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杰，中国国家博物馆
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
摘要： 蔡和森是湖南留法勤工俭*运学**动的重要组织者和践行者，他为寻求救国救民真理远赴法国勤工俭学，成为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锋。留法勤工俭学期间，蔡和森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采取“直接行动”的革命斗争方式，参与领导了争取生存权和求学权的“二二八运动”、反对北洋政府*国卖**借款的“拒款运动”、争回里昂中法大学三次斗争，捍卫留法勤工俭学生权益，保护中国国家利益，在“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道路上进行了初步探索。在参与领导三次斗争过程中，蔡和森坚定了信仰，确立了世界观，逐渐成长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
关键词： 蔡和森 留法勤工俭学 二二八运动 “拒款运动” 争回里昂中法大学
留法勤工俭*运学**动开始于20世纪初，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革命培养了周恩来、*小平邓**、蔡和森、陈毅、*荣臻聂**、李富春、向警予、赵世炎、蔡畅等一批经邦治国的人才。留法勤工俭*运学**动在1919年3月至1920年12月达到高潮，总共有20批，前后达1700余人。蔡和森是湖南留法勤工俭*运学**动的重要组织者和践行者。他于1920年1月30日抵达法国，通过“猛看猛译”马克思主义著作，成为留法勤工俭学生中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锋。留法勤工俭学期间，蔡和森不仅是“改造中国与世界”革命真理的探索者，而且是勇于捍卫留法勤工俭学生权益、保护中国国家利益的无畏战士。1921年，他积极参加并领导了留法勤工俭学生的三次斗争：第一次是争取生存权和求学权的“二·二八运动”，即在欧洲“歇工风潮”影响下，为保障无工无学的留法勤工俭学生的生存和求学而进行的斗争；第二次是反对北洋政府*国卖**借款的“拒款运动”，即阻止北洋政府损害国家利益的秘密借款行为，保护了中国国家利益；第三次是争回里昂中法大学的“求*运学**动”，即抗议以留法勤工俭学生名义创建的里昂中法大学，拒绝勤工俭学生直接入学，而进行的求学斗争。蔡和森不仅是这三次斗争的积极参加者，而且是重要的领导骨干（图一、图二）。
（图一留法勤工俭学期间的蔡和森）
关于蔡和森留法勤工俭学期间参与领导的三次斗争，很多相关论著中都有提及，但还未见到全面系统阐释这一问题论著。因此，本文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予以阐释：一是蔡和森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革命斗争实践；二是蔡和森领导三次运动的具体过程及发挥的作用；三是留法勤工俭学期间的三次斗争对蔡和森个人成长及中国*产党共**的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影响。文章以留法勤工俭学档案资料和当时新闻报道为依据，并结合相关当事人记述、回忆，厘清蔡和森在留法勤工俭学期间参与领导三次斗争的史实。
（图二蔡和森在北京组织留法勤工俭学期间使用的铜质墨盒，赴法前夕送给外甥女铿作（刘昂），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一
争取生存权和求学权的“二二八运动”
1918年4月14日，蔡和森、毛*东泽**等湖南青年建立了新民学会。蔡和森受新民学会委托，率先到北京组织留法勤工俭学，有力地推进了湖南学生留法勤工俭学。1920年2月7日，蔡和森到达法国蒙塔尔纪（也被译为蒙达尼），“他到来后，新民学会在法会员的中心很快就移到了蒙达尼。” [1] 蔡和森“日惟手字典一册，报纸两页，以为常” [2] ，仅用四五个月时间，就攻克语言关。他通过“猛看猛译”，阅读并翻译了《*产党共**宣言》《国家与革命》《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1920年6月，蔡和森还撰写了《法国最近的劳动运动》一文，介绍了法国工人运动的情况和经验，认识到工人阶级要维护自身利益，就必须团结起来共同反抗。蔡和森成为留法勤工俭学生中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锋。1920年7月6日至10日，蔡和森在留法新民学会会议上，将学会方针改为“改造中国与世界”。蔡和森还将其硬译的《*产党共**宣言》抄成小字报贴在墙壁和书柜上，给大家讲解。他对《*产党共**宣言》有着深刻理解，认识到要“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翻推**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3] 无产阶级为了免于灭亡，必须要联合起来，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他提出：“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社会主义必要之方法：阶级战争—无产阶级*政专**。……我以为要组织*党**—*产党共**。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 [4] 蔡和森是中国完整提出建立“中国*产党共**”的第一人，通过他的讲解，很多留法新民学会会员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蔡和森将这些观点写信与毛*东泽**进行交流，毛*东泽**对“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 [5] 。在蔡和森的影响下，新民学会会员也明确了只有走俄国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坚持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政专**，才能实现改造中国与世界。蔡和森和新民学会会员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分析实际问题（图三）。
