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祖母花园里的梦
我的外祖母维肯季娅·伊万诺夫娜和我的姨妈叶芙罗西尼娅·格里高利耶夫娜住在切尔卡瑟。外祖父早就去世了，而在我去波列西耶的那个夏天，我的姨妈叶芙罗西尼娅·格里高利耶夫娜由于心脏病也去世了。
外祖母搬到基辅她的另一个女儿——维拉姨妈那里去了，姨妈嫁给了基辅的一个大商人。
维拉姨妈在城市近郊——卢基扬诺夫卡有一幢自己的房子。他们把外祖母安排在一个小厢房里住下，就在这幢房子旁边的花园里。
原来，外祖母在切尔卡瑟独立自主地生活，在维拉姨妈这种规矩、礼节都很多的家庭里，她感觉自己在靠别人养活。为此，外祖母常暗地里哭泣，唯一让她高兴的是一个人住在厢房里，自己做饭，哪怕是在这件事上她能自立，也算不欠自己富有的女儿的人情。
外祖母一个人很无聊，她劝我从科兹洛夫斯卡娅夫人那里搬到她的厢房去。在厢房里，有四个小房间。外祖母住一间，第二间住着一个年老的大提琴手哈腾伯格，第三间屋子外祖母让我住，而第四间屋子很冷，却被称为温室。在屋子里面，花盆摆满一地。
当我从波列西耶回来的时候已是仲夏，城里空荡荡的。人们都去了别墅。鲍利亚去了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实习。只有外祖母维肯季娅·伊万诺夫娜和哈腾伯格住在卢基扬诺夫卡。
外祖母衰老了很多，背也驼了，昔日的严厉也不见了，但是，外祖母的一些习惯依旧没有改变。她天亮起床，马上打开窗子。然后她用酒精灯煮咖啡。
喝完咖啡后，她来到花园，坐在藤椅上，读自己喜欢的书——克拉舍夫斯基[1]冗长的长篇小说，或是柯罗连科和爱丽莎·奥若什科娃[2]的短篇小说。她经常读着读着就睡着了——她头发花白，一袭黑衣，干瘦的双手放在椅子的扶手上。
有几只小蝴蝶落在她的手上和黑色的包发帽上。熟透的李子从树上掉下来，老远就能听到响声。温暖的风飘过花园，顺着小路追逐树叶的影子。
在外祖母的头顶上空，太阳高高地照耀着——纯净、炽热的基辅夏天的太阳。于是我就想，在某个时候，外祖母就这样在这个花园温暖和清新的空气中，永远地睡着了。
我和外祖母的关系很好。与其他的亲人相比，我更喜欢她。她对我也有同感。外祖母生养了五个女儿和三个儿子，可是在老年的时候，她完全是一个人生活。在她那里，实际上也没有亲人。由于我们都很孤单，所以产生了对彼此的依恋。
外祖母整个人都散发着温馨和忧伤的气质。别看年龄有差异，我们却有很多共同之处。外祖母喜欢诗歌、书籍、树木、天空和独自思考。她从来不逼我做任何事情。
她唯一的弱点就是，哪怕我有一点伤风感冒，她就要用自己的灵丹妙药给我治病。她称这种药为“药酒”。
这是一种极其凶猛的药。外祖母把她知道的所有酒精——葡萄酒、木醇、*水氨**混合在一起，再往这种混合物中加些松节油。这样，一种深红色的液体就制成了，很刺鼻，就像是硝酸的味道。
外祖母用这种“药酒”给我擦前胸和后背。她深信它能治病。厢房里弥漫着使喉咙刺痛的味道。哈腾伯格马上抽起粗粗的雪茄。微蓝色的烟飘满他的房间，犹如令人惬意的云雾。
当哈腾伯格开始在房间里拉大提琴的时候，外祖母最经常的还是在花园里睡着了。
哈腾伯格是一个漂亮的老头儿，他的胡子花白，带着波浪，灰色的眼睛带着狂热的眼神。
他演奏他自己创作的剧本。名字是《哈姆雷特之死》。
大提琴哀恸大作。回声很响，就像是从艾尔西诺[3]拱门下传来的，这些声音交替着，蕴含在这庄严的辞藻中：
让四个将士把哈姆雷特
像国王一样抬到灵柩台上！
