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底，零下十度的斯洛文尼亚首都卢布尔雅那，路边的积雪结成了坚硬的冰块。一位百般无聊的咖啡馆店员问我，“如此一个无趣的寒冬，你来做什么？”
“做一个采访。”
“采访谁？”
“你猜？”
“齐泽克。”
小小的东欧国家斯洛文尼亚（200万人口），有齐泽克（Slavoj Žižek）这样一位明星哲学家。
的确是寒冬，但出门迎接我们的齐泽克，只在短袖外披了一件薄外套，“我一点都不怕冷，我就是一只野兽，”他忙不迭地解释。不过他还是很担心我们滑倒，“你们竟然走路过来？我听说医院挤满了摔伤的急诊。”他小心翼翼地踩在结了冰的路面上，领我们走进他的旧公寓。
我在十多年前的一部纪录片 “Žižek!”里见过这间公寓，如今他17岁的小儿子更常在这里居住，“我儿子恨死哲学了，只愿意学抽象数学和物理学。”
络腮胡子、灰白头发，67岁的齐泽克，依然与年青时候一样，一说话就一定手舞足蹈，左手在空中剧烈抖动的同时，右手还在不停扯着短袖（他极易流汗）。他的鼻子几乎一直是红色的，因为他不停地在摸鼻子，很多人甚至因此认为他是*洛因海**成瘾者。
几周前，在布鲁塞尔第一次见到齐泽克的时候，他便是如此。那次会议上，追堵齐泽克的观众大有追星的劲头，求合影签名，又或是希望跟他“吵一架”的观众挤满了现场。
齐泽克的身上，有着“西方最危险的哲学家”、“新左翼的巨星救世主”、“文化理论界的摇滚巨星”等等标签，从1989年发表的《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一书开始，齐泽克便一直痛快地畅游在欧美知识界的名望与镁光灯之中。
如果只在屏幕上见过齐泽克，很容易产生的错觉是，他虎背熊腰、极占空间。但真正走到他的身边，便会发觉，他并不算高大，而且处事周到，细心且准时，并非只是一个癫狂的“哲人”形象。
不过，与齐泽克日常相处的人，最大的问题可能是如何让他安静一会儿。
“你住在布鲁塞尔？但我好些朋友都不喜欢布鲁塞尔。”
“不过这个小地方每天有两趟航班去那儿，都是些官僚。”
“我在卢布尔雅那没有朋友，好吧，有很少的几个朋友，我的妻子以及儿子。”
“也许我以后会选择在布鲁塞尔转机，我讨厌巴黎机场。”
这些琐碎的话从他嘴里说出来，可能连他自己的耳朵都没有听见，马上就会转到下一个话题，并没有闲聊的打算。
他也依然是一副语速极快、浓厚的斯洛文尼亚口音——一位朋友在采访前告诉我，曾有传言，会说五门语言的齐泽克，根本就是能够用正统的伦敦腔说英语，但是他拒绝以全球化赢家精英的口音出现在公众面前。对自己的口语其实十分敏感的齐泽克，听我提起这个传言后，有些讪讪：“并没有，我的英语就这样。”
《纽约客》的作者在给齐泽克写肖像的时候，开头便提醒：“我们未必总要过分认真地看待他的观点，因为这会导致范畴谬误（category mistake）。”但是，我的初衷，便要在一个小时的直播专访、两万多字的对话中，尽可能引出齐泽克过去与现在最精彩的一些观点。刺激思考，不怕谬误。
与这位“屹立于人类智力顶峰”的“卢布尔雅那巨人”对话，可以挑起的话题几乎没有界限。坐在他的对面，扮演提问者的角色，所需要做的准备，处在既容易（任何主题都能拿来塑造），又极其困难（如何将各种可能巧妙地构架起来且保持提问者应有的距离）的矛盾感里面。
齐泽克以法国拉康式精神分析、黑格尔辩证法和后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理论基石，最热衷、也最擅长用理论解读现象，给习以为常的生活套上一副揭露内核的思维方法。他反对直觉，因而充满吸引力。著名的女性主义学者巴特勒（Judith Butler）赞誉他能够同时谈论阿尔都塞（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电影《角斗士》——抽象理论在齐泽克的作品里，变得不那么费解。
一部《变态者意识形态指南》影片，齐泽克置身在各种电影场景之中，凝视影片的“凝视”（gaze）。他在斯洛文尼亚档案馆里那些年积攒的独特观影视角，能将观众将沉浸着的电影逻辑，全盘拆坏、重组，思路常常连导演都不自知。
