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孩子未必全都知道搓板，当年的北京孩子无论男女，对这物件却十分熟悉，除了洗衣服，有人的磕膝盖还和它发生过亲密的接触。我一小学同学，当年淘的不得了——最爱干的是上房捅马蜂窝和拿煤球对着人家窗户练准儿，气的他妈天天叫他跪搓板，外加上拿锥子扎拿掸子把儿抽。前年我去什刹海，路过北官房路南他们住那院，想进去看看发小，正巧他妈戴个红箍儿站在门口，见有生人便横了身子俩手撑着门框盘问。我逗老太太：您不认识我啦？我可知道您能三娘教子，某某小时候可没少跪搓板上叫您扎屁股蛋子！老太太哈哈大笑眼泪都出来了，一边捶我一边带我往里走，一边喊他儿子。
想当年，洗衣服是家务活儿的重要内容，普通家庭都无法逃脱。衣服人人穿，再邋遢再不讲究，一个礼拜也得换一回吧。夏天好办，揉搓几把就解决了，还能图个凉快。冬天可就不行了，那时北京的土大——现在改成看不见的霾了，外衣厚重，又不如现在换的勤，所以特别脏，尤其是袖子和领口。孩子衣服的脏还得加个更字，半大男孩子如是，女孩子也未必都能干净。我邻居家有一双胞胎女孩，其父是中专教师，到了二三年级这对双棒儿还习惯在袖口上抹鼻涕——谑称拉弓射箭，缝着袖头的俩袖口和前襟永远闪闪发光。洗这样的衣服，老太太们会开玩笑说“够本”。到了换季的时节更得大拆大洗，每年换季有好几次，最重要的是入夏前，要清洗一冬的衣被：不但被褥要拆了洗，棉衣棉裤也得拆，绒衣绒裤秋衣秋裤围脖棉鞋棉帽子棉手套、冬天的窗帘门帘椅子垫，也都得换下来彻底清洗并彻底晾干以防夏天发霉长毛，真说的上是个浩大工程。如今都是塞进洗衣机骨碌骨碌一转了事，机械助力，一天就解决问题，可当年这都得一件一件一把一把用两只手搓出来拧出来，有的主妇连手都能洗肿了。当年看莫泊桑小说《项链》，读到路瓦栽夫人因丢失项链身负重债沦为下层劳动妇女那一段时，马上就想到了大杂院里大盆搓衣服的主妇形象。
洗衣服的程序大致分成三步：洗涤、漂洗、晾晒，简称洗、淘和晾。具体的操作，经历过的人都知道，年轻的就不一定了，尤其是有了将手工洗衣服三步合一的带烘干功能的全自动洗衣机。所以还得不嫌啰嗦说几句，不然过些年还没准还真能失传了。
洗衣服需要的工具大致是盆，搓板，洗涤用品，衣架夹子，再就是一双手了。当年还没有塑料盆，洗衣服都用瓦盆（有挂釉子的和不挂釉的）或铁盆，使木盆的不多，因为北方不比南方潮湿，竹木制品极易干裂。洗衣服盆直径在一米左右，太小了没法洗大件。洗完、淘完的衣物要另放在一个或分颜色薄厚放在几个盆里。搓板也叫搓衣板或洗衣板，也有叫钱板的，木制（后来才有塑料的），大小不一，一般宽二十公分左右，长五六十公分。一面或两面有铣出的V型凹槽——这个构造使它很适合折磨膝盖的软组织，因此能用在犯错的孩子身上，媳妇调教男人也能用，故有床头跪（柜）一说。处罚男人和处罚孩子的区别，一般在留不留面子上。中国自古就不大讲究尊重别人的隐私，犯了错或犯了罪更无*权人**可言，正因此，头两年还能时不时看见某地官方召开公判大会或让嫌疑人游街示众的报道。及至家庭，惩罚孩子总以撕脸伤自尊为要旨和精髓——美其名曰不打不成材，不少孩子因此被罚在院里甚至门道里跪着公开羞辱。女人收拾自己爷们儿一般不大张旗鼓，若非极端——致伤致残或导致离婚，则可视为闺房乐趣的组成部分，据说还真有男人因此上了瘾——《重庆时报》就有过报道。中国的刑具械具是全世界最发达的，并非指种类和对肉体的伤害程度，而是指对人的*辱侮**和折磨程度。连家庭妇女都能琢磨出来搓板这等简单易行的刑罚，足见咱同胞富有施虐同类的禀赋。 搓板用一段时间凹槽会变浅甚至磨平，当时胡同里还有各种修理匠人，修搓板的便是其中之一。他们用特制的铣刀解决这个问题如小菜一碟。修搓板是小手艺，却也有绝活，就是几乎断成两半烂了半截的搓板也能化腐朽为神奇。