我一边听音乐，一边想象着艾尔西诺的大厅，还有细长的像哥特式建筑一样的阳光，雄壮的军号声，在哈姆雷特遗体上空飘扬的那些巨幅的、又高又轻的旗帜。这些大旗一直垂到地上，飒飒作响。小溪早已经把奥菲莉娅的花束带到了大海。在离海岸很远的地方，波浪摇晃着迷迭香、三色堇和芸香编成的花冠——这是她痛苦爱情的最后见证。大提琴也唱出了这一切。
外祖母醒来了，她说：
“我的天啊，难道就不能拉点愉快的东西吗！”
于是，哈腾伯格为了满足外祖母的愿望，拉了一首她喜欢的《黑桃皇后》中的田园曲：“我亲爱的朋友，可爱的牧童……”
外祖母听音乐听得累了。晚上，当哈腾伯格带着自己的大提琴去商贾花园的音乐会演出的时候，她就休息了，这就没有音乐打扰了。
我经常去听这些音乐会。乐队在木结构的白色贝壳形露天剧场里演出，听众们也都坐在露天里。
种着紫罗兰和*草烟**花的大花坛，在黄昏时散发出浓烈的、香甜的味道。每次音乐会之前，都会有人给它们浇水。
乐队的乐师们被明亮的灯光照耀着。听众们坐在黑暗之中。女人们的连衣裙显出模模糊糊的白色，树木在沙沙响着，里面头顶上空还有光亮闪烁。
但我特别喜欢阴沉、潮湿的夜晚，此时，花园里几乎没有游人。于是我似乎觉得，乐队就是为我一个人，以及一个年轻的女人演奏的，她戴着一顶帽子，帽檐低垂着。
我几乎在所有的音乐会上都能遇到这个女人。她留神打量我。我悄悄地观察她。只有一次，我遇到了她的目光，我似乎觉得，她的眼中闪过一下狡黠的神色。
寂寥的基辅的夏天充满了对这个陌生女人的幻想。这个夏天立刻变得不再寂寞。这个夏天，雨水哗啦啦地吵闹，声音嘹亮。雨水从高空落下，在花园的草木之中奔流。玻璃般的雨滴从乌云里飞落下来，就像是在敲击琴键——急速的声音充满我的房间。我觉得这是真正的奇迹，普通的雨水从房顶流到绿色的大桶里，竟然像唱歌一般。
“整个夏天都在下太阳雨！”外祖母说，“收成会不错啊。”
在这些“太阳雨”轻柔的烟雾和彩虹的光芒背后，一个陌生的女人住在附近的某个地方。我感谢她，感谢她的出现，感谢她立刻改变了周围的一切。
就连那些黄砖铺成的、有一些小水洼的人行道，现在对我来说都是那么可爱，带有安徒生童话一般的色彩。
小草儿从砖缝儿里挤出来。蚂蚁们在小水洼里挣扎。
当我忽然产生幻想时，或者，像外祖母用波兰话讲的那样，产生“马热尼耶”的时候，我似乎觉得，一切都是令人惊奇的，甚至是基辅的人行道。
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如何称谓这种状态。它的发生原因未明。在这种状态下，没有一点儿兴奋的因素。相反，它带来了安宁和休息。但是，只要一出现哪怕是最不起眼的烦恼时，它便消失了。
这种状态需要表达出来。于是在那个炎热的、下“太阳雨”的夏天，我第一次开始写作。
这件事我瞒着外祖母。我对她说，我在准备学校文学课的内容，在写提纲，因为她很奇怪，我一连几个小时都坐在自己的房间写东西。
在商贾花园没有音乐演出的日子里，我就去第聂伯河，或者是城市的边缘，去废弃的“忘忧”公园。它曾属于基辅科学和文艺事业的资助人库利任科。
只要递上两三支香烟，看门人就会放我进到这个公园里去——一处完全荒凉、野草丛生的公园。池塘布满了浮萍。寒鸦在树上大叫。当我坐到朽坏的长凳上时，它们摇摇晃晃的。
在公园里，我只遇到过一个老画家。他坐在亚麻布的大伞下画草图。画家已经从远处很生气地瞟了我几眼，以至于我一次也没敢到他的跟前去。
我溜到公园的最深处，那里有一所废弃的房子，我就坐在凉台的台阶上看书。
麻雀在我的背后嬉闹着。我的目光常常离开书，看公园的深处。朦胧的光倾泻到树木中间。我等待着。我相信，终究会在这里，在这个公园，我一定会遇到那个陌生女人。
