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骑士
在布列斯特我找到了所谓的“救护队基地”—— 一座爬满野葡萄藤的小房子。
基地里空空荡荡的。房子里只有一个孤零零的老护士，神情疲惫地在那儿等候救护队队长格隆斯基。
原来我也得等格隆斯基——只有他一个人知道我所属的救护队现在在哪里。
女护士是波兰人，说话带口音，一直在唉声叹气：
“格隆斯基大人是个非常轻浮浪荡的人。一阵风一样飞来，吵吵嚷嚷一番，热烈地吻几下你的手，又飞走了。你连一个字都来不及说。唉，圣母娘娘呀！就因为这个轻浮的人，我要在这里白白地给耗干了。”
我已经从切莫达诺夫那里听说过格隆斯基这个人。他是华沙“波兰喜剧院”的演员，一个特别殷勤而且很勇敢的人，他身上优点很多，但为人却极其轻浮。由于他的这些品质和矮小的身材，人们都叫他“小骑士”。“您自己会见到他的，”切莫达诺夫对我说，“他就像一个从显克微支的历史小说里跳出来的人物。”
我洗去了一路的灰尘，和老护士雅德维加小姐一起喝了咖啡，便在行军床上躺下了。一时半会儿睡不着，我在窗台上找到一本破烂的书，是萨尔赛[1]的《围困巴黎》，于是就读了起来。窗外的风吹得葡萄叶子不断摇晃。
一辆马达声震耳欲聋的汽车开到房子附近，突然停了下来。有人顺着楼梯飞跑上来，马刺叮当作响，门一下子被打开了，随后我便看到一个身材矮小的军人：灰色的眼睛兴高采烈，鼻子像西哈诺·德·贝热拉克[2]一样大，还留着又软又密的淡褐色唇髭。
“我亲爱的孩子！”他高喊了一声便向我的行军床扑了过来。
幸好我及时跳了起来。
“我亲爱的孩子！我简直太高兴了！我们就像等待天降甘露一样在期盼着您。罗曼宁都快想死您了。”
他紧紧地拥抱了我，一连吻了三下。他的小胡子散发出一股幽微的紫罗兰的香味。
“等一下！”他冲我喊了一声，随即跑到窗前，探出身子冲下面喊道，“雅德维加小姐！日安！有好消息。我终于给您挑到一支最佳的救护队。全都是结巴和不爱说话的人。什么？我骗您？”
格隆斯基向天空举起一只手说：
“我向上帝他老人家和他最英明的独子耶稣起誓！明天早晨我就用这辆跛脚的福特车把您送过去！我们三个一起去。”
他离开窗口，喊道：
“阿尔杰缅科！到这儿来！”
随着靴子的咯吱声，房间里跑进来一个卫生员，他是基地的杂役。
“让我看看你那张诚实开朗的脸。”格隆斯基说。
阿尔杰缅科羞愧地移开了目光。
“五罐炼乳，就是放在床下面的那五罐，哪里去了？”
“不知道！”阿尔杰缅科大声说。
“*娘狗**养的！”格隆斯基说，“这可是最后一次了。下次再犯，直接送交法院，送去惩戒营，让你那号啕大哭的妻子和永远不幸的孩子等着你吧。从我眼前立刻消失！”
阿尔杰缅科迅速蹿到门边。
“站住！”格隆斯基扯着嗓子大喊道，“把车里的箱子搬过来。小心别摔碎了，笨蛋！”
阿尔杰缅科跑出了房间。
“我亲爱的孩子，我的儿子！”格隆斯基说着便抓住我的肩膀，使劲晃了晃，热忱地望着我的眼睛，“要是您知道，我是多么为每一个到这儿来的年轻人感到痛惜就好了，他们落入的地方是精神病院，是疯人院，是着了火的小酒馆，是灭虱间，是该死的绞肉机，是被叫作战争的混乱场。请信赖我吧。我是不会让您受委屈的。”
阿尔杰缅科把一个胶合板箱子拖进了房间。格隆斯基用锃亮的靴子尖飞起一脚，从下面踢在箱子盖上。盖子被踢飞了，但靴子上的鞋掌也被踢飞了。
