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药神》的火爆重新牵起了大家对抗癌仿制药代购的回忆，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家针织品出口企业的老板陆勇。2002年，陆勇被检查出患有慢粒白血病，这是一种造血干细胞异常的克隆性恶性疾病，医生推荐他服用瑞士诺华公司生产的一款名为“格列卫”的抗癌药，然而每盒售价高达23500元，每月就要服用一盒的高昂代价，令他实在承受不起。在一次偶然过程中，他了解到印度也在生产一款格列卫的仿制药，二者不仅药效相差无几，最关键的是一盒仅需4000元。于是在服用了一段时间后，他将这条消息散发在病友群里，请求代购的病友一下子达到了几千人。凭借强大的群众基础，陆勇赴印度与药厂展开直接谈判，最终成功将单盒药价压到只要200元。
为方便给印度汇款，陆勇从网上买了3张信用卡，并将其中一张卡交给印度公司作为收款账户。然而好景不长，2013年8月下旬，湖南省沅江市公安局在查办一网络银行卡贩卖团伙时，将曾购买信用卡的陆勇抓获。2014年7月21日，沅江市检察院以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和销售假药罪对陆勇提起公诉。案发后，陆勇帮助过的300多名白血病病友联名写信，请求司法机关对他免予刑事处罚。2015年1月27日，沅江市检察院对陆勇涉嫌“妨害信用卡管理“和”销售假药”案做出最终决定，认为其行为不构成犯罪，决定不予起诉。
为方便大家了解其中的来龙去脉，我们从头说起。
1 格列卫就是是何方神药？
格列卫，是诺华制药公司（Novartis）研发的一种针对酪氨酸激酶BCR-ABL的分子靶向药物，现作为费城染色体 （Philadelphia chromosome）阳性的慢性粒细胞白血病(Chronic myelogenous leukemia，CML)的一线用药，有效率高达95%，且用于治疗胃肠道间质瘤（Gastrointestinal stroma tumor, GIST）也取得了确切疗效。
格列卫是“甲磺酸伊马替尼（Imatinib Mesilate）”在中国大陆的商品音译名，其在欧、澳及南美洲被称为“Glivec”，在美国则被称为“Gleevec”。格列卫在治疗CML与GIST上的巨大成功，引起了医学界和科学界的极大关注，2011年汤母森的诺贝尔奖得主预测更是将格列卫排在生理学奖及医学奖榜首。然而，很少有人知道，从1960年格列卫的作用靶点“费城染色体”的发现算起，直到2001年5月及2002年2月美国FDA分别批准格列卫应用于CML及GIST的治疗，时间跨越了约半个世纪，且是为数不多的仅通过了I期临床，就以“绿色通道”形式直接获批的临床一线新药。更少有人知道在格列卫的孕育过程中，直接或间接造就了两项“世界第一”（首次发现肿瘤细胞中的染色体变异；首次发现染色体易位现象），5位美国科学院院士，5位Lasker临床医学研究奖得主（美国的诺贝尔奖）以及1位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奖得主（类似我国的最高科学技术奖）。而格列卫本身凝聚着多个国家几代肿瘤学家、药学家、临床医学家的共同智慧，更是基础研究所、药物研发公司、临床医疗中心密切合作造就的转化医学的世纪经典。
2 格列卫卖的有多火？
格列卫又名伊马替尼，是一种Bcr-abl和PDGF*制剂抑**，2001年获得FDA批准用于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治疗，为了扩大伊马替尼的用药人群，诺华先后开发了多个适应症。
伊马替尼是最早上市的络氨酸激酶*制剂抑**之一，2003年销售额达到重磅*弹炸**级别。尽管化合物专利已经到期，但2017年销售额仍有19.4亿美元，这对诺华的年报来说，格列卫依然是撑门面的产品。随着仿制药的陆续上市，格列卫的销售额在未来的几年里将进一步下滑，累积销售额超过540亿美元问题不大。
伊马替尼使得诺华成为络氨酸激酶*制剂抑**领域的最大赢家，截止目前格列卫已经给诺华带来526亿美元的销售收入。尽管诺华是传统的制药巨头，但1997年的销售收入也只有318亿瑞士法郎，约合230亿美元，伊马替尼和缬沙坦的巨大成功拉动诺华销售额整体上涨，为诺华收购爱尔康和罗氏的股权奠定了基础。
Gleevec（伊马替尼）的仿制药2016年2月在美国上市。目前Gleevec在全球110多个国家获批，在大多数市场都遭遇了仿制药的竞争，但仍为诺华的拳头产品。
3 格列卫卖的为什么那么贵？
研发周期长、高风险、高投入
从供给角度来看，创新药的产生是从成千上万种化合物中筛选，经过层层淘汰，最后才有可能产生仅有一个药物，人工和研发成本高昂，失败风险极高。从时间周期上来看，首先需要经过3-6年的药物发现及临床前期过程，通过后将经过严格的临床三期试验，志愿者数量逐步扩大，耗时最长，平均需要6-7年，可见研发周期之长，投入之大。
研发投入大，国际巨头每年研发费用最高超过100亿美元
