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WeWork在2014年年底达到50亿美元的私有估值时，其估值已经远远超过IWG集团，一家利润丰厚但缺乏激情的公司。但IWG有两千多家门店，营收超过20亿美元。而WeWork只有24家门店，营收不到1.5亿美元。
“让我感到震惊的是，看看我们的损益表，然后再看看雷格斯的，两者是完全相同的业务，”WeWork财务团队的一名成员说，“很多人被市场的炒作和亚当的魅力所吸引，但看到数据后，一切都很清楚。”
《快速公司》杂志在一篇题为《未来办公室》的文章中谈到了商业地产领域最具创新力的公司。文章称，在互联网的推动下，全球经济的发展速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快，同时创业精神的兴起也让根深蒂固的房地产利益集团措手不及。初创企业每6个月就会经历一次洗牌，有些规模倍增，有些则缩减了一半，谁也不再需要长达10年的租约。然而，有家公司本身就是企业家创办的，无论何时何地，只要存在需要，他们就能提供家具齐全的办公室，新的分店也在快速开设中。在这里，热情好客是重中之重：员工在接电话时“声音中要带着微笑”。这家公司还在持续探索办公空间的更多玩法——如日中天的后街男孩乐队刚刚使用他们的一个空间召开了全球视频会议——但这家公司的业务核心是为联合办公空间带来一种“社区感”。
《快速公司》的这篇文章发表于2000年3月，当时米格尔还在经营“英语宝贝”，而亚当在以色列海军服役。这家据说在打造未来办公室的公司名叫雷格斯，是马克·狄克逊于1989年在比利时创立的。狄克逊是个英国商人，曾辍学创办了一家名为“电话零食”的午餐配送公司。雷格斯在25个国家拥有250家分店，每周新开两家。在亚当进入这个行业10年前，狄克逊对公司的未来就有了“诺伊曼式”的看法。他相信人们会使用雷格斯空间工作、聚会并建立社区。“我告诉员工，公司才刚上路。”狄克逊说，“如果做得好，我们就有机会改变世界。”
***
WeWork从无到有的兴起，在短短5年内就成长为市值数十亿美元的公司，这让很多房地产界人士产生了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2000年《快速公司》那篇文章发表时，雷格斯正准备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在20世纪90年代蓬勃发展的创业经济中，这家公司已经成为一个关键角色，其股票迅速上涨了近40%，总市值（*市版股**的私有公司估值）超过30亿美元。但在网络泡沫破裂时，雷格斯也随之崩溃。租户纷纷放弃续约，公司收入大幅下降，无法解决固定的长期租赁成本。2003年，雷格斯美国分公司申请破产。
当WeWork在2014年年底达到50亿美元的私有估值时，雷格斯已经恢复元气，并很快更名为IWG集团——一家利润丰厚但缺乏激情的公司。但是，尽管这家公司拥有2000多家门店，营收超过20亿美元，股票市值却没有回到顶峰，反而是WeWork的市值后来居上。相比之下，WeWork只有24家门店，营收不到1.5亿美元。
WeWork显然在做一些不同的事情，它的空间充满活力，迎合千禧一代的口味，而IWG集团的多数空间实用却乏味。但没有人能清楚地说，审美优势能否让WeWork获得与估值相称的竞争优势。有批评人士问亚当，如果WeWork像雷格斯那样遭遇经济衰退，公司将如何发展。得到的回答与狄克逊并未成功的方式大体相同：大型公司将缩减规模租用WeWork空间，而失业的自由职业者也要寻找家庭办公室以外的场所。“让我感到震惊的是，看看我们的损益表，然后再看看雷格斯的，两者是完全相同的业务，”WeWork财务团队的一名成员说，“很多人被市场的炒作和亚当的魅力所吸引，但看到数据后，一切都很清楚。”