（图三1 9 2 0 年7月6-10日，蔡和森（后排右二）组织留法新民学会会员在蒙塔尔纪召开会议，这是会后在蒙塔尔纪公园合影，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1920年下半年，欧洲呈现出经济萧条的景象，“歇工风潮”逐渐席卷法国，大部分留法勤工俭学生失去工作。据报道，到1920年底，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已经作（做）工的不到总数之四分之一” [6] 。《时事新报》刊登的留法勤工俭学生求助信（图四），反映了他们生活陷入困境的情形：“法国因经济关系，工厂相继停顿，生等觅工无工，绝粮绝学，窘迫万状，生命堪处，深望国人关怀培植，筹拨的款接济，以维生计，而竟学业。留法勤工俭学生千六百人谏。” [7] 留法勤工俭学生大都为学徒工，工资相当于工人平均工资的一半，失业危机让这种情况变得更糟糕。蔡元培、李石曾成立“华法教育会”和“留法勤工俭学会”，提出的“勤于做工，俭以求学，以进劳动者之智识”的求学梦想难以实现。大部分勤工俭学生无工无学，生活难以为继。
1921年1月2日，华法教育会会长蔡元培抵达巴黎。这让深陷困境的留法勤工俭学生看到了新的希望，但结果却事与愿违。蔡元培盲目听信巴黎华法教育会的一面之辞，于1921年1月12日和16日先后发出两则通告。通告一指出：“华法教育会为两国文化事业上之总机关，俭学会、勤工俭学会不过其事业内之一部分。” [8] 以此为借口将华法教育会与俭学会及勤工俭学会脱离组织关系。通告二更让留法勤工俭学生愤慨：“华法教育会对于俭学生及勤工俭学生脱卸一切经济上之责任，只负精神上之援助” [9] ，并宣布将于2月28日后，停发失去工作学生的生活维持费，还计划将他们遣送回国。这无疑是釜底抽薪，让陷入困境的留法勤工俭学生希望全绝。
留法勤工俭学生只能设法自救。对于如何自救，他们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主要分为蒙塔尔纪派和勤工派。蒙塔尔纪派是以蔡和森、向警予、李维汉等新民学会会员及工学世界社成员为代表，他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提出进行“直接行动”，向驻法公使馆*愿请**，要求公使馆维持留法勤工俭学生的生活补贴，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勤工派是以赵世炎、李立三为代表，他们一般都长期在工厂做工，坚持工学主义，认为勤工俭学终能成功，勤工是渡过难关、从根本上解决勤工俭学生技能不足弱点的方法，并坚决反对*愿请**。
蒙塔尔纪派主要由新民学会和工学世界社成员组成。蔡和森虽然不是工学世界社成员，但经常受邀参加工学世界社的重要会议，商讨社团中的重要问题。据记载，1920年12月27日至31日，工学世界社在蒙塔尔纪公学召开第一次年会，邀请了蔡和森参加。他长篇阔论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这次会议后，工学世界社和新民学会的宗旨已基本一致，并成为勤工俭学生的领导力量之一。“蔡和森作为湖南学生的代表，个性鲜明、好学不倦，在马克思主义学习上，并不满足于读和写的阶段，他以自己的魅力领导着这个湖南学生群体。” [10] （图五）
（图四上海《时事新报》刊载的《留法勤工俭学生电请接济》信函（1921年2月22日））
（图五1 9 2 0 年12月27-31日，蔡和森（一排左四）参加工学世界社在蒙塔尔纪召开的第一次年会合影，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当华法教育会通告发出后，蔡和森和向警予、蔡畅、李维汉等蒙塔尔纪派一起*会集**，讨论如何解决当前面临的实际困难。蔡和森说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让学生们进工厂，到码头替资本家作机械，作牛马，何以有充沛的精力求学？” [11] 他以马克思主义理论透彻问题本质，认定“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谈‘勤工’，无异为资本家提供廉价劳动力，而要以‘勤工’达到‘俭学’的目的更为不可能。我们认为应当发起一次求*运学**动。” [12] 蔡和森一直认为：“革命的标准在客观而不在主观，有一干人生怕革命，其实是错了，凡社会上发生了种种问题，而现社会现制度不能解决他，那末革命是一定不能免的了。” [13] 于是，他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迅速做出反映，决定采取“直接行动”的方式解决问题。1月18日，蔡和森、向警予、蔡畅、李维汉等13人开始散发《蒙达尼勤工俭学同人意见书》，提出：（1）不做工，因做工不能达到求学的目的；（2）社会革命，要求生存权、求学权，继而所有华工一起，没有官费生、勤工俭学生和华工三种阶级；（3）请补官费。 [14] 蒙塔尔纪派认为勤工俭学已经失败，唯一的办法就是以“直接行动”的方式，争取到政府的经济资助。
但是，以赵世炎、李立三为首的勤工派却对蒙塔尔纪派的方案进行了激烈抨击。赵世炎始终坚持勤工是解决当前问题的根本方法，他在《勤工俭学讨论中莫要忘却了一件事》一文中强调“很不该忘却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不是别点，就是作（做）工。” [15] 他认为只有勤工俭学生从工作出发，才能解决当前面临的难题。李立三在其《读〈蒙达尼勤工俭学同人意见书〉》中也提出蒙塔尔纪派宣告勤工俭学死刑理由不成立，“现在发生困难的原因，大半由于勤工学者之惰于劳动，以致不受人欢迎。” [16] 他提出勤工俭学生必须自省，共同补救以保全生存和求学权。还有王若飞、徐特立等人，对蔡和森等在公启中提出的“不做工”、“社会革命”、“请补官费”等主张分别予以驳斥，坚决反对蒙塔尔纪派鼓动工厂和学校勤工俭学生*威示***愿请**，认为这是用不正当的手段获取津贴。
