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清幽说

编辑|辑录君

身份是人类为了区别社会中个体差异的标志和象征，通俗讲是关于一个人的出身，即对“我是谁”的解释，它既可以指客观的性别、年龄群体、籍贯出身、辈分、职业、宗教信仰、性取向等，也可以指代一种身份认同——一种不同人际之间的关系定位。

服饰代表身份地位

戴维斯用符号学中的“能指”和“所指”解释服饰， 指明我们的穿着打扮，包括化妆品、珠宝和发型等是“能指”。

是一种代码，这一服饰代码指代一种模糊而难以捉摸的指代物 ，即“所指”，这种“所指”包含着身份地位。

戴维斯还强调时尚服饰的穿戴反映人类的矛盾心理。

这种矛盾心理是在穿戴者现有身份的基础上产生的，穿戴者不确定自己搭配的服饰时尚所产生的效果，内心会产生一种自我对话的声音，这种声音表达了一种内心的冲突和不安，比如我这样穿可以取悦谁，这样戴会冒犯谁？

以这种身份出现和以那种身份出现的后果是什么？ 产生这种矛盾心理证明服饰时尚较好地象征着身份地位。

曼德维尔认为由于人们漫无止境的骄傲，使得衣服在其遮羞蔽体和保护肌体这两个最初的目的之外，还添加了第三个目的——为了装饰，强调衣服在装饰穿着者的身份。

“美丽的羽毛代表了佳良鸟类，人们往往会因为衣服和其他随身用品而受到相应的尊敬。”

奥斯卡·维尔德说，不以貌取人的人是肤浅的，这个世界真正的谜团是可视的，而不是不可视的。

服饰时尚对身份的象征性

我们对世界的整体观一定被我们同时代生物的外在改变深深影响，同样， 它对生物的外在也赋予了很大的意义。

换句话说， 我们所存在的世界和我们用服饰打扮出来的外在之间有一个强有力的互动关系。

爱美是人的天性，热衷时尚的人认为，最美好的事就是穿上衣服，去派对不重要，重要的是为出席派对穿衣打扮。

穿衣打扮就是一个“搭配”服饰的过程，穿戴者在衣橱或镜子前搭配和穿衣的时刻，想到别人对自己形象的看法似乎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

即将穿戴的服饰搭配在一起的过程涉及到在他人眼中塑造个人形象的过程， 是穿戴者协调自己与外部世界关系的过程，是穿戴者在所处环境中实现预设审美形象的过程。

人们 通过与服饰的关系及社会赋予服饰的意义来定义自己，试穿某物，其实就是在尝试某种身份。

购买服饰也何尝不是一种自我表现的行为，购买者通过对服装、鞋子等购买行为的决定，告诉世界“我是谁”，通过量身定制，选择不同的材料、款式来更好地呈现自己。

服饰的价值能够也能够证明拥有者的力量，精致的小山羊皮手套、蕾丝手帕和领带、手杖和剑， 都有助于一位绅士或名媛在社交场合脱颖而出。

在博物馆看到一顶王冠，没有人会认为这属于一个农民，拥有有价值的物品，自古都是权威的外在表现。

1761年，索菲·夏洛特女公爵嫁给乔治三世时，她的丈夫送给她一枚镶有钻石的大钻戒，钻石镶嵌在一件挑花设计的银质首饰上，总共价值7万英镑，似乎只有足够有价值的首饰才能衬托出两个年轻人身份的尊贵。

服饰时尚在社会阶层的分化中起到不小的作用。

布鲁默针对时尚与社会身份的关系提出来一个有意思的论点，他认为时尚是有关我们社会身份的集体方面， 从新时尚与新集体互相作用的角度论证了时尚，包括服饰时尚，象征着身份。

