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开讲#

文|木木

编辑|观星

到16世纪末，英国贵族在乡村建造了大量豪宅，如朗利特、沃拉吞、伍克苏普、布尔格雷府邸、奥尔登比等等，甚至有些比宫廷还要豪华。

由于贵族们不计成本的建造豪宅，使得许多贵族债台高筑。

一、贵族的奢华

在转型时期英国贵族的家庭生活中，举办宴会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宴会的豪华程度，到访宾客的数量与地位往往能够显示出贵族的社会交际圈和经济实力。

因此，为了显示自己的财富和地位，得到宾客的赞美与支持，贵族往往不计成本的举办一些宴会。

1508年1月6日，白金汉公爵举办了一次宴会，参加宴会正餐的为519人，参加宴会晚餐的为400人。

光大型宴会这一项，都需要屠宰成群的牛羊以供宾客享用，这着实是一笔数目不小的支出。

比如，在16世纪60年代，56头牛和535只羊在德比伯爵举行的一场宴会上被屠宰，这个贵族一年支出高达2895镑零6便士。

虽然这一时期，物价持续上涨而贵族收入有限，但是为了维持一个贵族应有的排场，贵族往往在这方面表现的非常慷慨，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贵族在经济方面的危机。

奢侈品虽然不是一项日常性消费，但是可以很大程度上满足贵族的虚荣心，使贵族维持一个奢华高贵的形象，所以成为了贵族的一项炫耀性需求。

在贵族的各项支出中，购买奢侈品的费用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虽然许多奢侈品对于贵族来说并不是十分迫切需要的，但是可以显示贵族拥有的财富，所以贵族对于奢侈品展示出了极大的热情。

雍容华贵的服装、价格高昂的家具、宝石珍珠等等都是贵族十分青睐的奢侈品。

据统计，16世纪90年代晚期，拉特兰伯爵一年有大概1000英镑用于购买奢华的服装，生活在17世纪的白金汉公爵。

在1623-1627年购买服装的费用从1500英镑增长到3000英镑，4年时间翻了两倍。这还不算其在珠宝、家具等方面的支出。

从这些数字我们可以看到贵族为了满足虚荣心购买奢侈品所付出的巨大代价。

婚姻对于贵族家庭来说是一件大事，所以双方的贵族家长也会为自己的儿子和女儿准备丰厚的嫁妆和礼品。

因为贵族往往在当地享有较高的地位和名望， 所以贵族子弟的婚礼往往成为当地民众广泛参与的重大盛典。

最夸张的一个例子是，英国的斯潘塞男爵继承人在迎娶新娘时，新娘母亲执意要求婚礼要极尽奢华和气派。

于是这对新婚的夫妇在200余名宾客骑马陪同，坐着三辆六匹马的豪华马车前往伦敦。

由于太过大张旗鼓，村民还以为被法国入侵了，有部分村民被吓得闭门不出，有的则直接持*器武**出来迎敌，闹出不少乌龙。

贵族的葬礼同样也成为了贵族家庭展示其社会地位和名望的工具。往往一个贵族的葬礼越讲究，越能显示他所在家族在当地的势力和地位。

一个贵族去世后，参加哀悼的不仅有贵族的亲属，许多当地的居民也会参加 ，所以贵族往往会利用葬礼的机会极力显示财力的雄厚，但同时也意味着铺张浪费。

当去世讣告送至纹章院时，纹章院会安排一名纹章官来专门主持他的葬礼。一个贵族的葬礼大概需要一个月的筹划时间，由此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到贵族葬礼仪式的复杂程度。

