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回顾抗战的文章见了不少，让我想起自己以前买的一本旧书。书的封面全无装饰，只是印着“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 第二辑 史迪威资料 〔美〕约瑟夫·W. 史迪威等 瞿同祖编译 中华书局1978年2月”，并于封底注明“内部参考注意保存”。这是特殊时代的产物。书中编译的材料，以今日的眼光看，是毫无珍罕可言的。其中收集的资料出自白修德整理编辑的《史迪威文件》、芭芭拉·W. 塔奇曼著《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及《史迪威在华使命》、《史迪威指挥权问题》，而倚重的是前面两种，这两种后来国内的不同出版社译介过好多回，可谓屡见不鲜了。虽说是“内部参考”，可是实际印量应该很大，现在在旧书网上随便就能找到，价钱也便宜。
我手上的这本《史迪威资料》稍稍与别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是黄裳先生的旧藏。在扉页上有蓝墨水钢笔写的字迹，“黄裳一九七九。十一。十九”。书的正文最后写着“1979/11/22晨读毕”，换了一种蓝色圆珠笔。看来黄裳先生得到此书后很快就读完了。书中批注不少，共有十几处。有些批注，很简单，如印度的地名拉姆加尔，黄裳先生加注“兰伽”；利多，加注“雷多”。这些是黄裳以往在文章中用惯的译名，比如他以前就写过一篇《兰伽书简》，发表于1948年1月的《中国作家》杂志第二号（现已收入《来燕榭集外文钞》）。还有些批注，价值就要大一些，对了解黄裳先生的生平及思想或许都不无助益。
《史迪威资料》记1944年9月史迪威去桂林视察，“9月14日，桂林。中午〔到达〕。派人召请张发奎〔防御广西的中国司令官〕……张〔发奎〕说他能守桂林三个月……”在黄裳先生的《关于美国兵》中有一段相关的记述：“桂林围城战前两天，史迪威将军飞来了。在飞机场问张长官发奎‘有没有把握守三个月？如果有把握，我尽力把所有的*器武***药弹**从空运运来。’张长官痛苦地想了一下，说：‘可以。’史迪威将军马上飞走了，空运的*器武**来了，七五山炮的炮弹足够十万发。然后结果守了没有十天”。
紧接着上引史迪威日记的一段是：“废品〔美国基地装备〕今天全部运出桂林。今晚炸毁各场所；撤退所有我们在前方的各组人员。”黄裳先生在此加了句批注—“此时我去桂林”。他真是历史的见证者之一，尽管并未站在历史舞台的中央，但到底见识过风云是怎么叱咤的。当然，作为美军翻译官，黄裳先生当时在桂林没待许久就飞去昆明了，1944年10月又从昆明飞往印度。
《关于美国兵》中关于史迪威的记述还有两段，一段是说：“战时在中国的几位美国将军，如史迪威、魏德迈，全是因为曾在中国住过若干年，对中国似乎稍有认识，才因缘时会，升为上将，固然他们本身也很有能力，如史迪威将军就是一个能干的统帅。听说他的中国话说得真是颇为地道。而且也真能深入军中，能够了解小兵的疾苦。”另一段则说：“可惜得很，我没有机会见到这位将军。不过他的故事是已经传遍了中国驻印军中了的。”之后讲了两则史迪威的轶事，以见其平易近人、忠于所事的作风。黄裳先生的文章里写道：“如果要学一下太史公的笔法，真可以这样说有‘名将’风。”
后来，在“*革文**”中，《关于美国兵》一书受到审查者的批判，其中的一条罪名就是“吹捧史迪威等美帝头目”。在那样的年代里，觉得是吹捧，好像再自然不过，而且照黄裳先生文章中的*法讲**，他是连史迪威的面也没有见过的。
总的来说，黄裳先生以往对史迪威的看法似乎是相当不错的，认为他有将才，且有名将之风。
