱王祠。
每到冬天， ⾼家就通过账房⼴施棉衣票和米票，凡是杭州没有钱买冬衣和粮食的⼈，都可以领取，以后即可凭票领到棉衣和米粮 。《山居杂忆》里高诵芬有这样一段回忆：“平时，高老太太难得出门，最多也只是坐了自备包车或者轿子回娘家，有时也去庵堂寺院。每次出门，她就带上这些票，并把铜板、角子与票子包在一起，沿路见到‘叫化子’，就择一个包，布施给他。我四五岁时曾用一张小板凳放在她乘坐的包车的踏脚上，坐着跟她一起出去，所以看见她路上布施的情况。”
夏天，则免费发放痧药⽔、⼗滴⽔、仁丹。 平时⼀年到头都在账房里供应催⽣丹、⽕泡药、梅花丸等成药，任何⼈只要需要都可去讨取。据说，那位老太太只要在书上看到什么丹⽅，就要想法自制或委托药店去定制后分送亲友、穷⼈。于是，春夏秋冬，到⾼家账房间去讨药的络绎不绝。
虽然那些事都有家中男⼥佣⼈去做，但老太太总亲自监制。高老太太有一张祖传的药方，叫人按方把药配齐，然后把药浸在一坛坛的高级烧酒中，用泥封好，三年后轮流开坛，打开后再用特地从上海买来的滤纸过滤过。高诵芬小时候亲眼看见过十滴水过滤时一滴滴慢慢滴入一个大玻璃瓶的情形。十滴水要滴几天才滴完，然后再分装在一个个小药瓶中，备病家来讨。
▲场景示意图 制图©️城市秘密 青征鱼
高恺之曾回忆：“我家送药确是曾祖母的⼀件事，最出名的要算催⽣丹了。此药原名回⽣丹，因主要供临产用，⼤家就称之为催⽣丹。 药由孩⼉巷同春坊的张同泰药店派⼈来家在账房配制 ，成药是丸状，有⼭核桃⼤小。我幼年时常到账房去玩，亲⼿包药、送药，亦成乐事。此药⼤半天可以配好，⾄于配药时家里要拜三天忏之说，外面确有这种传说，但我却没有见过，中午吃素倒是真的。许多事往往越传越神，也是常事。”
做好催⽣丹之后，账房先⽣们拿到院⼦里去把药晒⼲，然后⼀部分放在账房间，⼀部分拿到上房里，由高诵芬的母亲金琳带领⼀些⼥仆用⾦叶纸将药分成⼀小⽅块⼀小⽅块地裹好，外边再包三层软纸，收藏起来，备亲友、外⼈来索取。
▲民国初期刚修整完的张同泰药房。1805年（清嘉庆十年），创始人张梅买进孩儿巷口的“沈国泰国药店”，并将其更名为“张同泰国药店”。后成为民国时期杭州国药行业“六大家”之一，这六个大家是：胡庆余堂、叶种德堂、张同泰、万承志、泰山堂、方回*堂春**。
在高恺之记忆里，还有另⼀种名芥菜露的药：“此药要用新鲜芥菜以制酒器蒸馏，其液清如蒸馏⽔，香味扑鼻，要装⼊坛中，用泥封⼝，放在有千⼈⾛的地板下面三年才可用。所以在我家从⼤门⼝到账房的途中，有⼀片活动地板，药即被放在下面，因为此处过往的⼈最多也。此药治肺痈，来讨药者要问明是否吐臭痰才可给药。⾄于何谓肺痈，就不清楚了，也许是肺癌吧。”
这些事，用现代⼈的眼光来看已有点不可思议了，只有在《红楼梦》之类的小说中才读得到。
⾼老太太如果活到现在，会有⼀百七⼗岁左右了，因此，她是属于上⼀世纪的⼈，但是，她却是杭州新思想的开创者。用现在的话来说，她是⼀个“新潮派”，⼀百多年前的“⼥强⼈”，“新潮⼈物”的始祖。
《清代闺秀集丛刊续编》里曾写：⾦英不堕俗流，襟怀⾼远，关⼼政治，清末不满清廷之倒⾏逆施，曾以诗⾔志，并坚送四⼦⾼尔翰、五⼦⾼尔登、长孙⾼维魏留学日本，获取新知。热⼼社会公益，以私蓄为慈善，救贫济时。
⾼老太太早在⼀百年前就在杭州创办了第⼀所⼥⼦学校 ，请自⼰的⼥⼉、亲戚做教师，教⼥⼦念书识字。她还请了外国⼥传教⼠去教英⽂、教唱歌。这在当时杭州城中真是维新得不能再维新了。
▲民国初期在杭州城内学校上课的孩子 摄影@西德尼·甘博
她做的另⼀件更⼤的好事是组织“放⾜会”，提倡妇⼥放脚。 中国妇⼥之缠脚是世界⼈类史上最残酷最可耻的事情之⼀。在中国，这样的事竟持续了⼀千多年，⽆⼈敢带头去破除，也是怪事。⼀百年、甚⾄⼏⼗年前，⼥孩⼦到了四五岁就要“裹⾜”，也就是⼀步步将⾜骨用布勒断，让她们成为不能奔跑的残废⼈，这是多么残忍的事。⾼老太太在浙江省省城组织“放⾜会”，当然成了轰动全省的新闻⼈物。妇⼥奔⾛相告，纷纷参加。⾼老太太亲自在会中演讲， 解释缠⾜的危害、天⾜的好处。