葬礼之后，为了答谢亲邻的帮助，贵族家庭还会举办大型的宴会。有时也会利用这个机会对穷人进行施舍。

比如，在1587年拉特兰伯爵爱德华去世之后不仅举行了盛大的葬礼，还对当地穷人进行施舍。大约4000名穷人得到了宴会上剩余的食物。

贵族葬礼还有一项巨大的费用是用于购买黑布的，虽然纹章院有一笔费用可以用于购买黑布，但只是杯水车薪，每次大规模的贵族葬礼大概都需要购买成百上千码的黑布。

贵族举办这些豪华的仪式和大型的宴会的费用十分高昂，有时甚至相当于一个贵族家族一整年的收入。

二、雇用大量的仆役

在英国传统的中世纪社会，贵族往往会在家庭中雇佣大量的仆役，他们认为生活在成百上千的仆役簇拥之下的人最高贵，独处的贵族是可耻的。

传统的仆役还具备一定的军事功能，当贵族的城堡受到威胁之时他们承担保卫的职责，当国王要求贵族履行军事义务时，仆役也会跟从。

在转型时期，虽然在数量上侍从和仆役呈减少的趋势，但他们并没有消失。

在君主的压力下，仆役的职能开始转变，军事上的实际功能逐渐消失，更多的成为了贵族家庭势力的一个象征。

贵族要求仆役穿着统一的号衣，显示其家族的独特与威严，以此达到炫耀的目的。1521年，彭布罗克伯爵拥有210个仆役，他们身穿统一的号衣，被伯爵称呼为家人。

爱德华·斯特拉福作为第三代白金汉公爵更是厉害，他雇佣仆人的数量超过500个。 在主人出行的时候这些侍从仆役要跟随在主人的左右，壮大声势。

当然，他们是不可能自愿成为侍从的，他们需要从贵族主人那里获得报酬，这对贵族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

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不良消费习惯，再加上维持在王室任职中的浮华与排场等原因，使得贵族的支出不仅项目繁多而且数目庞大。

以至于许多贵族陷入资不抵债的债务危机，为了解决债务危机和出于对金钱的迫切需求，贵族们增多了同商人的交往。

西欧各国在中世纪时普遍重视农业的发展，在英国，随着农业技术的进步，农业生产不仅能够自给自足，还能有一些剩余产品。

这既解放了一些劳动力从事商业又为商业的兴起奠定了物资根基。 由于不同地区物资的剩余具有一定的不平衡性，所以商品交换应运而生。

商人是从事商品交换的主体，城市就是人们进行商品交换的重要场所。进入转型时期之后，英国城市出现了转型与勃兴，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商业的发展。

在加上纺织业等手工业的发展，圈地运动的兴盛，打破了原有的单一经济模式，更多的人选择从事商业贸易。

这一时期战事的减少、社会治安的稳定以及交通网络的发展为商人从事商业提供了良好的大环境。在转型时期英国商业发展的浪潮中，商人的数量有了极大的增长。

三、商人做出的贡献

商人在转型时期英国的经济发展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支柱的作用，这不仅体现在商人亲身参与海外贸易的热情，还体现在商人对于海外贸易的投资之中。

据拉布教授的研究数据:在16世纪70年代到17世纪30年代的55年中，商人占投资海外贸易总人数的半数以上，占确定身份的人员的70%以上。

在投资规模方面，商人的贡献也十分巨大。 在17世纪的前30年间，乡绅和非商人的投资额仅占总资本的不到20%，其余均是来自于商人的资本，高达80%以上。

在投资各贸易公司的表现中，商人同样占据了主导地位。在百慕大公司和冒险家组织中，商人投资额比例分别是60%以上和80%以上。

在英国的贸易公司和海外探险中，我们可以经常看到商人的身影。在商人的参与下，英国的贸易路线得到拓展，不仅有了销售市场还有了原料产地。

商品种类也得到丰富。并且，英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拓展了政府的收入来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加提供了保障。

据统计，在内战前的30年间，英国全国财富累积由1700万镑增加至2800万镑， 增长了约64.7%。与此同时，对外贸易额则实现了约10倍的暴涨。

商人对于贸易公司和海外探险的参与显示出了其在经济方面的强势地位和追求财富的能力，同商人进行交往与合作有利于增加经济收入，解决自身的经济窘境。

而与贵族进行交往与合作商人可以获得更多资金与政策支持，双方各取所需，加强了交往与合作。

商人积极参与政治生活，政治地位得到提高，商人对于商业贸易的投资与付出，不仅使得国家的财富显著增加，同样也为自己带来了丰厚的回报。

这些回报不仅体现在金钱财富上，还体现在政治地位方面。 “财富带来权力”在当时成为了一种社会共识。

商人参与政治生活并不稀奇，其实早在13世纪，当商人还是市民身份时就已经出现在议会的舞台之上了，他们以市民代表的身份参与议会。

处于转型时期的商人财富数量激增，可以担任城市的官职甚至操控市长的选举。

对城市政权的控制程度加深了。但是，与贵族相比，商人的政治地位和权力依然有限，需要和贵族合作以便获得更高的政治权力或者更多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