“欢迎品尝！”格隆斯基指了指箱子，十分客气又颇为忧伤地说。箱子里的牛皮纸下面紧紧地码放着很多块巧克力。
格隆斯基坐到床上，拽下靴子，皱起眉头端详着脱落的鞋掌。
“太惊人了！”他摇了摇头，带着极其忧伤的表情说，“简直成惯例了！一个星期鞋掌掉了三次。阿尔杰缅科！你躲到哪儿去了？”
“到！”阿尔杰缅科喊道，他其实就站在旁边。
“拿着这只靴子去找那个麻脸的*子骗**，就是那个鞋匠雅科夫·库尔。一个小时之内必须修好。否则我就穿着一只靴子去找他，用*刀军**把他那间发霉的农舍给劈了。到那时他就要敲着手鼓给我跳舞了。”
阿尔杰缅科抓起靴子，跑出了房间。
“怎么样？”格隆斯基问，“那只老母火鸡还没有把您的脑袋啄出洞来吧，就是那位雅德维加小姐，但愿上帝能朝她的屁股踹上一百下！我真不知该把她塞到哪里去，稍微说句狠话她就翻白眼，像母鸡一样咯咯叫着要昏过去。不过他们又给我派来了一个好孩子！让咱们干一杯兑白兰地的茶吧。怎么样？晚上咱们去军官俱乐部玩玩。那里有一场音乐会。明天天一亮咱们就出发。当然，如果尊贵的兹旺科沃依大人，我的司机，能够修好马达的话。”
“马达怎么了？”
“被打穿了。在柳巴尔托沃附近的一个铁路道口。*弹子**突然飞过来！啊呀呀！您在读萨尔赛？一本非常不错的书。但我更喜欢左拉的《陷阱》[3]。我更喜欢善于分析问题的作家。比如，巴尔扎克。不过我也很喜欢诗歌。”
格隆斯基从弗伦奇式军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本小书，在空中挥动着，带着由衷的热情激动地说：
“《叶甫盖尼·奥涅金》！我和它形影不离！从不分离！即使世界崩塌，这些诗篇也依然会在自己永恒的光辉中长存！”
这位格隆斯基大人已经把我搞得晕头转向了。他仔细地看了看我的脸，有点不安起来。
“我的儿子！您躺会儿吧，音乐会之前小睡一下。我会叫醒您的。”
我很乐意地躺下了。格隆斯基飞身下楼去了。我听到他在盆里呼哧呼哧地洗着脸，嘴里同时还吹着《马赛曲》。随后他开始对一个人说起话来，这个人显然是阿尔杰缅科。
“你知道什么叫‘给点颜色瞧瞧’吗？不知道！我能让你见识见识。这玩意儿有趣得很。”
雅德维加小姐哎哟了一声，喊了句“圣母娘娘”，而格隆斯基则说：
“‘虽然跟他相比我只是一只蛆虫，跟他相比，跟他那样的脸相比’[4]，这个副官就是一副欠揍的嘴脸。虽然我可能会被枪毙。但一切就这么定了！”
听到这儿我就睡着了。
我被一个声音吵醒，感觉房间里好像有一根拉紧的粗绳绷裂了。天色已经黄昏，敞开的窗外高悬着一片暗青色的天空。
我躺在床上侧耳倾听——雅德维加小姐在大声祈祷，随后又响起了琴弦崩断的声音。天空中突然亮起一片浅红色的闪光，随后我听到远方夜色中传来一阵平缓的马达轰鸣声。
“起床了！”格隆斯基冲我喊道，“齐柏林飞艇飞到布列斯特上空啦！”
我一跃而起，走到了阳台上。那儿站着格隆斯基和阿尔杰缅科，他们正望着天空。
“瞧，那就是！”格隆斯基边说边指给我看，“看到没有？就在大熊星座向左一巴掌的地方。”
我仔细看向那个方向，发现一条长形的黑影轻快而迅速地掠过天空。附近不断传来步枪的射击声。榴*弹霰**在我们屋顶上空炸出一片黄色的火焰。
“很不错！”格隆斯基说，“如果继续这么进行下去，我们的脑袋就会被自己人的枪炮打穿。德国人扔下两颗*弹炸**就跑了。好戏收场了。咱们走吧。正好茶也已经准备好了。”