搓洗漂洗之外，有时还需对衣被做特殊处理。当年没有衣领净之类，过分油污的衣物需用碱甚至火碱浸泡，用刷子刷。夏天洗浅颜色的衣服要先用清水泡，把汗浸出来免得衣服发黄。有时为了清洁要用滚水浇衣服——化纤材质就不能用这招了。一些淘好的衣物被里还要用米汤浆，衣服取其挺括，被单为的是下回洗起来去污快。当年布质的衣服多是染色，穿一段时间就会褪色，所以要到化工商店买专用的小袋装颜料，弄个大盆放上水和颜料煮开了染衣服——这已超出洗衣服的范畴，不多说。
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肥皂（北京人习惯说成胰子，香皂称香胰子）都是计划供应产品，凭购货本按月每人购买半条，开始在哪个商店购买都做规定。当时单位都发（企业发的多，事业单位属象征性）肥皂毛巾之类的劳保用品可补不足。香皂和药皂倒是能随便买到，却不适合洗衣服，价钱也贵。至于洗衣粉，好些人使不惯，尤其是老人，觉得没有肥皂抓在手里轻飘飘的不是洗衣裳。那时最好使的肥皂是永外石榴庄日化一厂出的灯塔牌，其他的（如北海牌、好像还有香山牌）则属杂牌，不受欢迎。上世纪后期折腾“抓大放小”，一宿之间，几乎公有企业都负债亏损，凡被认定无关经济命脉的统统以各种方式各种名目变卖，据说是为提高国资的控制力。能参与分食的都红了眼珠子盯着多少工人数十年积累起来的血汗，却没人心疼灯塔这个无形的资产。在这个公有财富向私人口袋大转移的浪潮中，灯塔的品牌随着日化一厂破产而消失。至于这几年又出来的新灯塔，只是狗肉铺子挂的那个羊头。
物资短缺的年代，普普通通的肥皂成了金贵之物，数量有限，都得省着使，我姥姥去世后整理遗物，居然有二十多条灯塔肥皂。当时多数家庭的肥皂是掰成两块用的，还要尽量晾干些，据说比湿的要省——最极端的是澡堂，肥皂全晒得硬如砖头。剩下的肥皂头也不能随便扔掉，或是和新肥皂块捏在一起，或是攒多了攥成球用。我大舅子小时候不会使肥皂，都是把肥皂泡成水当洗衣粉用，据说属于败家子儿行为。
有老人的家庭，洗衣服的劳动多由他们承担。如果是双职工家庭，小件的能随手洗，大件的只能攒到周末。当年的家务劳动比现在多，双职工下班，先得鼓捣炉子做饭，等吃完收拾利落差不多就该睡了，再洗衣服就得熬夜，可第二天还得上班呢。那时一礼拜只休息一天，家庭主妇们通常会在礼拜六晚上或礼拜天上午洗一周的衣服。
以一件制服上衣为例，洗的顺序通常是领子、袖口和袖子、左右前襟、后襟，最后再整个揉一遍，拧干。洗衣服的动作简单机械，但也不是没一点技术性。大致的步骤和方法是：将在水中浸透的衣服平铺在搓板上，用肥皂在上面涂抹（称打肥皂），不掌握一定的技巧打肥皂会事倍功半；衣服不很脏，要卷成略松的卷用手在搓板上上下滚动着揉，不能用死劲儿；衣服较脏要用手指和手掌握实，同时用力压紧在搓板上以增加摩擦力，再来回揉搓，不掌握一定的技巧衣服会在搓板上打滑。 下一步是漂洗，北京人叫淘衣裳（淘发头的音），就是把洗过的衣物在大盆清水里用双手揉搓（也有用搓板的）去除肥皂，淘多少遍没规定——通常要在三遍以上才能干净，以拧干后水中没有肥皂沫为准。一些人反感洗衣粉的一个理由就是水里老有肥皂沫，好像永远淘不干净。当年人们没有节水意识，八十年代我住南城时，常有人把水龙头开到最大，冲着一件一件的淘衣服。我没这么做过，也反感这么做。