但是她没来，我便沿着最长的那条路回家——坐电车，经过普里奥尔卡和波多尔，然后，经过克列夏季克和普罗列兹纳雅大街。
在路上，我顺便去了一趟克列夏季克的伊季科夫斯基图书馆。夏天那里人很少。几个由于闷热而脸色苍白、唇髭带着汗湿的年轻人——伊季科夫斯基的伙计——给我换书。我给自己和外祖母借了书。在我当时的状态下，我想读的只有诗歌。而我给外祖母借回来的是施皮尔哈根[4]和博列斯拉夫·普鲁斯[5]的长篇小说。
我回到位于卢基扬诺夫卡的家的时候，已经很累了，但却很幸福。
由于太阳和新鲜空气，我双颊发热。
外祖母在等我。她房间里的小圆桌上铺着桌布。上面摆好了晚餐。
我给外祖母讲关于“忘忧”公园的事情。她冲我点头。有时她说，她一个人在这漫长的一整天感到烦闷了。但她任何时候都不责骂我，不怪我出去这么久。
“青春，”外祖母说，“它有它自己的规律。我就不掺和了。”
然后，我回到自己的屋子里，脱掉衣服，躺到窄窄的床上。灯光照亮了窗外弯曲的苹果树枝。
透过刚一开始还不太踏实的梦境，我感觉到了夜、它的漆黑和无尽的寂静。我喜欢黑夜，但是，我一想到人马座、宝瓶座、双子座、猎户座和室女座正在高空中走过卢基扬诺夫卡我们厢房的屋顶，就感到害怕。
我写了一篇短篇小说，里面写到基辅这整个夏天：大提琴手哈腾伯格、商贾花园里的陌生女人、“忘忧”公园、黑夜，以及一个爱幻想但又有些可笑的中学生。
我被这篇小说折磨了很久。语句不坚定，软绵绵的。华丽辞藻的堆砌使我自己都厌烦。有时我很绝望。
基辅那时出版一本杂志，名字很古怪，叫《骑士》。它的编辑是基辅著名的文学家和艺术爱好者叶夫根尼·库兹明。
我一直犹豫，但是，最终还是带着小说去了《骑士》编辑部。
编辑部在库兹明的住宅里。一个身材矮小、彬彬有礼的中学生给我开门，他把我领到库兹明的办公室。一只斑点狗蹲坐在地毯上，流着哈喇子，用病态的眼睛看着我。
办公室里很闷，散发着芳香的蜡烛烟味儿。在黑色的壁纸上，挂着希腊男女众神的白色面具。到处都是摞得高高的、大堆大堆的书，书上的皮封面已经干裂了。
我等待着。这些书不时发出干裂的噼啪声。然后，库兹明走了进来——他个子很高、很瘦，手指白皙。手指上的银戒指镶着宝石，闪闪发光。
他很礼貌地低下头跟我讲话。我脸红了，不知道怎样才能尽快地离开。我已经觉得我的小说是平庸的，而我自己则是一个笨嘴拙舌的傻瓜。
库兹明用懒洋洋的手指翻我的手稿，并且用尖尖的指甲在什么地方划了一下。
“我的杂志，”他说，“是青年天才的论坛。很高兴，如果我们又找到一个同行。我一定读您的小说，之后会给您寄一张明信片。”
“如果不费事的话，请您给我寄回信，用信封封起来。”
库兹明表示理解地微微一笑，低下头。
我走了，气喘吁吁地顺着楼梯往下跑，然后，跳到大街上。打扫院子的人开始往马路上洒水了。水龙带里的水汩汩响。小水珠喷了我一脸。我感到轻松了些。
电车还在行驶，我就跳进了车厢，为的是快点离开这些地方。乘客们讥讽地看了看我。我从电车上跳下来，开始步行。
干草市场上尘土飞扬。在寂寥的利沃夫大街的上空，形状单一的、圆圆的大云朵飘过。马粪散发出刺鼻的味道。一匹白色的小马驹拉着装有煤袋子的大车。一个浑身煤灰的人在车旁走着，一边落寞地喊着：
“要煤吗？”
我这时想到，我的小说就放在库兹明闷热的办公室里的桌子上，小说里满篇都是美丽的词汇和对生活的含混想法。
我感到羞愧。我发誓再也不写任何小说了。
“所有这些不是那个意思，不是那个意思！”我重复着，“或许，尽管不算好，但总还是那个意思吧？”
我什么也不知道。头脑一片混乱。