WeWork的现实情况与呈现给投资者的承诺之间显然存在鸿沟，填补任务就留给了亚当和他的推介，而这需要适当的筹划。亚当坚持邀请潜在投资者和自己一起参观WeWork，有些时段WeWork空间确实很热闹，但确保这些时段的人气与亚当的推介相互吻合是公司员工的责任。社区经理成了举办即兴派对的专家，而且这些派对要在杰米·戴蒙或布鲁斯·邓利维与亚当穿过WeWork公共区域的90秒时间窗口内被“激活”。一位社区经理说：“你必须搞清楚，假如贵宾迟到的话，有哪些会员愿意再回来第三次吃百吉饼。”为了强调公司在数字领域的资质，亚当把WeWork软件工程师，而不是米格尔的实体设计师团队，安排在自己办公室旁边的办公桌。“他们不是建筑师或建造者，”亚当告诉访客，“这是我的技术团队。”
随着WeWork开始接触更大的投资者，亚当需要帮助。在WeWork的C轮和D轮融资中出现了传统的华尔街机构：摩根大通、普信、高盛。于是亚当聘请了迈克尔·格罗斯，他于2013年年底取代“海军伙伴”阿里尔·泰格，开始担任WeWork首席财务官。格罗斯与丽贝卡自小结识，在康奈尔大学期间也有过联系。2000年以后，他主要在金融领域工作。2011年，他的私募股权公司投资了摩根酒店——一家由54蹦迪俱乐部创始人伊恩·施拉格经营的精品连锁酒店，随后格罗斯被任命为首席执行官。WeWork曾与摩根酒店商谈在纽约的其中一家酒店建造音乐主题空间——WeRock。
格罗斯金发碧眼，天生一张娃娃脸，很自然地融入了纽约的精英圈子，他经常在中央公园南区的纽约运动俱乐部与投资银行家一起游泳。加入WeWork几个月，格罗斯成功说服前蔻驰首席执行官卢·弗兰克福特（其子是格罗斯的朋友）投资700万美元并成为WeWork董事会成员。“迈克尔是那种可以带沙特阿拉伯酋长去纽约玩上一晚，然后抱着2亿美元回来的人，”WeWork竞争对手Industrious的创始人杰米·霍达里说，“如果我想喝点朗姆酒，迈克尔会说：‘翠贝卡有个很好的地方可以喝。’而亚当会说：‘要不喝龙舌兰酒怎么样？’”正如一位WeWork高管所说：“迈克尔就是亚当想要成为的人。”
当亚当在晚餐时点了龙舌兰酒，或者在推介过程中脱掉鞋子，令有些投资者不知所措时，格罗斯能给亚当的狂野活力增添一些优雅。他成了亚当的得力助手和派对伙伴——他就是那位一边夜饮一边玩游戏，把杜邦圈WeWork分店游戏室搞得乱七八糟的高管。最重要的是，他与亚当在筹款过程中一路同行。在卢·弗兰克福特的建议（“想戴就戴，但别经常提到手环”）下，亚当不再把卡巴拉描述成WeWork的灵感来源，但仍然把公司吸引力描述为空气中短暂的“能量”。“那是无法触及的，”他说，“只是一种感觉。”当亚当走进一个房间，为一位潜在的投资者进行一场精彩表演后，格罗斯可以让任何怀疑者放心，仿佛有一只稳健的手在幕后掌控着一切。亚当似乎依赖于格罗斯天生的自信，丽贝卡就曾对另一名WeWork高管感叹道：“唯一能让亚当发挥最大潜能的人就是迈克尔。”
亚当素来倚重合作伙伴，这可以一直追溯到婴儿服装生意时期的苏珊·拉扎尔。（2013年，亚当卖掉了持有的“大帐篷”股份。）他与格罗斯的融资工作现在是公司发展的关键，虽然米格尔在确保公司的实体产品能吸引投资者，但其在融资过程中已经退居次要地位。米格尔对于公司和产品质量有信心，但他并不总是能够像亚当那样对公司的宏伟愿景闪烁其词。2015年，在对一群WeWork会员演讲时，米格尔承认，他们仍然不知道经济衰退时会发生什么。他认为公司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但WeWork并没有什么魔力可以颠覆行业的经济模式。“我们做的每一件事都和其他人所做的没什么区别。”米格尔对这群人说，然后他似乎意识到这不是最能令人信服的说辞。在试图举例说明WeWork是如何将自己与其他办公空间运营商区分开来时，米格尔提到人们在最近的万圣节派对上玩得多么开心，布斯塔·莱姆斯也来表演节目。看起来，WeWork的竞争优势似乎在于知道如何上演一出好戏。