喝过茶之后我和格隆斯基就去了军官俱乐部。俱乐部是一座长长的木板棚。它的窗户朝向花园。从花园里不时飘进来一阵清新的空气。我非常困。朦胧中听到一个深沉的男低音唱道：
每天半夜十二点钟， 鼓手从棺材里爬起来……[5]
我睁开眼睛。一个胡子剃得干干净净、梳着分头的高个子军官正在演唱。
“这是个著名的歌手。”格隆斯基对我说，他说出了歌手的名字，但我当时立马又睡着了，所以没有听真切。整个音乐会都被我这么睡过去了。
第二天早晨我们起身上路。尊贵的兹旺科沃依大人原来是一名来自奔萨省的钳工，生着一个翘鼻子，心地善良。听格隆斯基谈话的时候，他总是微笑着，晃悠着脑袋赞叹一声：“我的天哪！”
我至今还记得那片松散的沙地，那条被轧坏的很宽的大路，那些吓得要命的小镇居民。和我们相向而行的是难民的车队，它们在沙地里艰难地爬行，轮毂深陷在沙子里。
我们把雅德维加小姐留在了一个镇子里。
将近傍晚我们终于到达了维什尼查镇，那里驻扎着罗曼宁的救护队。一栋木板房上空悬挂着兵站司令的黑黄两色旗帜。大车队和畜群扬起的灰尘如干雾般悬浮在空中，随后又慢慢落回地上。
几个袖子上挂着臂章的老犹太人充当起了战时临时警察，他们挨家挨户地跑着，驱赶居民们去周边的寨墙外挖堑壕。远处不时传来沉闷的轰隆声。那里正在进行炮战。
周围是一片恐慌、憋闷和混乱的状态。小镇广场上燃起了几十堆篝火。火堆旁边、卸下套的马车跟前，横七竖八地或坐或躺着一些逃难者，他们都是波兰农民。没戴头巾、疲惫不堪的妇女们手里抱着吃奶的孩子，孩子们脸色发青，哭闹个不停。狗在不停地吠叫，辎重兵则骂骂咧咧地赶着车在这混乱的人堆里费力地穿行。他们用鞭子抽打着挡路的人，车轮不断碰上胡乱堆放着的农民的家当什物，绣花手巾、披肩、衬衫常被大车挂住，在车队后面拖拉着。女人们哭喊着从车轮下把自己的东西抢救出来，拿到篝火跟前去。但这些东西已经沾上了焦油，被扯破了，上面满是尘土。
戴着棕红色假发的犹太老太婆们从破旧的屋子里拖出一堆辛苦积攒的家当：羽毛褥子、碗碟、旧缝纫机、发绿的铜盆，并用床单和被子把它们捆扎起来。但我没有看到过一辆能把这些家当装运走的带篷马车或四*大轮**车。
罗曼宁的救护队驻扎在小镇出口处一个破旧的大车店里。大车店周围的土地都被踩踏得不成样子了，地上的三角铁架上架着四口烧开的大铁锅。士兵们在铁锅周围忙碌着。罗曼宁站在那儿，声音沙哑地冲着一个浑身上下灰扑扑的军官大声喊叫着。
“见你的鬼去吧！”罗曼宁喊道。这时他看见了我和格隆斯基，冲我们挥了挥手，又转过身去对那个军官说：“你们的奶牛每半个小时就会死掉一批，就会被你们扔在路边。你们有必要那么小气嘛？！”
“需要字据，”军官犯愁地说，“每一头死掉的奶牛我们都记录在案。我可不愿因为您被送上军事法庭！”
“行，那咱们就去立字据，真有你的！”罗曼宁说着便抓起了那个军官的胳膊肘，把他拉进了大车店。他回头看了我一眼，冲我微笑了一下，喊道“：我马上就来。得先和这位管畜群的长官处理完一件磨洋工的破事。”
我们走进了大车店。店里空荡荡的，散发着一股清冷的炊烟味。蟑螂看到我们之后，在墙上迅速地四下爬开了。
“抽支烟吧，”格隆斯基对我说，“您也得立即投入工作。这儿的情况您也都看到了。我得去设法搞定那个母牛统帅。”
我坐在一条缺腿的长凳上抽起了烟，倾听着周围的动静。窗外，妇女们哭着在向士兵央求着什么，牲口拼命地叫唤，远处的隆隆声更加频繁了。
