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教育投资
2018年，我国教育经费总投入为46143亿元，其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为36995.77亿元，占GDP比例为4.11%，这是连续第7年超过4%，却也是7年来占比最低的一年，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4.9%）。中国早在1993年就提出要在2000年实现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4%的目标，但实际到2012年才首次超过4%，比最初计划晚了12年。在2005年，媒体曾报道“中国用世界教育经费的1.5%，教育培养了占世界教育人口22%的学生”，这比“用世界7%的可耕种土地面积养活了22%的世界人口”来得更加壮观。
根据2018年统计各国被世界承认的大学数量排名中，印度第一（4004），美国第二（3281），中国第三（2595），日本第六（985）。中国2600所大学中绝大部分都是大专院校，且与其他国家相比，私立高校发展滞后，最好的民办高校几乎都是中外合资，没有在世界范围形成影响力的民办高校。与国家人口数量匹配来看，中国的大学数量是明显不足的，印度的经济水平远不如中国，人口与中国同一水平（中国13.95亿，印度13.53亿），但政策性教育投资已达到GDP的6%，大学数量世界第一。
除了总体投入偏低，地方投入差异大的问题也比较严重。2017年各地生均经费按照投入强度，可以分为大致5个档位。最高的是北京，也是目前全国唯一一个生均经费超过6万元的省级行政区。第二档就只有30000+了，分别是上海38966，天津34528，*藏西**32086。直辖市上海和天津的投入力度大好理解。*藏西**应该主要是国家补贴高，加之生源少，抬高了平均数值。第三档，是处于20000+水平的江苏、浙江。第四档，10000+段位的省份最多。
除了前三档的6个地区，以及内蒙古、福建、湖北、广东、海南、青海、*疆新**，其余省份都未达到13768.92元的全国平均水平线。也就是说，在统计的31个省级行政区中，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的只有13个，不到总数的一半。最低档的是河南、广西，也是全国唯二的两个生均经费投入至今未上万的省份。全国最低的河南仅有8149元，而最高的北京是其7.5倍。
目前我国地方教育投资主要依赖地方政府，投资多少要看地方财政收入和教育投资配比。也就是说，越是发达地区投资越多，越是落后地区投资越少。教育投资的不平衡造成学校数量和师资力量的集中。更多的优质大学建在发达地区，吸引绝大多数的优质师资和优质学生，而优质的毕业生更愿意留在发达地区发展。结果就是越发达的地区，越吸引和产出优秀人才，发展越占优势，而落后地区则反之，造成了两极分化的马太效应。
二、贫富差距
由于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情况，社会的大部分财富都集中在小部分人手中，且全部位于发达地区。再加上教育投资和政策造成的马太效应，贫富差距成为我国教育公平性的最大阻碍。很多人说中国的高考是世界最公平的，那是因为贫困人群声微力薄，未被主流媒体重视。
2019年9月，惟道风险研究院编制的《蒙格斯社会公平指数——公平与贫富差距问题研究》报告公开发表。该研究发现，贫富差距指数（基尼系数）与经济发展存在三个拐点：差异拐点（0.2）、黄金拐点（0.463）及破坏拐点（1）。当贫富差距指数低于0.2时，绝对平均造成动力不足；指数在0.463左右时，对经济增长的动力效应最高；而指数一旦超过临界值1，就意味着贫穷人口会有日益强烈的被剥削感，抑制经济总量的提升。而在2018年，我国的贫富差距指数已经越过了破坏拐点。
联合国约有 190 多个国家，在有完整的统计数据的 150 个国家中，基尼系数超过 0.49 的不超过 10 个，排名前十的除了中国外，就是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国家。
在2015年，中国最富有的10%的人群占全部财产的比重为67.4% ，最富有的1%的人群占全部财产的比重为29.6%，而底层50%的人群占有的全体财产只有6.4%。这些数字再乘上我国庞大的人口基数是非常可怕的。