***
投资者好像对WeWork业务的真实情况视而不见，对此的一个解释是，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每次私有估值都需要暂时舍弃某种程度的怀疑。2014年，比尔·柯尓利在其博客“高人一等”中写道：“‘具体数字’的有趣之处在于，它们会给人一种虚假的安全感。”他说的是估值背后的数学原理，根据输入数字的不同，潜在的计算结果会产生极大差异。在这种情况下，柯尓利是在为过高的估值进行辩解：Benchmark投资的另一家公司优步最新估值达到170亿美元。柯尓利批评了纽约大学的一位教授，后者称优步估值被夸大了“25倍”。这位教授的分析认为，优步的潜在市场总量是价值1000亿美元的出租车和豪华轿车市场。柯尓利则认为，优步的潜在市场总量包括路上行驶的每一辆车，而这个市场理论上价值1.3万亿美元。
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充斥着硅谷。爱彼迎创始人首次从风险资本投资者那里筹集资金时，一名顾问怂恿他们调整推介材料中的一条：只需要换掉一个字母，就可以将3000万美元的营收目标提高到300亿美元。“投资者要的是B计划。”这位顾问表示。亚当同样试图以雄心勃勃的术语来定位WeWork。“我们不是在和其他联合办公空间竞争，”他说，“我们是在和写字楼竞争——在美国，这是个15万亿美元的资产类别。”从全球范围来看，房地产市场接近200万亿美元。
房地产是个分散的行业，不存在科技公司吞噬整个行业的那种网络效应。即使是全球最大的房地产公司也只占1%的市场份额。但风险投资家的目标不是寻找天花板，他们想要的是第二种方案。说不定WeWork可以打破这种模式呢？一个以提供人们真正想要办公场所而闻名的全球品牌，与布鲁克菲尔德和沃纳多等声名不显的建筑运营商相比，WeWork有着巨大的潜力。哪怕2%的市场份额，就可以让亚马逊的营收看起来微不足道。
从华尔街到沙山路的投资者也满怀希望。经济衰退后时代迎来了一个高速增长的时期，在这样一个时期，一次时机适宜的押注就可能成就一份事业。低利率使投机性投资者能够为可能产生超高回报的高风险押注提供资金。个人投资者正将更多资金投入广泛追踪经济走势的指数基金，导致共同基金经理必须寻找其他投资渠道，以证明自己能够战胜一个已经在蓬勃发展的市场。2014年年底，《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阐述投资者如何寻找“下一个优步”——估值达到100亿美元的十角兽[11]公司。文中WeWork被称为“办公室领域的优步”，是得到融资后就可以蜕变为十角兽的公司之一。
Benchmark在WeWork的D轮融资中再次投下大笔资金，但几个月后，比尔·柯尔利在博客一篇题为《投资者要当心》的文章中，再次从公众的立场出发，对更广泛的风险投资领域状况表示担忧。柯尔利认为，风险资本家基本上放弃了风险分析，盲目地将初创企业共享的融资平台视为经过适当审计的财务文件。像WeWork这样的新独角兽公司正在以如此不健康的速度烧钱以增加市场份额，以至于它的上市对许多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投资者只会让问题变得更糟。柯尔利写道：“向一家不成熟的私有公司投入数亿美元的行为也会对公司的经营纪律产生不良影响。”投资者将盈利问题推后到未来，同时不去测试任何一个特定公司的商业模式是否实际可行。他们担心错过下一个脸书、优步或网飞。“每个市场都有傻瓜，”柯尔利引用沃伦·巴菲特的话说，“如果不知道是谁，那很可能就是你。”
