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12日，总统杜鲁门下令，美国战略情报局在10天内解散，把情报搜集工作并入陆军情报系统，情报分析部门并入国务院研究司，撤销局长多诺万职务。
当时二战已经结束，冷战格局正在酝酿之中。
1945年夏天，在德国纳粹投降的日子里，美国战略情报局曾派遣了一支人马，进驻千疮百孔的柏林，监视正在向欧洲大陆挺进的苏联红军的一举一动。
当时，派驻德国情报站的站长艾伦·杜勒斯一到柏林后，就在废墟中找到一处配备比较齐全的大楼用做办公室，马上开展工作。
他手下的爱将理查德·赫尔姆斯设法监视苏联人，半个世纪后成为中情局局长的赫尔姆斯表示：“各位别忘了，最初我们一无所知。对手想干什么？他们的意图、他们的能力，我们所知道的等于零，或接近于零。只要能找到一本电话簿或一张飞机场地图，就很抢手了。我们对很多国家还都懵懂无知。”
这一次，赫尔姆斯是随艾伦·杜勒斯重返柏林，23岁时，他曾以美国通讯社记者的身份，在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上采访了希特勒，由此而一炮走红。
这次，他重返柏林后不久，就听到了消息，杜鲁门准备解散战略情报局。
杜鲁门解散战略情报局的命令传到柏林的那天晚上，驻柏林情报站的那些情报人员怒不可遏。
他们在艾伦·杜勒斯的带领下，来到柏林被征用来的酿酒厂里，一边肆无忌惮地喝着正宗的德国啤酒，一边愤怒地发泄着对这道命令的牢骚。
艾伦·杜勒斯万万没有想到，局长多诺万筹划的美国情报机构没有了，只有少数人员可以留驻海外。
让赫尔姆斯也难以置信的是，他们的任务就此戛然而止。那天晚上，他们恨不得把这家酒厂一把火烧了。
但是几天后，华盛顿的总部却传来了一份电报，电报声称要他们“坚守岗位”。这又让艾伦·杜勒斯和赫尔姆斯等人不知所措，不知道这又是怎么回事。
实际上，当时在华盛顿，关于美国情报机关何去何从的争论愈演愈烈。“参联会”明确希望能成立一个由参联会主席控制的情报机关。但海军和陆军也主张继续拥有自己独立的情报机关。
而胡佛则希望由联邦调查局来执行全球谍报任务，国务院也想支配全局，就连邮政部长也想插一脚，随着战略情报局的解散，这些部门都开始抢地盘来了。
这种混乱的现状，让曾是多诺万得力副手的约翰·马格鲁德将军很是痛心。
约翰·马格鲁德将军是一位很有见地的儒将，他坚信，美国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情报机构，要想在战后获得世界上新的霸权地位，就只能是靠碰运气，还得仰英国的鼻息。
他主张，美国的情报工作应该由一个新成立的秘密机关来主管，五角大楼和国务院，不宜贸然插手这些秘密的任务。
但是，华盛顿几乎没有人理睬他的观点，战略情报局解散后，几乎所有的人，都去自谋职业去，在三个月内，就走掉了近一万名工作人员。
到1945年年底时，原战略情报局的工作人员剩下的还不到两千人，当时驻伦敦、巴黎、罗马、维也纳、马德里、里斯本和斯德哥尔摩工作站的人员也几乎全走光了。
“珍珠港事件”发生四周年那天，艾伦·杜勒斯认定杜鲁门总统已经搅乱了美国情报机构，就回到了纽约，在他的兄长约翰·杜勒斯和人合伙的“沙利文与克伦威尔法律事务所”上班去了。
这些情报界的骨干力量，都认为美国的情报机构已经去日无多。
而那些没有离开的情报分析员，被分派到了国务院和其他一些研究局，结果，也受到难民一样的待遇。后来组建中情局情报处的舍曼·肯特曾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不认为这一生有过比那更悲惨、更苦恼的时期。”
1945年9月26日，就在杜鲁门下令解散战略情报局的六天后，美国国防部作战部部长亨利·斯廷森辞职了。
此人一直坚决反对成立一个和平时期的“中央情报”部门，他以为总统这一次下令解散战略情报局，就是为了要成立一个和平时期的“中央情报”机构，于是愤然辞职。
亨利·斯廷森辞职之后，约翰·马格鲁德认为机会来了，于是他就走进了五角大楼，与国防部长亨利·斯廷森的助理约翰·麦克洛伊共商大计，准备劝说总统成立新的情报机构。