洗完的衣服搭在院里拉起的铁丝上。那时每个院子都有横七竖八的铁丝做为固定的晾衣绳，赶上洗的多还要另外拉绳。当年大杂院的邻里关系，确实有不少令人感动的地方，就说晾衣服，大家都遵守着不成文的规矩：绳子大家混着用，并不会产生矛盾。到人家屋前晾衣物要打声招呼，表示对可能带去不便的歉意。洗的衣物再多，也不能不长眼晾在通道上或堵着人家门口。内衣*裤内**不能满院子挂彩旗，更不能往人家房前门前晾，一般晾在自己家门前（有人甚至根本不拿出屋，虽然这样见不着紫外线不卫生）。赶上刮风下雨，街坊之间都会喊一嗓子收衣裳，衣物主人要是不在家，就帮着收了，干了的一般还会顺手叠好，等主人回来送过去。有人回忆说孩子们在晾晒的衣物中钻来钻去的玩，我倒没有见过，这样做无论哪位大人瞧见都会禁止，家长也不会为这个护犊子，因为这是替您教您的孩子“懂人事”，感激还来不及呢！一般人家都备有一定数量的衣架和夹子，衣架多为竹木制品，或用铅丝自己窝的——甚至能窝出折叠式伸缩式等形制。夹子为竹制和铁制，街坊间互相借衣架夹子是常事。
冬天常在屋里洗衣服，难免弄一地水，这就得用炉灰收干。数九寒天，衣裤单子往外头一搭，一会就冻得钢钢儿的，有孩子手欠爱撅着玩，被大人看见定会一顿臭骂，据说能折断布丝，是否，没试过。着急穿的和小件的衣服可以用烘笼架在炉子上烤。烘笼多是铁丝（也有竹子）编的，直径四五十公分。多是有婴儿的家庭用。孩子的衣服特别是尿褯子老得换，不上烘笼跟不上用，大冬天不能开窗户，满屋子奶腥味和尿骚味，是有婴儿的特殊标记。不用炉子后烘笼彻底失去了价值，以至于很多人没见过。现在一些人将袜子手巾什么的搭在暖气管子上，原理和效果与烘笼近似。
当年，大杂院里常能瞧见这样的场面，一个女人坐在门前小凳或马扎上低头搓着大盆的衣服。赶上夏天，这确实是个辛苦活。顺着湿成一绺一绺的头发和脑门子往搓板上盆子里噼里啪啦的滴答汗珠子，是再平常不过的事，即使这样她也往往只用手腕子抹一把而不愿意停下来，因为旁边还有座脏衣物山呢。有人会打开收音机，为的是弄出来点动静不至于寂寞和烦躁。有时搓着衣服还得兼顾其他——比如火上焖着饭或旁边有个孩子。这么不动地方机械地搓上一两个钟头，不但腰酸胳膊软，甚至能两腿抽筋站起来打晃。积水潭那边有个蒋养房，是明朝内廷二十四衙之一的浣衣局（也叫浆绛房）的所在地，专为宫廷洗涤衣物。到这里的有年老色衰和因罪被贬的宫女妃嫔，有获罪大臣的妻女和其他宫里头失势的女性，最典型的是明熹宗的奶妈子客氏（被朱由校赐婚于魏忠贤），她在熹宗死后奉命步行去浣衣局报道并接受杖刑，被活活打死后焚尸扬灰，客氏这段遭遇后来被琼瑶搁在《还珠格格》里尽情演绎，只是容嬷嬷没被杖毙。浣衣局成了处罚罪人的地方，足以说明洗衣服不是个好差事。
当然，也有把革命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起来，拿着洗衣服当正能量说事儿的。如《洗衣歌》，它是*革文**初期许多单位宣传队的保留节目，不讨论其他，我以为音乐和舞蹈都不错，至少让我第一次领略了藏族舞的美。另一次领略藏族舞蹈的魅力是看*藏西**中学小伙子们张力十足的表演，说为之震撼并不过分，中国藏文化确实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在一些文学和影视作品里，也有女的帮男的洗衣服的场面，多寓倾慕或私情的意思。*革文**时则有男性军人有帮战友洗衣服的，是为共产主义品德之表现，与今天说的“搞基”无关。