投资者想要相信亚当可以实现他的愿景，至少他们中有一些人的信念似乎是基于这样一种期望：他可以说服下一个人拿出更多的钱——金融学所谓的博傻理论。亚当在接触科技投资者时，会强调房地产可以赚到钱；而对于更为传统的金融家，他会大谈特谈WeWork的技术前景。2015年前后，他提出一个新主张：WeWork是家“社区公司”，属于共享经济的一部分，所以走廊应该设计得尽可能狭窄，这不是为了挤进更多付费租户，而是迫使会员之间增加互动。
2015年年初WeWork的D轮融资几个月后，公司财务团队开始接洽投资者，寻求再次注资，让公司能够跟上不断上涨的成本。随着经济的持续好转，房地产价格创下了历史新高，这意味着WeWork现在支付的每平方英尺（1平方英寸约为0.09平方米）价格是首家门店的2～3倍。
亚当将WeWork的扩张成本视为可以轻松解决的障碍。他告诉潜在投资者，只要他们愿意提供资金，WeWork就能以任何想要的速度发展：市场对公司办公空间的需求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公司增长的唯一阻碍就是还有多少钱来建造新的办公空间。WeWork融资团队的一名成员说道：“亚当的态度是，说清楚你希望我产生多少营收，我就告诉你需要多少资本。”
存在投资意向的公司包括日本企业集团软银，它在美国有个小型风险投资部门。其中一位驻纽约的投资专员暗示，WeWork是软银想要押下重注的公司之一，其创始人孙正义正是以敢于押下重注的风格一举成名的。但WeWork的推介在软银时任总裁尼克什·阿罗拉那里碰了壁，后者认为WeWork并不是软银所专注的那种科技公司。公司推介根本就没见到孙正义。“反应非常负面，”这位软银投资专员告诉我，“推介WeWork这事让我看起来像个白痴。”
最终，WeWork团队与康涅狄格州的对冲基金Glade Brook资本进行了会面。Glade Brook是几家试图打入独角兽市场的东海岸投资者之一。拥有独角兽投资组合已成为一种时髦的投资策略，只要投资标的中有一家起飞，就可以弥补其他所有损失。与Benchmark不同的是，Glade Brook在任何一家公司创始人的战略投资者名单上都没排在前列，但这家公司资金雄厚，而且习惯采取以较高价格买入的策略，以确保参与优步、Snapchat和爱彼迎的最近几轮融资。
虽然硅谷常有新的独角兽诞生，但WeWork是东海岸的“罕见品种”。在同年2月的一次会议上，WeWork团队向Glade Brook展示了他们自认为雄心勃勃的一项增长计划（每次团队把预测拿给亚当看时，他总是告诉他们在给投资者看之前要把预测增加2～3倍）。但Glade Brook仍然不为所动。“你们需要多少钱才能把这个目标翻一番？”这家公司的一位合伙人看着已经添加水分的增长目标问道。Glade Brook表示，如果WeWork能够建立一个具备这种能力的模型，它将基于100亿美元的估值来投资，在几个月内使WeWork的价值翻倍。把预测调高到令Glade Brook满意的程度后，WeWork把这些预测连同虚高的估值一起展示给富达投资。在此之前，富达认为WeWork被严重高估，已经放弃参与D轮融资，但这次几位投资组合经理突然又对WeWork产生了好感。“我们告诉他们新估值是100亿美元，然后他们接受了。”WeWork财务团队的一名成员说。
2015年6月，Glade Brook资本、富达投资和其他几家公司向WeWork的E轮融资投了4.34亿美元，其估值比IWG集团在伦敦证券交易所的交易价格高出了3倍多。新估值对WeWork的早期投资者来说是件好事，他们看到股票价格飙升，但这也引发了一些内部担忧。“这是个愚蠢的数字。”WeWork财务团队的一名成员在与亚当和其他高管就E轮交易召开会议时表示。公司营收每年翻一番，投资者对此过于迷恋，以至于忽略了成本同样迅速上升的事实。想要做出既与现实保持联系，又符合投资者希望的预测，已经越来越难。新投资者还会稀释普通股股东（主要是员工）持有的股份，如果公司无法达到新的预期，那么新员工加入公司时所得到的股份可能会缩水。