那时，金琳 （后成为高老太太的孙媳妇） 还是⼀位小姑娘，但也参加了⾼老太太的“放⾜会”和⼥⼦学校。可惜她在⾼老太太提倡放脚时已开始缠了⾜，虽然⼊会之后连忙中⽌再缠，但⾜骨已断，⽆法完全恢复，只是没有当时⼀般妇⼥的脚那么小罢了。家祯小时很不忍去看外婆的小脚，尤其她在床上不穿鞋⼦时，“我能想象⼀个四岁小姑娘的⾜骨硬被绞断时的痛楚及孤立⽆援的⼼情。”
▲抗战前，金琳在双衙布店弄老家庭院中。 图自《山居杂忆》
金琳的女儿高诵芬从未缠过脚，可能，这与⾼老太太的维新很有关系。全杭州，以⾄全浙江，⼀定有成千上万妇⼥当时从⼼底在感谢⾼老太太给她们带来的解放。
世祖发迹之后，⾼家就⼀直没有败落过。是不是因为上天曾经保佑过⾼家祖先，使他⼤难不死，并有后福，所以⾼家才成为良善⼈家，不得⽽知，但外公、外婆⼀生笃信佛教、救济穷⼈、善待仆役，是徐家祯亲眼所见。
外公高孟徵⼀辈⼦中最正式、担任时间最长的⼯作是从日本回来之后（1923-25年），任浙江省甲种农业专科学校 （也叫笕桥农业专科学校） 的教员及校长。 该校就是后来的浙江省农业⼤学，如今的浙江大学。在该校任职期间，高孟徵曾想推⼴“区田法”，这是⼀种 “⼑耕⽕种”的古老耕种法的变种。为此编写了推⼴此法的书，并先在浙东推⾏，成效很⼤，取得过亩产千⽄的成效。但最终因耗⼯太多⽽未能坚持下去。
▲浙江农业专门学校成立于1910年，原名浙江农业教员养成所，校址原在杭州马坡巷，1913年迁至杭州笕桥。1927年成立国立第三中山大学，农专改组为国立第三中山大学劳农学院，1929年更名为国立浙江大学农学院。这是笕桥时期的农学院大门。1934年农学院迁至华家池。图自@浙江大学
高孟徵当校长时，正是军阀割据时代，教育经费少得可怜，但他倒是真⼼办校，爱校如家的。虽然那是国立⼤学，不是他私产，但有⼀时期他常从家里提款拿到学校去用。于是家族中⼈都讽刺他，说他⼤少爷办校，不会赚钱，还要贴钱。最后，高孟徵倒贴了⼀⼤笔钱之后仍未能改变学校面貌，只好辞职⽽去。但这办校的功绩直到现在，浙江校史上还提到。
▲20世纪20年代初，高孟徵与其祖母金英合影。 图自《山居杂忆》
后来高孟徵基本上没有再做过什么正式⼯作， ⼀直是杭州安定学校的董事长 。这⼤概是因为他既是安定校友又有名望的缘故，可能不会有⼯资，最多有点车马费罢了。安定学校是杭州最⼤的学校之⼀，有小学部，又有中学部。家祯四五岁时，外公带他和妹妹去参观。后来就把他们放在⼀年级⼀个班里念起书来了。他和妹妹就是这样开始学校⽣活的。
抗战时，安定学校内迁，不少教员、学⽣都跟着学校逃难，高孟徵⼀家也跟着安定学校迁徙。 安定中学在抗战时搬到浙江壶镇继续开办。 在逃难时，远离杭州，⽣活来源⽆着，高孟徵就在安定中学教书糊⼝。他⼝才好，⽽且博学，可以开很多门课，学⽣听起来津津有味。但抗战胜利，学校搬回杭州，他当然就又只做董事长⽽不上课了。
▲1938年，高孟徵在迁往壶镇的杭州安定中学学校门前合影。 供图@徐家树
高孟徵之前还担任过国民政府的省议会参议员及杭州市参议员。但他对政治并不感兴趣，所以没有打算真正参政，⼤概也是挂名的成分多。家祯记得他曾问过⽗母，为什么外公在国民*党**时代做过议员，改朝换代时倒没有招来杀身之祸或牢狱之灾。他们说：⾰命前夕，部分议员有过⼀个反蒋议案，请外公签名，外公签了，于是*产党共**政府认为他并非“敌⼈营垒”中的⼈。其实情况⼀定不会如此简单。家祯觉得，外公并没有真正参与政治，再加他⼀向⼈缘极好，⼤概是没有惹祸的主要原因，否则，因⼀名⽽救⼀命， 倒是太幸运了。