约翰·马格鲁德无论是对多诺万本人，还是对战略情报局都是有感情的，他和约翰·麦克洛伊是多年的好朋友，也知道这位部长助理在华盛顿的能量，决定趁机游说约翰·麦克洛伊，和他共同联手，使得杜鲁门总统接受多诺万的建议。
当约翰·麦克洛伊听完约翰·马格鲁德的一番长篇大论之后，觉得他说的并不是没有道理，于是，两人就联合起来，联系了国防部的其他一些人，共同*制抵**杜鲁门撤销战略情报局的命令。
两个“约翰”的这一招果然奏效了，在强大的舆论压力面前，杜鲁门总统果然作出了让步，采取妥协的办法，将撤销后的战略情报局改名为战略情报处。
“维持战略情报局，必须继续进行活动。”这一纸命令又让成立中情局的希望起死回生。
这时，约翰·麦克洛伊又请主管空战事务的老朋友罗伯特·洛维特（日后出任国防部长）出任战略情报处处长助理，并且成立一个秘密委员会，规划美国情报业务走向，同时还告知杜鲁门总统，对情报工作要“有所作为”。
在“战略情报处”的新招牌下，马格鲁德向驻海外的各情报站下达了命令，命令原战略情报局的工作人员坚守岗位，继续工作。
于是，柏林情报站的杜勒斯等人就接到了电报，命令让他们继续“坚守岗位”。
就在这时，苏联红军进入了德国，正在同美国抢占地盘，马格鲁德立即向东德派出特工人员，企图阻止苏联红军接管东德。
他们在德国收买警察和政界人士，以便在东德建立情报网络。但是，战略情报处尽管付出了很大努力，最终却没有达到目的，苏联人不仅顺利地接管了东德，并且，在欧洲大陆进一步扩张了自己的势力范围。
不过，东德的失手，并没有影响战略情报处的积极性，艾伦·杜勒斯和赫尔姆斯开始着手整顿那些涉足柏林*市黑**的军官。
柏林当时正处于一片混乱之中，在那里任何东西和人都可以被当做买卖的商品，如果你在美军福利社用12美元买下20箱骆驼牌香烟，那么，你转手就可以换一部1939年出厂的奔驰汽车。
这些美国特工人员，除了整顿市场秩序之外，还在搜罗那些知名的德国科学家和间谍，希望他们能为美国服务，以避免他们的技术为苏联人所用。不过，由于忙于摸清苏联人的动向，这项工作很快就退居次要地位了。
美国特工当时能做的，不过是追查调往柏林的苏军动向，苏联节节进逼，华盛顿却一再退让，还得设法化解驻柏林美军的反抗，这让赫尔姆斯相当愤怒。
“参联会”和极强势的海军部部长詹姆斯·福里斯特尔，这时开始担心苏联会像以前的纳粹一样，先动手拿下整个欧洲，接着再向地中海东部、波斯湾、北非和朝鲜推进。
如果行动稍有不慎，就会导致，不可收拾的东西方对抗局面的形成，甚至会引发一场新的，更大规模的全球性战争。
面对新的战争威胁，美国情报界的头目分裂成对立的两派。
一派认为，应该通过谍报活动，有耐心地慢慢搜集机密情报，通过谍报活动了解新的世界局势，赫尔姆斯等人即属此类。
而另一派则倾向于搞秘密战争，也就是通过秘密行动把战场引到敌方，以此来改变世界格局，当时驻罗马尼亚情报站的弗兰克·威斯纳属于这一类。
威斯纳原是密西西比的一位地主富绅的风流公子，也是一位身着军装的帅气律师。1944年9月，威斯纳奉命飞到罗马尼亚首府布加勒斯特，出任战略情报局驻罗马尼亚情报站的新站长。
当时，苏联红军和美军代表团已经控制了布加勒斯特，威斯纳立下了军令状，负责监视苏联红军的行动。他和年轻的金·迈克尔共同策划营救遭袭击的盟军飞行员，又向布加勒斯特啤酒大王征用了一幢有32个房间的宅邸。
在闪闪发光的水晶灯下，美苏两国的军官互敬香槟，打成一片，威斯纳是第一位与苏联人把酒言欢的战略情报局官员。当时，他曾很自豪地向华盛顿总部汇报说，他已和苏联情报机关建立良好关系。
殊不知，还不到一年的时间，威斯纳这种所谓的“良好关系”就不复存在了。苏联人早就在战略情报局内部署了人员，而且很快就渗透到威斯纳的罗马尼亚盟友和特工圈子里。
很快，苏联就夺得了布加勒斯特的控制权，他们将数万名有德国血统的罗马尼亚人赶上火车，运送到远东集中营或让其自生自灭。
威斯纳眼睁睁地看着27节车厢，满载着这些罗马尼亚人浩浩荡荡驶出布加勒斯特车站，向遥远莫测的西伯利亚方向驶去，这段记忆让他一辈子都挥之不去。
威斯纳心慌意乱地回到战略情报局驻德国情报站，向赫尔姆斯倾诉了自己内心的感受。当年年底，他们两人一起飞回华盛顿。在18个小时的航程中，他们促膝相谈，而谈得最多的是，不知道这次回国之后，美国政府是否还会容忍他们的情报组织的存在。