多数员工对此并不担心。他们还很年轻，不会去仔细阅读股票期权条款附带的那些细节。亚当所夸耀的新估值，更不用说那些家喻户晓的投资巨头，只会让他们感到安慰，因为公司很快会上市的消息已经不绝于耳。亚当和投资者一样，没有理会任何关于估值过高的担忧。“有人以100亿美元估值投资脸书时，大家认为他们彻底疯了。”Benchmark的迈克尔·艾森伯格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表示，“但我认为他们现在不会感到后悔。”艾森伯格认为WeWork的全球社区提供了一个机会，来构建沃伦·巴菲特著名的“护城河”，部分原因在于经常出差的人无论走到哪里，都可以得到一致的体验；尽管在评估旧金山、纽约和伦敦的办公空间时，风险资本家往往戴着有色眼镜。
特德·克莱默是WeWork在美国各地生根发芽的先锋人物。决定辞职时，他正忙于开设WeWork在伦敦的第二家分店。他很感激自己得到的机会，但这段经历中的一些事情让他觉得不对劲儿了。他是WeWork最早的100名员工之一，而公司的员工数量现在已经超过300名。他曾试图获得他认为与自己付出努力相称的股权，但却遇到了阻力，而丽莎·斯凯和其他早期员工就是被同样的阻力挤出了公司。一位有权查阅股权结构表（列出每个股东拥有公司股份数量的文件）的朋友把表格给克莱默看了以后，他说自己看到许多与亚当关系密切的人都得到了丰厚的回报。与此同时，公司忘了更新医疗保险计划，导致普通员工在一个月时间里没有保险。
克莱默在2015年夏天离开了WeWork，之后来到旧金山的科技初创企业黑客王公司工作，Benchmark也是这家公司的投资者。一天晚上，克莱默参加了比尔·柯尓利的董事会会议，并借此问起WeWork的情况。柯尓利知道亚当的数学能力很欠缺，而且WeWork似乎触犯了柯尓利公开提出的每一个警告。为什么Benchmark还会继续投资这家公司？柯尓利耸耸肩，给了个简短的回答：“亚当的说服能力极强。”
***
完成100亿美元估值的E轮融资后，亚当告诉《华尔街日报》，WeWork是盈利的，在首次公开募股之前不需要任何额外融资，而且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所有增长预期，不过他无法透露细节。这些说法没有一个被证明是准确的。但WeWork不是上市公司，亚当又控制着董事会，没有什么能阻止他言所欲言和为所欲为。同时，We控股公司再度减持了价值8000万美元的WeWork股票。诺伊曼夫妇在汉普顿买了第二套房子，紧挨着丽贝卡的亲戚格温妮丝·帕特洛和布莱斯·丹纳，他们还在翻修西村一栋价值1050万美元的别墅，打算增设一个“婴幼儿停车场”。
WeWork也搬到了位于切尔西的新总部，这是多年来的第六个总部。为了让百老汇222号的旧办公室物尽其用，公司与英国《卫报》达成了一项开创性协议，后者同意接管整个办公空间。由于房地产投资组合不断扩大，2～3人的初创公司已经越来越难以满足公司的胃口，所以WeWork一直试图开始为大型企业提供服务。于是，拥有100多名员工的《卫报》成了WeWork最大的单一租户。
唯一问题是，在WeWork新总部装修期间，两家公司将不得不在几个月内共用百老汇222号。《卫报》搬到了23层，也就是戈登·盖柯曾经的办公室所在地；WeWork则将员工挤到了22层。总的来说，《卫报》员工对这样的安排感到满意，并且很高兴能够享用WeWork在办公食堂提供的精美小吃。但随着装修工作的拖延和“同居关系”的继续，事实证明WeWork是个吵闹的邻居。庆祝活动持续不断，亚当总是在中庭发表激动人心的演讲，让《卫报》的记者和编辑只能带着温和的忧伤注视着WeWork员工——他们对老板十分巴结，仿佛对着热情牧师宣誓效忠的一群门徒。