洗衣服好像天生的是女人的事，往深了说，是中国社会两性的社会角色认定使然。很长时间里，女性承担了繁重的家务，这与其经济不独立有关，从这点上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让妇女走出家门，无论如何都是伟大的进步。家务劳动是责任，男女有份，结婚后我当然也用搓板洗过衣服和床单被罩，只是时间很短就用洗衣机了。至于这些年一直有人时不时的喊两嗓子，要女人退出职场回到家庭洗衣做饭看孩子，恐怕不是想用奇谈怪论在学术圈里头混个位置——中国学术圈的特点是越像孔某人那么不说人话满嘴喷粪越有市场，就是脑袋瓜子还留在他老祖儿那时代，属于死榆木疙瘩。这不新鲜，当年那位姓郭的中科院院长，年轻时号称反封建尖兵，晚年回乐山给他老子扫墓时却还念叨着男某率妻某某妾某某同拜的话。再联想到这些年的权与贵们，算卦相面修坟造墓包*奶二**养小三，甚至堂堂国有机关盖房也要看风水开门择日子动工，以及当官不能去天涯海角之类的说法，您说，咱这上上下下的脑袋瓜子还在哪个年代？
当年北京孩子没洗过衣服的大概不多。一般而言，小学低年级时家长就要求洗小件（手绢口罩袜子红领巾之类）了，再大点要洗背心裤衩和夏天的衣服。小学高年级或初中，自己的衣服一般得自己洗，有时还得洗别人的。在院里常能瞧见洗衣服的孩子，有皱着眉咧着嘴一脑门子旧社会的，*码有**上大大小小若干盆子标新立异玩花样的，有一边干正事一边和别的孩子玩水打闹、两件衣服能折腾半天的。最极端的一次，是一邻居小孩把所有衣服都扔到地上拿脚踩，一边朝自家窗户小声骂，不知道满嘴里操的是他爹还是妈——没问，当然还得洗，但情绪平稳多了，效果类似日本员工进“泄气室”。孩子们就是能侥幸躲过在家洗衣服，每年去农村劳动也跑不了，十天半个月不换洗还能坚持，再长就不行了。不过多数男生都是揉几把对付事，甚至连肥皂也懒得使。更有甚者，是不顾禁令穿着衣裳直接下潮白河游泳，衣服相当于洗过，上岸来沤一阵子就干了。当然，也发生过女生给男生洗衣服的动人故事并遭到表扬，只是这等美事没有蔚然成风，我并不觉得自己的衣服应该别人给洗——属于吃不着葡萄的心态。
孩子洗衣服是被逼无奈，而快乐是成功的前提（许多国家课本已把金字塔的建造者改为快乐的自由民，我们还坚持认为是鞭子抽着奴隶完成的）。所以，不少孩子洗衣服都唬弄，并不管洗没洗干净，或磨洋工对付事，很有些欧洲工人自发斗争那年月的心态。大人一般不会象看贼似的盯着，因为让孩子洗衣服本身未必有多重要，主要是为养成劳动习惯和责任意识，不少家长因此睁一眼闭一眼。实在看不下去了，干脆自己返工。当然，世界上的人和事没有绝对，也有能从洗衣服做饭里品尝快乐甚至陶陶然于其间的，可谓穷人（并不一定指经济条件）的孩子早当家。我一男同学，不大就洗一家子的衣服，一下课就往家跑做五六口人的晚饭，在那一带老太太嘴里颇有口碑——有小大人儿的美誉，我倒觉得有些早熟的别扭。
第一个成功地用机械力把人从洗衣服劳动中解放出来的，是美国人汉密尔顿·史密斯，他在一八五八年制成了世界第一台手摇洗衣机。之后美国人在洗衣自动化技术研究方面一路领先，在一八八零年到一九三二年研制出了蒸气洗衣机、电动洗衣机、搅拌式洗衣机，并最终完成了洗涤、漂洗、脱水在同一个滚筒内完成的前装式滚筒洗衣机。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日本取代了美国洗衣机技术老大的地位，先后研制出了流行至今的波轮式洗衣机、带甩干桶的半自动双桶洗衣机、波轮式套桶自动洗衣机和微处理器控制的全自动洗衣机。