1949年改朝换代，高家没被套上“地主”的帽⼦。高诵芬说是因为⾼家的祖宗很聪明，所有田地都以堂名来命名，因此⼟地不属于某⼀具体的⼈，⽽只属于某⼀个“堂” 。⼀个“堂”下有许多⼈名，让谁套“地主”那个恶名呢？当然，⾼家的祖先是决不会预见到有“⼟地改⾰”那⼀天的，用堂名⽽不用⼈名的做法不是偶然，⼤概是杭州⼀带当年通常的⼀种做法罢了。有⼈还说，⾼家之所以改朝换代后没有被当作地主来*害迫**，是因为⾼家是“良善⼈家”。或许，这也有可能吧。
关于高家的“良善人家”这个尊称，倒有两个很有趣的传说。
大舅高恺之曾告诉过家祯，高家在双陈巷的房子外有一堵围墙不是笔直的，中间一段往里凹进去一块，于是围墙就破了相。为什么围墙不拉直了建而建成那么难看的样子呢？ 因为在那凹进去的一段墙外，正好有一口水井。
▲场景示意图 制图©️城市秘密 青征鱼
要是把围墙拉直了，这口井就会被围墙围进高家庭院中。于是高家多了一口水井，而公众就少了一口打水日用、饮用的水井了。当时的杭州，当然是没有自来水的，日用和饮用水，都要靠水井。所以，水井是日常必需之物，对人们的生活非常重要。
高家在建墙时为了把这口井留给邻里们用，就只得把墙建成凹字形，破了相。但人们说：正因为良心好， 这堵墙无形之中建成了一个”元宝“形，高家后来之所以能够发财，就是因为有了这堵”元宝形“的围墙！
还有一个传说是关于”太平天国“的。十九世纪中叶，太平天国*队军**两次攻陷杭州，对杭州城的破坏十分厉害，不但很多房屋被烧毁，而且富家的财产被掠夺，无辜的百姓被杀害。所以直到二十世纪，杭州人吓小孩时还常说“长毛来了！”“长毛”就是杭州人对留长发的太平军的称呼。
▲民国初期中山路御街街景 摄影@西德尼·甘博
那么为什么高家在太平军占领杭州时没被破坏呢？传说讲：这是因为长毛的祖先睡过高家布施的棺木，所以，说高家是“良善人家”，下令不许*队军**烧毁高家的房屋，抢劫高家的财产。据说，双陈巷高宅还做过“王府”。
当然，太平军进城前，高家全家老小都已逃出杭州，避难去了。只有一位九十三岁的老妪不愿逃避，就留在家中看家。家祯的外婆告诉他： 逃难之前，高家把金银财宝都扔进一口井中，上面用东西掩盖起来，竟然没有被太平军发现。 因为高宅没有受难，所以，主人逃难回家后，就把财宝从井中取出，照旧恢复日常生活。
当然，传说归传说，信不信只能由你了。但是，高家一贯有做善事的公益精神，这倒是杭州城里大家一致公认的。
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世世代代做好事，但凡做了，这个世间就会有一束光。
#高义泰寄语
纵观杭州四大名门望族之一双陈巷高家在杭发展近300年的历史，我们不仅叹服他们所创建的高义泰布庄及相关产业所达到的商业高度，“高半城”并非浪得虚名，这家驰名两浙的老字号给杭州带来了现代营销理念与传统人情买卖相结合的商业新风，更可敬的是他们的在世修养，在中国从农耕时代进入工商时代，在大时代的疾风暴雨中，高氏家族依然保持着对艺术、文化、教育、社会孜孜不倦的探求和实践，无论是西泠印社还是梅王阁，现在的杭州老百姓依然能可见可感他们留下的成果。
只是这些还远远不够，他们未必像精英一样去控制社会话语权，他们更多的是富而为仁，高家一代代的慈善和公益事业都从朴素的初心开始，帮助邻里，帮助乡里，帮助全杭州的百姓，这才是他们收获名望和口碑的终极原因。杭州有史以来有钱人很多，但能在历史上留下名字，老杭州们愿意去讲述他们的人，并不多。所谓日行一善，爱逾百年，对社会抱有真正的悯恤，并愿意去做出贡献的，我们以为这才是有力量的，真正的望族。
高义泰系列文章是一次新的尝试，在剖析杭州一个大家族时，无论是文献还是当事人，我们都在努力接近真相，好在，他们都走过来了，给我们留下了渊深朴茂的感动。
▲女子身着衣裙即为高义泰丝绸服饰。 摄影@子夷
参考资料：
[1]《晚清“杭州善举联合体”研究》潘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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