根据统计局发布的2015年农民工监测报告，我国2.77亿农民工月平均工作25.2天，平均每天工作8.7小时，合计平均每月工作219.2小时。而我国劳动法规定的每月劳动时间为166.6小时，加班不得超过36小时。可见，我国农民工平均每月超时劳动16.6小时。在富士康等企业，工人们在生产旺季的平均加班时间能达到80小时一个月，有些工人甚至加班160小时，这达到了19世纪欧洲的工时水平。
在相当多的企业，工人们还会被要求“义务”加班而没有加班费，甚至996工作制被美化为一种荣誉。实际上穷人不愿接受却无力抗争，因为这样做之后，你连工作都没了，为了养活自己和家庭，必须服从于这种不平等。
长久以来，我国的教育扶贫倾向于依靠社会力量，让“希望工程”深入人心。建希望小学，捐款、捐物一度盛行，但这种一次性的帮助是不可能解决贫困和教育问题的。以上的数据和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贫困的根源不是落后或懒惰，而是孤立。大量的农民涌入城市正是他们努力摆脱孤立的表现。
以前我们说，“要想富先修路”，路代表着联接，是打破孤立的主要手段。现在，比公路更有效的连接手段是网络，给偏远、贫苦地区拉一根网线，加强无线信号覆盖和终端建设，远比建一所希望小学来的更有意义。2018年底，一篇名为《这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的文章更加验证了这个思路。
对于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来说，孩子如果由父母照顾，则会存在留守儿童问题或者因为父母过来生活而增加生活负担；而如果由夫妻一方照顾，那么势必需要在工作上有所妥协，也会减少收入来源。我国在针对这一人群的异地服务和政策支持上一直有所欠缺，主流媒体没有为他们发声，以至于“某些人”认为中国人应该都做过飞机了。这也是“孤立”的另一个层面。
三、人口问题和社会福利
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很多政策和情况都会随之发生改变。日本是一个深度老龄化的国家，根据日本的经验，随着老年人占比提高，医疗需求会带动行业扩张，而耐用品消费需求下降会导致传统制造业增长缓慢。同时，适龄劳动力（人口红利）的减少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必须从依靠廉价劳动力转型成依靠科技研发，发展高端制造业是未来转型必经之路。因此在将来，教育目标从基础型人才到高端多元人才的思路转变是必须的。
另外，因为人力成本将不再廉价，人力资源国有化的思路转变是必须的，即：国家用基本的生活保障和社会福利“购买”人的劳动力，使个人不因生活压力或抚育压力过大而放弃深度发展甚至放弃生育。近几十年中国飞速发展和劳动力廉价关系很大，加入WTO后更是依此成为世界工厂。但这种情况已经开始发生改变。
- （一）人口问题的分析
2015年，国家为了应对老龄化、生育率下降问题以及促进经济发展，实施了全面两孩政策。2016年，出生人数1786万，较2015年（1655万）上涨明显。2017年没有如预期般多出生343万，反而减少63万，2018年未如预期多生79万，反而继续减少200万，仅高于建国前三年和1960、1961年出生人口。
与出生人口相应的，我国结婚率下降，离婚率上升，单身及丁克数量增多。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1、老龄化日渐严重，赡养负担重。多个兄弟姐妹共同赡养一双父母的时代即将过去，一对夫妻要赡养4个老人，抚养比持续上升加重家庭和政府养老负担，2018年我国已有7个省市养老金当期结余出现负增长。
2、结婚和育儿成本升高。婚房、彩礼、酒席、婚戒、婚纱照、孕前准备、孕期产检护理、生产费用、奶粉、早教、保姆、孕婴用品、幼儿园费用、学区房、培训班等等让人不堪重负，另外，相亲社交、参加家庭活动、家长陪同孩子作业辅导等时间成本也是现代人难以负担的。
3、适龄工作人口比例降低。过去30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得益于人口红利释放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和强劲的消费需求，人口红利减弱意味着经济增速放缓，生活成本增高，工作压力增大。