一个工作日的晚上，《卫报》首席执行官埃蒙·斯托正和一位广告商共进晚餐。这时他的手机开始振动，收到信息的内容似乎是《卫报》记者大声辱骂楼下WeWork员工的视频。他打电话给曾为《卫报》交易牵线搭桥的WeWork雇员亚当·阿马尔，询问发生了什么事。
“你得回来一趟，快点。”阿马尔说。“什么意思？”斯托问道。
“马上要干架了，”阿马尔说，“就像，就是真的干架。”
那天下午，亚当又发表了一次庆祝演讲，其间不时喝杯龙舌兰酒，立体声音响里*放播**着嘈杂的音乐：“帝国精神状态”“管理这个城市”“我管理纽约”。就在楼上的《卫报》员工努力想要完成一天的工作时，音乐声越来越响。最终，一名《卫报》记者对着WeWork员工大喊要他们闭嘴。亚当听到这话，大声回应道：“你给我闭嘴！”
另一名《卫报》记者走下楼，发现亚当在办公食堂中央跳舞，于是请他把音量调低点。后者紧盯着她，默默把手伸向立体声音响的音量旋钮。他一言不发，调高音量，然后继续跳舞——双手反复交替叠放，像在建造一座美元摞成的塔。
亚当后来说，正是在这个时候，他开始与自我斗争。即使在没有什么可吹嘘的时候，他的自我也一直很强大。现在他有充分理由自夸了。他不再去参加全球联合办公峰会，缺席了五大家族聚会，觉得自己已经超然于联合办公市场的竞争之外。亚当曾试图收购全球联合办公峰会创始人之一利兹·埃拉姆的公司。在与埃拉姆一起参观奥斯汀的一栋大楼时，亚当把埃拉姆拉到一边，以确保她注意到经纪人有多垂涎他的生意，并笑着指出：“我敢打赌他们不会那样对待你。”亚当的母亲最近被诊断出患有和乔布斯一样的胰腺癌，于是亚当开始更多地谈论永生，以及他对旨在避免死亡的新兴科学产生了兴趣。
2015年的夏令营成本飙升至7位数，WeWork聘请了喜剧演员T.J.米勒，他在HBO电视网的电视剧《硅谷》中饰演充满漫画色彩的吹牛风险资本家埃利希·巴赫曼。另外还有人气唱片骑师（DJ）烟鬼组合，公司用股票作为他们的演出报酬。周六晚上，亚当在前排和迈克尔·格罗斯共舞，加拿大歌手威肯坐着直升机从天而降，带来出其不意的惊喜表演。米格尔也进行了才艺表演，他戴着澳大利亚女歌手希雅式的假发，假唱了一首Chandelier。一名WeWork员工在帐篷间跑来跑去，大概是在装扮公司的吉祥物：独角兽。
一天深夜，在营地里，亚当失踪了。没人知道他在哪里，一些员工开始紧张起来。大家都在喝酒。而且一艘水上摩托不见了。营地主人马克·拉皮德斯上了一艘船，拿着一个巨大的手电筒，在漆黑的湖面开始寻找。第二天早上，谣言传开说亚当落水了，搜索队靠挂在脖子上的荧光棒找到了他——这是个荒唐的故事，但WeWork员工马上又听到了更荒唐的事情。事实上，那天晚上亚当驾着水上摩托穿过湖面一英里，到了营地的另一处，在那儿过的夜。
亚当似乎知道自己有点失控，他说：“我的灵魂被‘We’所吸引，但这需要付出努力。”他将更多的精力转向了宗教，邀请卡巴拉中心的犹太教拉比艾坦·亚尔代尼在2015年冬季举办的WeWork首届年度峰会上向员工发表演讲。（峰会上的活动还包括最后在一家俱乐部结束的寻宝游戏，说唱歌手杰·鲁声称WeWork没有提供合适设备，试图退出这场演出，但未能成功。）亚当还请教了另一位犹太教拉比，后者建议他遵循安息日传统，也就是每周五晚上开始的休息日，在这个时段，犹太人被认为应该远离世俗，以此与重要的事物重新建立联系。亚当发现这很有帮助——至少在周四之前是有帮助的，之后他的自我会重新膨胀，又不得不再度开始这一过程。
***
那年8月一个令人汗流浃背的夜晚，亚当走出位于切尔西的WeWork新总部前门，向一群高喊“WeWork，真可耻！”的清洁工人发表演讲。那年夏天，公司估值达到100亿美元后，WeWork清洁工人宣布了成立工会的打算。他们每小时挣11美元，没有任何福利，而纽约多数看门人的工会时薪超过20美元，还有额外福利。一周后，雇用清洁工人的第三方公司取消了与WeWork的合约，WeWork决定雇用自己的员工。这引发了一场主题为“我们也在这里工作”的抗议活动，抗议者们要求WeWork重新雇用这些因取消合约而失去工作的工人。抗议者戴着米格尔和亚当的面具跳到华尔街的公牛雕塑上。