我顺着格鲁博奇察拐弯到波多尔。几个摆地摊的鞋匠用锤子敲着旧鞋底。锤子从皮子上敲出一缕缕灰尘。几个小男孩儿在用弹弓打麻雀。平板大车拉着面粉。面粉从袋子的破洞撒到马路上。在一些院子里，女人们把彩色的床单被罩挂起来晾晒。
这是一个多风的日子。风把垃圾刮到波多尔的上空。在小山丘上，在城市的上方，高耸着带银色圆顶的安德烈耶夫大教堂——拉斯特雷利的豪华杰作。圆柱上红色的涡卷装饰弯曲成弧形，十分壮观。
我顺道去了小酒馆，喝了一点儿酸葡萄酒。但这也没让我更轻松。
傍晚我回到家，头很疼。外祖母立刻给我擦“药酒”，然后让我躺到床上。
我相信，我犯了一个无法改正的错误——写了一个极其糟糕的短篇小说，这毁掉了我这一生从事写作的可能。周围没有一个人能告诉我接下来怎么办。难道可以一边全身心地投入自己热爱的事业，一边又很清楚这是白费功夫吗？
哈腾伯格开始悄悄地在自己的房间里拉琴。他现在拉的不是《哈姆雷特之死》，而是他自己创作的新剧本《瘟疫流行时期的宴会》的片段。哈腾伯格为这个剧本付出了很多辛苦，他经常给外祖母和我拉上几小段。
外祖母依旧惊讶于哈腾伯格阴郁的幻想。
“一会儿死啊，一会儿瘟疫的！”她抱怨着，“我不明白这是咋回事。依我看，音乐应当使人愉悦。”
此刻，哈腾伯格正在演奏他自己喜欢的片段：
传来了痛苦的*吟呻**，
在水流和小溪的岸边，
河水如今愉快安静地流淌
穿过你故乡土地上野性的天堂！[6]
“哦！这才是真东西，”我嘟囔着说，“‘穿过你故乡土地上野性的天堂。’”
野性的天堂！这几个字就像是有治愈力量的风冲击着我的胸膛。应当努力，应当工作，应当把全部生活寄托在诗歌和语言上。我已经意识到这条路将是多么漫长与艰难。但不知为什么，这却使我感到安慰。
两天之后，库兹明寄来了明信片。他没有按照我的要求做，没有把给我的回信密封起来。
库兹明写道，他读了我的小说，要在最近的一期杂志上发表。
外祖母，当然啦，看了这张明信片。她甚至哭了。
“你的父亲，格奥尔吉·马克西莫维奇，”她说，“老是笑话我。但他是个善良的人。我很遗憾，他没能等到这一天。”
外祖母为我画了十字，亲吻了我。
“嗯，努力吧，祝你幸福。看得出来，上帝可怜我了，到最后了带给我这样的快乐。”
她比我还高兴，为我的第一篇小说而高兴。
当登载了这篇小说的那一期《骑士》出版的时候，外祖母甚至烤了“马祖卡饼”，准备了节日般的早餐。
早餐时，外祖母穿了一件黑色的丝绸连衣裙。以前她只是在复活节才穿这条裙子。她的胸前别了一束手工做的天芥菜花。不过，现在这条连衣裙已经不再使外祖母显得年轻一些了，以前她穿上它时很显年轻。她看着我，那双黑色的眼睛一直在笑。
黄蜂落到果酱盘子上。哈腾伯格就像是猜到了我们这里发生了什么事，他拉起了维尼亚夫斯基[7]的马祖卡舞曲，一边用脚打着节拍。
[1] 尤泽夫·伊格纳奇·克拉舍夫斯基（1812—1887），波兰作家。
[2] 爱丽莎·奥若什科娃（1841—1910），波兰女作家。
[3] 丹麦的城堡，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中的一幕就在这里展开，下面的引文引自《哈姆雷特》。
[4] 弗里德里希·施皮尔哈根（1829—1911），德国作家，他的社会－政治小说在俄国民粹派当中很流行。
[5] 博列斯拉夫·普鲁斯（原名为亚历山大·格洛瓦茨基，1847—1912），波兰作家、评论家。
[6] 普希金的剧本《瘟疫流行时期的宴会》（1830）中的诗句。
[7] 亨里克·维尼亚夫斯基（1835—1880），波兰小提琴家和作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