结合学术圈、文化圈，经过几十年的环球发声，齐泽克早就是一位有着响亮声音的评论者。美国大选前夕，他一句“希拉里看不见的恶比特朗普更危险”、“在希拉里和特朗普之间选择一个的话，将投票给特朗普”，把自己放在了一片争议声之中。
于是，在最终拟定的提纲里面，我包含了这些希望对齐泽克和中文读者都有刺激的话题：人工智能与永生，消费主义，特朗普，末日，空气污染，难民，欧洲当下意识形态，年轻世代，后真相时代，*力暴**以及个体的身份识别。
戴上直播的麦克风前，齐泽克嬉笑着说：“你要是有一个红色按钮多好？如果我说了什么不能说的话，你就按一下，就像那部电影……”电影和侦探小说最能够让齐泽克滔滔不绝，我无法在侦探小说上带来任何有趣的对话，但幸好我们这一代人浸淫在电影上的时间绰绰有余，那部按下红色按钮就会把人从座位上弹到空中的经典桥段，是1964年邦德系列的《金手指》。
△ 采访画面截图
聊电影，齐泽克可以从贾樟柯聊到*青江**，从《泰坦尼克号》聊到《降临》。以及张艺谋，“我希望张艺谋一切都好，但他现在一定是陷入某种危机了，我觉得他迷失了方向。《长城》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情感上的那种紧张没有了，让我觉得很空虚。”
他对中国的好奇心，其实集中在毛时代，充满了四处拾得的小道消息，“告诉我，中国有没有给特权阶级开设的狩猎场？”
他还很喜欢科幻小说《三体》，说在采访前一个晚上才刚刚读完三部曲，会用三体星球与地球相悖的“规则”，为他下一部哲学书做开头。
科技与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变革，让齐泽克担心的“并不是人类会永生，而是它会对不同阶级的人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当今人类面临的是极为深刻的变化，在思想自由层面的变化，我们是否会失去个体性？丧失批判思考的能力？”继续以阶层为单位的思考，他的想象是，“阶级划分会与生物遗传*联学**系起来，统治阶级会被更好地从生物遗传的角度创造出来，会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物种。”
他对资本主义“游戏”的批评，就像往常一样，不可自拔，中国中产爱代购西方品牌，但是“商品的质量、生态意识都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也是消费者购买的商品的一部分。”（他列举了经典的星巴克的例子，消费者被告知多花在咖啡上的钱，会被转移至人道主义行为）但转瞬，他又提醒“普通人有消费、或迷恋某种消费主义的自由”，所以“资本主义对穷困普通人的指责”并不可行。
他一边呼吁年轻人*制抵**投票，一边热切渴望更真诚可信的左翼被桑德斯这样的领袖调动起来；一边陈述这个世界其实在变得更好，一边警告这些时刻都是非常危险的。引用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他说，“旧有的在死去，新的还未到来，这是野兽横行的时代，骇人听闻的事情来了又去。”
相悖之处，是齐泽克绝不会丢弃的辩证方法。采访中，人类面临的变化、危机，不同社会下的远景与近景，主流的意识与下一代的选择，系统性的与突然的*力暴**，都牵连着他对普通生活的观察。
可也无法不察觉到他的重复，比如他从未去过卢布尔雅那市中心山顶城堡的事实，又或是，他还是忍不住重复了那个黑山人的笑话。“你知道黑山人都很懒的，懒到他们连*慰自**，都要在地上挖个洞，将生殖器搁里头，为什么呢？”他自己先笑了起来，“等着地震来帮他们呢。”他想说的是，如果说笑话的人也在自嘲，而非仅仅讥笑他人，那么政治正确的那一套规范，其实适得其反。“人们只有开一些低俗的玩笑，才能很快成为朋友。”
结束采访，他这天还要去邮局寄出一封推荐信。“他们随便怎么写，我签个字就行。”
他走在路上，絮絮叨叨地解释，欧洲和美国在审查推荐信的时候规则不太一样，在欧洲，推荐信里得略微有一些批评，这样显得真诚；在美国，如果推荐信里有一些批评，会被认为是在婉转地告诉用人单位其实此人不合格。
“当然，也有人因为找我推荐而不被录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