公司不是第一次与有组织的劳工发生冲突。亚当曾在与其他工人工会打交道时这样对员工说道：“他们不是坏人，但在做坏事。”公司已将东海岸的几乎所有建筑工程，以及诺伊曼夫妇两处住宅的装修，都移交给了尤安建筑师集团。尤安建筑师集团是纽约建筑界的一个边缘公司，可以规避工会问题。公司由乔巴拉杰家族的格拉尼特、阿尔伯特和吉米三兄弟经营。2015年，WeWork聘请格拉尼特担任建筑主管。多位WeWork高管告诉我，规避工会问题是WeWork商业模式的关键组成部分，既能保持低成本，又能让施工运营昼夜不停。公司经常遇到来自工会的压力。WeWork派出尤安团队在波士顿建造第一个空间时，当地建筑工会派了一支乐队在大楼外演奏了3个星期。纽约工会为了让雇用非工会工人的公司难堪，会在人行道上安放一只巨型充气啮齿动物“破烂鼠”，这只老鼠成了WeWork各家分店和亚当家的常客。WeWork施工团队的一名成员告诉几名员工，他带枪就是为了防范那些针对亚当的潜在威胁。
亚当试图安抚WeWork总部外面的清洁工人，他说自己来纽约也是为了“追逐美国梦”和“改变世界”。他说：“当我还是个孩子时，全家人一起挤在现在我女儿房间那么大的房子里。”但他忽略了一个事实，大多数清洁工人可能仍然住在同样狭窄的环境中，而诺伊曼一家则是在多个度假屋之间进行选择。亚当告诉抗议的清洁工人，他们从来都不是公司的正式雇员。清洁工人表示反对，指出他们在上班时被要求身穿WeWork的工作衬衫。
亚当告诉清洁工，WeWork将以15～18美元的时薪重新聘用他们，并提供福利、夏令营邀请和获得股权的机会。“公司会走得很远，”他说，“如果上帝保佑，公司股票将非常值钱。”一名清洁工指出亚当只不过是个账面上的亿万富翁。“跟这事没关系。”亚当说着，在空中挥舞着手好像在驱赶这个问题，他认为工人并没有掌握工会状况的全部事实。“我知道生活很艰难，”亚当继续道，“所以我将继续尽最大努力，先改善你们的生活，改善我们员工的生活，再去改善全世界的生活。”
亚当要求大家安静下来，然后开始发表最后的独白。“有句话叫‘自助者天助’，”他说，“我理解你们的想法。我知道这里的每个人都在尽力帮忙。”他还表示，WeWork绝对不会被勒索、威逼或强迫进入任何领域……至少在美国不会，因为这是一个自由至上的伟大国度。他转身回到大楼里，但身后的声音还在继续：“WeWork，真可耻！”
***
媒体曝光了WeWork与清洁工人的争执，还强调了一个事实：在其所谓提供更好工作环境的先进理念背后，WeWork的业务策略与纽约任何一个固执业主的业务策略可能并无太大区别。WeWork员工对这种业务策略和先进理念的脱节已经不会感到意外，因为他们已经很熟悉公司对每周40小时工作制的漠视。亚当和其他WeWork高管提出一个在多数初创企业很普遍的想法：公司就是家庭。当雇主承诺会把员工的最大利益放在心上时，为什么还要加入工会？WeWork员工很快就成了彼此最好的朋友，在长时间的工作中结下友谊，时不时可以喝龙舌兰酒，而且有一天——只要亚当兑现了公司上市的承诺——股票期权会给他们提供金钱和时间去度过一个美好的长假。
到2015年夏天，WeWork每周会招聘30多名新员工，之前人手略微多余的情况严重了10倍。新人中有一位叫阿拉娜·安德森，她的妹妹艾杰拉对自己在旧金山的工作非常热情，以至于她放弃了宾夕法尼亚一个家庭农场的工作来到WeWork，虽然部分原因是为了确保妹妹没有加入某种需要拯救的资本主义*教邪**。但来到WeWork后，阿拉娜觉得非常开心。“我觉得自己拥有了创造改变的能力，这跟我以前在公司工作的感觉截然相反。”她说，“这一年半令我感到兴奋愉悦。”