蔡和森、向警予、李维汉为首的蒙塔尔纪派，起初也主张实行“工学主义”。但在一年的勤工俭学实践中，蔡和森等人对马克思主义深入研究、对工人生活状况和工人运动深入调研，开始趋向于马克思理论指导的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坚持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政专**，必须将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共同反抗。蔡和森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我们要革命就要学习，勤工俭学不可能，应该争取中国政府给学生津贴以解决入学问题。” [17] 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尤其是在欧洲金融危机背景下，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勤工俭学，只有进行斗争，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留法勤工俭学生的生存和求学问题。
1月23日，蔡和森与在法各工厂各学校的勤工俭学生代表在巴黎华侨协社开会，讨论解决勤工俭学目前及将来一切困难问题，要求公使馆、领事馆、留学监督处、华法教育会四机关，需担负起帮助学生找工、入学的责任，如未解决则必须发放其维持费。 [18] 1月26日，蔡和森等人组织各地勤工俭学生代表在巴黎*会集**，邀请四机关在巴黎总领事馆开会。会议决定由四机关负责人陈箓、廖世功、蔡元培、高鲁联名，于28日致电大总统、国务院、教育部，请求政府及各省速筹款项救济在法勤工俭学生。
2月16日，北京政府教育部电复驻法使馆，称“因中央政费奇绌，按期筹款维持万难办到。应请贵公使查明志愿归国各生实系无力自给者，准予代购船票，遣送回国。” [19] 驻法公使陈箓接电后，立即成立“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善后委员会”，通告回国的留法勤工俭学生应于3月1日前报名，否则不再受理。这则通告给留法勤工俭学生以最后通牒，他们已经处于山穷水尽之境地。但学无所成、仓皇回国，这不是留法勤工俭学生所愿，他们不能束手待毙，必须进行斗争。2月下旬，蔡和森、向警予、李维汉、李富春、贺果等到达巴黎，以争取“生存权”、“求学权”为口号，领导这场斗争。
2月27日，蔡和森与李维汉等人组织在巴黎华侨协社召开留法勤工俭学生代表大会，会议决定28日采取直接行动，以争取生存权、求学权、*考免**试权等为理由，向公使馆集体*愿请**，并定名此次*愿请**为“反饥饿运动”，选出蔡和森、李维汉、李富春、汪泽楷等为发言人。28日，蔡和森、向警予、李维汉、陈毅等人，带领巴黎近郊400多名勤工俭学生向中国驻法公使馆的*愿请**。他们来到使馆附近的“好货品商店广场”等候，蔡和森、李维汉等代表进入使馆同陈箓进行谈判，请求每人每月给四百法郎，以四年为限，并将里昂中法大学和中比大学无条件开放给留法勤工俭学生。陈箓断然拒绝，并招来警察，强行用*力武**驱散了学生。
这次斗争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但还是引起法国官方代表的重视。法国官方代表和中国驻法公使馆代表联合组成了“留法中国青年法中监护处”，从三方面进行善后处理：“（一）已入学者，暂给费至三月一日止；（二）凡候工者，除每日发给生活费外，极力向法工界各团体接洽，设法安置；（三）凡志愿回国者，资送归国。” [20] 留法勤工俭学生争取到“部分困难同学的生活补贴费的延期，得到了一定的胜利。和森同志，是领导我们这次斗争的核心人物。” [21] 这就是赴法勤工俭学生赞颂的“二二八运动”。蔡和森在这次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不仅是这次斗争的积极参加者，“而且是重要的领导骨干” [22] 。
“二二八运动”结束后，蒙塔尔纪派和勤工派学生纷争更为尖锐，形成壁垒分明的两派，两种主张分歧的焦点是采取马克思主义还是工学主义作为行动指南，也就是判断勤工俭学的可行性问题。勤工派认为勤工俭学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学生自身，这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他们却忽视了法国经济危机导致失业潮的巨大影响。陈毅总结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味说勤工俭学绝对可能的人，是未免武断了。” [23] 蒙塔尔纪派的认识相对于勤工派是先进和正确的。贺果在1921年3月5日总结了这次运动：“此次运动失败，得着了许多经验。1.群众运动被*力武**解散，不为希奇，两相冲突，亦是常事。2.群众运动是要大多数觉悟，少数觉悟，致大多数以利害相盲从，不能持久。3.社会是非，不正确，人心难测，在非常时候，各现本来面目。” [24] （图六）可见，参加本次运动的学生，立场坚定的较少，随声附和的呈大多数，也没能得到华工和旅法各团体支持是这次斗争失败的重要原因。
（图六新民学会会员贺果（贺培真）的日记，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二二八运动”后，蒙塔尔纪派和勤工派加强了相互交流，决定以后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共同研究问题，共同进行革命。赵世炎预组织成立共产主义同盟，统一领导华工和学生工作，写信征求蔡和森意见，“和森同志表示同意，但主张名字叫‘少年*产党共**’” [25] 。在蔡和森对马克思主义的大力宣传下和在多方努力下，留法勤工俭学生在马克思“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呼声中，紧密地团结起来，共同行动起来。“这个‘统一战线’发展的结果，就是中国*产党共**旅欧支部的成立。周恩来同志、蔡和森同志、赵世炎同志、陈延年同志、王若飞同志、罗迈（李维汉）同志等都是*党**的组织者和领导人。” [26]
二
反对北洋政府*国卖**借款的“拒款运动”