今天我们不少人拿着世界老二沾沾自喜或到处吹乎，要不就整天放着狂言不是要打这个就是要打那个，其实很可笑。当年日本也是世界老二，可那时有自主品牌的日本相机手表汽车家电占据了欧美的大片市场。可咱这老二连个自己的汽车也没有，只是个加工别人产品的作坊，不过攥了一把钞票而已。接着说洗衣机。在东邻家用电器突飞猛进的七十年代后期，我们多数人还用着搓板。一九七八年我舅舅公差去了日本，回来说到日本人的生活时提起了洗衣机，这位五十年代的工科毕业生断言：单凭在水里转转，衣服不可能洗干净。
没过几年，中国老百姓瞧见了传说中的洗衣机。我在一九八五买了第一台洗衣机，白菊牌，当时还托了人。据统计，一九七八年每千户北京居民只有两台洗衣机，到一九八六年增加到了五百七十多台，到二零零零年前后便已饱和。有了这种神奇的机器，家务劳动确实轻松了很多。可洗衣机刚进来时，不少人却很是不屑，老太太们尤其反感。起先，她们坚决不信不用搓板能把衣服洗干净，虽然后来不得不接受事实，可又找出了新的反对理由：好端端的衣裳在里边轰隆轰隆转，全磨坏了——不符合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要求。此外，老太太们还觉得，比起手来，洗衣机又费水又费电——主要是心疼按度数收钱的电费，至于大家伙均摊的水费倒不怎么在乎。加上那时多数北京人的居住条件差，平房的上下水不方便，所以一些家庭干脆拒洗衣机于门外。我住南城时有家邻居，使我的洗衣机多年，年年换洗季节都要洗一堆，有时还不止一天。 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里说了一段有意思的话：“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这话并非全对。洗衣机登陆中国没多少年，就武装了全部北京家庭——二零一二年的统计是每百户拥有量超过了一百台，也没有老太太再继续拒绝了，她们起码承认，用这家伙对付床单被罩比自己搓强得多。自然也不能排除还有人坚持用搓板，但那或是有特殊原因，或是习惯使然。可见，中国人固然保守，但也未必全如鲁迅所说“太难改变”。
我们的民族追求安逸也懂得享受，对器物的认可和接受相当开通，不可能像印度人那样多年*制抵**麦当劳，不信您查查，近代以来西洋东洋的发明，进来的时间和问世的时间其实差不了多少年。当年也好今天也罢，叫唤着*制抵**某国货的，或是别有用心，或是跟着瞎嚷嚷，其实未必真不使。当然，鲁迅说的“太难改变”也有极准确的地方，就是对制度和观念的态度。从古到今，我们都觉着自己在这方面最好，所以一定要坚持多少年。保守的结果是民智不开，整天叫着要“杀进东京夺了鸟位”的，鬼子真来了未必不会屁颠儿屁颠儿的去带路当翻译，也未必不会打破了脑袋要钻进维持会新民会混个一官半职。再次一等的，大概也要在门口挂个旗子，再写上“大某某国の顺民”。
转自老北京论坛：sunyumin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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