随着每一声炮响，天花板的缝隙里都会漏下一缕细沙，正好落在桌子和上面放着的一块黑面包上。
我把面包挪开了。
隔板那边传来三个大声吵嚷的声音：罗曼宁低沉地吼着，军官沮丧地与他争论，而格隆斯基则用激昂愤怒的大嗓门高声喊叫着。
“给我两头母牛，这是给你的字据！”罗曼宁喊道，“就这么说定了！我的人什么吃的都没有了。他们快饿死了！孩子们正像苍蝇一样大批死去，而您还在这里为几个字磨洋工。真可耻啊，上尉先生！”
随后隔板那边安静下来。罗曼宁走了进来。
“瞧，好极了，”他用嘶哑的声音说，我们相互吻了吻，“您来得正是时候。我好不容易才说服那个磨蹭鬼，从他那儿弄来两头母牛。您带几个卫生员过去吧，得立刻宰掉一头牛，卸成块，放到锅里煮。估计没时间等肉凉了再分。难民们已经两天没有进食了。”
罗曼宁稍稍撩起肮脏的窗帘，往窗外的牧场看了看。
“真没辙！”他说，“我大概已经有五天没睡了。好了，这些都无关紧要。您开始干活吧，咱们以后再聊，总能挤出时间的。”
尽管在路上的时候格隆斯基已经跟我说过，自从波兰人开始挪窝迁徙，逃避战乱，不少救护队，包括我们的救护队，都接到了命令，要我们负责照顾难民的饮食和医疗，但我还是无法想象这项工作该怎么去完成。
“任何事都不要去问别人，”罗曼宁对我说，“做您自己认为必要的事情。让您的文质彬彬见鬼去吧！它在这儿毫无价值，为了它您得付出几十条人命的代价。”
罗曼宁给我指派了两名卫生员。在大车店的院子里，卫生员借着篝火的亮光宰杀了一头瘦弱的母牛。它干枯的牛角扎进泥土里。流出的血没有渗进土里，而是在地面上形成了一个个血洼。
我们三个一起把肉卸开。我那件崭新的军便服挽起的袖子被血完全浸透了。
我们把肉一块块切开，挂在篱笆上，想让它稍微变干一点。
尘土弥漫得更浓了。熊熊燃烧的篝火闪烁着橘红色的斑点。随后大车店窗户上的旧玻璃开始哐啷作响，整个大车店都摇晃、跳动起来。
格隆斯基走进院子。
“再见了，我的儿子，”他说，随后拽着我沾满血渍的袖子，把我拉到跟前，吻了吻我，“我要到第三救护队去，那里情况不太妙。”
“这是什么在轰隆隆地响？”我问，“又是辎重队吗？”
“这不是辎重队，”格隆斯基回答，“这是炮兵在撤退。好了，再见吧！上帝保佑您一切顺利。给大伙提供食物这事可不要拖延，不然会很危险，我的孩子。”
他又吻了吻我，随后便转身离开了院子。他的头垂着。好像脖子上压了一副重轭。
我们把肉块放到几个大锅里同时开煮。肉汤上浮起了肮脏的灰色泡沫。我们用大漏勺捞起沫子甩到地上。几只干瘦的狗相互低吼着，争舔着油乎乎的地面。
半夜里肉汤煮好了，我们开始分给难民们吃。数百只摇晃着杯子、旧碟子、碗和盆的手向卫生员伸过来。女人们领到食物后，竭力想要亲吻卫生员的手。
一片哭声笼罩着人群，这哭声酷似笑声（也许，这的确是笑声，是饥肠辘辘的人们闻到热牛肉的香味时发出的笑声）。人们立刻喝起了肉汤，一边觉得烫得要命，一边又呼噜呼噜地喝着。
十分钟之后大锅都空了。罗曼宁命令立刻再煮。
我们又杀了第二头母牛，剖皮、去内脏，灰尘又在新肉的表面覆盖了一层黑色的膜，不知从哪儿飞来了一群群黑压压的夜间的苍蝇。孩子们又哭了起来，辎重队夹杂着嘶哑的咒骂声从旁边辚辚驶过。远处依旧炮声隆隆，但声音已经不像昨天那么远，正在迫近。
黎明前我们又给第二批难民分吃了肉汤。罗曼宁命令立刻开拔。
