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玲飞：日本出口管制引发“日韩对立” 力争“价值链”上游方为根本
作者：李玲飞，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东北亚研究中心副主任
来源：盘古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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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产业经济动态
盘古智库东北亚研究中心
2019年第六期
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东北亚研究中心副主任李玲飞
撰写
▍2019年度经济与财政白皮书发布，“‘战后最长景气’能否持续”存疑； 受出口不利影响，日本内阁近期公布的2019年实际GDP增速预期，由1.3％降至0.9％；世界经济前景不明与中美贸易摩擦对日本制造业的影响愈加明显，4～6月期决算的日本制造业上市公司，三分之二出现减益，恶化程度堪比雷曼危机引起金融风暴之后的2009年。
7月23日，日本内阁公布了2019年度经济与财政白皮书：《令和新时代的日本经济》。作为令和改元后第一份年度经济与财政报告，白皮书以“直面泡沫破裂、通货紧缩、世界性金融危机诸多困难砥砺前行”来总结平成时代30年间日本经济发展历程，国民生产总值、企业收益、雇佣环境与有效求人倍率（雇佣需求与求职者比例）均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与平成元年（1989年）相比较，日本的对外贸易额由67万亿日元增长2.5倍至164万亿日元，海外直接投资增长6倍，访日外国人数增长10倍。
但是，与2018年报告中“战后最长景气”的乐观预期不同，2019年白皮书的整体基调保守而谨慎：对于国内个人消费与设备投资等内需支柱的坚挺，海外贸易环境的恶化、中国经济减速对日本出口形势和整体经济发展都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国内人口减少、少子高龄化趋势明显，海外自由贸易体制与全球化受到的威胁与破坏愈加严重，为将来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提出了越来越多的挑战与课题。
白皮书以三个主要部分列举了日本宏观经济的现状，劳动市场的多样化问题以及全球化进程中世界贸易发展与变动对日本贸易与投资的影响，并给出了三大解决方案：依靠第4次产业革命实现“Society5.0”超智能社会，创造新形态资本与服务以拉动内部消费和投资，从而推动生产加速与经济复苏；以“人生100年时代”为立足点，改革现有劳动与就业体系、完善社会保障，从而提高女性与老年人的就业活跃程度，加大外国人才引进力度，实现劳动市场的多样化供给；维护自由贸易体制以及全球化趋势，减少外部环境中的不确定性，确保产业供应链健康发展。
上述三大部分内容，除老龄化加剧和劳动力不足属于一直以来日本面对和致力解决的痼疾外，对中国依存度的加深以及由此引发的全球价值链（GVC）危机则是日本经济眼下面临的新课题。
日本国内生产对中国需求的依存度加深，使得中国对日本经济的影响力越来越高。从贸易数额上看，中国是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2018年，日本对华一般商品出口15.9万亿日元（约合9,540亿人民币），进口19.2万亿日元（约合12,520亿人民币），分别占日本进出口贸易比重的19.5％和23.2％。
从贸易关系动态看，根据白皮书统计，日本对华出口数量指数（以2015年为基准），1998年至2018年的20年间，增长了3倍左右。
2015年，日本国内生产对中国市场的整体依存度由2005年的1.7％提升至3.6％，制造业的依存度则更高，由3.45％升至7.42％。2015年，信息通信产品制造业对中国市场的依存度已经接近15％，电机类产品超过了10％，一般机械类产品9.7％。2018年的日本经济与财政白皮书，仍乐观地期待战后最长景气的到来，但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减速，中美贸易摩擦持续，这种高依存度带来刹车效应，开始威胁日本经济，是近期日本景气“恶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日韩对立”： 出口管制引发的日韩经济冲突加剧。日本选择G20峰会结束后第二天便公布三项原料品对韩出口管制令，显然有备而来，且直戳韩国半导体产业的软肋，一个月后宣布将韩国移出出口管制“白名单”更进一步“对韩国经济发起攻击”。这场冲突未来如何发展虽不清楚，但韩国反制无力，关键在于相关产业对日本上游产品的严重依赖。
8月7日，日本内阁正式发布政令，将韩国从《出口贸易管理令》（“输出贸易管理令”）第三附表（俗称“白名单”）中剔除，政令将于公布之日起21天后即8月28日生效施行。这是自7月4日日本经济产业省以日韩之间互信关系受损为由将氟化聚酰亚胺、光刻胶和氟化氢三种用于半导体、芯片和显示器制造的材料及相关技术列为出口管制个别许可审查对象之后，进一步将韩国排除于贸易优遇对象名单之列。
日韩之间此次贸易纷争已经掀起两国官方到民间的全面对立，日本方面，根据日本内阁之前的民调结果，日本有近七成民众支持政府对韩国实施出口管制；韩国方面，文在寅总统先是在8月2日的紧急国务会议上批评日本“贼喊捉贼”，“意图对韩国经济发起攻击”，在5日的国务会议上又提出朝韩实现“和平经济”以赶超日本。与日本联系较为密切的韩国城市釜山7月28日宣布中断与日本的行政交流。韩国民间更是发起大规模的*制抵**日货运动，航空公司纷纷减少甚至停飞日本航线。
为何三种材料的出口管制以及“白名单”除名会引起韩国如此强烈的反弹并导致两国全面对立？这需要了解日本出口管制和“白名单”相关的法律制度，以及在半导体制造领域韩国在材料及技术设备方面对日本的依存情况。
● 日本出口管理制度。