法国政府得知中国北京政府及驻法公使馆遣返留法勤工俭学生后，表示明确反对。一方面认为这是不体面、不光彩的事；另一方面法国政府和资产阶级所期待的以法国技术、产品影响一代中国青年的愿望，势必因勤工俭学生的遣返成为泡影。所以，法国政府积极协助无工学生进入企业工作，帮助解决了部分学生的困难。此外，法国政府和资产阶级还在巴黎成立“中法留法青年监护委员会”，从3月起就给勤工俭学生发放维持费。但因觅工越来越难，领取维持费的学生日益增加，到了7、8月时已经超过600人。8月1日，中法留法青年监护委员会宣布，将领维持费的勤工俭学生送入学校学习，待暑假后入学。这是当时情势下解决勤工俭学生困难的良策。正当勤工俭学生等待入学时，法国政府却又突然宣告停发勤工俭学生的维持费，取消将他们送入学校的许诺。这是因为勤工俭学生阻止了北洋政府*国卖**借款活动。
1921年6月初，北洋政府派派专使朱启钤抵达巴黎，他顶着为徐世昌接收巴黎大学博士学位之名，实际上是受北洋政府委派，与吴鼎昌一起进行秘密借款活动。正在巴黎的周恩来于6月16日在法国政府官办报纸不显眼处看到一条与中国命运有重要关系的消息：“本月十五日，法国国务会议将中国借款事列入议程，财政总长因反对此事而未列席。此人系一银行家，因此次借款之分摊，彼所主持之银行无份，故愤而离席云。” [27] （图七）据了解，此次借款的直接原因，是中法实业银行因其自身经营不善面临停业。中法实业银行是法国在远东的主要金融机构，是其推行殖民政策和国家经济侵略的支柱。北洋政府官僚为讨好法国政府并谋取私利，提出救济中法实业银行的方案。特派朱启钤和吴鼎昌赴法，在陈箓等人的协助下，秘密完成向法国大借款的使命。此次“借款总额，闻为三万万法郎，以全国交通实业购料做抵，以七千五百万交中国政府，二千五百万为经手人回扣，二万万存储中法实业银行，并担保其营业三年。该银行近濒破产，亏耗达二万万法郎以上，朝存款而夕被没收，是无可讳。且其三年内营业倘有亏折，均由中政府包赔，是实借七千五百万之债，而偿还之额将超三万万以上也。” [28] 北洋政府“以全国印花税、验契税作抵押，以滇渝铁路建筑权、全国实业购料专卖权作交换。” [29] （图八）北洋政府与法国政府的秘密借款活动，目的是帮助中法实业银行恢复经营，避免其倒闭，这一行为严重损害了中国国家利益。周恩将朱启钤到法秘密借款的消息通知给各旅法华侨社团的负责人。与此同时，陈毅也从一位法国工程师处听到北洋政府借款的消息，立即报告给“工学世界社”。留法勤工俭学生和旅法华工、华侨得知消息后，极为愤慨并强烈反对。
留法勤工俭学生成为这次爱国行动的主力，“周恩来、赵世炎、蔡和森、陈毅等同志，联合巴黎华侨各团体（包括勤工俭学学生会）组织了拒款委员会” [30] ，共同领导这次拒款运动。6月14日，王若飞等三十二人在传单上亲自签名印发，揭露借款真相。6月22日，旅法华工会、国际和平促进会、中国留法学生总会、东亚问题研究会、巴黎中国新闻代表团（旅欧周刊、华工杂志、华工旬刊等社代表联合组织）五团体发出拒款启事，揭露朱启钤等在法国秘密借款的行为是蹈中日借款覆辙，*国卖**故伎重演，严重危害中国国家利益，呼吁中国驻法华人华侨各团体要联合起来誓死抗争。随后，旅法工商学各界开始散发关于召开拒款大会的传单，并初定于30日召集在法全体侨胞开会，共同商议阻止北洋政府秘密借款的对策。蔡和森与萧三等代表留法勤工俭学生前往公使馆进行交涉，要求驻法公使也参加本次会议。同时，他们还以传单、通告和信函等方式将借款的原因、内容、危害进行广泛宣传，造成浩大声势，以获得中法人民的支持。
（图七周恩来留法勤工俭学期间在巴黎住所留影）
（图八周恩来在天津《益世报》发表的《中法大借款案之近讯》一文（1921年10月8、9日））
6月30日，拒款委员会在巴黎哲人厅召开第一次拒款大会，蔡和森、周恩来以及李维汉等勤工俭学生和旅法华人代表共300多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赵世炎主持，其中留法勤工俭学生占大多数。勤工俭学生和各地代表磋商反对中法秘密借款的办法，五团体推举代表李书华揭露了朱启钤和吴鼎昌的借款详情及罪状，各地代表和华工代表也慷慨激昂发言，誓与旅巴同人一致行动，反对借款。会议一致通过反对中法秘密借款的四项决议，“（甲）对于中法借款运动，请公使负责打销（否则用相当方法对待）。打销之后，应即发出中法宣言，用作证据，以释群疑；（乙）旅法华人正式对内对外宣言，在中国真正代表*意民**之代议机关未产生以前，对于所有一切借款决不承认；（丙）依照甲乙两项之决议，用旅法华人名义，向法人发出正式宣言，申明拒款主旨并请其赞助；（丁）依照甲乙两项之决议，用旅法华人名义，向国内同胞及各国华侨发出宣言书，并详述中法借款之主旨及其经过，联合一致，以反对非*意民**之借款。” [31] 会议通过了《拒款宣言》，旅法华人团结一致制止了严重危害中国国家利益的借款行为。
（图九赵世炎留法勤工俭学照片（1921年11月），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图一〇陈毅在赴法勤工俭学前摄于上海（1919年夏），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会后，蔡和森、赵世炎和陈毅等组织部分勤工俭学生及旅法华侨等去见朱启钤，当面痛斥其借款*国卖**的罪行，他们还声明拒绝其捐助的“维持费”，以示抗议。朱启钤起初还否认借款一事，但在证据面前不得不承认。朱启钤的借款活动在蔡和森等代表们的严厉谴责下有所收敛。迫于多方压力，7月1日，中法实业银行宣布倒闭，法国政府暂时停止与中国的借款商谈活动，朱启钤则去了美国，反对借款一事也日趋沉寂。然而北洋政府和法国政府并没有停止秘密借款活动，而是将借款的事交给陈箓等继续秘密进行。7月下旬，法国报纸突然报道说中法借款合同已经商妥，计划7月25日草签。《巴黎时报》刊出借款额由三亿法郎增至五亿法郎，并透露说大部分款项将用于购买*火军**（图九、图一〇）。
这一消息传出后，震惊了旅法各界，他们纷纷集合，再次积极行动起来，奋起反对借款。“领导这次斗争的周恩来、赵世炎、蔡和森等人，更是连日*会集**，商讨对策，并深入发动华工。大家决定八月十三日在巴黎哲人厅再一次召开由所有侨团参加的‘拒款大会’，要求驻法公使陈箓出席，当众说明借款的谈判经过和借款的用途、条件等等。” [32] 8月13日，留法勤工俭学生和旅法华人共300多人聚集在巴黎哲人厅，召开第二次拒款大会。陈箓因害怕没有出席会议，其秘书王思曾代他参加了这次会议。王思曾“力言借款签字之说，实属毫无根据。公使馆始终未与闻其事，且法报刊之登载亦未尝见。” [33] 他据理力争、妄图欺瞒借款实情，引起与会勤工俭学生及华工的极大愤慨，并对其进行怒打，迫使王曾思代表陈箓签署《中法借款条约作废》的声明。会议选举了由毛以亨、徐特立、曾琦等10人组成的委员会负责拒款事务。在内外压力下，借款之事被迫搁置，在勤工俭学生和旅法华人的激烈斗争中，持续两个月的中法借款问题宣告结束，这次斗争被称为“拒款运动”，也被称为“八一三事件”。蔡和森、周恩来、陈毅等七八百留法勤工俭学生和旅法华人，向全世界人民证实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爱国主义精神，显示了中国人民为捍卫国家利益的决心和勇气，这次斗争也被勤工俭学生称为“国外的五四运动”。