一部分难民离开，一部分滞留下来……深红色的朝霞升起来，周围雾气蒙蒙，弥漫着一股焦煳味。地平线处升起一些黑色的烟柱。卫生员们说，那是庄稼被点着了。
一个哥萨克骑兵侦察小分队经过镇子。他们在广场上的犹太会堂附近下了马，进了两三栋房子，之后便立刻疾驰而去。随后这些房子里便冒出滚滚的浓烟。大片火焰冲天而起，人们大声喊叫起来。
火星落在睡着的孩子们身上。逃难者的破衣烂衫被点着。女人们抱起孩子，抛掉一切东西，往寨门跑去。男人们也跟着离开了。
我们穿过浓烟和焦味，好不容易才走出镇子。马匹不断打着响鼻，想要躲避开浓烟和焦味。卫生员们则把头藏在竖起的大衣领子里。
“撤退到皮夏茨和捷列斯波尔去，”罗曼宁说，“我前头先走，去找地方安置。你们随着马车殿后。挑乡间土路走，尽量避开大道。大路上现在交通阻塞。如果在皮夏茨没有找到我，那就直接去捷列斯波尔。就这样，再见！”
我们互相亲吻，罗曼宁说：
“这可不是您那艘‘葡萄牙’号。”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随后抓着鞍桥，一条腿着地在马身边跳了几步，然后跃上马背，重重地坐在马鞍上，沿着路边疾驰而去。
我们沿着乡间土路走了一整天。我不时查对着地图。大火的浓烟从四面包围着我们。它缓缓升起，又慢慢向东飘去。
我觉得，那天我听到的唯一代表和平的声音，就是我们在一条变浅的小河边饮马时柳树叶子发出的沙沙声。
我们追上了难民的队伍。辎重队和炮兵又超过我们。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提到一个名字：马肯森[6]。从后面追击而来的就是这位陆军元帅麾下的德国*队军**。
途中我们停留了两次，都是为了掩埋被弃置路边的尸体。
第一次掩埋的是个孩子。他躺在一块方格头巾上，很明显，头巾是他妈妈留下来的。不知是谁在孩子胸前放了一株连根拔起的山芥花。
第二次埋葬的是一个睁着一双明亮眼睛的年轻农妇。她平静地望着天空，天空中发黄的太阳正透过烟雾散发着光芒。
一只蜜蜂困在了农妇的头发里，生气地嗡嗡叫着。它可能早就被困住了，一直无法脱身。
当我们已经远离那两座新坟的时候，身材瘦高、性情温和的卫生员斯波洛赫对我说：
“咱们刚埋葬了一个妇女，长官。我想，她就是那个小孩的母亲。”
“为什么？”
“因为她躺在那里没戴头巾，她的头巾留在孩子那儿了。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他的母亲。”
“战争——对有些人来说是亲娘，对有些人就是后妈！”矮壮敦实的卫生员格拉德舍夫突然说。
我一直骑在马上，疲惫极了。沙子在牙齿里嘎吱作响。我当时脑子里一片空白。对，差不多是一片空白，除了一个想法一直萦绕不去：我刚刚埋葬了两个人，我甚至都不知道他们是谁。我想起了那个妇女覆盖着一层隐约可见的金色绒毛的双手，想起了那个小孩干净饱满的额头。
是谁处心积虑搞出这场悲剧来的呢？为什么一切正好发生在他们的生活中，发生在他们的小村子里？那里长春花还没有来得及凋谢，也许，简陋的农舍里还飘着烤面包的清香，但死亡却光临了，它把流着泪的人们从屋子里匆忙赶出来，把他们扼杀在异乡的土地上，扼杀在松散的沙土中，扼杀在道路旁。就在距离他们永远沉睡的面庞一巴掌远的地方，大车的铁轮毂不断轧轧响着驶过。
“长官！”斯波洛赫叫了我一声。
“怎么了？”
“您别再老想着那件事了！我劝您别这样。您听我的吧。我在战争中已经混了一年了。”