从另外一个供给的角度来看，开发药物投入巨大，制药巨头每年上百亿美元的研发投入。PharmExec近期公布了2018年全球制药企业排名TOP50，我们根据顺序选取创新制药企业，每年营收都达到了惊人的百亿美元以上，例如辉瑞2017年营收达到了525亿美元，尽管如此，创新型制药企业每年都需要投入巨额研发费用，制药巨头平均每年研发费用占收入的比例为20％，例如新基医药甚至达到了45％，巨大的研发投入是药物创新的基础。
从1997年到2011年，诺华总共投入研发经费836亿美元，只有21个新药被批准。而这21个新药也不是每一个都畅销，肯定有滞销的在拖后腿。
好，问题来了
1 印度版格列卫仿制药为什么被我国认定为假药？
刑法第141条明确规定，该条所称的假药是依照《药品管理法》的相关规定中称为假药或者按假药处理的药品。
根据《药品管理法》第48条的规定，刑法中的“假药”有两种类型，一是纯正的假药，二是拟制的假药。
前者被纳入假药的范畴，主要是由于所含成份与规定不符，是从药品本身缺乏疗效的角度来界定的；后者被认定为是假药，则基本上是规范性设定的结果，与药品本身是否有真实的疗效没有关系。
没有看懂没关系，我举个简单例子你一下子就能明白。我们常常把假冒伪劣视为同一类，大部分是这样，但仍有例外，比如LV有的用的是塑料，加拿大鹅用的是鸭绒，尽管你所仿冒的LV和加拿大鹅分别是驴皮和鹅绒，比原品还要高出一个档次，不好意思，你还是要被追责。
回到本案，尽管已经有权威机构认定印度的格列卫仿制药和诺华的正版格列卫药效几乎相同，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体制内毛病），即使你价格便宜不少，我就是不认你。
2 格列卫贵的有理吗？
为什么制药业可以将救命药定如此高价而获取令人错愕的利润？他们的回答通常会是一个行业的美丽故事。这个故事通常包括两个内容：一串研发成本数字和药物带来的社会价值。
瑞士诺华集团前董事长魏思乐曾写过一本名叫《神奇的抗癌药丸》的书。在书中，他列数了在研发格列卫(一种治疗白血病的靶向药物)的历程中，诺华如何以患者为第一位考量，不顾前景不佳的风险，催生新药的事实。不过，他清楚格列卫的定价慢性期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患者每日剂量400毫克的治疗费用为每月2000~2400美元，加速期或急性转化期的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患者每日剂量600毫克的治疗费用为每月3500美元所引起的非议。
“我们确实同意那些认为格列卫定价颇高的意见，然而在衡量过所有因素和条件之后，我们确信此价位公平合理。”在比较了患者选择其他治疗方案时的成本后异体骨髓移植19.3万元且并发症几率高，化疗、干扰素治疗的费用与格列卫相同且副作用很大他如此表示。
魏思乐的辩解还有：如果将新药上市前置作业的各个阶段列入考虑，估计每一个新药的计划项目须耗费6亿美元。新药上架之前，所需时程则平均费时10~14年。“鉴于专利保护期限仅为20年，因此只剩下6~10年的盈利期，在该盈利期内，我们必须赚取足够的利润，来支付先前的资金与风险投入，以及进行企业再投资所需经费。如果失去了专利权保障，则产品价格将无法取得盈利的优势。无法获得预期的利润，就无法再投资于后续的研发。此事无关道德，也无关是非，纯粹是企业生存的逻辑问题”。
他期望社会公众认清制药业在某种角度上“也是商业经营，与微软公司、通用电气公司或百事可乐公司没什么两样。我们同样希望借由出售产品而获取利润。没有利润就不会有资金，不会有研发，不会有投资，到头来就不会有新产品。许多人往往忽略此一事实，而宁可站在短视的立场，只想用更少的钱买药。”
他的继任者江慕忠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持类似的观点。江慕忠说，“我们必须获得足够的收益才能进行研发再投资，以便开发新一代的创新药物”。
如此，高价和巨利似乎都是理所应当的。
然而，新药昂贵的定价真的只是为了覆盖研发成本和奖励冒险创新么？现有的证据显示不完全是。
日前，跨国药企诺华被曝“带金”销售。一篇名为《曝光：诺华制药在中国洗钱，被员工实名举报》的文章引发舆论对医药代表带金销售这一老话题的再次关注。
2018年4月，一名自称诺华员工的医药代表实名举报称诺华员工通过开虚假学术会议等方式进行带金销售。上述举报者在其文中表示，诺华存在在餐厅召开虚假学术会议，从餐厅买发票，并在诺华公司财务系统报销相应金额进行套现，诺华的医药代表再将其套现所得现金用于临床医生的用药奖励等违反医药代表行为准则的操作。
举报信称，诺华的很多老员工，其中包括很多区域不在房山的，包括其他产品组的医药代表，居然都跑到房山区的天山美食城、百川美食城开假会，从而买发票进行套现，套现金额几百到几千元不等。而这些套现所得的费用，基本都给到临床医生作为使用诺华产品的回报。诺华社区代表承诺临床医生，每使用一盒代文，支付医生1元或2元，每使用一盒倍博特，支付医生1元或2元，每寻找到一名新患者，奖励医生20元或40元，明码标价以求最大限度地销售诺华的药品。