留法勤工俭学生在反对北洋政府借款斗争中取得了胜利，但却使法国在远东的利益受损，妨碍了借款相关人员发财，让法国政府和中国相关政客不满。所以，正当留法勤工俭学生即将进入法国学校的时候，法国政府突然改变态度，对勤工俭学生施加报复。8月20日，中法留法青年监护委员会宣布，9月15日将停发留法勤工俭学生的维持费，取消将他们送入学校的许诺。陈箓对勤工俭学生尤为含恨刺骨，认为反对借款，都是勤工俭学生所为。9月14日，陈箓附和法国政府，开始报复勤工俭学生的行动。他巧言善辩，将报复勤工俭学生的责任推给法国政府，自己似乎很无辜也无能为力，实则是背后推手。
这让留法勤工俭学生再次陷入无工无学的困境，但“拒款之事，关系国家存亡之事也，非于各人间之生活利害有所冲突。苟能聚在巴之人，为一致之表示，则各地华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鲜有不作后援者。” [34] 蔡和森、周恩来、陈毅等留法勤工俭学生是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真理，赴法勤工俭学，他们胸怀“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宏大志向，“岂能因为怕饭碗打碎，他们便销声匿迹起来，不去破他们的大饭碗？” [35] 蔡和森早在1918年到北京组织留法勤工俭学时就曾说过：“三年之内，必使我辈团体，成为中国之重心点。” [36] 到法国后，他通过“卤莽看法文报，现门路大开，以世界大势律中国，对于改造计划略具规模” [37] 。蔡和森等留法勤工俭学生已经将个人命运和中国社会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们宁肯失学、饿死，也要实现救国救民的目标，这是五四精神的发扬光大。
通过“拒款运动”的巨大胜利，留法勤工俭学生的爱国主义被充分激发。蔡和森深刻认识到：“资本主义如水银泼地，无孔不入，故东方久已隶属于西方，农业国久已隶属于工业国，野蛮国久已隶属于文明国，而为其经济的或政治的殖民地。因此经济上的压迫，东方农业国野蛮国的无产阶级之所受较西方工业国文明国无产阶级之所受为尤重。” [38] 资本帝国主义对全世界进行殖民，中国无产阶级深受其剥削压迫。因此，他认为“中国的阶级战争乃是国际的阶级战争” [39] ，只有走俄国社会主义道路，坚持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政专**，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问题，推进中国社会发展，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三
争取开放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
勤工俭学生制止中法借款的爱国行动，致使中法当局恼羞成怒，停发维持费并取消将他们送入学校，勤工俭学生又一次陷入无工无学的艰难境地。勤工俭学生认识到，只靠埋头做苦工是不行的，必须努力争取到安身求学之所，才是解决当前困难的唯一办法。因此，1921年10月14日，蔡和森、陈毅等组织领导了被称之为“小小的十月革命”的争回里昂中法大学的求*运学**动，这也是蔡和森在法国参加的最后一次斗争。
里昂中法大学是以照顾勤工俭学生为名，向法国政府索取庚子赔款的一部分，在法国里昂西郊圣提勒兵营的基础上开始筹办的一所中法大学，被称为里昂中法大学（图一一）。据记载，1919年冬，吴稚晖发表了《海外中国大学末议》一文，最早提出在巴黎设立大学，他在文中指出：“至于巴黎中国大学既建，所期之校风，为平民的，为勤俭的，为劳工神圣的，为清洁无伦的”。 [40] 这一观点将巴黎中国大学与留法勤工俭学生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李石曾大力推进留法勤工俭*运学**动和筹建里昂中法大学，其目的是促进法国退还庚子赔款，他曾说道：“多送学生既为运动赔款之办法，亦为运动赔款之究竟之一。” [41] 巴黎通讯社也报道称：“若里昂中国大学办成后，一年作（做）工，犹可以两年、三年读书也。” [42] 汪精卫在宣传时也说：“若派遣留学仅以学者暨大学毕业生为限，则无数欲入大学而无所收容之青年将焉置之？……故于选派专攻者之外，更不可不使人得求学于海外大学。” [43] 李石曾和吴稚晖、汪精卫等在宣传和组织留法勤工俭学时，将里昂中法大学作为学习之所，给留法勤工俭学学生莫大欣慰和期望。里昂中法大学是为勤工俭学而设立，已毫无疑义，留法勤工俭学生有资格进入里昂中法大学学习。但即将建成的里昂中法大学，却从国内招来一百二十多名官僚地主子弟，将勤工俭学生拒之门外。这一招生消息的传来，引发留法勤工俭学生群情激愤。
（图一一里昂中法大学校舍，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于是，各地勤工俭学生集合到一起，一面极力与公使馆交涉，希望其继续维持其生活；另一方面提出开放里昂中法大学的请求。8月，蔡和森与赵世炎、李立三等开始发动争回里昂中法大学的求*运学**动。他们先以克鲁梭勤工俭学生的名义发出宣言和通告，对在法全体学生作了动员。9月初，克鲁梭工厂的147名勤工俭学生发出争回中法、中比（在比利时设立的一所中国大学）两大学的宣言和通告，其要义为：第一步是各地同学组织筹商办法，推举代表；第二步建立争回里比两大运动的同盟；第三步即向法国和中国在法要人请求帮助，与里比两大学谈判，以和平方式达到争回里比两大学的目的。 [44] 但是停发维持费、拒绝其直接入学的通告，将勤工俭学生逼到绝境，他们只能团结起来奋力争取求学权（图一二）。
9月6日，以蔡和森为代表的蒙塔尔纪勤工俭学生，在巴黎华侨协社召开会议，各地代表共二百余人参加了本次会议，共同商议争回里大的办法。会议决定：（1）组织各省勤工俭学生临时委员会，筹备组织各省勤工学生联合会及处理目前事务；（2）寻求旅法各界援助并设法维持；（3）誓不回国；（4）电告南北两政府及各省政府，请速接济；（5）要求公使馆和领事馆在9月15日后继续维持，并在暑假后送留法勤工俭学生进入学校。 [45] 参会学生一致表示誓不回国，全力争取里比两所大学无条件开放，若运动无效就占据里昂中法大学。本次会议成立了“各地勤工俭学生联合委员会”，还创办了争回里比两大运动团的言论机关—《求*运学**动》半周刊。