“你怎么知道我在想刚才的事？”
“怎么能不知道！谁都看得出来。”
真是难以置信，昨天我还待在和平的布列斯特，和老护士一起坐在小桌边喝咖啡，旁边是喋喋不休的格隆斯基，还有柔软的床铺和夜晚清新的空气。
由于沙地非常难走，将近傍晚的时候我们才到达皮夏茨。
罗曼宁不在皮夏茨。
街道上到处乱扔着旧东西和破书，堆积如山。我捡起几本书，看了看又扔回去——它们都是用难懂的希伯来语写的。
小镇空无一人。只有几只猫不时蹲下身子，从一个院子蹿到另一个院子。
我们在一栋曾是理发馆的房子里停下来，稍作休息。
挂着小铃铛的哐啷作响的玻璃门上方悬挂着一块招牌：一个黑胡子、红脸颊的*男美**子围着雪白的罩单坐在一把圈椅里，伸出的脚上穿着一双类似女款的高跟皮鞋。*男美**子的半边脸上打着肥皂。一把巨大的剃刀没有人手拿着，兀自恐怖地悬在空中，停在打了肥皂的*男美**子的脸颊边。*男美**子无忧无虑地微笑着。
招牌上写着如下字样：“维也纳理发馆。伊萨克·莫泽斯祖孙。”
理发馆里的地板松动得很厉害。我们每走一步，唯一的那面碎裂的穿衣镜就会晃动起来，镜子上溅了不少已经干了的肥皂泡。
屋里有花露水的味道。一张竹质三脚小桌上放着几本破烂不堪的油污污的杂志：《星火》《世界揽胜》《阿尔戈斯》。几只萎靡不振的肉乎乎的苍蝇不断往玻璃上乱撞着。
我们给自己弄了点稀粥，煮了点茶。不想睡觉，只想坐在理发馆的圈椅里，把头仰靠在磨光的丝绒垫子上，闭上眼睛，任思绪飘飞。想什么呢？想想大海永不停歇的喧嚣的波涛，想想干燥的群山里聒噪的蝉声。想想阿卢什塔秋天的夜晚，大片大片的黄叶从悬铃木上不断飘落。想想那个迎面跑来的快乐的小女孩。想想诗歌。天晓得还会想些什么，总之都是些远离战争的朦胧思绪。
但是必须开拔了。又闻到了马汗刺鼻的味道，又听到了同样的喊声：“驾，混蛋！”又是车轮的嘎吱声，还有硬邦邦的马鞍，沙地一片连着一片。
不过现在我们回望身后，已经看不见连绵不断的大火的浓烟了，只看到天空中一片深红色的反光，路两旁的星星安静地在天际闪烁。
钢铁的轰隆声仍不断在大地上滚动——这是无雨的雷暴，是为了把人炸成碎块而发明出来的克虏伯大炮的声响。
我在马鞍上打起了盹儿。头顶上的星座缓缓移动，汇聚成星云，一群一群的，似乎也要跟人一起逃离战争。
我又睡着了，朦胧中我好像看到一颗颗流星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不断划破昏暗的天穹。似乎老天在向大地派出自己的信使，以便获知那些伟大的德国人——莱布尼茨、洪堡、赫歇尔[7]的子孙们都在干什么。
第二天我们终于到了捷列斯波尔。
[1] 弗朗索瓦·萨尔赛（1827—1899），法国作家、批评家。
[2] 西哈诺·德·贝热拉克，法国剧作家罗斯丹同名剧本中的主人公。
[3] 左拉该小说原名为《小酒店》，俄文译本名为《陷阱》。
[4] 引自法国诗人贝朗瑞的诗《显贵的朋友》。
[5] 引自茹科夫斯基的诗《半夜相亲》（1836）。
[6] 奥·冯·马肯森（1849—1945），德国陆军元帅。
[7] 威·赫歇尔（1738—1822）和约·赫歇尔（1792—1871），父子均为英国德裔天文学家、彼得堡科学院外籍名誉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