大约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安德森和其他许多WeWork员工开始从不同角度看待自身的经历——就像从龙舌兰酒的宿醉中醒来。2014年，WeWork开始每周召开一次公司全体会议，主题是“感谢上帝，今天是周一”。就像人们所知的那样，这个会议是每周一下班后的强制性动员大会。会上，亚当通常会发表一篇振奋人心的演讲，然后在全公司范围内喝龙舌兰酒。这种活动在令人疲惫不堪的一周中几乎毫无用处，但WeWork对员工在公司以外的生活从来都是漠不关心的。长时间工作成了一种荣誉，高管在每周全体会议之后还会留下来和亚当进行深夜会议。华盛顿特区的一名社区经理回忆说，有天晚上自己工作到很晚，看到旁边一名同事却似乎什么也没做。那位同事说：“你在这里，我只好也在这里。”这位社区经理说道：“员工开始把公司的激励口号当作玩笑，如果谁这周过得不顺，别人就会讽刺地说‘努力吧’。”周一上班时，如果发现上个周末会员在下班前把办公室搞得乱七八糟，员工就会说“感谢上帝，今天是周一”来给彼此鼓劲。
让WeWork员工感到安慰的是，同事真像家人一样，而不仅仅只是工友——许多员工最终意识到，他们在公司之外根本没有朋友。亚当和丽贝卡经常谈论建立核心家庭的乐趣：2015年，丽贝卡怀上了一对双胞胎，这是诺伊曼夫妇的第三和第四个孩子。但多数WeWork员工发现，工作环境让他们不可能实现同样的目标。多名女性员工表示，在面试时，亚当会问她们是否有很快怀孕的计划——意味着那会妨碍完成需要做的工作。阿里尔·泰格对另一位WeWork高管（他的妻子即将临产）说：“一个真正的男人应该在孩子出生后的第二天就出现在办公室。”这位高管对这一看法犹豫不决，但感觉有压力要遵从。“我妻子周五进行了剖腹产，”那位高管告诉我，“周二我就回到了办公室。”公司高层缺乏女性员工也变得很引人注目。有一名女性加入工程团队时，团队匆忙重写了底层代码，因为他们曾把设计中的一种红色描述为“*女妓**的血”。一名雇员在员工大会上提出公司缺少女性领导，亚当没有给出太多回应，只是指了指当时担任幕僚长的斯特拉·坦普洛。在另一次访谈中，亚当、迈克尔·格罗斯和新近从喜达屋酒店挖来的高管诺亚·布罗德斯基一起回答问题。有关公司高层缺乏多样性的问题再度出现。“多样性？”亚当答道，“我是黑发，迈克尔是金发，再说我们不是还有诺亚吗。”身为同性恋的布罗德斯基当场脸涨得通红。
2015年，WeWork曾经的2号员工丽莎·斯凯度完蜜月后，收到亚当的一条短信，邀请她见个面。斯凯已经离开WeWork好几年了，在这段时间里，她在房地产行业进进出出，试图弄清楚自己接下来想做什么。很早就到公司工作的她从未获得过股票期权，但也不曾心怀怨恨。听说亚当即将完成Benchmark交易时，斯凯还曾经发邮件祝他好运。
斯凯来亚当办公室会面时，丽贝卡碰巧也在，她亲吻了斯凯的脸颊，然后向亚当确认即将到来的迈阿密之旅，并询问打算乘坐什么型号的飞机。丽贝卡走后，亚当开始谈正事。斯凯可能没有注意到，自从自己离开后，WeWork一直很成功，但亚当无法摆脱一种惘然若失的感觉。他把WeWork定位为一家“社区公司”，但事实证明，像格兰街154号那么特别的社区很难扩大规模，正如全球联合办公峰会主办者利兹·埃拉姆所警告的那样。
亚当希望斯凯回到WeWork。他会匀出一幢大楼让她随便折腾，就像以前那样，看看她能否重新点燃让WeWork感到新鲜和不同的火花。斯凯告诉亚当她会考虑的。但等到走出大楼，在路上撞见米格尔时，她突然得出了结论。亚当需要她——只是过了好多年他才愿意承认。但是，既然她已经知道怎样建造自己一直想要的东西：简单精致、完全自由的一两个空间，那为什么还要回去为他工作呢？几个月后，她和WeWork曾经的3号员工丹尼·奥伦斯坦在曼哈顿下城的一家WeWork分店对面开设了自己的灵活办公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