（图一二周恩来在天津《益世报》发表《勤工俭学生在法最后之命运》（1921年12月18-25、27-31日，1922年1月1、5-7、9日））
9月12日，里昂中法大学建成。里大校务管理机构发布了《告留法中国学生书》，宣告里大是高级教育机关，培养的青年“定当做教授，从事于各种相当科学的研究，将他们在法兰西所当研究的方法与智识传播于各地” [46] ，对于收录的学生要验文凭才可参加考试，并且需官费或有款项支付保障才可收录。这些条件的提出，是对勤工俭学学生的断然拒绝。9月17日，蔡和森、赵世炎等人再次主持在巴黎的各地代表开会，宣布各地勤工俭学生联合委员会正式成立，会议选举了蔡和森、赵世炎、王若飞、李维汉、向警予等10人为委员，亦称“十人代表团”。会议一致通过“为谋勤工俭学生全体的根本解决，以开放（中法）里昂大学为唯一目标”的决定，要求留法勤工俭学生无条件入学，提出“誓死争回里大”的口号，明确了立场：“（一）誓死争回里大；（二）绝对不承认部分解决；（三）绝对不承认考试。” [47]
9月19日，传出吴稚晖从国内招收学生在9月24日到马赛，25日到里昂的消息。于是留法勤工俭学生召开紧急会议，通告巴黎、蒙塔尔纪、枫丹白露等处同学，迅速组成百余人先发队，占领里昂中法大学，希望以先发制人的方式获取勤工俭学生的权益。其理由为：“一、里昂大学与勤工俭学生有极重要的关系，这是李石曾先生回国时留别我们的话；二、中国已有千余学生来法，开办里昂大学，自是刻不容缓，这是蔡孑民先生答《进步报》记者问何以在法创办里大的话；三、里昂大学是公开的、普通的、劳工神圣的，这是吴稚晖先生说的话。” [48] 蔡和森、赵世炎、陈毅、李立三等决定带领先发队，于20日晚分两批前往里昂。周恩来、王若飞、李维汉等5人为驻巴黎代表。先发队出发前，蔡和森等人还到使馆会晤了陈箓，告知他勤工俭学生即将进占里大，要求陈篆与法国政府交涉，并得到了陈箓支持和2000法郎资助。
20日晚，蔡和森带领一百二十五人组成的先发队，各自挟行囊寝具，如同士兵出征，浩浩荡荡，由巴黎乘火车直奔里昂。21日早，到达里昂中法大学。这时，校方早已严加防范，将各处房门都上了锁，先发队只能在草地上暂待。“和森等同志还带来了油印机和纸张，起草了告里昂市民书。陈毅同志和大家一边修改稿子，一边刻写蜡版，印刷了许多法文传单，散发到街上，向里昂市民呼吁，说明我们要求上中法大学，请市民们主持公理，声援我们的正义斗争。与此同时，和森与世炎、陈毅等同志还代表我们同校方直接进行交涉。” [49] 蔡和森等先发队代表向校方提出解决全部勤工俭学生的入学问题，并借拨部分房屋供勤工俭学生住宿等等，均遭拒绝。里昂中法大学副校长褚民谊等还派警察*压镇**，对勤工俭学生严加监视，只许入不许出，电报和信件也都被禁止。到了下午四点半，警察没收了蔡和森等先发队员的护照，让他们在学校空房中度过了一夜。
22日，驻法公使陈箓勾结法国当局，以扰乱治安为由，将手无寸铁的蔡和森、陈毅、李立三等先发队代表，加上“无钱、无学、革命*党**”的罪名予以拘押，关到里昂中法大学东北部的蒙吕克监狱。在监狱中，“和森、陈毅等同志那样沉着，并在筹划如何斗争，也就使我鼓起了勇气，坚定了信心。在被囚禁的过程中，我们推举和森、世炎等同志作代表向里昂当局交涉，要求释放恢复自由。” [50] 经过蔡和森等代表与吴稚晖等反复交涉，仍无结果。同时，陈箓又对勤工俭学生加以陷害，指责留法勤工俭学生在法律上造成擅自入室、*辱侮**市长、发散传单、与*产党共**新闻记者接近四罪，恐吓先发队代表。留在巴黎的代表，多次面见陈箓，希望他到法国政府进行交涉，恢复囚禁学生的自由。但陈箓表面前往法国政府交涉，实际上却是在推波助澜。10月10日，在中华民国的国庆日，蔡和森、陈毅等人带领留法勤工俭学生举行了一天的绝食斗争，以表抗议。陈箓和吴稚晖等害怕事态扩大，便勾结法国政府，给留法勤工俭学生扣上“过激分子”的罪名，决定将其遣送回国。蔡和森、陈毅等先发队成员认识到回国已成定局，决定留赵世炎在法国继续领导学生与华工，于是帮助赵世炎逃出监狱。
10月13日晚，蔡和森等104人被法国武装警察押上汽车，送抵里昂火车站，押往马赛港。他们被拘了20多天，一切行动都不得自由，精神上的损失很大，再加上国庆日的绝食，几乎人人带有病容。在里昂的勤工俭学生为他们送行，见他们面色饥黄惨无人样，无不相对而泣。10月14日，被拘学生被法国警察押上宝勒加邮轮号的五等舱，他们“仓卒登舟，无行李，无衣服，海程四十日，受苦过于俘虏” [51] ，被强行遣送回国。自此，轰轰烈烈的留法勤工俭*运学**动陷入了低潮（图一三）。
（图一三1 9 2 1 年10月14日下午，蔡和森、陈毅等104名勤工俭学生被押送回国，这是他们所乘的法国邮轮“宝勒加”号）
（图一四毛*东泽**编辑的《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争回里昂中国大学的斗争从制定的具体目标来说是失败了，但由此激发的革命火种永远不会熄灭，“这一次斗争出现了勤工俭学界在空前规模上的新的联合和新的觉醒。许多人拋弃各种各样不切实际的幻想，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十月革命的道路；后来更多的人积极投入反帝国主义和反军阀的斗争。另外有些人，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参加政治活动，在国外学习科学技术，回国后就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52] 蔡和森等留法勤工俭学生在法国期间，尤其在这三次与*动反**势力的斗争中，走上了马克思主义与实践相结合的革命道路，完成了世界观的转变，坚定了信仰，成长为无产阶级战士。蔡和森还以书信的方式，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传递给国内的毛*东泽**等新民学会会员，在他的影响下，新民学会会员也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其中有近30人先后加入*产党共**，许多人成为中国*产党共**和中国革命事业的中坚力量（图一四）。留法勤工俭学之中的很多人成为中国*产党共**领导人，如周恩来、*小平邓**、蔡和森、徐特立、陈毅、*荣臻聂**等。