4、女性劳动参与率较高，意味着女性生育机会成本较大。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数据，2017年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为61.5％，仅次于越南，远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也远高于主要发达国家。因此大部分育龄女性往往都会面临职场上的工作压力，为了自己的职业前途，为了避免新增的育儿负担，为了保证个人的生活质量，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推迟生育甚至错过了最佳生育时间。
以上所有的问题综合起来，其实是一个根本问题，就是人力资源国有化的政策不力。我国的传统观念中，个人的工作生活就是个人的事（个人奋斗），育儿和赡养也是个人的事（传宗接代和尽孝）。所以人力资源很大程度上不是国家的，国家在社会福利方面的投资和分担也就不足。一直以来，我国将育儿和赡养成本的很大比例留给了个人，是现今房价和生活成本提高后，家庭和个人负担过重，结婚率和生育率下降的重要原因。
- （二）以育儿成本为例
我国的50后、60后小时候基本得不到宠爱，几岁就开始干活，打骂是常态，甚至生病了很多不去医院，人们用低成本和多生育换取成活率。随着社会发展，育儿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的育儿成本在准备怀孕时就开始支出了，再加上特有的望子成龙思想，父母总想为孩子最好的，讲究越来越多，花钱从不手软，因此育儿成本直线飙升。
其中，国产奶粉比进口奶粉还贵是大家的普遍认知，甚至同一品牌中国版都比国外贵得多，因此很多人宁愿大老远从国外代购。目前国内已注册的奶粉价格分布在150-500元/罐之间，其中200元/罐以下的奶粉占比不超过10%。一听大品牌婴幼儿奶粉，从国外空运直发国内到手价基本都在130-200元人民币，而在国内平均零售价却高至300元左右。2018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9251元，按一个宝宝每月消费3罐（800克标准）奶粉，按一般价格270元/罐计算，一个婴幼儿每个月的奶粉支出就达到了810元，占城镇家庭可支配收入的24.7%，农村就更不必说。而在欧美地区，这一平均比例只有3%。
2019年中国消费者购买婴幼儿奶粉的价格分布（每罐）
奶粉的检测、渠道、代理是造成国产价格高的一个影响因素。第二个因素是税收和运输成本高，也体现在其他商品上，其实我们平时消费有很大比例都是交税和运输成本。第三是欧美国家将奶粉列入福利产品，政府会对奶粉企业进行补贴，并降低奶粉的增值税。而我国在这方面缺少关注，也使层层代理赚取高额利润有了生存空间。
2013年，一份《中国十大城市生育成本排行榜》曾走红网络。排在第1位的是北京，生育成本是276万元；其次是上海247万元；第3位的是深圳216.1万元。这个数据非官方统计，并不严谨，但保守估计也在50万-100万以上（从一般城市到一线城市）。
美国农业部在2015年发布了“家庭儿童支出”报告，报告指出一个中等收入家庭将一个孩子养育到18岁，平均花费24万美元（167万人民币）。因为美国16岁即可考驾照，其中还包括买车的费用。鉴于玩具和衣服可以重复利用，食物购买越多越实惠。一个孩子的家庭开支平均比双胞胎家庭的支出多27%。对于三个或更多儿童的家庭，每个儿童的费用比两个孩子的家庭平均减少24%。因此美国只有一个孩子的家庭比较少。再考虑到美国人均收入是中国7倍、购买力是中国5倍，中国育儿成本位居世界之最并非只是猜测。
- （三）转变的艰难
一个国家要发展，物质资源固然重要，但人力资源是物质资源转化为生产力的固有重要环节，直接关系着转换成本和转换效率。在老龄化、人力成本升高、生活压力增大的趋势下，国家的社会福利和补贴必须跟进，否则将加重少子化，进而制约经济的发展。
美国的父母退休后几乎不会和孩子一起生活，除了文化差异，还因为政府有完备的养老机制，即使孩子不在身边也能正常生活。美国政府之所以肯为孩子和养老等社会福利投入，因为他们的思路是：如果公民按要求为国家付出劳动，那么退休后国家就应该承担相应的养老责任；孩子是国家的，孩子的父母只是监护人，如果你监护不到位，可以剥夺你的监护权。当然因为文化和体制不同，我们不能照搬国外，但这个转变的趋势是必然的。
2018年，国家卫健委组织专家研究奖励生育的可能性，得出结论：“中国很有可能至少要用GDP的2%到5%来奖励生育，才能够提升生育率到一个相对比较好的水平”。但这个目标很难达到，中国目前的教育投资还不足5%。
因为篇幅过长，“教育制度之外”将分为“政策篇”和“观念篇”，下一篇就是“观念篇”，欢迎到时阅读。