日本的法律体系主要分法律（Law/Act）、政令（Cabinet Orders）和省令（Ministerial Orders）三个层次，就出口管制而言，法律层面，由《外汇及外国贸易法》规定出口管理的基本架构，内阁根据该法律制定并发布政令《出口贸易管理令》（涉及出口货物）及《外汇令》（涉及出*技口**术），列出管制措施，经济产业省及相关政府部门则进一步细化货物品目与技术规格，以通告等方式发布管制细节并贯彻实施。
● 具体管制内容与方式：列表管制、一揽子管制及白名单制度。
日本出口管理制度针对的主要货物与技术为大规模*伤杀**性*器武**和军事用途（*器武**制造）。管制方式以列表管制（List Control）为基础，即凡出现于《出口贸易管理令》及《外汇令》所列清单中的货物或技术，不分对象国别，一律需要出口许可。就出口货物来说，其清单包括核原料、*用军**生化制剂等15个品目200多大类。
列表管制的缺点在于冗长而修正耗时较长，管制和出口的效率低下。为克服这一缺陷，对清单以外的货物和技术，又增加了一揽子管制（Catch-all Control）。一揽子管制对象为不在清单列表中，但可用于大规模*伤杀**性*器武**及一般*器武**制造的货物与技术。实际上，除了食品与木材等以外的所有货物与技术，均属于一揽子管制的对象。这些货物与技术，如果经出口商或经济产业省判断，其最终用途为研发、制造*器武**，或者进口商为研发、制造*器武**者，则属于管制对象，需要申请许可。
在具体的管制方式上，日本又将对象国分为出品管制优遇措施对象国（白名单国家）、非白单国家、禁止出口国（联合国*器武**禁运国）。白名单国家不受一揽子管制的限制，无须申请许可，对于管制清单列表中的非敏感货物或尖端技术，也可以通过简化的手续申请长期一般一揽子许可，免受个别审查。非白名单国家，则需要日本政府审查认定其出口管制能力，据此给予限定范围的货物或技术一揽子许可，即特别一揽子许可。
●移出“白名单”后韩国面临的困境： 为何日本出口管制的*伤杀**力这么大？
8月28日前，韩国仍属于管制对象“白名单”国家，但日本产业经济省通过修改省令，将韩国列入特别一揽子许可对象，上文提到的三类产品，需要申请个别许可，实际上已禁止出口。8月28日后，韩国属于非白名单国家，出口韩国的商品，除食品与木材外，适用特别一揽子许可方式，程序将变得苛刻，但至少在一定时期内（3年）得以免除个别审查与许可程序。但是，如果韩国政府果如文在寅总统所言，发展朝韩联手、“和平经济”，日本政府很可能将韩国列为可疑国家，适用个别许可机制，毕竟朝鲜目前是联合国*器武**禁运国之一。
在日本宣布氟化聚酰亚胺、光刻胶和氟化氢三种材料出口韩国需个别审查后，韩国业界反应紧张，股市与汇市表现惨淡，韩国综合股份指数（KOSPI）由7月1日的2129.74点，跌至8月7日1909.71点，跌幅超过10％，受管制影响最大的三星电子、LG、SK海力士等公司原料匮乏，虽然高层们纷纷到日本会见供应商并通过各种渠道求得日本政府宽限，但明显无功而返。三星电子7月31日发表的2019年4～6月期财报，半导体部门的营业利润同比减少71％，若是日本出口管制收紧并且延续，对三星电子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韩国的存储芯片产业是世界龙头，而就在三个月前，三星电子在“韩国系统芯片产业愿景与战略”发布会上还提出挑战晶圆代工产业全球第一的战略目标，出席发布会的文在寅总统表示，政府将大力扶持半导体产业，使韩国成为综合半导体强国。但是，日本对三种材料的出口管制，如同大棒，击中了韩国半导体产业链的“七寸”，形势由政府扶持争第一转眼变成政府紧急补充预算渡危机。
其根源在于，韩国半导体制造的规模再大、实力再强，也无法摆脱对产业链上游的日本的严重依赖。
以芯片制造为例，根据日本经济新闻统计，作为基片的晶圆，韩国对日本的依存度达到52.8％，日本两大主要晶圆生产企业信越化工和SUMCO的产量占据全球的6成左右。光刻胶对日本的依存度达到93.2％（日本光刻胶产量占全球9成）。光刻胶涂布装置对日本的依存度达到98.7％（日本产量占全球近9成）。氟化氢的依存度为41.9％（日本产量占全球近9成）。这意味着，在芯片制造领域，日本一旦截断供应链，韩国不仅马上面临生产停滞，也很难找到替代品。
针对日本的出口管制，韩国政府也推出或即将推出反制措施，包括推出总额10亿美元左右的补充预算和新财年预算以应对管制并展开报复、将日本移出韩国出口“白名单”、在WTO提出上诉、考虑中止与日本的军事情报信息共享等等。但这些措施既缺乏针对性，也未能找出解决问题的突破口，似乎韩国没有做好资料上的充足准备，或是没有意愿与日本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
▍全球价值链： 推动贸易自由化与产业跃升的重要性
日本在2019年度经济与财政白皮书中所提出的诸多国际贸易课题，集中一点，源于贸易保护主义、尤其是高关税给全球价值链带来的威胁。自由贸易是提高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基本条件之一，高参与度、包容的全球价值链又是世界贸易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在这样的环境中，没有国家能够损害他国利益而独善其身。中国已经以“世界工厂”的身份参与全球价值链并融入其中，在未来应更积极地加强与各个国家的合作，推动全球价值链的健康发展，实现一荣俱荣而非一损俱损。
韩国面对日本出品管制的被动，提醒我们在高技术产业的生产方面，甘居下游的危险性。中国进口的半成品占总出口量的比例，虽然较韩国低，但仍比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高出许多，依赖进口半成品而非本土投入，就很难改变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加工、组装地位，而要达到进一步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的目的，就必须提高上游技术的研发能力，实现产业升级，突破“低端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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