留在法国的一大批勤工俭学生，他们在学习、工作及斗争中逐渐成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在中国*产党共**领导的中国革命过程中和新中国的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图一五蔡和森撰写的《社会进化史》，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列宁指出：“要理智地、自觉地、有效地投身于革命，就必须学习。” [53] 蔡和森留法勤工俭学期间，不仅以“蛮霸”精神学习马克思的理论，还将其理论运用于与*动反**势力斗争的实践之中。“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 [54] ，蔡和森是对这句话理解最透彻的人。他在留法勤工俭学期间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和森同志不仅是我*党**早期的杰出思想家、理论家，而且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社会活动家” [55] 。回国后，蔡和森迅速成长为可以与李大钊、陈独秀相比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他在陈独秀和陈公培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产党共**，参与起草了*共中**二大报告，并当选*共中**二大中央委员，进入中国*产党共**核心领导层。自此之后，一直到*共中**六大，蔡和森都担任中国*产党共**的核心领导职务，并担任了*党**的机关报《向导》的首任主编，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也逐渐成熟，先后撰写了《社会进化史》（图一五）、《中国*产党共**史的发展（提纲）》等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他自觉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认识中国社会发展问题和中国革命问题之中，回答中国社会发展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在中国革命的重大决策中做出正确的判断，推进中国革命向前发展。
注释
[1]李维汉：《新民学会与蔡和森同志》，《回忆蔡和森》，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1页。
[2]蔡和森：《蔡林彬给毛*东泽**》（1920年5月28日），《蔡和森文集》（上），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2页。
[3]《*产党共**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4页。
[4]蔡和森：《蔡林彬给毛*东泽**》（1920年8月13日），《蔡和森文集》（上），第56、57页。
[5]毛*东泽**：《毛*东泽**给肖旭东蔡林彬并在法诸会友》，《新民学会文献汇编》（湖南省博物馆历史部校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05页。
[6]赵世炎等：《留法俭学生对华法教育会之要求》（1920年12月31日），《晨报》1921年3月9-13日。
[7]《留法勤工俭学生电请接济》，《时事新报》1921年2月22日。
[8]《巴黎华法教育会通告》，张允侯等编《留法勤工俭*运学**动》（资料集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58页。
[9]同[8]，第763页。
[10][法]王枫初（Nora Wang）著，安延等译《移民与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50页。
[11]陈永久：《刘伯坚将军传》，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第68页。
[12]同[1]，第26页。
[13]蔡和森：《蔡林彬给毛*东泽**》（1920年9月16日），《蔡和森文集》（上），第75页。
[14]徐特立：《驳蒙达尼同学的公启》，张允侯等编《留法勤工俭*运学**动》（资料集二），第832-834页。
[15]世炎（赵世炎）：《勤工俭学讨论中莫要忘却了一件事》，张允侯等编《留法勤工俭*运学**动》（资料集二），第827页。
[16]佐夫（李立三）：《读〈蒙达尼勤工俭学同人意见书〉》，张允侯等编《留法勤工俭*运学**动》（资料集二），第830、831页。
[17]李立三：《对世炎的回忆》，《一大前后》（第2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524页。
[18]周恩来：《留法勤工俭学生之大波澜》，《周总理青少年时代诗文书信集》（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432页。
[19]《北京政府教育部电驻法使馆酌量资送勤工俭学生回国》，张允侯等编《留法勤工俭*运学**动》（资料集二），第796页。
[20]清华大学*共中***党**史教研组编《赴法勤工俭*运学**动史料》（第2册上），北京出版社，1980年，第436-437页。
[21][55]萧三：《月下常思君-怀念蔡和森同志》，《回忆蔡和森》，第48页。
[22]唐铎：《回忆我的良师益友-蔡和森同志》，《回忆蔡和森》，第106页。
[23]陈毅：《我两年来旅法勤工俭学的实感》（1921年6月14日），《晨报》1921年8月17-19日。
[24]贺培真（贺果）：《留法勤工俭学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9页。
[25]同[17]，第527页。
[26]肖三：《关于王若飞同志》，清华大学*共中***党**史教研组编《赴法勤工俭*运学**动史料》（第3册），北京出版社，1981年，第419页。