不过，从《史迪威资料》的批注看，黄裳先生对史迪威可能有了新的认识。1943年10月，史迪威与蒋介石的矛盾已经激化，他看似尚奢望着借助宋美龄、宋霭龄之力，缓和跟蒋介石的关系。史迪威与这两个女人订立了一种类似攻守同盟的约定，如果不是读他自己的日记，后人简直有点难以相信这种事情居然当真发生过。《史迪威资料》里有10月17日的史迪威日记：
梅（指宋美龄—引者注）打电话要我八点去。埃拉（指宋霭龄—引者注）在那里。她们是一对斗争者。埃拉说仍有机会收拾局面……她们谈到“中国”，责任，等，要求我忍耐到底。埃拉说如果我们此举成功，我的地位将比以前更为强大。“你的星在升起”。她们想我做的是去见花生（史迪威使用的蒋介石绰号—引者注）……我犹豫了很久，但她们极力主张，我终于同意了。梅说我们现在就去。去后，装模作样了一番，花生尽力作出和解的表现。
对这一段，黄裳先生加了批语：“史迪威被宋美龄弄于股掌之间。”
同一天，史迪威与蒋介石表面上和解了，宋霭龄还恭维史迪威，“她说我将非常强大，而他们将大吃一惊地发现他们不能把我排挤掉”。史迪威在日记里写下了饱蘸深情的一笔：“经历了这场扰乱后，我感到自由自在……既无遗憾，也不内疚。有庄严和光荣的感觉。”对于史迪威的这段内心独白，黄裳先生批了四个字：“愚不可及”。
史迪威可能是一位好将军，但或许算不上一位优秀的政治家，尤其是在外交上面。他直来直去的作风，显然得不到中国*场官**那些一贯虚与委蛇的角色的衷心欢迎。黄裳先生读到书中记述的这些史迪威的天真举动，不免觉得可笑亦复可怜了。
自然，一方面，是放一双冷眼去看，另一方面，也对史迪威的遭际抱有一定同情。1944年10月，赫尔利向艾森豪威尔总统说，他深信有办法让蒋介石继续抗战，但这个任务已不可能由史迪威来完成。黄裳先生在这一段边上写道：“赫尔利出卖了史迪威。”
1944年10月19日，史迪威被“召回”，22日就飞离了中国。1945年，史迪威得到新的任命：“6月18日，麦克阿瑟问他愿否担任他的参谋长。‘告诉他“不”，合乎我心意的是*战野**司令官。’麦克阿瑟问他是否不顾他的四星军衔，愿意指挥一个军。史迪威回答说，为了和部队在一起，他情愿指挥一个师……”对此，黄裳先生的批语写道：“史迪威与巴登基本类似。”
这里的“巴登”，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巴顿将军”。乔治·巴顿一生戎马，跟史迪威一样，享受战场上的生活，只要能带兵打仗就好，军衔、职位的高低哪有那么重要？黄裳先生的这一批语是有见地的。
值得一提的是，二战结束后，1945年12月21日，巴顿在欧洲遭遇一场车祸后逝世，享年六十岁。而史迪威，1946年10月12日，因患胃癌并转移到肝部，在旧金山莱特曼陆军医院逝世，享年六十三岁。两个人都是在离开战场后不久就去世了，莫非正说明他们的人生其实是属于战场的？
印象中，黄裳先生甚少在文章里对政治人物作出评价，好像也不曾写过专门谈抗战将领的文字。他在《史迪威资料》上的批语倒多少反映了他对政治的关注。本来，他也不是一个与政治完全隔膜的人，就算不写出来，心里也像明镜儿似的。
（原刊于2015年9月12日《文汇报》）
附记：
此文刊出后，陆灏先生赐函，信中抄录了黄裳先生1979年11月19日、11月22日的日记。现转录于下：
九时许出游，在华侨商店买中华牌香烟。到古籍书店楼上，得《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两种：（一）黄炎培日记；（二）史迪威资料，皆可读。又得《辛亥革命前后》一册。盛宣怀的文件集也。到新华书店买《外国文艺》一册，归。
读毕《史迪威资料》，颇有兴趣，主要是因为这段生活，我也比较熟习。史迪威这样人的性格与欧洲战场上的巴顿好像也有些相似之处。此书所提供的一些原始资料，对描写像蒋介石这样的人物，是大有帮助的。这样的人看来也极有典型性，一直到今天也还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