面对来自欧洲的苏联扩张，美国感到了新的威胁。这时，杜鲁门也清醒地认识到情报工作的重要性。1946年1月9日，白宫匆匆召开会议，杜鲁门那位脾气暴躁的军事参谋长、海军上将威廉·莱希对总统直言不讳：“我们的情报处理方式丢人现眼。”
总统杜鲁门也意识到，自己已经造成了混乱，决定拨乱反正，他召来海军情报局副局长西德尼·威廉·索尔斯少将，告诉他准备成立新的情报机构。
1946年1月22日，杜鲁门决定成立一个和平时期的统一情报体系，一个以国务卿、陆军部长、海军部长、总统军事顾问为中心的国家情报委员会，全面负责计划、发展和协调全美国的对外情报活动。
并且，在国家情报委员会之下，设立了一个中央情报组，作为情报行动的执行机构，管理原战略情报局的海外情报活动。
索尔斯少将是密苏里州出身的民主*党**人，靠着人寿保险和美国第一家连锁自助超市“小猪扭扭”发家致富的。
此人虽在海军部长福里斯特尔成立的战后委员会任职，专门研究未来情报走向，但没什么远大目光，一心只想尽快回到圣路易超市去赚钱。
而令索尔斯感到惶恐不安的是，他发觉杜鲁门打算让他当第一任中央情报组的组长。果然，1月23日，索尔斯被任命为中央情报组组长。
威廉·莱希将军在1946年1月24日的公务日志上，记录了授职时的情景：在白宫午餐会上，只有少数参谋人员出席了这次授衔典礼。杜鲁门总统授予索尔斯少将和我黑斗篷、黑帽和木剑。紧接着，总统任命索尔斯为中央情报组组长。
索尔斯得到这个新的任命之后，感到有点惊慌失措。当时的中央情报组大约有2000名情报官及幕僚人员，掌管约40万人的档案与卷宗，有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或者到底应该做些什么。
索尔斯宣誓就职后，有人问他想做什么，他只是苦笑着说：“我想回家。”
索尔斯虽然身负重任，却没有获得对等的授权，白宫没有给他指示，不知道杜鲁门总统想要什么，也许总统自己也不知道，他只是说过，他要每日情报摘要，免得每天早上一起床，就要看2英尺高的一大堆电文。
在中央情报组创始成员看来，他们的工作中，也许只有那些不知所云的“情报摘要”，才是杜鲁门总统看得上眼的东西。
关于中央情报组所肩负的任务，马格鲁德将军认为，白宫已默认中央情报组可以从事秘密活动。
但是，却没有任何一份来自白宫的书面文件，提到这件事，美国政府里面几乎没人承认这个新团体的合法地位。
五角大楼与国务院，更是拒绝跟索尔斯及其手下打交道，但是，索尔斯还是在他很短的任期内留下一份重要的备忘录，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那就是美国情报部门“急需在最短时间内搜集最高质量的苏联情报”。
当时，美国对克里姆林宫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唯一的认识途径就是来自新任驻莫斯科大使、日后出任中情局局长的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将军以及被美国人称为“俄罗斯通”的乔治·凯南。
史密斯出身于印第安纳州，父亲开零售店，他从二等兵升到将军，既没有在西点军校镀金，也没有大学学历。二战期间，他担任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北非和欧洲的每一场战役都凝结着他的心血。
他不苟言笑，事必躬亲，极尽辛苦，堪称是艾森豪威尔手下的一名杀手，战友和同事对他又敬又畏。
有一次，史密斯出席艾森豪威尔与丘吉尔的晚宴，宴会快结束时，因出血性溃疡而昏倒，输过血后，他费尽口舌，让英国医生同意他出院返回指挥官营帐。
二战时，他和苏联军官同甘共苦，也多次在阿尔及尔盟军总部共商对付纳粹的联合作战计划。
在法国雷姆斯山区，那间被当做美军前进总部的破旧红瓦校舍里，他鄙夷地望着德军司令官，接受了纳粹的投降，结束欧战。
1945年5月8日“欧战胜利日”这天，他在雷姆斯山区和艾伦·杜勒斯、赫尔姆斯有过一次短短几分钟的会面。
当时，艾伦·杜勒斯患上风湿病，但还是拄着拐杖赶来见艾森豪威尔，希望能争取他的同意，在柏林设置一个具有无上权力的美国情报中心。
可惜的是，那天早上艾森豪威尔没时间接见杜勒斯，让他失去了一个控制柏林的好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