举报信还称，诺华80%的学术推广会议都是虚假会议，而其内部的飞检查会制度也形同虚设，来飞检的员工知道是假会还帮助作假。诺华部分负责领导也并未采取措施来限制此类现象发生。
那么同为专利保护，为何人家的定价却便宜一半？就是说，即便给了专利保护的特权，也应当根据市场环境定价。“格列卫”的天价，恰恰是我国定价机制出了问题，是药价虚高的体现。
更为可恶的是，对比格列卫在各个国家的售价，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竟然位列第一。资料显示在香港的售价只有18000元左右，日本是16000元一盒，美国大约是人民币13600元，在韩国只需9700元，在中国却是24000元。
除了上述药企不法行为增加的灰色成本，来自香港的庄一强博士解释到其中最重要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成本”，在美国，有钱人自己买保险解决；而弱势人群，比如60岁以上的老人和领救济金的穷人，政府为他们支起了“安全网”。
中国比较特殊，它一方面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又属于发展中国家，两边都没有“靠上”。它要鼓励仿制药发展，等于忽视知识产权保护；而强调了知识产权，又没有完善的社会机制保护弱势患者。
药品定价一般遵循两大原则，成本定价法和市场定价法。成本定价法包括人工、水电、知识产权等成本，最终药价由三部分构成：有形资产、无形资产（知识产权）、外加利润。所谓市场定价法，就是不管成本，市场能接受多少钱就定多少钱，跟着需求走。
而我国申报药价成本时，在各国只含制造成本和研发成本之外，又单独加上一个中国特色的成本—制度成本。药品回扣，关税，一、二、三级经销商、甚至灰色寻租的钱全部算入……必须得承认，从药物出厂定价，走到医院药房，中间的环节渠道存在太多的灰色空间，层层拔毛导致最终药价高得离谱。
3 我们为什么没有自己的仿制药？
受现行医疗体制的影响，我国的制药公司往往将关注重心放在销售环节，再加上繁琐的审批制度，由此严重影响了我国医药制造行业的研发能力。这使得我国的医药企业大多缺乏制造疗效相当的仿制药的能力；即使开发出相应的仿制药品，不仅药价至少贵出十几倍，其疗效与安全性也未必能让人放心。当前药品定价机制的扭曲，是导致我国药品价格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
直到最近，国内的正大天晴，石药集团，江苏豪森才姗姗来迟，终于有机会成为中国患者的福音
4 印度摸的得，为什么我们摸不得？
这并不是阿Q似的无赖辩解，而是印度早有仿制药的先例，而且已经受到发达国家的默认。
印度一直有着“世界药房”之称，在于其仿制药产业十分发达，以其价廉物美的特点流行全球。印度仿制药历程已40多年，印度政府对于跨国药企专利的漠视以及强制许可制度，使得印度仿制药产业从无到强，走出了一条扭曲而独特的道路。根据国外咨询机构TechSci Research的数据显示，印度医药市场规模稳步增长，从2011年的210亿美元增长至2016年的280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5.64％。随着印度中产阶级人口比例增加，社会医疗基础设施与保障体系的完善，预计到2020年印度医药市场规模将突破500亿美元。
政府的默许以及政策的支持使得印度药企仿制风气浓厚，而本土研发能力相对较弱。以2015年为例，仿制药占比达到70％，OTC药物占21％，专利药仅占9％。
印度仿制药的世界影响力是毋庸置疑的，印度是全球主要的药物出口国家，印度的药品销往全球包括美国、英国、德国等在内的数十个国家，更是美国仿制药的最大进口来源国。根据印度政府官网数据，印度有超过500家经过美国FDA认证的制药工厂，印度出口数据显示，从2012年至2016年，出口总额由101亿美元增长至169亿，年复合增长率13.73％。从出口国家占比来看，美国是印度总体药品的主要出口市场，2017年占印度总体出口的38％， 2016年医药出口占印度全国出口总额4.9％。
印度是如何突破巨头的*锁封**，一步步走向仿制药大国的？
最后，想谈谈我们的法律政策，我们之前因为要同国际接轨，加入WTO而放弃了太多的自主权，然而又因为某些不正当的补贴和限制，导致最后两头没讨好，一方面欧美不承认我们的市场经济地位，另一方面国内民众花了高价却买不到好的产品。
与其首鼠两端，不如学习印度放手一搏，专利药的保护也要结合国民收入水平以及我们的医药企业发展状况，不可与欧美等同视之。大力发展仿制药，到时候悄然占领了大部分市场，欧美即使反对也无可奈何。印度经过不懈的山寨，终于得到美国的承认。不去挑战一番，焉知不能同大国同台竞技？放开手脚，仿制再创新，中国互联网就是国内药企的指明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