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开讲#
文|木木
编辑|观星
在英政府的授意下，驻土耳其大使斯坦福明确“要求”土耳其做出以下举措：第一，再次声明“要开凿苏伊士地峡必须要得到土耳其宫廷的授权”。
第二，“不要批准土地给予运河公司，没有别人只有苏丹和巴夏才能在运河的土地上建立驻军和维持驻守， 苏丹要保护好一切维系宗主权的因素，没有人可以利用强制地手段要求苏丹，放弃帝国内的任意领土”。
第三，土耳其对英国做出不修建运河的“正式保证”。在进一步与苏丹的交涉中，帕默斯顿为了坚定苏丹能够听从英国的“命令”。
一、埃及的选择
1859年末帕默斯顿指示斯坦福对苏丹阐明运河的危害：运河是法国的阴谋，将会导致“埃及从土耳其分离出去”。
“运河在埃及和叙利亚间放置了天然障碍，如此在将来的时间里埃及将可以轻松地从苏丹的领地内分离出去”。
同时帕默斯顿指示斯坦福告诫苏丹，开凿运河的花费土耳其无力承担：你要自信地去告诉土耳其宫廷，运河是否能被修建还是值得怀疑的。
而且在这一点很肯定，你们无法获得八千万~一亿先令去承担这一工程。
德莱赛普一定是有政治意图的，这最终将会损害苏丹的利益，这些都是女王政府已经预见到的，并不是出于对法国的嫉妒。
在英国的强硬态度下，土耳其政府虽做出“除非女王政府批准，不会同意开凿苏伊士运河”的保证，但土耳其实际处于进退两难的外交窘境中。
就运河的修建问题本身而言，从土耳其是埃及的宗主国地位考虑，苏丹更倾向于英国的意见。
因为“英国乐于维持土耳其对埃及有效的宗主权，而法国则乐于解除宗主权”。但在克里米亚战争和其后反对俄国扩张至巴尔干地区，英法两国都是盟友
.土耳其既不想批准合同冒犯英国，也不愿明确拒绝合同而得罪法国， 所以苏丹只能只能依附于英国的势力下对运河工程做出无力地抗议，并未采取、也不敢于采取相关实际行动。
正如土耳其苏丹艾力所说：“土耳其宫廷是反对运河的，但法国却欺负我们，法国说他们喜欢运河，但却被英国恐吓，所以土耳其拒绝这一批准是不明智的”。
而埃及在法国的支持下，也无视宗主国的政令，积极投身于运河工程中。
苏丹最终在“运河开凿的“既成事实”下，只能默认接受，批准运河工程，从而使英国干涉埃及内政的政策破产。
进入19世纪70年代，由英国首相迪斯累利一手策划对苏伊士运河股权的购买，既是英法长期在埃及争夺霸权的产物，也是继苏伊士运河开凿后英法两国对其角逐的延伸。
在这一时期中，英国从之前反对开凿运河转变为对运河“先成之、后夺之”的政策。
英国亲自以购买股权成为运河股东，开始介入埃及事务，为进一步干涉埃及、使运河为英国服务铺平道路。
二、购买运河股权的原因
在这一时期中，促使英国外交政策发生改变的原因在于，一是土耳其无法控制运河事态的发展，“近东卫兵”的地位和影响渐渐下降。
随着土耳其的逐渐衰弱，英国政界已经开始怀疑，土耳其是否能抵挡法国在埃及和苏伊士地区的扩张，这一政策是否符合英国的利益。
英国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认为，为了维护在埃及的利益，必须放弃过去支持和利用土耳其的政策。
他向政府表示了这一担心：“固守过时的政策，使英国在列强中被孤立，而法俄野心得逞，英国得不到补偿”。
随着运河的不断开凿，索尔兹伯里更加确信土耳其不再是*制抵**法国在埃及扩张的屏障。
正如他所说：“即使我们希望，也没有能力恢复土耳其的统治，所以，传统的帕默斯顿政策应该到了结束时刻”。
接替帕默斯顿的英国首相迪斯累利也认为土耳其对埃及的影响力正在下降，无法阻挡法国的对埃及的扩张。