[27]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等编《*共中***党**史参考资料》（第2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264页。
[28]周恩来：《旅法华人拒绝借款之运动》，《周总理青少年时代诗文书信集》（上），第605页。
[29]周恩来：《中法大借款案之近讯》，《周总理青少年时代诗文书信集》（上），第682页。
[30]江*民泽**：《留法、比勤工俭学的回忆》，清华大学*共中***党**史教研组编《赴法勤工俭*运学**动史料》（第3册），北京出版社，1981年，第457页。
[31]澹庐：《巴黎通信》，《时事新报》1921年8月14日。
[32]黄利群：《留法勤工俭学简史》，教育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55页。
[33]同[29]，第683页。
[34]同[28]，第608页。
[35]周恩来：《勤工俭学生在法最后之运命》，《周总理青少年时代诗文书信集》（下），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73页。
[36]蔡和森：《蔡林彬给陈绍休萧子暲萧子升毛*东泽**》（1918年8月27日），《蔡和森文集》（上），第15页。
[37]同[4]，第55页。
[38]蔡和森：《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1921年2月11日），《蔡和森文集》（上），第79页。
[39]同[38]，第82页。
[40]吴稚晖：《海外中国大学末议》，《民国丛书》（第三编，第85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25年，第180页。
[41]《李煜瀛致蔡元培、彭济群函》，张允侯等编《留法勤工俭*运学**动》（资料集二），第34页。
[42]《巴黎通信》，张允侯等编《留法勤工俭*运学**动》（资料集二），第91页。
[43]精卫：《述留法俭学》，张允侯等编《留法勤工俭*运学**动》（资料集一），第329页。
[44]同[35]，第169页。
[45]小青：《法国勤工俭学生之新运动》，《晨报》1921年11月9日。
[46]同[35]，第177页。
[47]同[35]，第182页。
[48]中虚：《留法勤工俭学生经过情形》，《申报》1921年12月26日。
[49][50]唐铎：《回忆我的良师益友-蔡和森同志》，《回忆蔡和森》，第108页。
[51]清华大学*共中***党**史教研组编《赴法勤工俭*运学**动史料》（第2册下），北京出版社，1980年，第549页。
[52]同[1]，第29页。
[53]《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29页。
[54]《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11页。
Cai Hesen and Three of the Struggles in the Chinese Work-Study Movement in France
Zhang Jie
Abstract: Cai Hesen is an important organizer and practitioner of Hunan Chinese Work-Study Movement in France. In search of the truth to save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e people, Cai went to France to work-study and later became a pioneer in the research and spread of Marxism. Guided by Marxist theory, Cai took direct actions as one of the leaders in the three revolutionary struggles namely the February 28 th Movement to fight for the right to survive and study in France, the Repelling-Loan Movement against the Beiyang government and the Struggle to Gain Admission to the Franco-Chinese Institute of Lyon in the interest of helping Chinese oversea students. Through defending the rights of Chinese students in France and protecting China's national interests, Cai made a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on the road of “transforming China and the world”. In addition, by participating in the leadership of the three struggles, Cai strengthened his beliefs and values and gradually became a firm Marxist and an outstanding communist fighter.
Keywords: Cai Hesen Chinese Work-Study Movement in France February 28th Movement Repelling-Loan Movement the Struggle to Gain Admission to the Franco-Chinese Institute of Lyon
基金: 作者主持的2020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共中**早期领导人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研究”（项目编号：20BZS007）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