设计师和尝试新时尚的领头人 通过创造出某种新的时尚符号，或者对旧的时尚符号进行升华、改造等巧妙运用，创造出新时尚。

一旦这种新时尚成功，已经习惯旧时尚的同一身份集体会产生一种集体紧张情绪，有些人可以接受，有些人不可以，共同接受的人形成了新的身份集体。

相反， 正是基于历史上反复出现的集体身份的不稳定性，也催生出了时尚一次又一次推陈出新。

这也能解释时尚之所以在美学和经济中如此有益，是因为一个集体的社会身份很少是人们所以为的那种稳定的混合体，而是永远处于动荡之中。

布迪厄和维布伦的观点也证明了服饰时尚可以有效地区分社会阶层。

布迪厄认为“品味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现代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阶层继承下来的“文化资本”，这种有特权的资本财产，连同它明智的支出，日复一日地以上千种小的方式，解释了统治阶级是如何一代一代地复制自己的。

维布伦指出在服装和其他华丽配饰上的过度消费主要是为了使富人的炫耀性消费和休闲行为制度化， 有了这一制度，上层社会就可以象征性地确立起相对于社会地位较低的人的优势。

统治阶层就是通过服饰的分级来维护自己的身份特权的。 托马斯·翰也认为否定上流社会在服饰时尚传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很愚蠢的。

西欧男士戴假发的意义

西欧男性对于假发自身的实用价值对于这些男性来说还是次要的， 戴假发更多是因为假发本身所具有的社会阶级标志。

一般认为一个有身份地位的绅士都会戴假发出现在公众场合，逐渐假发也进入社会中的各行各业，尤其是司法人员对假发的应用为假发赋予了法律权威，丰富了其社会意义。

对于服饰时尚的传播路径，大多数社会学者和历史学者都趋向于认为 服饰时尚是由精英组织，特别是由成功人士的抱负所驱动的。

“涓滴”理论是德国哲学家西美尔于1904年出版《时尚的哲学》中提出来的，是对时尚的社会心理学有着深刻的见解基础上， 提出的一个经典的来描述新时尚从上流社会向下层社会传播过程的理论。

里贝罗在书中也对此进行了阐述，与齐美尔的“涓滴理论”遥相呼应：“如果一个普通阶层的人在他的外套上设计一个三角形袖口。

由于原来是方形的，毫无疑问他会遇到其他人的鄙视，并且没有人会模仿他。

然而，如果一个有地位的人开始流行这种款式，并让人用天鹅绒等丰富的面料制作，那么三角形袖口就会受到完全不同的欢迎，很快就会成为模仿的对象。”

18世纪后半期， 服饰时尚虽然在更多人群中流行开来，但并没有如现代社会一样更具平民化和触手可及。

在当时的时代，时尚以一种自上而下的路径在服饰领域流行，绅士和名媛早已谙熟在服饰上做一点改变， 借时尚品味来影响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外在形象，维护自己在所属社会阶层的地位。

服饰时尚除了加深社会阶层分化外，在大生产时代来临之前， 服饰在象征财富的多寡层面，仍是富裕与贫穷的分界线。

对服饰的消费仍是有区别的，丝绸是一种奢侈品，棉布在18世纪后半期，尽管通过技术革新，改善了生产状况，但棉制衣服的价格也不至于低廉到所有人随心所欲地购买。

富人拥有的服装大多是用丝绸和棉布制成的，因为他们是商人或机构管理人员、外科医生、公证人——这些职业不需要他们像农民或工匠那样经常暴露在自然环境中。

因此他们在选择服饰时，将时尚和舒适这些特性看得更重要。

他们的配偶， 那些时髦女性在休闲的生活方式中，不停变换着披肩、领结、围巾、头巾。

对于消费水平低下的社会下层民众而言，比如农民或工匠，以及他们的家人，更需要结实、温暖、有保护作用的衣服。 对仆人而言，衣物往往意味着一种可以累积的财富。

雇主将穿戴过的旧衣物和旧首饰送给仆人，这是一种雇主向仆人表示友好的一种方式，经济困难的女仆从雇主那里得到赠礼，可以将自己获赠的衣物、首饰拿到二手服装市场出售换取货币。

除非社会和个人的生活有巨大的变革，并且保证变革成功，否则自由地用服饰时尚切换新形象，追求服饰舒服质地、新颖款式、热衷颜色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绅士和名媛的特权。

在18世纪后半期，服饰时尚与其象征的财富地位之间具有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