正如他所说：“如果爆发战争，结局就是土耳其将被瓜分”，他甚至感觉到支持土耳其的政策已破产，埃及和运河最终会被法国占领，英国应做好准备。
正如迪斯累利自己所说：“我没有理由认为土耳其政府再需要来自英国政府的压力去使他们反对运河的计划，我要建议议会不要在表达对土耳其的支持”。
同时，驻土耳其大使斯坦福也向外交部表示土耳其不能够阻止运河 ：“我有理由相信维吉尔心中极其想批准运河，并不是出于巴夏的缘故，而是由于他在惹怒法皇政府决定前退缩了”。
在运河正式通航后，英国更加确认到土耳其无力阻止的事实，决心放弃和背离土耳其。
正如索尔兹伯里所说：“维持土耳其领土主权完整是在那个时代的明智政策，现在已不可行了，而是以更直接的方式，即重新安排一些领地以保卫英国的利益，而这一时机已经来临”。
学者艾尔也指出英国在埃及政策的改变：“1869年以后，英国对运河的态度不再集中于埃及从土耳其分裂出的危险中”。
二是法国加大对运河的支持力度，英法运河之争呈表面化。
随着苏伊士运河的正式开凿，法国将自己视为德莱赛普修建运河的赞助者，从幕后支持运河走到台前，在多次外交发言中挑衅英国的埃及政策，两国的矛盾和冲突加剧。
法国外交大使沃雷斯奇对英国公开宣称：修建运河“这一政策不允许被修改”，因为“法国政府不会忘记运河的资产来自于法国，法国人的利益必须要得到照看”。
沃雷斯奇甚至对英国叫嚣说：“如果女王政府不采取法国的建议，即两国将走向敌对，那这将是两国对影响力争夺的斗争，法国政府绝不可能放弃他所宣称对运河的保护”。
体现了法国在埃及问题上不让步的意图。而在面对法国咄咄逼人的态势，英国也不甘示弱。
外交官员罗素公开也对法国表示英国的态度：“英国反对苏伊士运河修建的决心将不会摇动，运河将导致德莱赛普成为埃及真正的统治者”。
驻法大使考文雷更是用犀利的言语对法皇表示：“运河并未使涉及到法国利益，而女王政府认为这是厌恶的，因为这将在埃及建立英国和法国敌对的影响”。
英法两国国在运河问题上的相互攻击，意味着英国在运河利益上，不畏与法国同盟关系出现裂痕，表明英国在运河问题上对法国不妥协的姿态，影响英国对苏伊士运河股权的购买。
三、苏伊士运河的贸易地位
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通航，逐渐代替了好望角航线，成为英帝国与其东方属地相互联系的主要航线，也是英国的商业贸易输出的重要途径。
“仅在运河通航的第二年，全年有489艘船经过运河，其中英国的船只就占了324艘。全年经过的货物吨位达到43.7万吨，英国就占了29.1万吨”。
所以从经济角度看，英国已有过去激烈阻止运河修建的反对者，转变为运河的最大受益者。
也就是说，苏伊士运河在开通后，已成为进入地中海和红海的“钥匙”，对运河的控制也意味着掌握海上霸权、主导东方贸易，是控制埃及的关键所在。
正如学者马洛评价道：“英格兰在世界范围内的贸易和帝国的利益都是建立在这运河基础之上”。
以至于学者蒋孟引在评价苏伊士运河的历史地位时这样写到：“法国人说，从运河通航起，我们就丢掉了埃及。而英国人说：“从运河通航起，我们就拥有了运河”。
基于以上原因可以得出，苏伊士运河与英国的利益息息相关，导致英国采取进一步夺取运河政策。
表现为英国已把在土耳其和在埃及的政策相分开，在土耳其这一“近东卫兵”无力与法国抗衡时，英国伺机准备亲自确保在运河的优势地位，将埃及这一东方道路置于英国势力之下。
可见，英国对苏伊士运河的争夺与英法在近东和亚洲的矛盾交织在一起，也是英国利用土耳其的“干涉政策”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